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供求机制与中国城市化的转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机制论文,模式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在时空压缩的城市化环境下(张京祥、陈浩，2010)，中国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历史中规模与速度的双重奇迹。1978～2009年的30余年时间里，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7.92％增长至46.59％，年均净增长0.9个百分点以上，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增速的3倍。中国城镇人口总规模从1.7亿增加至6.2亿，净增长了4.5亿，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3.3倍，美国总人口的1.4倍，英、法、德、意、韩5国总人口的1.3倍以上①。而在上一个30年，中国城市化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1949～1977年的近3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提升了7个百分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50～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从29.1％提升至39.1％，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提升了16个百分点，达到了68.8％的水平，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也提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33.6％的水平②。
以上事实说明，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明显的分野(粗略地看至少存在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分异阶段)，这一判断已在学术界取得了共识，大量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往往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全面、深入、与时俱进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新发展。对于改革前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总体上集中于现象与机制的经验描述(侯丽，2010)，研究结论不外乎“动荡的城市化”、“反城市化现象”、“滞后型城市化”、“政府包办的城市化”等等。在看似断层的城市化演变形态之下，学术研究也呈现出断层发展的局面(这里说的断层不仅包括研究对象时段的断层，也包括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的断层)，缺乏基于统一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去理解中国城市化的连续性或非连续性发展的研究。这种现实造成的困境是，我们很难孤立地理解或解决历史上以及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系列非常独特与复杂的问题。针对这一困境，笔者试图提供一种理解城市化长期发展与演变的制度经济学框架，并以此框架来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跌宕历程。
2 中国城市化历次转轨的基本事实化、外生型城市化等。本文研究城市化转轨从城市化外在形态入手，以城市化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指标。
转轨与转型的内涵基本一致，是指事物发展轨迹或形式的转变，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基础和作用机制发生质变的过程（张京祥等，2008）。城市化转轨的内涵是指城市化发展轨迹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①城市化的外在形态产生明显区分，如城市化速度的变化，有低速城市化、快速城市化、稳态城市化甚至负城市化等形态。有城市化阶段的变化，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过程往往要经历发育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等价段。②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发生变迁，如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市场推动型城市化、内生型城市化、外生型城市化等。本文研究城市化转轨从城市化外在形态入手，以城市化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指标。
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本文在开篇大致地得出了中国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发生转轨的判断。如果将数据进一步细化，这一判断是否仍然成立?60余年的中国城市化历程究竟经历了几次转轨?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以城市化速度(％)为衡量指标，通过模拟世界城市化一般速度水平作为参照，研究中国城市化的转轨与发展阶段的分异。
2.1 1950～2005年世界城市化增速的经验函数
图1 1970年、2000年171个样本城市化增速的分布形态及速度中值
笔者选择227个国家和地区1950～2005年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以某年份为中值前后各5年城市化平均速度，如1970年城市化速度值取1965～1975年平均速度值)两项数据进行回归曲线估计。具体分析过程包括：①剔除升序排列前四分位的小国，筛选171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样本；②以171个样本各时段的城市化速度作频数分布图，样本的城市化速度总体服从较好的正态分布形式，但其均值(mean-期望值)有差异，1965～1970年的速度均值最大(mean=0.63)，而1995～2000年和2000～2005年的速度均值最小(为mean=0.31)。表明在1950～2005年中，世界城市化的均速在1965～1970年间达最高值，在1995～2005年间减缓至最低值。因此，本文选择1970年、2000年两个年份的数据进行城市化水平—城市化速度关系的回归分析，将1970年回归的经验函数作为高速城市化状态下世界城市化的一般增速模型，将2000年回归经验函数作为低速城市化状态下世界城市化的一般增速模型。
为便于计量分析，对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数化处理并设为Lnx，设城市化增速为Y，对1970年、2000年的样本数据对(Lnx，Y)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在多种回归模型中，二次函数的拟合度最佳，1970年、2000年回归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1、0.021(＜0.05)，求得世界高速城市化和低速城市化状态下城市化增速—城市化水平的经验函数如表1。在此基础上，分别对1970年、2000年二次函数式求导dy/dx，当dy/dx=0时函数分别取得最大值，1970年经验函数中城市化达到极速时的城市化水平是40.5％，2000年经验模型中城市化速度达到极速值的城市化水平是30.7％，两个模型求导得到的极速值分别为0.687％、0.394％。世界城市化水平—城市化速度拟合曲线为二次抛物线，在城市化水平达到30％～40％，城市化增速达到最大值，约0.4～0.7个百分点(表2)，该结论与陈彦光、罗静(2006)运用美国城市化长期数据研究的结论高度接近。
世界城市化增速的经验函数研究表明，城市化增速演变的基本特征是达到极速城市化水平前，城市化呈不断加速的状态，达到极速城市化水平后，城市化增速逐渐趋缓。
2.2 中国城市化进程转轨的拐点与阶段划分
将1949年以来中国主要年份的城市化水平作为分析数据，分别代入世界高速和低速城市化阶段增速经验函数，求得符合世界经验的城市化增速曲线，将其与中国各个年份城市化实际增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化增速在3个时段明显大幅地偏离“估计值”，从而形成两大城市化拐点以及3个城市化发展阶段，分别为：①在1960～197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增速明显地低于同城市化水平下世界城市化的经验增速，在1960年代甚至出现了反常的负城市化；②1978～198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增速呈现较大的波动，但总体上突破了原来长期低于世界城市化经验增速的低谷状态，10年的城市化增速均高于世界低速城市化阶段的经验增速，在若干高增长年份还大大高于世界高速城市化阶段的经验增速，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波快速城市化；③经历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短暂低谷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市化进入了长达近20年的快速增长时期。为了避免统计口径变化可能带来的超高速增长假象(Zhou and Ma，2003)，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周一星先生研究团队修正的两套数据分别比较(图3)，发现无论运用哪一套数据，19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城市化增速均远远地超过世界高速城市化阶段的经验增速，这一阶段无疑是中国的第二波快速城市化。基于以上3个城市化阶段的划分，文章下面的内容将从发展模式、城市化供求机制演变的角度，对以上两次转轨与3个城市化阶段进行总体解释。
图2 1970年、2000年171个样本城市化水平—城市化速度散点分布与函数拟合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7 Revision),New York,2008。
3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理论模型：供求机制、发展模式与城市化
3.1 城市化的供求均衡理论模型
基于人口迁移理论中经典的推拉力模型(Bogue，1959)，笔者结合经济学中供求理论模型，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实现良性健康的城市化过程，需要具备3个条件：①扩大城市化的供给；②科学、分步骤地释放城市化的需求；③保障城市化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均衡关系。
图3 中国城市化与世界城市化经验增速比较
3.1.1 城市化的供给与城市化的需求
城市化的供给(supply of urbanization，记作“S”)是指城市在保持持续增进的经济、社会和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所能供给的享受正常城市经济福利、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人口数量。城市化供给的扩张取决于：①城市经济与就业规模的扩张；②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③城市住房供给能力的扩张；④城市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供给能力的扩张等。城市化供给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呈正相关，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正。
城市化的需求(demand of urbanization，记作“D”)是指非城市居民在城市化收益与成本共同构筑的预算环境下，以其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准不下降为条件，能完成职业和居住地转变的人口数量。在我国目前的制度和经济环境中，城市化地区与非城市化地区、高等级城市地区与低等级城镇地区存在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级差，因此城市化的需求包括农村居民向各级城镇迁移的需求以及城镇居民在各级城市间的迁移需求两种形式。但并非所有的城市化需求都能转化为城市化的有效需求(sufficient demand of urbanization，记作“D'”)，由于当前中国城乡间存在着以户籍为基础的二元制度，只有同时克服经济成本和制度成本的需求才是城市化的有效需求。城市化有效需求的影响因素包括：①移民在城市的经济收入相对于城市化成本的增长速度；②一定时期政府调控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制度因素；③农村或城镇居民迁移意愿也是城市化有效需求的影响因素。
3.1.2 城市化格局：低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与健康城市化
城市化供给与需求的不同组合至少可以产生3种不同的城市化格局：①供给大于需求的城市化是低度的城市化，S＞D；②需求大于供给的城市化则是过度的城市化，S＜D；③只有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才是适度城市化或健康城市化，S=D。在中国城乡二元规制环境下，还存在着严格控制有效需求(D')，城市化供给大于有效需求而小于城市化实际需求(D)的特殊“半城市化”现象，即D'＜ S＜D。
低度城市化一般只有在集权体制下经由制度的严格管制才能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和前苏联都存在着这一现象。随着市场化转轨与制度管制的松绑，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基本相适应(周一星，2006)。过度城市化几乎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常态(包括韩国这类新兴经济体也不例外)(帕蒂森著，郭爱军、王怡志等译，2009)，它们面临的困境是：城市化需求巨大，而城市的供给能力有限，实际供给能力的增长远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在自由市场制度环境下，城乡与地区间巨大的差距易引发全面的城市化需求(D)，从而造成实际需求远大于供给水平：
在拉美、东南亚、南亚等自由市场制度下，超额需求没法排除，导致过度城市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健康城市化，面临着既要创造城市化所需的资源，也要防止大量农村人口浪潮般地涌入仅能提供有限岗位的城市的双重压力(夏小林、王小鲁，2000)。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具有过度城市化的内在倾向，抑制过度城市化、实现健康城市化的关键途径在于：扩大供给水平、保持有效的城市化需求调控制度体系。
3.1.3 半城市化现象、制度盈余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复杂的供求关系塑造了特殊的半城市化现象，半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劳动力实现了职业和空间转换，但没法实现制度身份的转变。城市只把他们当作经济活动者，而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市民身份的主体，从体制上没有赋予其他基本的权益，也就无法同等地享受城市提供的多种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处在“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2006；白南生、李靖，2008)。半城市化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化现象，是中国特定时期城市化供给与需求调控制度的产物。以属地化、城乡二元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供求调控制度，一方面调控了城市化需求的释放进程，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手段对城市化供给的扩张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补偿，本文将这种特殊的补偿机制称作中国城市化的制度盈余。所谓制度盈余，是指城市因为户籍制度及与之匹配的社会产品供给(包括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制度存在，而节省的公共支出额度，从而转化为城市净积累的一种“盈余”现象。制度盈余的存在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中的两大短板：①城市化供给增长的动力不足；②城市化需求释放无法调控的双重困境，从而保证了城市化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快速协调上升。
制度盈余规模计量的经济学模型是：
假设1：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劳动者不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差异，即农民工与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城市市民劳动生产率水平大体一致，也不考虑劳动报酬的扭曲，即不考虑由于制度身份差异导致两种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假设2：农民工城市化的成本(缴纳的税金、费用和生活成本，主要指住房、交通、医疗、教育成本等)与城市公共产品投资的偿还能力呈正相关，即农民工的城市化成本越高，城市公共产品投资的偿还能力越强。
假设3：农民在城市化成本约束下做移民决策，城市在公共产品的偿还能力激励下做出将移民进行“市民化”的决策。
根据供求曲线(图4)，在城市化成本与公共产品投资收益均衡点P=s处，城市化的实际需求 D=g(x)，城市化供给S=f(x)，而城市政府按照户籍控制的城市化有效需求规模为D'=S=f(x)，并按此有效需求规模供给公共产品，直至t点城市化供求关系发生转变，那么整个城市化历程中制度盈余总规模为：
3.2 发展模式与城市化供求关系的演变
前文提供了城市化供求关系与城市化格局对应的静态解释框架，但在低度城市化、健康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等多种格局之间并未搭建起演变联通的桥梁。事实上在一国城市化由初期走向成熟的整个历程中，可能不止形成一种城市化供求关系，也可能不止由一种城市化格局主导，城市化供求关系与城市化格局转轨的现象时常发生。如何解释城市化转轨的现象?上文构建的城市化供求机制模型并未提供动态的解释，即城市化供求关系自身并无演变的动力，它不是外生而是内生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刘传江，2002)。基于这一判断，下文试图引入另一个因子——发展模式，构建起发展模式、供求机制与城市化发展的总体框架，从而来解释中国城市化各个阶段的静态特征与动态演变过程。
即使在某种连贯的制度下，一国或地区的发展方式、发展理念和制度调控体系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定时期的一系列发展特征、体制特征等共同组成该制度下特定的发展模式。按照法国调节学派(the Parisian school)发展的规制理论(regulation theory)理解，发展模式(调节学派称积累体制， regime of accumulation)应由两个部分所组成：一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与结构(即积累系统， the accumulation system)，包括经济结构(主导产业构成，产业发展的要求)、积累方式(生产、消费的关系)等；另一部分是国家或地区针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形势与目标，由一系列制度所界定的发展战略、经济社会体制与发展政策等要素组成的调控体系(即社会调节方式，mode of social regulation)，包括发展环境、发展目标、经济社会体制、制度和政策等。城市化的供求关系是特定发展模式在城市化领域的体现，不同的发展模式对应着不同的城市化供求关系，因此发展模式的变迁是城市化转轨的原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共经历了3次发展模式转型(Tickell and Peck，1992)(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否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尚未可知)，中国自1949年以来也经历了两次发展模式的转型：①计划体制向双轨体制的转型；②双轨体制向成熟市场体制、封闭经济向全球化经济的转型(胡鞍钢，2005)，以及两次体制转型过程中所伴生的发展方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以上几种发展模式主导的阶段正对应本文划分的城市化阶段。
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转轨透视：基于发展模式、供求机制的理论框架
4.1 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城市化供求关系与城市化特征
4.1.1 国家主导型重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自近代以来长期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激发了新中国领导集体强国的梦想，在战后冷战加剧、中苏交恶的环境下，这一渴望变得更为迫切。强国(赶超型发展)、备战、安全的多维目标最终支撑新中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重工业化发展模式(表3)。但是在一个历经长期战乱、长久积贫的农业国基础上走赶超型重工业化发展道路，面临着诸多结构性的约束：①传统薄弱的农业基础，不足以带动产业升级和满足赶超型发展对结构水平的要求；②轻工业和基础性重工业基础薄弱，不具备带动产业体系向重工业化自然演进的条件与可能。中国的重工业化发展模式恰是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使得以重工业为先导，再造社会需求和投资体系，从根本上克服薄弱发展基础对赶超型发展的强硬约束，历史地成为中国当时的选择(石磊，1994)。
4.1.2 压缩和严格控制的城市化供给与需求
沿着以重工业为先导、再造社会需求和投资体系的发展逻辑，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一整套影响或决定城市化供求机制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在重工业化发展模式下，城市化被当作单纯的消费领域来对待，城市化供给的扩张受到了多重的制约(表4)：①依靠“剪刀差”积累建立起来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部门，对非农就业岗位的供给本来十分有限；②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为保障生产性积累而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投资(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住房)，城镇基本建设投资严重滞后，城市化供给能力扩张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③农业扩张和内部结构分化的迟缓(石磊，1994)，制约了城市化供给能力的扩张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这一制约十分明显地体现在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国家对城市人口猛烈压缩的事件当中。在城市化需求释放层面，为适应城市化供给能力的增长，降低城市基本建设的压力，从而维持高强度的工业化积累，中央政府在1950年代末就建立了与赶超型重工业化发展模式相匹配的城市化需求调控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乡城人口流动控制制度以及就业、福利(如住房、口粮)等制度安排。当时城市化需求调控核心思路是：严格限制无福利、低福利向有福利、高福利人口的自由转换，从而将享受城市化利益的人口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辜胜阻、李正友，1998；Chan，2010)。通过这些调控制度的运行，城市化的需求被控制在低于实际供给能力的范围内，从而维持城市福利在低水平基础上略有提升，形成了所谓“无城市化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out urbanization)或“低度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现象。
4.1.3 城市化增长空间主要集中于重点城市和中西部工业城市
这一时期城市化是政府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运用计划手段发展若干城市并安排落实城市建设投资的一种政府包办型城市化模式(辜胜阻、李正友，1998)，因此，城市化增长空间也十分明显地受到了国家工业项目布局的牵引。在国家工业投资项目分布较为集中的重点城市与中西部工业城市获得了国家工业项目布局、基建投资指标与非农人口配给(商品粮配给)指标的倾斜，其城市化供给能力和需求扩张的幅度均大于其他一般性城镇地区。因而这些城市和地区成为了这一时期城市化的主要增长空间，如北京、太原、西安、兰州、郑州、包头、武汉、成都、鞍山、齐齐哈尔等重点工业城市(曹洪涛，1990)。作为平衡布局战略的体现，中国中西部省市政府机关驻地和一些大型工矿企业所在地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大多数项目布局(王凯，2006)，其城市化发展速度总体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表4)。
4.2 双轨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城市化供求关系与城市化特征
4.2.1 国家—地方二元工业化双轨并行的发展模式
国家主导型重工业化发展模式内生的结构扭曲、激励不足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国民经济的绩效，生活消费领域长期被压抑，生活必需品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从而产生了政府承诺与实绩之间巨大的反差。在日益加剧的结构危机背景下，国家在1978年启动了改革进程，改革的最初动机是针对计划体制下长期形成的结构扭曲和管理体制缺乏效率等问题，搞活体制、释放活力成为了改革最初的目标。在此实用主义目标下，这一阶段中国沿着增量改革的路径，即在暂不根本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先在体制外发展起新的机制或新的经济成分(如市场定价机制、各种非国有经济等)(樊纲，1994)，调整和优化国民经济的绩效。增量改革的特征决定我国在这一时期存在着两种并行的经济机制，一方面是计划体制的延续，在发展战略尚未根本转轨的情况下，国家主导型的重工业化发展模式在计划轨内持续；另一方面通过激励制度、分权改革以及价格改革，在计划轨外发展起一个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手段的非国有经济领域。区别于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主要发展短缺的轻工业，既呼应了重工业化发展模式下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需求，也符合中国当时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因此，1980年代见证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异军突起。随着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断扩大以及改革的深入，国家计划控制范围缩小，而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则不断扩展(表3)。
4.2.2 制度松绑与边缘性扩张：城市化供需总水平的恢复性增长
通过调整国有企业激励机制，计划体制内的重工业企业也焕发了一定的活力，但是背离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企业仍然缺乏自生能力(林毅夫等，1999)，仍需通过计划手段抑制消费、扩大积累以保障资金的持续追加，所以其生产的扩张并未带来城市化供求结构的根本改变。对城市化供求关系产生根本冲击的是非国有经济扩张，也被形象地称为“边缘性扩张”，其最初动力来源于农业与农村剩余的增加。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生活资料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反过来也进一步刺激了非国有经济的扩张，从而形成了与重工业化完全相异的积累方式——基本消费驱动型的积累，生产和消费之间由过去此消彼长转变为良性互动的关系。如果说资金短缺条件下重工业发展将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人为割裂；那么，边缘性扩张则重新恢复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应有关系，城市化供求结构在这一阶段发生明显的改变。
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扩张对城市化供给能力的提升起到了3方面的作用：①为地方政府扩大城市化供给提供了主要的财税来源，为基层政府组织自下而上城市化提供了财力基础；②绝大部分非国有经济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其快速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绝大部分就业岗位；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基础得到加强，一方面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势能，另一方面对城市化供给扩张起到了基础保障作用。在城市化需求释放维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化需求调控制度体系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1984年户籍制度首次出现松动，规定进入集镇、满足一定条件的农民可以办理“自理口粮非农户口”。在发达地区，有大量农民转向更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中一部分实现了制度身份的转变，而大部分农民尽管发生了就业转换却无法实现制度身份的转变，仍然被排斥在城镇社会福利之外，从而形成了早期的“半城市化现象”。城市化需求调控制度的松绑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不仅没有损害生产的效率，反而产生了“制度盈余”，对城市化供给扩张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补偿。双轨工业化发展模式下，农业剩余的增加、非国有经济的扩张，以及城市化需求调控制度的松绑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城市化供求总水平的快速提升，成为了改革后第一波快速城市化产生的源泉(表4)。
4.2.3 城市化增长空间主要集中于边缘性小城镇与轻工业城市
在城市化供给不足而需求巨大的阶段，城市化供给的扩张对于城市化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近10年的快速城市化主要增长空间明显地受到“边缘性扩张”的牵引。“边缘性”在当时背景下具有多重含义，既指相对于国有经济的非国有经济领域，又指国家计划外的市场领域，还具有空间意义：指相对于国家领域外的地方领域以及国家计划控制的重点空间以外的其他空间领域。边缘性扩张当时主要发生于一系列轻工业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地区，这一时期城市化的主要增长空间已由国家计划重点投资的重点城市与中西部工业城市，转向了计划投资边缘的中小型轻工业城市和小城镇(表4)。例如当时涌现出一批以江苏常州、福建晋江、湖北沙市、广东顺德等为代表的轻工业明星城市以及一大批以浙江龙港镇等为代表的明星小城镇(陈锋，2009)。
4.3 市场经济构建时期的发展模式、城市化供求关系与城市化特征
4.3.1 以外向型工业化为主的发展模式
从1992年起，中国进入直接改革计划体制的结构性改革阶段，该阶段进行的改革包括价格双轨制的并轨、企业所有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多项传统公共领域的市场化(如住房商品化改革、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运营的市场化等)以及一系列配套性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政企分开、政府“简政”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总体而言，通过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中国实现了经济绩效、结构与发展方式的一系列转变：
①1993～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4％，超过了1978～1991年平均9％的增速(不变价)；②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不断上升(杨汝岱等，2010)，外商投资工业比重从不到8％提高到约占1/3的份额；③形成高投资率、高出口率和低居民最终消费率“两高一低”的发展方式(图5)；④经济治理方式转型，中央财政收支异位值负向演变，而地方财政收支异位值持续正向增长(图6)，表明地方政府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一系列变化造成了一种混合和复杂的发展模式，难以简单地用某种“标准”模式来概括。鉴于生产组织方式、产业结构的核心特征，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相似的福特制工业化发展模式。西方标准的福特主义工业化模式是以标准化大批量工业生产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长期均衡的一种发展模式，其特征包括高投资、制造业为主导、规模和集聚经济、大众消费、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政策、强化的国家集中治理等(哈维著，阎嘉译，2003)。与此不同，中国的外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建立在低级的国内消费基础上，高度依赖于政府、市场和FDI投资以及外部市场，生产扩张的主要目的不是简单地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是更多地占有国际市场份额。这一过程通过复杂的治理方式进行调节，政府更趋向于执行增长型而非福利型公共政策，并经历了从多个公共领域退出的市场化过程，处于治理重心的地方政府主要扮演着一种经纪人而非典型的公共和社会政策供给者角色。因此，中国的外向型工业化是一种以大批量、标准化工业生产方式为主要特征，以主要满足外需为主要导向，由增长主义而非福利主义政府推动的工业化模式(表3)。
图5 投资、出口与居民消费率演变
4.3.2 快速的半城市化：外向型工业化模式下城市化供求的外延型扩张
福特主义工业化时期的欧美国家经历了最为迅猛的城市化过程，在1950～1980年福特主义模式主导的30年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6个百分点，达到了世界城市化最高经验增速水平。这一阶段西方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主要得益于规模经济、资本积累与经济的扩张(集聚带来报酬递增，纵向一体化的福特制工业对就业、城市投资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以及福利政府在促进城市化需求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如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项目以及郊区住房项目的补贴)。
1990年代以来，中外制度模式的趋同、全球化的深入影响，使得中国城市化越来越趋向于与国际经验的并轨。在外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下，中国同样经历着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扩张，不过该阶段中国城市化供求的扩张机制与西方“标准”福特制模式下的城市化相比具有一系列独特性：①出于外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逐步取消了限制乡城人口流动的显性城市化需求调控制度，代之以隐性的落户政策进行调节(正规就业、私有住房等)，乡城人口流动限制的取消是保障福特制工业化所需大规模劳动力的必要手段，隐性城市化管制政策的延续则成为城市政府规避巨额社会支出责任的有效手段，从而将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成本控制在较低范围内，保持了对外资的持续吸引力和中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②由此看来，半城市化是中国外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运行的基本命脉所在，尽管中国城市同样充斥着来自于乡村的移民，但本质上不同于拉美的过度城市化，这些移民是城市积累的主要贡献者而不是城市福利的瓜分者。关于中国“半城市化”人口的规模，据2010年六普公报显示，全国常住地与户籍地不在同一个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约2.2亿，比2000年净增长约1.2亿，其对象从“离土不离乡”的本土务工人员扩展至背井离乡、跨地区从事非农工作的流动人口。③半城市化人口的剧增也使得“制度盈余”大规模地扩张，对迁入地的城市化供给能力扩张产生了一个可观的补偿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倾向，保障了高水平的城市积累。④分权体制下，热衷于GDP的增长型地方政府在吸引投资、扩大城市土地和设施供给所做的努力，同样是第二波快速城市化形成的制度成因(表4)。
图6 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异位值演变
注：异位值=财政支出比重/财政收入比重。
4.3.3 城市化主要增长空间集中于沿海城镇密集地区和内地大城市地区
在福特主义工业化阶段，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表现出集聚与分散城市化的统一。在城市尺度上，汽车消费、住房需求的增长启动了迅猛的郊区化进程，城市经济社会要素从传统城区向广域都市区扩展；在区域尺度上，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组织形式以及产业发展对规模和集聚经济的要求，引发了区域尺度上城市化空间的集中趋势，巨型城市区域、巨大城市带正是西方福特制工业化时期典型的城市化空间形态。
随着双轨工业化模式向外向型工业化模式的转变，在新型的城市化供求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城市化供给扩张的主要动力已由体制外的边缘性增长转变为开放前缘的外向型增长所取代。因此，该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增长空间也由边缘性的小城镇、轻工业城市，转移至外向型经济发达、集聚与规模经济突出的沿海城镇密集地区和内地大城市地区。总而言之，中国城市化正在经历与西方福特主义工业化阶段类似的集聚与分散有机统一的城市化过程。大量学者研究证实，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郊区化已经成为我国大城市地区城市化的主要过程。在区域尺度上，城镇密集地区、城市群、巨型城市区域也正在成为中国主要的城市化空间组织形式(表4)。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实现良性健康的城市化，需要具备3个条件：①扩大城市化的供给；②科学、分步骤地释放城市化的需求；③保障城市化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均衡关系。城市化供求均衡理论框架构成了我们透视不同时期城市化特征的重要视角，城市化的演进实质上是城市化供求机制的演变，而其演变的动力则内生于一国或地区发展模式的变迁。在此解释框架内，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转轨的机制在于两次发展模式转型形成了3种城市化供求关系格局：①1960～1970年代末，在国家主导型重工业化发展模式下，城市化被当作单纯的消费领域来对待，其供给扩张和需求释放均受到多重的制约，形成低度城市化；②1980年代初开始的增量改革重建了一种双轨工业化发展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边缘性增长、城市化需求调控制度的松绑恢复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良性关系，重塑了城市化供求关系，开启了改革后中国第一波快速城市化进程；③19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从双轨工业化模式向外向型工业化模式转变，外向型工业化对廉价劳动力的巨额需求、对城市化供给扩张的显著推动力，使得中国城市化的供给能力空前提升。与此同时，取消了显性城市化需求调控体系而代之建立起隐性调控为主的体系，城市化需求得到了超前释放，形成了第二波持久的快速城市化，大规模半城市化人口出现成为了这个阶段中国城市化的显著特征。
经过60余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提升至2010年的49.68％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成绩斐然。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城市化数量的构成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半城市化人口贡献的④，城市化实际水平要低于这一数值，未来中国城市化面临着多重压力：①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化增速尽管仍高于世界城市化经验增速，但相比于1990～2000年代初期已逐步放缓，表明中国城市化供求关系的拐点已悄然来临，预示城市化格局将面临重大的调整，中国城市化将步入动力后劲乏力的阶段，尤其是城市化需求扩张的动力将逐渐减弱，当前以刺激城市化需求，而严格调控城市化有效需求与压缩城市化供给的政策体系面临重构压力；②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积累的半城市化问题尚需较长时期才能逐步化解，化解半城市化问题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深化同步。面对以上尖锐矛盾，我们需要思考应该构建怎样的发展模式，如果继续延续当前外向型工业化模式，不仅无法真正解决半城市化问题、提高城市化质量，而且将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危机。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寻求构建一种更具自生能力、更全面的发展模式，强调政府在扩大内需和社会福利供给中更加积极和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还要逐步适应城市化供求格局的变化，以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为抓手，因循从中小城市逐步扩展至大城市的路径，积极调整城市化供求调控政策体系，从以城市化数量为重心的政策取向转向以化解半城市化为重心的政策取向。
致谢：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极富启发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
②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7 Revision),New York.2008.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1年4月28日发布。
④目前城镇化率“成色”还不是很足：其中既包括了约1.45亿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公共福利和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户籍人口(蔡继明，人民日报，201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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