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粗放经营论文,集约经营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粗放型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由来、涵意和发展；论述了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和阐述了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和具体措施。
关键词 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方式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实现“九五”和201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奋斗目标的关键，与经济体制转变一样，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如何理解这个转变，为什么要实行这个转变，怎样实现这个转变，是值得和应该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与集约型的涵义
粗放与集约这两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提出的。18世纪末英国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完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恩格斯指出，这是“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页），“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同上书第296页）英国的产业革命，使大机器在工业上广泛应用，工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在农业上也开始了用机器进行集约化生产和大规模经营。生产进一步社会化，逐渐从粗放式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从而使李嘉图等人研究地租理论时，提出和应用了这两个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级差地租第二种形态时，比较详细地论证了这两种经营方式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经营方式，都是粗放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才逐渐出现集约化经营。马克思指出：“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下，在真正的农业中一般说来必然是这种情形。在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的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几乎都是共同使用土地，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生产资料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为耕者自己所有的旧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一句话，是从农业的手工业经营发展起来的。实际上，生产资料只是由此才逐渐走向集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61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同上书第760页）。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粗放经营就是通过广种薄收扩大耕地面积，提高产品总量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是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资本和劳动，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
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从前苏联传入中国的。前苏联从1929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办法实现经济增长。最初几年经济有一定增长，但是1958年以后增长率开始下降，促使政府和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和探讨。他们把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这样一组因素形成的产出增长叫粗放增长，而把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这样一组因素形成的增长叫集约增长。简要说，他们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方式；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方式。前苏联虽然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就提出了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但直到1991年苏联的解体，也没有实现真正的转变，其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没有转变。
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我认为，它是属于生产力范畴，是生产力水平的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它是指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划分，可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等投入方式；从投入产出结果角度划分，有的是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来增长总产量，有的是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增长总产量，与之相适应，则出现了外延增长方式和内涵增长方式。总之，粗放型与集约型、外延型与内涵型，以及速度型与效益型、数量型与质量型等等，都具有相同涵义。
我国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前苏联提出的转变的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前苏联是在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旧体制下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我国是在决定实行市场经济并正在转轨的条件下提出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转变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两个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第一个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生产关系的转变，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模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生产力的转变，它关系到我国用什么样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实现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能否实现两个转变，是关系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问题，是关系到最终建成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问题。
第二，两个转变是全局性的转变。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的转变，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转变，所以两个转变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教各个方面。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前提。但要发挥其作用实现其转变，必须有待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各级政府既是实现两个转变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又面临自身职能转变的任务。所以两个转变既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转变，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转变，它涉及到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全党全国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和促进这两个转变。
第三，两个转变是关键性的转变。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实现两个转变是实现“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一个充满矛盾和竞争的国际世界，要想在这样一个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环境中，实现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只有实现两个转变。国际间的竞争，最终还是生产力水平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经营方式，已成为实现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阻碍，所以用市场经济的途径和集约经营的手段，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两个转变就成为实现目标的关键。
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要求，是改变我国生产力落后面貌，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综合国力的客观要求。
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经营方式，无论在农业、工业或其他行业中，都处于粗放型经济。应该形成生产能力的没有形成，应该发挥作用的没有发挥，损失浪费很大，从而导致我国生产力落后和综合国力不强。比如，基本建设从1952年至1979年28年中，共投资6500亿元，形成固定资产的仅有4500亿元，而其中只有3000亿元真正发挥投资效益，总计损失浪费3500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4%。1980年至199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倍，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却不到3倍。“八五”时期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总投资近7.3万亿元，而新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约3.7亿元。这种高投入与低产出、产量与效益的不合比例的状况，正是长期粗放经营的结果。
在工业中，我国主要机械产品达到80年代水平的只有1／3，纺织工业不到40%。1992年前工业产品合格率为76%，1995年下降到70%以下，全国每年因产品不合格就损失近4000亿元。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是日本的9倍，法国的8倍。钢材的消耗是法国的7倍，美国的5.8倍。工业物耗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64.9%上升到1989年的71.7%。这种资源消耗与形成能力产出的不对称的根本原因是粗放型经营。
在农业中，全国灌溉用水利用率不到40%，而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化肥利用率不到30%，发达国家则达到60—70%。全国大多数农田作业仍以手工劳动和畜力耕种为主，机耕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55%，机耕面积不到播种面积的1／5，机收面积仅占收获面积的1／10。1992年农用拖拉机的数量，美国481万台，日本200万台，印度114万台，而我国仅有76万台。
可见，无论是从综合国力上看，还是从工业、农业和其他行业的资源利用率和投入产出率来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低下的。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粗放型经营方式。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要求，是改变我国生产力落后貌的必然趋势。
其次，是解决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富裕的需要，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是我国实现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我国人口多，但资源有限，而且损失浪费很大，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效益低。例如从农业来看，全国人均耕地只有1.2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水资源也是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森林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
我国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199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266美元／人，仅是周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2—9%。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1／16、日本的1／17、巴西的1／4。我国每吨标准煤消耗实现的GNP平均为710美元，仅为发达国家的1／3至1／9。
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达国家已达到60—8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5%，而我国只有30%。正因为如此，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值很低，利税率就更低。比如199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原材料消耗占69.5%，折旧占4.3%，工资占8.3%，利税占10.4%。过去创造的旧价值占70%，而增加值仅占30%，其中税收又占7.4%，利润仅占3%。
可见，要解决我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实现人民生活奔小康达到富裕，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效益，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其关键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破除过去多次发生的种种错误的认识和沉痛的实践教训：重速度，轻效益；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重外延，轻内涵；重粗放，轻集约的倾向。
再次，是推动和支撑经济体制转轨，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的必然趋势。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转变之间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前提，前者的转变制约着后者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没有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是一句空话。前苏联30多年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经济体制没有转变。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经济，不讲成本和经济效益，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我国改革开放17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到位，其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体制转变没有到位。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经济体制的转变的物质基础，因为只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变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才能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要求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入的改革和转变。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很大的矛盾。经济增长是指按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测算经济产出总量的扩大，而经济效益是指增大比率的大小，经济增长方式则是指产出总量的扩大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量和产值都有较大的增加，但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社会净产值即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的比率，却呈下降的趋势。1992年比1978年降低11.21%，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由1978年的22.8%下降到1994年的10.7%；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由1980年的25.6元下降为1994年的14.4元。据监督部门抽样调查，产品的综合合格率1991年为80%，1993年为70.4%，1994年为69.8%。其根本原因是粗放经营方式所致。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从根本上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变打下可靠的基础。
最后，是在世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我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格局，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
国际经济实际上是国内经济的外延，我国的工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必然影响出口贸易的创汇能力和国际的竞争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总额虽然有较大的增长，但档次低，附加值低，创汇效益与出口量很不相称，多数产品没有国际竞争能力。例如，纺织品出口量已占世界出口量的1／7，而创汇仅占1／14。我国服装出口每吨换汇13323美元，而法国和意大利竟是我们的4—6倍。日商购买我国丝绸就地加工服装，到巴黎市场上平均每件卖400美元，而成本仅仅是6—8美元。目前，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仅占工业品出口总额的5%左右。这种“一等资源，二等加工，三等产品，四等包装，五等价格”的状况，怎可能有国际竞争能力呢？在国际市场上，商品的技术含量、品种、质量和效益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如果我们还是以粗放型经营为主，怎能参与竞争？怎能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格局呢？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更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了。
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途径和措施
第一，以经济体制转变为前提，加快经济体制的转变，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有利的环境与条件。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经济体制的转变，才能在整体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必须以经济体制转变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动力，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体制的转变，它的转变与否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真正建立的问题。党中央的“九五”计划已经阐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全国18个城市已经确立100家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要求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只有改革原有的旧的经济体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充分发挥追求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集约化水平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也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以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和平衡，适应和促进生产的发展。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组合构成状况、比例关系以及它们在社会生产总体中所占的比重，是国民经济结构的最基本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和优化，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发展的关键和核心问题。战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迅速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60—70%，中等发达国家也占50%左右。我国的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3。因此，我国必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本方向是：高度重视农业，加强第一产业；加快和发展基础工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体现在产值上，应该使第一产业的产值、就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定上升，第三产业比重显著增长。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不仅使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协调平衡发展，它还包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历史使命。亚洲“四小龙”的历程和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它们经历了60年代的以轻纺工业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时代；70年代的以钢铁、造船、汽车为中心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大发展时代；80年代的以电子、通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发展时代。是比较符合生产和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的。我国产业结构必须不断调整和优化，要逐步形成一个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以适应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人们过去一直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价值，而其它非物质生产部门或第三产业是不创造价值的。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误区，解决不了第三产业的服务产品是否有价值问题，而且影响人们对第三产业的认识与发展。马克思曾多次指出，劳务是创造价值的，从而第三产业是创造价值的。“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因此，消费品的总额，任何时候都比没有可消费的服务存在时要大。其次，价值也大了，因为等于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这些服务本身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60—161页）因为店员、医生、教师、演员、司机、话务员等，在给人们服务过程中都付出了劳动，其劳动成果可称为服务产品，它们具有多方面的使用价值，是物质产品所不能代替的，没有它们就得不到各种服务消费。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不是物品而是使用价值，非实物使用价值即各种服务也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所以，社会总产品中，不仅包括实物产品即物质产品，也包括服务产品两大类。
第三，大力开展企业之间、部门之间的竞争，加速规模经济的形成，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规模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和规模经济效益，很难进行技术改造，也很难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求各行各业都必须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中求效益，又用效益促进规模经济的发展，这是一条经济发展规律。
我国无论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在钢铁、机械、石化、汽车和火电等行业都缺少规模经济，也自然没有规模经济效益。比如钢铁，“首钢”和“宝钢”是两个全国最大的产钢大户，1995年各产钢800万吨，但二者加在一起，没有韩国一个钢厂生产的多。汽车行业更是这样，企业规模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规模程度十分低下。1994年我国汽车产量仅为140万辆，汽车制造厂却达130多家，80%的厂家年产不足1000万辆，最大的“一汽”和“二汽”也只有18万辆。日本年产汽车1300万辆，80%由五家大型汽车企业生产的。按照现阶段我国产业政策规定，只有年产12万辆以上的厂家，才算达到我国的规模经营。而按国际标准只有年产100万辆，年销售额100亿美元以上，才能达到规模经营。可见，我国汽车、钢铁等行业，多数厂家没有达到规模经营，自然谈不上规模效益。
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提倡和鼓励打破地区、部门和行业的界限，通过竞争、兼并和联合的方式，加速联合投资、联合生产和生产专业化的进程，加快资产存量优化的重新组合，发展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实现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具有一定规模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以促进其转变和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进一步开展科技革命，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向科技进步要效益，提高科技贡献率，缩短与先进国家的科技差距。
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合称，科学革命是指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重要发现，即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上的质的飞跃。技术革命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手段和方法的重大发明和突破，即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上的质的飞跃。二战后，科技革命在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开发空间技术和海洋工程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我国目前科技状况比较落后，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科技贡献率都比较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达到了35%，而我国只有30%。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5%。世界大多数国家已淘汰了的平炉炼钢工艺，而我国仍有15%钢产量用这种落后方法。我国投入技术改造的比重低，技术改造的力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1947年至1979年，美国固定资产投资用于技术改造的部分占69%，前苏联二战后占70%左右，而我国1994年技术改造的投资仅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31.3%。
因此，我们必须：（1）提高对科技的认识，强化全社会的科技意识，落实“科技兴国”的战略，提高科技贡献率，向科技进步要效益。（2）切实增加科技投入，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全社会的科技投入新机制，大力开展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转化过程，抓好产学研一体化，促进科学成果的转化，使科技成果推广率由现在的15%提高到40—50%。（3）高度重视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提高产业技术结构层次。产业技术结构存在三个层次：依靠体力和经验的手工型的初级技术产业：一般科学技术型的传统技术产业；建立在现代高科技基础上的高科技产业。不仅要大力建立高科技产业，而且要提高高科技在各类产业和部门中的含量，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4）积极培养人才，增加人力资金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切实把教育从升学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特别是劳动者的科技水平。
第五，加强企业管理，向科学管理要效益，提高企业微观管理和国家宏观管理调控的职能。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终要落实到企业，而企业经营的好坏，关键是科学管理。生产力三要素的结合、企业进行科技投入、增添高新技术设备、使用现代化原材料、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等等，都要通过企业的科学管理实现的。
因此，我们必须把企业管理的目标转向提高技术水平、产品质量、规模经营和经济效益上来。从主要依靠经营规模的扩张，转到主要立足现有基础，抓好企业的改造、改组和改制上来；从主要依靠增加资金投入，转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上来；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管理水平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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