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军衔研究
★ 张耀新
摘要： 全国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中出现了军衔，这是自人民军队建军以来的一个新变化。对于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军衔，诸多论述认为是国民政府授予的，笔者认为这一认识有待商榷。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起，到抗战胜利结束，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国民政府未曾给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授予军衔，而八路军、新四军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佩戴国民革命军军衔的情况，其实是由中共内部掌握，同时又便于对外交往开展工作的结果。
关键词： 八路军 新四军 军衔
Study on the Military Rank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全国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中出现了军衔，对此，许多论述认为是国民政府授予的。这种认识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网上还曾盛传一份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各级指挥员授予军衔的名单。近年来经过对史料的不断研判和梳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有待商榷。从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10月改编），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并未给八路军、新四军中的任何指战员授予过军衔，而八路军、新四军这一时期之所以佩戴军衔，其实是由中共内部掌握，同时又便于对外交往开展工作的结果。
一、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部队中出现了军衔
（一）红军改编后，国民政府并没有给八路军、新四军授予军衔。七七事变爆发后，从1937年2月开始的国共两党合作谈判，仍在艰难进行。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军也加紧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准备工作。早在1937年6月上旬，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改编方案。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下令改组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加强军政训练，待命改编，开赴抗日前线。7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了红军改编及改编后的政治工作等问题。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强调红军改编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同时也指出，“必须估计到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会有原则上的改变，如政治委员制度的取消，政治工作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降低，采用官阶制度等”① 刘岩：《中国军衔百年史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此处提到的“官阶制度”即军衔制度。由此说明，中共此时已经考虑到红军改编后部队中的军衔问题，并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建立，集中全国武装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作出很大让步。在保持中国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有绝对领导权的前提下，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按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改编红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11日按照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陕甘宁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随后，经中共中央的努力，10月，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含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5年国民革命军实行的新军衔制，较之前有两大变化，一是军衔等级中将军系列分为五个等级，即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中将、少将。二是军衔的授任分为正式军衔与职务军衔（临时军衔）。正式军衔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根据军官的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综合考虑，由铨叙厅正式叙任，国民革命军所有军官的军衔——从少尉至特级上将，都要由铨叙厅正式叙任，并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该军衔除了褫夺和晋升外，不随职务变动而变动，军衔为终身。任官状由国民政府主席签发，同时在《国民政府公报》公布。军衔表述为陆军中将、海军少将等。职务军衔是一种临时性的军衔，根据军官的任职，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任什么职授什么衔，职务和军衔为一体，并且随职务变更而随时变更，它不是终身的。该军衔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发任职令，在任职的同时授予军衔，《国民政府公报》也不予公布。军衔的表述为上校团长、少将旅长、中将师长等。
从现存材料看，未曾发现国民政府给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铨叙军衔的记载，包括周恩来、叶挺的中将军衔及朱德的上将军衔。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签发给朱德、彭德怀的是委任状，仅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任职，而无军衔。同样，也未曾见到蒋介石签发给叶挺新四军“中将军长”的任职令。另外，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撤销叶挺的军长职务，但却从未说过“褫夺”叶挺及新四军其他将领的军衔，因为从未“授予”，也就不存在“褫夺”。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国民政府没有为此叙任正式军衔，这反映了蒋介石在与中共再次合作中的复杂心态。一方面迫于当时的形势同意与中共合作抗日，力促红军早日改编，赶赴抗日前线；另一方面又时刻不忘消灭中共。在与中共谈判中，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始终坚持“军事必严定限制”的方针，像对付国民党其他派系军队一样，企图用分化、瓦解的手段，达到削弱、控制、直至吞并的目的，所以改编是表象，而收编乃是其真实目的。中国共产党在谈判过程中，面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严加拒绝，据理驳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作必要让步的同时，对改编后的部队，拒绝国民党派遣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进入，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之原则；八路军、新四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但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权。1937年7月28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示：“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文献（2）》，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8月17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代表张冲，明确提出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的原则下受阎百川节制”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军衔问题，看似是一个不大的问题，却反映出了国共合作中的斗争。
（二）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履历及战绩报告中记载的军衔。国民党没有给八路军、新四军授予军衔，但是查阅历史资料，却能看到当时八路军有军衔的记录。目前见到的有：
第一一五师：
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上校，副团长肖远久中校，营长胡炳云少校、周长胜少校、梁兴初少校；
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团长杨勇上校，参谋长彭雄中校，营长张仁初少校、杨尚儒少校、周海滨少校。① 参见李晓波：《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曾有过军衔》，《军史资料》198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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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〇师：
师长贺龙中将，副师长萧克中将，参谋长周士第少将，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上校，司令部一科科长唐键伯中校，二科科长郭辉勉少校，副官处处长杜丙贤中校，副官处处副官刘绍南少校，秘书主任樊哲祥少校。电台队队长尤静轩少校。军法处处长黄新克中校，供给处处长陈希云中校，供给处（副）处长赵镕少校；
通信营营长严里驰中校，警备营营长朱声达中校，骑兵营营长蔡九（久）中校；
随营学校副校长张树芝少校；
“你骂我干啥，是她自己说的，不用我负责任，她说既然她将来总要跟别的什么人结婚，她还是想把初夜给真爱的人。”
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少将，副旅长张宗逊少将，参谋长姚喆上校，司令部一股股长易耀彩中校，旅副官黎化南少校，军医处处长贺彪中校；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上校，副团长黄新廷中校，卫生队队长董家龙少校，军需王玉林少校，第一营营长傅传作少校；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上校，团参谋王绍南少校；
式中:y i，n为样品气中碳数n(6≤n≤16)的i组分摩尔分数，%;y C5为由GB/T 13610-2014测定的样品气中正戊烷的摩尔分数，%;A i，n为样品气中i组分的峰面积，p A·s;A C5为样品气中正戊烷的峰面积，p A·s。
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少将、秘书赵品三上校、参谋张震中校；
警六团团长王兆相上校，副团长孙超群中校，团参谋、军需王山海少校，卫生队长张金少校，第一营营长贺立爱少校，第二营营长贾兰枝少校，第三营营长吴子明少校；
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上校，支队参谋、军需朱由芹少校，卫生队长吴树松少校，第一营营长唐家礼少校，第二营营长陈仿仁少校，第三营营长魏绣初少校；
游击支队支队长顿新银（顿星云）上校，参谋长张新华中校。② 参见刘岩：《中国军衔百年史略》，第125～126页。
他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却是白了不少，每条皱纹里都写着生活的艰辛。家里有个病号，又欠下那么多外债，这些年一定没少吃苦头。
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少将，副旅长王维舟少将，参谋长耿飚上校，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上校，参谋程占彪中校，军需喻杰中校，教育科长张振球少校；
第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上校，政治委员肖元礼中校，参谋长袁渊中校，主任余非中校，参谋周绪七少校，营长卜万科少校、张学文少校、张德发少校。
其中，r代表记录，Boost(r)表示记录的权值；G(r)表示录入者身份，有首席专家、普通专家、一般录入者等，其取值在0～1之间；a表示记录加权因子，取值由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决定，默认值为100；C(r)表示点击数；D(r)表示评论数。
警七团团长尹国赤上校，政治委员周芝光（周志刚）中校，参谋长孙文彩少校，营长李日亮少校、汪祖米（汪祖美）少校、任昌辉少校。③ 参见《我旅及警七团营以上干部简（略）历》（1938年×月13日），雷兴伟主编：《三八五旅在庆阳》（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89～90页。
以上是1938年春和12月间八路军各部向总部上报的营以上干部履历及干部战绩报告中记载的军衔。八路军、新四军作为国家的正式武装力量、国民革命军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理应给予叙任军衔，但国民政府没有这样做。于是，中共只能根据部队整编后的情况，依据传统的对应关系来进行，即：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上尉连长、副营长，少校营长，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军长，上将总司令等。新四军组建后，与八路军一样，也是依据各级干部职务确定了相应的军衔。之后，八路军总部在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上报的营以上干部履历中，均标明每人的军衔。而在以后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报告八路军战绩的报告中也相继列出八路军将士的军衔。
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的军衔并不是仅见于上述提到的履历表、报告中，当时部队的干部，大都知道自己的军衔。这从许多老同志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如，廖汉生将军回忆说：“我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副团长，上校军衔”① 廖汉生：《“将军系”授衔往事》，郑鲁南主编：《授衔故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页。 ；王直将军在新四军成立之初任新四军第2支队第3团第4连指导员，回忆说：“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② 王直：《我的“四次授衔”经历》，郑鲁南主编：《授衔故事》，第86页。 ；此外袁任远、袁福生、叶超等老同志在回忆中都提到了改编后军衔的情况。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到：“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③ 爱泼斯坦：《人民之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50～263页。徐平：《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纪实》，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年，第7页。
还有一个例子：1938年1月，活动在晋西南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新2营奉师部命令，去山西省永和县为中央机关运送一部挖煤机。当部队进至兑九峪北40里处时，与国民党军卫立煌所部相遇。营长周长胜见到卫立煌后，向其报告职务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二营少校营长”④ 周长胜：《黄河边上》，《戎马生涯——革命斗争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0页。 。周所报的军衔与上面历史文献的记载一致，这说明当时在前线的八路军指挥员是知道自己的军衔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不知道的，如王兆相将军说不知道自己曾被授予过上校团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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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确定军衔，既有对国民党的回击，也有现实的需要。首先，表明八路军、新四军的合法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到了国民革命军序列，是国民革命军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的合法武装力量。既然如此，在军制上就应与全国的军队一致，也要有军衔。其次，表明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性。一是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是国家的正规武装力量。正规化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军衔，因此八路军、新四军要有军衔；二是通过正规化的表现，回击过去国民党对红军的诬蔑、丑化。过去国民党把红军诬蔑为“匪”等等，现在八路军、新四军着装统一，有军衔、臂章，军容整齐，精神焕发，就是对国民党过去的诬蔑的有力回击，同时也让在我军开进的敌后地区、从未接触过我军的人民群众，对此有一个全新认识。其三，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国共合作实现，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日前线后，必将与国民党军有频繁的接触与交往，必然发生各种联系，如果没有军衔，必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建军之初，红军除个别部队在短时间内出现过军衔外，整个十年奋战期间，是没有军衔的。对于军衔，广大指战员对待它其实和改编中对待换军帽一样，怀有复杂的心情。广大指战员从感情上是难以接受、认可的，认为它是国民党的东西，有的同志甚至很讨厌这些东西。正如袁任远回忆所说：佩戴国民革命军的军衔后，“干部和战士之间等级森严，大家对这些都很反感。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不能不戴，但一开到前方大家就把帽徽、领章、胸章都摘掉了”⑤ 袁任远：《征途纪实》，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袁福生将军也回忆说：“红军改名，按国民革命军编制，都有军衔。旅长是少将，团长是上校，营长是少校，以下是尉官。我们虽然第一次有了军衔，但是，许多同志不肯佩戴，更不愿意戴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帽徽，一见到就非常反感。”⑥ 《我是一个兵——袁福生将军回忆文集》，长沙：华声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当时不仅战士不佩戴军衔，干部也同样不佩戴。1937年12月6日，毛泽东曾致电朱德等强调：“八路军应佩带符号，重新规定证章。”⑦ 田玄：《红军陕甘改编抗日若干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 这反映出当时各个部队不愿佩戴国民党军衔的情况。出现佩戴军衔的情况，往往是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接触、交往时才有；再一种情况就是设在国民党军队区域内八路军、新四军的兵站、医院等单位的指战员，主要是表明身份，便于交往、联系。如刘正明回忆：1937年冬他到山西临汾的刘村组织兵站医院，并任医院政治委员，负责把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员转送到陕北，当时他就佩戴了军衔。⑧ 参见刘正明口述、梅德生整理：《“蛮牯佬”从军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6页。
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军衔，实际只起到了一个标明身份的作用，军衔并没有和人民军队的其他制度相联系，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的津贴也和军衔无关，八路军的津贴为六等制，新四军的津贴为五等制，均是按职务划分津贴等级。
2．频繁的战斗环境的影响。1940年是八路军大发展的一年，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战斗不断。1940年8月开始，华北八路军进行了“百团大战”。从1940年底开始敌后抗战形势逐渐恶化，八路军不仅同日、伪作战，同时还要反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在频繁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的艰苦战斗之中。据统计，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间八路军主要作战6936次，1940年6月至1941年5月间主要作战6152次，1941年6月至1942年5月间主要作战12221次。② 参见张少鲲、郝雪廷：《八路军序列沿革研究》，第733页。 在频繁的作战中，各战略区的部队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部队时聚时散，飘忽机动。同时，为了有利作战，撤编、重组时有发生。从客观上来说，部队长期缺乏一个相对的稳定的环境及不时的变动，这也是影响评衔进展的一个原因。
1．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的人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先后为中共长江局、南方局），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驻国民党中央政权所在地，保持与国民党当局的联系及两党之间的高层沟通。同时，与各党派爱国人士、外国使节和国际友人进行广泛交往，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中共中央代表团驻八路军办事处办公，并承担领导南中国地区（包括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
从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周恩来、叶剑英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就是他们在国统区工作期间的工作照。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于1938年2月底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分管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工作。这个任职，按照职务级别应该是“中将副部长”，于是佩戴中将军衔标志，但此军衔并非国民政府授予。类似情况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佩戴的中将军衔。目前所见材料，未发现蒋介石签发给周恩来中将副部长、叶挺中将军长的任职令等。当时在国民党中有对委任职务时没有指明相应官阶（军衔）的，一般也默认他们按传统的对应关系自行佩戴阶级章（军衔标志）的做法。他们二人的职务是中将级别，因而也就佩戴了相应的军衔。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和八路军代表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因为他是八路军参谋长，所以佩戴了中将军衔；叶剑英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参谋处的张爱萍、聂鹤亭、李涛、边章五、张经武等高级参谋也都曾佩戴过上校、少将等不同等级的军衔。
此外，宣侠夫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罗炳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在武汉协助叶剑英等开展工作时，也都佩戴少将军衔。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衡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派人教授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带领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溪如、李崇等去任教官，他们都佩戴了不同等级的军衔。还有许多曾在国统区从事统战、联络、采买等工作的我党、我军人员，也佩戴过军衔，如八路军少将叶季壮、八路军上校联络官王耀南、八路军上尉顾玉良、新四军军部上校秘书林植夫、新四军司令部中校参谋谢忠良等。
2．在国统区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派出机构的人员。八路军、新四军组建后，先后在国统区许多地方设立了办事处、通讯处。其工作主要是向国民政府领取和转输军饷、军械、被服等；接待我党、我军过往人员；收转国际友好人士、爱国华侨捐献给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款项、物资；接待来访的各界友好人士、进步青年和爱国华侨，并帮助进步知识青年去延安学习和工作等。此外，各办事处还协助、配合中共各地方党组织开展相应的工作。这些活动都要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为工作方便，便于接洽、联系，办事处和通讯处的干部、战士佩戴了相应的军衔。如：
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少将，副旅长王震少将，参谋长郭鹏上校，司令部股长左齐少校，军需处处长何维忠中校；七一七团团长刘转连上校，七一七团营长苏鳌少校；七一八团副团长徐国贤中校；
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少将、南京办事处机要科科长童小鹏少校；
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少将、副官龙飞虎少校；
人才培养的改革是区分本、专科护理学的基本措施，深化细分教学体系及临床技能能力的培养，合理利用教学资源进行人才培养。积极探索适应社会需求和发展的高等护理人才培养，走“中西医护理结合”之路是我校特色护理专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2]。学校和学院应当在充分比较中西护理各自教学模式的特点和优劣的基础上，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努力寻求和探索出中西护理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契合点，从而达到创新中西护理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的，着力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娴熟的护理操作技能、灵活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全面的综合素质的高层次护理人才。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伍修权上校；
八路军总部参议、驻湘代表徐特立少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上校；
“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据此，诸多论述把停止评衔的原因归结为这一时期的艰苦环境使我军不具备实行军衔制度的物质基础。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一时期的物质基础，不单单是针对实施军衔制度的问题，还意味着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能否巩固、发展，中国的抗战能否坚持下去的问题。诚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从微观上看，具体到实行军衔制度上则仍有探讨的必要。八路军总部的《训令》中讲的很清楚，“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没有薪饷悬殊的现象”。而事实上，从我军开始出现军衔到准备实施军衔制度，都与经济没有联系。所以，单纯以我军不具备实行军衔制度的物质基础来说明有些过于简单化。评衔进程历时三年未果，究其原因主要是：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少将、胡金魁上校（第二任）；
留守兵团：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范式人上校；
新四军崇安留守处主任曾镜冰上校，副主任汪林兴少校；
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主任王涛中校；
新四军七里坪留守处立煌兵站站长郑维孝中校；
新四军贵溪办事处秘书谭启龙少校；
新四军参议、平江留守处主任涂正坤上校、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八路军少尉
军需吴贺泉、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等。① 见各回忆文章及《李克农、郭潜关于平江惨案经过和处置意见致中共中央并叶挺、周恩来等电》（1939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290页。 上述所列仅是所见的部分人员，而实际上更多。
二、1939年至1942年间八路军、新四军酝酿实行军衔制度
（一）八路军总部决定进行评衔。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三个师的主力又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平原和山东地区，会同当地抗日武装，打击日伪，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广大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纷纷参军参战，八路军各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兵力增加到16万人。② 参见张少鲲、郝雪廷：《八路军序列沿革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1938年6月，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4页。 的要求。为了巩固八路军大发展的成果，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2月发出整军训令，开始了八路军第一期整军。
整军开始后，部队的正规化建设问题也提了出来。一是部队的迅速发展和扩大，部队中新成分（以青壮农民为主）大量增加，新干部大量提拔，他们要尽快完成各自角色的转换。二是作战对象发生变化，面对军事装备现代化、训练有素的日本侵略军，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作战水平亟待提高。三是改编为八路军后确定的军衔，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基本上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基于一年多来与日寇作战的实践，在整军中进行政治建设、军事训练的同时，八路军总部还着手进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整顿部队组织编制等正规化建设工作，并提出实行军衔制度。
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并中央书记处，请示“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因“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建立。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致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是否可行，请即电复。”4月8日，毛泽东、王稼祥复电：“同意规定我部队中干部等级，后方已设委员会研究此问题，惟规定每个干部之等级必须慎重估计其斗争历史及职务，否则会引起不满与纠纷。”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73页。 5月30日，由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傅钟署名，发布《八路军总司令部关于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8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第115师陈光、罗荣桓，第129师刘伯承、蔡树藩，第120师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舒同，发出《重新规定部队等级制度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对评定军衔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作出指示，并对八路军总部《训令》中规定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修正。以上几个文件（电），成为八路军、新四军拟评定军衔的规定性文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实施军衔制度的目的：“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这些要求“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2．我军军衔制度的特点：（1）“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2）“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没有薪饷悬殊的现象”；（3）“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只能升至准尉为止的弊病”；（4）“不拘于一般军队的成规，不迁就国民党的制度，按照我军之特殊性质，以便于确立指挥关系和工作关系及增进团结为原则”；（5）“军政干部的关系”，“按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例的规定”，“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等级一致”。
3．军衔的评定办法：“建立等级制度时，党的保证最为重要。”“由师、旅、团及其他相等军政机关，组织委员会慎重评定，并经上级机关批准”。
从步兵，到枢密副使，十五年，秀容月明只回家三次。三瘸子的媳妇说：“秀容月明的官越做越大，他媳妇的肚子却不见大。”
1.2.2.3外阴护理外阴表明有血迹附着会导致感染,在进行外阴护理的时候要定期擦拭血迹,动作轻柔,使用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治疗[1]。
4．军衔的评定标准：（1）“历史长而且革命意识坚强”；（2）“能力强，工作热情高”；（3）“现任职务，历史久而能力弱职务低的，可予以比编制表上较高的等级”，“历史短而能力强职务高的，可予以比编制表上较低的等级”，但“在实际规定每个干部之官阶时，须注意其工作历史、能力及其政治发展程度，使官阶与资格相称”。
5．军衔的批准权限：“将由总部首长批准”，“校由师级首长批准”，“尉由旅级首长批准”，“军士连营首长呈报，由团级首长批准”，“兵由连级首长批准（支部委员会提出意见）”，“但兵团首长、上校一级，亦须经总部批准”。
6．军衔等级的设置：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战斗员中不宜分等级”。
7．奖惩办法：“三小过为一大过，三次大过按情节轻重降级或革职；有功者升级或抵消其过失。”① 朱德、彭德怀致毛泽东、王稼祥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关于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1939年5月30日）；中央军委《重新规定部队等级制度的指示》（1939年8月20日），见刘岩：《中国军衔百年史略》，第128～131页。
上述原则和规定，比较完备地构成了当时我军的军衔体系，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制度和管理体系。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评定军衔，在我军正规化建设上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二）各战略区布置评衔及评衔活动。八路军总部《训令》和中央军委《指示》发布后，八路军总部机关和各战略区对评衔工作先后进行了布置和实施。
1．第120师的布置：1939年10月30日，第120师发出《关于执行编制和建立等级制度的决定》，提出五条具体措施，并根据部队驻地远近，要求每个人的《评定等级表》，分别于1939年12月，1940年1月、2月底前报送师部。1942年2月2日，晋绥军区在《精兵简政及等级制度的布置》中再次重申评定军衔问题，要求各部队继续完成。② 参见刘岩：《中国军衔百年史略》，第131页。
2．第129师的授衔：1940年4月，第129师在山西黎城召开高干会议，提出建政、建军、建党三大任务。会后，在继续进行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的同时，5月至6月间，全师进行大整编，除原有的第385、第386旅外，另外新编6个旅。整编的同时也进行了评衔。8月1日，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给指挥员签发了委任令。委任令上军衔和职务同时任命，由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签署并加两人印鉴，还加盖“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关防”印。其中，第386旅旅长陈赓，因资格老被授予了中将③ 参见徐平：《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纪实》，2010年，第7页。 ；第385旅旅长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旅长赵辉楼被授予少将，参谋长曾绍山、政治部主任卢仁灿、政治部副主任赵月舫被授予上校④ 参见卢仁灿：《永久的定位》，郑鲁南主编：《授衔故事》，第64页。 ；新编第4旅旅长徐深吉、新编第8旅政治委员肖永智被授予少将军衔⑤ 参见徐卫河、徐漳河、徐小溪：《徐深吉画传》，北京：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出版，2010年，第47页。 等。
3．第115师的授衔：1940年11月，第115师进行第四期整军，部队整编为6个教导旅及4个军区。评定军衔工作亦同时进行，师部第五科专设队列股，负责承办授衔工作。由于当时部队分散，师部就近直接领导了教导第2旅和鲁南军区的评衔，其他各旅和军区分别独自进行。各单位军衔评定后，上报师部第五科队列股汇集，再由师政治部组织部统一研究平衡后报师首长批准，由队列股填发委任状。委任状是将军衔和职务一同任命，盖有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签字章和司令部印。① 参见周之同：《我经历过的我军四次实行军衔制》，郑鲁南主编：《授衔故事》，第154～155页。 如教导第3旅旅长杨勇被授予少将、教导第2旅第4团团长蔡正国被授予上校、师司令部第5科队列股股长周之同被授予少校。
日本曾将核电视为能源政策的基石，在积极推动国内核电发展的同时，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并在美国、印度、英国和越南等国取得显著成绩。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使日本核电工业遭受重大打击，迄今仍未走出阴影，国内和国外发展前景堪忧。
4．军委、八路军总部机关的评衔：1941年中央军委在延安总部成立高参室，当时，委任周思诚为高参室中将参议，委任萧泽苍、白天、赵唯刚、李荫南、童陆生、王子玉等为高参室少将参议。② 参见童陆生：《延安总部高参室实录》，任文主编：《窑洞轶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39页。 汉斯·米勒，德国人，1939年9月，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到延安，并参加了八路军，在八路军卫生部所属的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内科医生，被授予少校医官。③ 参见《北京晚报》2014年7月7日，第5版。
5．晋察冀军区的评衔：按照八路军总部的要求，晋察冀军区也布置了评衔活动。1942年2月2日，晋察冀军区颁布编字第一号令，发布晋察冀军区实行等级制度；2月5日，颁布编字第二号令，发布晋察冀军区所实行等级制度的具体内容。④ 参见晋察冀军区：《取消等级制度的命令》（1942年5月30日），刘岩：《中国军衔百年史略》，第135页。
金门岩体侵入泥盆系东岗岭组(D2d)中，由于缺乏精确地年代学数据，在1∶20万等以往的填图工作中一直被认为是燕山晚期的产物。本文利用SHRIMP锆石U-Pb定年方法，获得金门岩体花岗闪长岩成岩年龄为156Ma±2Ma(N=8，95%置信度，MSWD=1.08)，表明金门花岗闪长岩的侵位时代为燕山早期。钦杭成矿带及其旁侧的岩浆活动在160Ma左右现了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大量的中酸性岩体及与之相关的矿床(表2)，金门花岗闪长岩成岩年龄与这一高峰期时间基本一致。
6．新四军重建后授予的军衔：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国共产党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固派，重建新四军军部，部队扩编为7个师。各师组建完成后，领导人通电就职。当时对外宣布领导人都有军衔。如新四军第5师师长李先念被授予中将，参谋长刘少卿被授予少将。⑤ 参见双石：《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三）八路军、新四军停止评衔。1941—1943年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渡过困难，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各战略区缩编机关、整编部队、减少指挥层次、加强地方武装、主力部队地方化等，以达到“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⑥ 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1942年4月22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 。依据形势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评衔，不再实行军衔制度。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给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山东纵队，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各战略区接到电报后，纷纷表示同意。
5月3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军队目前不划分等级》；5月6日，第120师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关于军衔等级问题的报告》，同意军委意见；5月9日，第129师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同意部队不分等级》；5月11日，八路军总部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各兵团《同意暂不分官衔等级》；5月30日，晋察冀军区发布《取消等级制度的命令》。
至此，八路军、新四军拟评定军衔的工作停止。为此，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以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同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⑦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1942年4月24日），刘岩：《中国军衔百年史略》，第132～133页。 第120师回电中则提出：“我军现实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扩大，有时缩小，部队的流动性和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猛烈扩大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通讯员马上升为连长、营长，至缩编（缩小）时，剩下红边黄边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军衔。升官易降级甚难，现时不定等级，干部对等级问题没有什么争执，如定了等级则会争执。故现时不定等级，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级弊多利少。”⑧ 第120师：《关于军衔等级问题的报告》，刘岩：《中国军衔百年史略》，第134页。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中校；
1．八路军“猛烈发展”与扩大抗日根据地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11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面对国共关系发生的急剧变化，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西北、华北、华中“猛烈发展”的重要指示。这一指示的基本精神及其部署，是将军事发展放在了决定性的位置上，并且具体规划了“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①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第126～130页。 的大发展目标及其实际步骤。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战略区迅速投入到“猛烈发展”之中，在这种形势下，评定军衔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为主要工作让路。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少将；
（三）在国统区佩戴军衔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抗日战争时期，佩戴军衔的人员主要是在国统区以八路军、新四军身份公开活动的人员。主要分为两部分：
3．各级指战员对军衔的认识。从提出评定军衔后，对是否实行军衔制度，就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建军以来因客观条件限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一直没有军衔。十年的艰苦奋斗，让我军习惯了没有军衔等级的军事民主生活，官兵在待遇方面都是平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让广大指战员把军衔视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国民党的东西，是压迫官兵的东西。实行军衔制度，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要分出严格的等次，这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广大指战员有些无法接受。这一认识直接影响着军衔评定工作的进展，出现了各战略区之间、同一战略区内在落实评衔上不一致的问题。这也是导致评衔工作进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727页。
假设一：即经过质量调整后的分销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例较小，做出这一假设是由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水平普遍不高(在1左右)且差别不大。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酝酿评定军衔，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内，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尝试与探索。其目的是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军衔制度，理顺自八路军、新四军组建后所出现的军衔，通过制度形成一个有效的实施、管理体系，真正体现军衔的意义。在抗战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它只是一个政党的行为。从国家层面上，国民政府始终没有给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授予军衔。
三、停止评衔后，仍存在和出现的军衔
截止到1942年5月30日晋察冀军区发布《取消等级制度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的评定军衔工作全面停止。从理论上说，此后八路军、新四军中就不再有军衔。但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复杂的环境下，八路军、新四军要想彻底不佩戴军衔标志，实际上即不现实、也做不到。因工作的关系，在国统区以八路军名义公开活动的人员，依然佩戴着军衔。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个别人员在与国民党军队及美国盟军接触时，因工作的原因，也会佩戴一下军衔。另外，在有的战略区此后还出现过追晋军衔、授予军衔的情况。
（一）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的追晋军衔。韩增丰，河北省平山县观音堂乡湾子村人，是一位传奇式的抗战英雄，被日军称为“活张飞”。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组织成立抗日游击队，任冀西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后任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第8区队区队长。1943年8月，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地区展开了秋季大“扫荡”。10月，在行唐县宋营村为掩护地方干部突围，战斗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表彰他的功绩，战后晋察冀军区追赠他战斗英雄称号，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一说为晋察冀军区）追晋他为上校军衔。① 参见韩增胜：《战斗英雄韩增丰》，石家庄市、县（市）、区政协联合征编：《石家庄抗战纪实》，石家庄：1995年，第16页。
（二）山东军区胶东军区给海军支队的授衔。1944年11月5日，驻守在胶东半岛刘公岛的600余汪伪海军官兵及家属在练兵营卫兵队长郑道济等人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途经胶东抗日根据地时，经八路军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做工作，起义官兵参加八路军。11月10日，驻守在刘公岛附近龙须岛的汪伪海军67人，在当地党组织的策反下，由队长丛树生领导也举行起义，在八路军地方武装接应下，开进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11月22日胶东军区发布命令，将刘公岛、龙须岛起义部队合编，下辖4个中队，授予“陆军第十八集团军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番号，任命了支队及中队领导人。并同时授予他们军衔：
支队长郑道济授予上校军衔；第一中队中队长连城授予上尉军衔、副中队长崔大伟授予中尉军衔；第二中队中队长毕昆山授予上尉军衔、副中队长王心甫授予中尉军衔；第三中队中队长李仁德授予上尉军衔、副中队长刘国璋授予中尉军衔；第四中队中队长丛树森授予上尉军衔、副中队长李兰村授予中尉军衔。② 参见《陆军第十八集团军山东胶东军区命令》（1944年11月22日），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5页。
12月初，为了加强海军支队的建设，胶东军区选派了一批干部和100名老战士，及150名青年学生到部队。同时，从军区特务团抽调一个建制连编入海军支队，改为警卫中队。被派到海军支队的干部也授予了军衔，他们是：
副支队长王子衡授予中校军衔；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伟授予中校军衔；支队特派员冯飞授予少校军衔；支队后勤处处长李象观授予少校军衔；支队俱乐部主任徐诚之授予少校军衔；支队作战参谋陈利锋授予上尉军衔；支队组织干事宿灿授予上尉军衔；支队卫生队队长杨少白授予上尉军衔；第一中队政委罗江授予上尉军衔；第二中队政委刘金凯授予上尉军衔；第三中队政委王日轩授予上尉军衔；第四中队政委曲波授予上尉军衔；警卫中队中队长王升三授予上尉军衔；警卫中队政委王茂才授予上尉军衔；警卫中队副中队长温金玉授予中尉军衔。③ 参见方军：《战争最后的证言者》，济南：山东画报社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胶东军区的授衔，对起义官兵来说，一方面他们之前都有军衔，参加八路军后也应当授予他们军衔；另一方面授予他们比之前高的军衔，则是对他们此次抗日爱国之举的嘉奖。而对派入的干部来说，授衔则是为了方便工作。从目前接触到的材料看，胶东军区给海军支队干部的授衔，应该是抗日战争后期我军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授衔。
（三）中共西北局任命孙润华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上校参谋。1943年3月，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爆发反抗国民党压迫的“伊盟事变”，起义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领导乌审旗起义的奇金山（时任乌审旗保安队第1大队大队长）率领余部撤往乌审旗西部地区，以陕甘宁边区为依托，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后奇金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所属部队改编为乌审旗骑兵团（亦称西乌保安团），奇金山任团长。1945年2月，奇金山被国民党收买的坏分子杀害。事件发生后，为了稳定奇金山部的军心，加强党对乌审旗地区的领导，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派孙润华前去工作。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孙润华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名义到西乌地区，任中共乌审旗工委书记兼保安团政治委员。孙到达西乌后，很快整顿了部队，使军心稳定下来，随之稳定了形势。① 参见《高岗致伊盟赵通儒电》（1945年4月11日），薛俊富、安明文编：《高岗同志·书信电文选集》，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第60页。 以上仅是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可能还有许多我们没有了解到的。
四、对八路军、新四军军衔的认识
纵观八路军、新四军军衔的情况，它始终是以一种“既有又无”的特殊形态存在的。只是作为标明军人身份等级的标志，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按需”存在。红军改编后，因形势、工作等的需要，军衔开始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出现，但作为军队的一项军事制度——军衔制度，则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并且到1942年最终明确了不进行军衔评定工作。中共依据形势的变化，曾酝酿评定军衔，因主客观原因的限止，最终未能成行。归纳起来，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衔具有以下特征：
（一）军衔存在于我军，主要是体现它的外在功能——标明军人（区别于非军人）的身份等级，与我军的其他制度没有联系。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军衔开始出现，但是它始终没有与我军的其他制度联系在一起，如待遇、津贴等。八路军、新四军的待遇、津贴是按职务等级确定，不按军衔等级确定。由于我军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军衔制度，所以也没有正常的军衔评定、晋升制度，这样军衔的荣誉感、激励作用等应具备的功能自然无法体现（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的晋衔、胶东军区的授衔，属于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军衔仅仅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时，起到一个表明身份等级的作用。这也是很多人、包括亲历者将其称之为“挂军衔”的原因所在。
（二）军衔存在于我军，它最大的功效主要体现在它的使用性，即标识作用，并在使用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方面，在国统区以我党、我军公开身份活动的人员身上表现尤其突出，它也成为我党同国民党进行统战和斗争的工具。
1．根据工作需要，在不同场合佩戴不同的军衔。在国统区以我党、我军公开身份活动的人员，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军衔的佩戴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变化。张爱萍回忆说：中共中央代表团参谋处人员“因主要同国民党军队中上层军官接触，所以参谋的军衔是不固定的，因接触的对象而异，如参加蒋介石主持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国民党军官一般是少将以上，我们派去的代表就佩戴少将军衔，挂名的高级参谋”② 王务新、程鹏：《张爱萍谈他在抗战初期的活动情况》，《军史资料》1988年第6期。 。
2．工作需要佩戴军衔时，佩戴的军衔等级并非完全按照实际职务来确定，而是以工作内容需要来确定。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全国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总部派出8人参加此次会议。参加参谋长会议的为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代表八路军总部）、周昆（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边章五（代表八路军第120师）、张经武（代表八路军第129师）4人，佩戴少将军衔。参加政治部主任会议的为罗瑞卿（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名义）、张爱萍（以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欧阳毅（以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谭政（以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4人，佩戴上校军衔。① 参见王务新、程鹏：《张爱萍谈他在抗战初期的活动情况》，《军史资料》1988年第6期。 在国民革命军中军事人员的军衔相对来说比政工人员的军衔高，所以参加参谋长会议的4人均佩戴少将军衔，而参加政治部主任会议的4人，则都佩戴上校军衔。而8人中除彭雪枫、周昆是按职务对应关系佩戴军衔，其余6人则是根据参会需要而佩戴的相应军衔。
工作需要佩戴军衔时，可灵活发挥军衔的等级作用。抗战前期，我党向敌后派赴的干部人数较多、较为集中，往往以八路军、新四军人员的身份前往，所有人员均佩戴军衔，并利用佩戴的高等级军衔，顺利通过国民党控制区。1939年李先念佩戴上校军衔、刘少卿佩戴少校军衔分别带领一部分干部赴中原敌后，徐海东佩戴少将军衔陪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佩戴上校军衔）前往苏北根据地，李先念、徐海东利用佩戴的上校和少将军衔，阻止了沿途多地国民党军所设关卡的检查、刁难，顺利抵达目的地。② 参见周志坚：《随李先念向敌后挺进》，《中原烽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1页；徐平：《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纪实》，第7页。
3．不是军人，工作需要也可以授予军衔或者佩戴军衔，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国统区公开身份活动的我党人员或民主人士，工作中需要军衔时，可随时授予军衔。被称为“第一位获得我军军衔的外国女性”的王安娜女士即是如此。王安娜，德国人，她和一个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婚，后随丈夫回到中国，参加抗战。1939年5月，时任“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代表的王安娜，受周恩来之托，到贵阳接收国际红十字会给八路军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周恩来亲自任命王安娜女士为八路军少校，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给她办理了八路军少校军官的证件。凭着八路军少校的身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③ 参见[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李良健、李希贤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303页。
（三）军衔在部队中运用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规范性。基本是按所任职务确定军衔，职务提升军衔也相应地适应职务。如前文提到的周长胜、杨勇的军衔。周长胜在1937年8月红军改编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第2营副营长，按照对应关系，军衔应该是上尉；平型关战斗后，第685团第2营奉命留在晋察冀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为保持老部队建制，巩固壮大战斗力，遂以第685团抽调一批干部及战斗骨干，补入部分新兵组成了第685团新的第2营，由周长胜任营长。1938年1月时，周长胜向卫立煌报告自己为“少校营长”，说明此时他的军衔已经和所任职务一致。1938年12月，杨勇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668团长，上校军衔。1939年春，他率部挺进山东，奉命率一部留在运河以西开辟根据地。1939年7月，该部发展扩大为第115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此时军衔为少将。④ 参见[日]水野靖夫：《反战士兵手记》，巩长金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由此可反映出当时在主力部队中，军衔还是有一定规范性，按照职务与之相匹配，任什么职，配什么衔。
（四）存在于我军中的等级制度与近代中国军队中的等级制度不是同一个概念。建军后，长期存在于我军中的等级制度，是行政等级不是军衔制度。行政等级是按照部队组成之自然阶级形成的等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在我军中各种待遇、津贴等均是以此为准。近代中国军队中的等级制度一般指军衔制度，亦称阶级制度、军阶制度、三等九级等多种表述称呼。我军正式建立军衔制前的等级制度，与其是不一样的，二者不可混同。
中图分类号： E29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3-0046-12
[作者简介] 张耀新，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第一中学特级教师。
[责任编辑：闫茁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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