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再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沟桥论文,真相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1)03-0107-06
自卢沟桥事件起（“卢沟桥事变”之初，被称为“卢沟桥事件”。为说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真相，本文将“卢沟桥事变”仍称作“卢沟桥事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那么，卢沟桥事件，是日本政府为发动这场全面侵华战争直接“计划”的呢，还是“偶然”发生的呢？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史学界争论了几十年，至今仍未统一定论。在这两种观点互相碰撞，似乎很难理清的情况下，又出现另一种说法：卢沟桥事件是“计划”的，还是“偶然”的，争论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日本决心发动侵华战争，不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必在其他什么地方滋事。我认为，就卢沟桥事件的性质和背景而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事实在历史上永远也抹不掉。但是，作为这么一场规模巨大的侵略战争的导火索，是“计划”的，还是“偶然”的，应该搞清楚。这不但有利于对历史、对人类作出准确交待，更利于深入地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下面提出我的看法，与史学界同仁商榷。
一、卢沟桥事件并非日本政府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接策划的
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几乎都认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政府直接策划的。本人认为该问题并非如此，理由如下。
（一）卢沟桥事件前日本对华持“缓和”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预谋侵略中国由来已久，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后，欲再霸占内蒙，分割华北。由于遭到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和国际势力的干涉，加上日本为了对付它所谓的苏联的战争威胁，暂时收敛武力侵华的步伐，改用以经济侵略为主的方式侵占华北，以建立应付国际大战的军事资源供应基地。
为此目的，日本政府企图“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37年，日本政府在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中提出：“在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时，应考虑该政权的面子；同时强调要特别致力于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以中国民众为对象，在实际上体现共存共荣，以利于日华两国邦交调整。”[1](P9)
日本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在华北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准备作出“让步”。1937年3月，日本政府派出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到中国，商讨两国邦交调整和经济提携问题。此时，日本政府考虑到与中国“改善”关系，达到“日华合作”的目的，认为一定要作出“让步”，在华“无论如何要撤消冀东政府，使华北明朗化，没有这一点，日华融洽是不可能的。”[1](P13)5月，日本陆军派出军务科长柴山大佐，参谋本部派出第七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带着撤消冀东政府的腹稿（案），一同到中国调查。6月9日，柴山和永津佐在归国后的报告中写到：根据日华关系的情况，与在华大部分高级军官的意见，提出“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排除关东军的反对，断然予以撤消”冀东政府。[1](P13)
冀东伪政府是日本政府在华北扶植起来的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傀儡政权。应该说，蒋介石政府并不希望它存在。而日本政府视冀东伪政府为搞华北自治的成功之作，对日本侵华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为“改善”日华关系才准备作出一个“让步。”后来因局势的发展——卢沟桥事件，此计划未能实施，日华关系也随即进一步恶化。
（二）卢沟桥事件前，日本军部对华北地区也持所谓缓和政策
1936年，日本政府增兵华北。后来日军在华北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和不断地侵占中国军队的驻地，使华北形势紧张起来。1937年5月至6月间形势恶化，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P14)，在日本传说“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1](P14)。对此，当时作为日本军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颇为忧虑”，提出对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必须留意。陆军部经研究派军事高级科员冈本清中佐到中国军队驻地进行联络。6月18日，陆军部决定其任务是：“（一）再次传达中央的既定方针，并严厉指示不许搞谋略行动；（二）对于经常因步哨发生的纠纷要合理解决；（三）谋求和中国驻屯军沟通意志的同时，适当地配备参谋人员，发生纠纷便于调解。”[1](P15)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对华北尤其是卢沟桥一带的军事行动是慎重的，并没有在此地制造事件、挑起一场大战的迹象。
（三）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内部的活动
1.卢沟桥事件发生时，日本政府在是否借此机会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问题上，思想认识并未统一。
日本政府虽然在1936年和1937年两度制定了对华用兵计划，但没有制定时间表。除1936年底，根据对苏、对华用兵计划，参谋本部中将西尾寿造次长率领十几位将官在京都、名古屋地区进行一次图上军事演习之外，此后日本当局并未专门召开会议，具体商讨对华战争问题。卢沟桥事件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一片混乱，日本法西斯内部在对华战争问题上，产生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2](249)。
1937年，日本派往中国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上海等地，尚未达到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实力和条件。日本政府讨论如何处理卢沟桥事件时，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认为：如果使用武力即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仅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而且还将会使我国向无边无际的原野作无限的进军。以我国现有的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的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因此，“此时宜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2](P250)。“万一形势发展到需要武力解决纠纷时，必须：（一）同时动员十五个师团；（二）同时动用军需动员准备力量的一半（向世界发动战争力量的二分之一）；（三）作战地域为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四）作战时间约为半年，战争费为五十五亿（日元）”，并强调不具备以上条件，出兵就会对日本不利。而且，石原莞尔等人四处游说：“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今日的中国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一旦与中国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争，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必须避免战争。”[2](252)石原莞尔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他并不是不想对中国发动战争，而是他认为当时的日本军事实力尚不能打一场对华的全面战争。
但是，以日本陆军大巨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认为：如果一次派出大量部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2](252)；“不扩大派”的说法是多虑的，这是“千载一遇的良机”，“事已至此，决心干罢！应当制定攻打南京的计划。”[2](P252)
卢沟桥事件于7月7日11点40分左右发生，7月8日传到日本国内。日本内阁经过4天反复讨论，决定向中国派兵，后经天皇正式批准，7月11日18时24分，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2.卢沟桥事件时，日本军部未做好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
日本军部1936年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军事计划，1937年加以修订，并没有落实具体向中国发动战争的时间和军事部署，所以当年按着正常的军事调整安排活动。如指令7月10日京都以西各师步兵联队二年兵4万人复员；海军第三舰队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也未接到日本军部任何的指示。只是在7月8日清晨，才知道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当时，关东军司令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2](P252)会议决定，一部分关东军作好立即出动的准备，随时听令开赴华北作战。
驻朝鲜的日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获悉卢沟桥事件后，立即向参谋本部请令并表示“已以第二十师团的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同时强调应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宏图”[2](P253)。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7月8日晚间18时42分，日本参谋部下达临命400号指示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要求“为了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1](P22)夜间，陆相发布军事命令，停止军事复员，第三舰队返回原驻地待命，“以备对华紧急出兵”[1](P22)。7月11日14时，日本五相在首相官邸开会，对派兵问题进行讨论，一致“同意向中国派兵”[1](P22)。接着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基本同意五相的意见，并将卢沟桥事件改称为“事变”。会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它的公布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晚间，18时35分，经日本天皇批准，参谋总长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临命第56号命令；21时40分，以《应第一号》给第二十师团下达紧急动员令；紧接着对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入华作战指示。7月12日，香月清司来到天津接替病重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他上任后，马上下达命令：“本军随着增强的兵团到来须逐渐整备态势，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1](P41)7月28日，香月清司指挥日军向中国第29军的防地发起总攻击，到此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件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至今已64年。在这64年当中出版了许多专著、论文，探讨卢沟桥事件是否是日本当局预谋的，而且史学界大部分学者持肯定意见。可是从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出：卢沟桥事件之前，日本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且表示了“友好”姿态；同时，在军事上，也未对华作出具体的行动部署。卢沟桥事件之后，日本当局经过反复磋商，才制定了对华派兵方案，下达了用兵指示。如果说卢沟桥事件是日本当局计划的，卢沟桥事件后，日本当局内部在对处理事件的问题上也不会再产生“两派”，日本内阁也不会再用4天的时间来研究派兵的问题，更不必再等到7月28日才向中国发动总攻击了。这说明卢沟桥事件不是日本政府预谋的，日本政府借该事件之机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二、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当地日军策划的
日本国的史学家均认为卢沟桥事件是“偶发”的。本人认为该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总计划实施的必然结果，具体是由当地日本驻屯军精心策划的。
（一）驻丰台的日军攻打宛平城前的军事行动
1937年7月7日17时，驻扎在中国丰台的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来到宛平城附近的演习地。由于时间尚早，吃过晚饭后，待至黄昏开始演习。日驻屯军把演习的起点选择在龙王庙附近向东面的大瓦窑假设敌主阵地进攻，“夺取第一线，接着巩固阵地”[3](P14)。22点40分演习将至结束时，突然遭到由龙王庙附近中国军队既设阵地发出的数发子弹射击。”[3](P14)清水节郎马上命令停止演习，吹号集合队伍。“中队在号音召集下，工夫不大集合完毕，检点人员结果，向第二小队传令的二等兵志村不见了。”[3](P15)“士兵失踪”使中队长感到事态严重，“断然决定对中国军队予以惩罚。”[4](P39)他立即命令日军一面开始搜寻（未归队的士兵志村），一面派人去向丰台的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这里发生的情况。
清水节郎派出的寻找“失踪士兵”志村的日军很快来到宛平城门外，欲强行入城搜索，被中国第二十九军守军拒绝。此时，“失踪士兵”志村已归队。作为日军当地负责人的清水节郎应当立即命令宛平城外的日军撤回才对。可是，清水节郎非但没有下这样的命令，反而率队前来开枪示威，故意把事态扩大。“而后，担心过早地自由行动惹起战争，故命令主力占领西五里店附近，待机行动”[3](P18)，等待丰台大队长率部到来。
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在丰台驻地，接到卢沟桥附近演习地发生的情况后，马上率领主力部队、医务人员、通迅班及电话机到五里店与第八中队会合。清水节郎把卢沟桥演习的情况向其汇报后，一木清直立即命令侦察员潜入到宛平城、龙王庙和一文字山等地侦察。一会儿侦察员返回报告没有中国士兵警戒。一木清直立即命令队伍以正规作战的方式，按各兵种分为第一、二、三阵线进入战斗位置，准备向中国军队进攻。此时，通迅班的无线报话机和电话机开始联络。之后，一木清直等人又以遭到中国守军第二次、第三次枪击为借口，向宛平城、龙王庙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守军发动攻击。以上是在宛平城附近演习的日军第八中队和一木清直大队长率丰台驻屯军到五里店的活动情况。
（二）一木清直、清水节郎等人的阴谋
长期以来，史学界都认为，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日军声称中国军队朝演习的日军开枪，且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这两件事构成了卢沟桥事件的起因。那么，向日军第一次开枪的是谁？失踪的日军士兵又到哪里去了？第二次、第三次向日军开枪的又是谁呢？让我们对此作简单分析。
1.第一次向日军开枪的是日军的所谓“失踪士兵”——志村。
当清水节郎率领日军第八中队演习将结束时，有人向日军头顶上空开枪。这开枪者如果是中国守军或其他什么中国人，就不会等到日军演习将结束爬在地上基本处于休息状态下向其头上空开枪，而会在日军演习中间混乱开枪，打死几个日军才是目的。显然，开枪者是有意等到演习日军在无危险时放的枪。在此种状态下开枪者是谁呢？是中国人吗？不是！可以肯定的说，只有按着指示来做的日军——“失踪士兵”志村。此事为什么说是志村所为呢？
“失踪士兵”二等兵志村，是个传令兵，由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直接调遣。当演习日军遭到“袭击”集合点名发现少了他，20分钟后他才归队。之前，志村干什么去了，至今没有明确的记载。卢沟桥事件从7月7日晚间开始至30日发生的事情，日方都有详细的记录，为什么没有引发事件的极重要的因素“失踪士兵”志村的去向的记录呢？其实这个问题，清水节郎最清楚，他命令志村去执行任务，所执行的是什么，应该是记录在册的，但就是没有。后来清水节郎说，这个“士兵失踪”原因有三：“(1)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经转移；(2)可能是解手未归队；(3)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5](P125)
传令兵志村是直接受命于队长清水节郎的，清水节郎不应该忘记自己派出的士兵所执行的任务。由于不能自圆其说，他便模棱两可地道出了“失踪士兵”的三个假想。我们不妨对这三个假想再作以下分析。
(1)所谓“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经转移。”按照地理位置，龙王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三地之间各距1000米，呈三角位置。龙王庙内有中国军队驻守。日军第八中队把演习的方位选择在龙王庙附近，由此向东面的大瓦窑假设敌主阵地进攻。日军演习地与大瓦窑之间仅距1000米，进攻的距离多则800米，少则600米，因为日军演习的起点不会从龙王庙中国守军的脚前开始，总得留出一段距离。日军演习从黄昏开始到晚间10点40分响枪、队伍集合，这中间已过了3个多小时。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在如此短的距离中，传令兵执行任务不会离部队很远，哪有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之说呢？(2)所谓“可能是解手未归队。”一个正常人解手用多少时间大家都清楚，一个军人在部队演习中能随便去解手吗？即使是有此事也会很快结束。再者，假如这个“失踪士兵”真的解手去了，离开部队也不会很远。他在听到集合号音后，按军纪应马上结束自己的事，回到部队，绝不可能用20分钟的时间。(3)所谓“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日军7月7日夜是实弹进攻演习，在激烈的枪声、喊杀声中，军人再疲劳能在此时此地睡觉吗？实际情况不可能，军人的纪律不允许！清水节郎对“失踪士兵”作这种假想，完全是为了蒙蔽外行。可他为什么又说上述三种外行话呢？无非是想用这种说法来掩盖“失踪士兵”的真正行动目的。
2.第二次、第三次向日军开枪的还是日军自己。
一木清直身为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长，在丰台接到清水节郎中队长派人送来的演习地发生情报时，刚刚回到大队（营）部。之前，一木清直在演习地观察别的部队演习。该部演习毕，他作了观察总结后说：“今晚是七夕，你们的家乡可能正在过七夕节，我们在这里为国家效劳，局势不知什么时候发生变化，明年七夕是否能见到大家及家乡的父兄。”[6](P37)他讲完一席伤感的话之后和大家互勉，“要努力作战”[6](P37)。讲毕，急速返回丰台。
一木清直在此时此地为什么无缘无故讲这番话，有何动机？本人认为，一木清直在暗示该部，今晚有战斗，要作好准备。下面再看一看他的表现与想法：
一木清直在丰台驻地听完演习地的报告之后，认为：“仅仅开枪问题不大，少一名士兵我觉得事态严重。”[6](P37)因此，他马上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迅速集合好部队来到五里店与清水节郎的第八中队会合。此时，“失踪士兵”早已归队。如果说一木清直上述行动完全是为了一名“失踪士兵”而来，那么，见“失踪士兵”业已归队，就应该把汇集起来的部队带回丰台，待天亮把情况搞清楚再处理才符合道理。然而，一木清直不但没把部队撤走，反倒派兵布阵作进攻宛平城的准备。
对此，一木清直后来对别人讲：“我是受联队长命令而来交涉的，若这样不了了之，说不定中国人会怎样宣传呢，有了丰台事件的前例，如果给中国人这样的感觉，他们一开枪日本人就停止演习逃跑了，那就太遗憾了。”“必须严厉交涉”[6](P38)。一木清直的此番话，似乎是为维护日本人的面子，实际上，他不撤兵，是为掩盖其内心的阴谋，继续实施自己的计划。接着他便导演了所谓第二次、第三次开枪事件。
这后两次开枪事件是第一次开枪事件的继续，而且还是一木清直等人为攻占宛平城寻找借口而故意安排的。现有的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文章、著作里面几乎都未提及此事。然而，后两次开枪事件是卢沟桥事件爆发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亦是弄清楚卢沟桥事件究竟是有计划的还是偶然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条件。
笔者为什么认为第二次、第三次朝日军开枪的还是日军自己呢？下面逐一说明理由。
第一，宛平城、龙王庙附近没有中国军队哨兵巡逻（或其他中国人）。一木清直率丰台日军到五里庙与清水节郎的部队会合后，见日军没有损失，只是失去了攻占宛平城的借口。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便故伎重演，再次制造开枪事件。于是，一木清直立即派侦察员潜伏到中国第二十九军防地——宛平城的一文字山和龙王庙附近侦察。不一会儿，侦察员返回消息说：“没有中国士兵”警戒[3](P18)。
第二，日军遭袭击时都是在安全位置。一木清直知道，一文字山和龙王庙附近都没有中国士兵巡逻，马上命令日军按正规作战阵容，分为第一、二、三阵线进入战斗位置，准备攻打宛平城和龙王庙。于当夜3时20分占领一文字山，日军进入阵地。刚刚布置妥当后5分钟，声称听到“由龙王庙方向传来的三声枪响”[3](P18)。一木清直以第二次受到射击为理由，通过电话经牟田口头批准，向驻守在龙王庙的中国第二十九军进攻。一木清直为避免暴露日军进攻龙王庙的意图，命令部队按着平时演习方式前进，以此来迷惑中国军队。日军前进到距龙王庙二三百米处隐蔽下来。不久，“中方部队辟辟叭叭开起枪来”[6](P39)。一木清直借此指挥日军向驻守在龙王庙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仅用15分钟，日军攻占了龙王庙，中国守军全部牺牲，而日军无一伤亡。
日军以遭到第二次、第三次射击为借口，向龙王庙发起进攻的同时，对宛平城亦发动了攻击，但受到宛平城内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败下阵来。
那么，倒底又是谁向日军开的后两次枪呢？通过前面日军进攻龙王庙之前的过程介绍，读者们马上会联想到日军几次“遭到射击”时的背景基本相同。第一次日军“遭到袭击”是演习部队正爬在地上处于休息状态下发生的；第二次日军“遭到袭击”是一木清直把攻击中国军队的日军安置好的5分钟后发生的；第三次日军“遭到袭击”是进攻的部队前进到距离龙王庙（中国守军）二三百米处隐蔽下来的状况下发生的。上述三种情况，都是日军在安全位置，不能受到伤害的情景下出现的。既然如此，读者们可以再想一想，为什么清水节郎率领的日军第八中队在演习时没有“受到袭击”？为什么当这个部队声称遭到袭击而吹号集合队伍时没有“遭到袭击”？为什么当他们进攻宛平城受挫后在撤退的路上及其与在五里庙等待丰台日军到来时没有“受到袭击”？为什么在一木清直把进攻宛平城、龙王庙的部队安置妥当的期间也没有受到袭击？为什么在日军攻击部队前进距龙王庙二三百米处隐蔽起来之前还是没有“受到袭击”？为什么日军恰恰都处在安全位置时才“遭到袭击”呢？如前面所说，若开枪者真的是中国第二十九军或其他中国人，必然会趁日军混乱时袭击以便打死或打伤若干日军，而不可能在日军处在安全位置时进行射击。那么，这几次开枪者如果不是日军自己，又能是谁呢？显然，这几次开枪事件完全是当地日军为了实施夺取宛平城的计划而精心策划的。
那么，一木清直、清水节郎等人策划卢沟桥事件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从上述日军的活动和一木清直等人的心理活动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第一步，清水节郎在演习地演习期间，派人在演习将结束时朝日军头上放空枪，制造事端。第二步，声称“失踪士兵”，以找人为名接近中国守军，扩大事态。第三步，一木清直作战前动员准备，待接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后立即率部集中兵力进攻宛平城。
三、一木清直等人策划卢沟桥事件的目的何在
一木清直等人欲依照丰台事件，将驻守在宛平城的中国第二十九军赶走并占据之，以解决日军的军事训练演习场地问题。1936年5月，日本政府以保护日侨为名增兵华北，由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进驻丰台。一木清直任该队队长。丰台是军事重镇，日军进驻时，中国在此地的守军第二十九军未全部撤走，尚留下部分军队驻守。对此，日军深感不安，所以时常滋事寻衅，挑起事端。每次均是以中国第二十九军签约、道歉，来满足日军的要求。同年9月18日，日军又借故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扩大，将丰台的中国驻军全部移防，使丰台完全被日军占据。第二十九军的调防，使日军越加感到中国军队软弱可欺，从而为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攻占宛平城树立了样板。
1936年，日本政府策划“分离华北”的阴谋破产后，于1937年春改变对华态度，推行所谓“亲善”、“友好”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集中精力对付有战争威胁的苏联。日本驻中国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练兵和搞军事演习。“但练兵场、演习场不适用是最大的缺陷”[1](P13)。驻屯在丰台的日军，由于没有适当的场地，常常以附近的庄稼田为演习地，演习过后，大片的农作物被踏毁，遭到中国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强烈反对。当时，中日两国处于“友好”的氛围之中，“我们若是在这一带演习，必然引起中国人的不满，从而降低皇军的威信。为了少找麻烦，所以我们不愿在丰台周围演习而改在卢沟桥附近。”[6](P36)“卢沟桥附近一带是供北宁线（铁路）采取砂石料的场所，多适宜种植落花生，不过也有农作物。在夏季高梁茂盛的时节，此地是丰台驻屯部队演习的惟一场所。”[4](P38)
1937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日军按《新兵操典章》训练，为迎接以中队为单位的检阅，训练昼夜不停。日军接连不断的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引起这一带中国第二十九军的警惕。中国军队一面修筑永定河两岸的地堡，一面在左岸地区挖掘步兵工事，并增加岗哨和巡逻兵。一木清直等人认为，中国军队“再次拒绝日军通过宛平城，为了通过，每次都要进行繁琐的交涉。”[6](P38)而且对日军演习活动区域加以限制，给训练演习带来诸多不便。
以上所引用的话，都是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上的陈述和日军联队战斗详报第一号上的实录。本人认为这些记载基本符合在当时政治氛围下，卢沟桥事件爆发前的日军活动情况和中国守军的反应。为方便其军事演习，一木清直等人一心想攻占宛平城。此是他们策划卢沟桥事件的第一个原因。
丰台与卢沟桥相距4公里，日军每天从丰台兵营到演习地往返8公里的路程。一木清直等人认为，如此艰苦的训练程度，“想必在内地（日本国内——引者注）部队之上”[3](P13)。此为一木清直等人策划卢沟桥事件的第二个原因。
作为日军的高级将领，必须“遵守”日本政府所谓中日“亲善”方针，夺取卢沟桥、占据平津地区无疑在日本的下一步侵华计划之内，但没有国内最高当局的指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一木清直等人效仿“丰台事件”的办法，企图赶走中国第二十九军守军，占据宛平县城，可是，苦于没有机会制造事端，达到目的。7月5日，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到秦皇岛检查其他部队去了，这给以一木清直等人带来了制造卢沟桥事件的可乘之机。
“我知道将军不在北平就有些跃跃欲试了。”[6](P37)此话是一木清直在1938年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上讲的。由此可见，在卢沟桥附近滋事，正是在河边正三外出后，一木清直等人策划的。
本人为什么认为卢沟桥事件并不是偶然爆发，而是一木清直、清水节郎等人策划的呢？卢沟桥事件之初，清水节郎派人朝演习日军头上空开枪，造成中国守军向日军开枪挑衅的假象，清水节郎马上制造紧张气氛，命令吹军号集合队伍，点名后声称少一名士兵。于是清水节郎以受到开枪威胁和找人为借口扩大事态，带兵夜闯宛平城欲占据之，遭到中国守军拦截。此时，清水节郎由于所带兵力少，担心吃亏，便将第八中队撤到离宛平城不远处的五里店，等待丰台日军主力到来。丰台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率主力部队到达五里店与清水节郎会合后，立即分兵布阵作攻打宛平城的准备。此后，他们继续扩大事态，接连制造开枪事件，并谎称是中国守军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宛平城、龙王庙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守军发起攻击。从上述日军的军事行动中可以看出，无论哪一步都是按着计划进行的。
一木清直等人策划了卢沟桥事件，为什么没有文字记载呢？本人认为：由于当时日本政府不许在华日军擅自行动，所以，一木清直等人将卢沟桥事件的发生过程记录得很详细，而没有亦不敢记录自己制造卢沟桥事件的计划。一木清直等人也许认为制造事件的人不讲，又没有文字记录，就会让它成为亘古悬案。但是，中国人有句谚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一木清直等人虽然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行，但他们的行动像铁一般的事实向世人证明：卢沟桥事件是他们有计划的行动。这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蓄谋已久。作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卢沟桥事件，虽然并非日本政府直接策划的，但也绝非偶然发生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总计划实施的必然结果。虽然具体是由驻扎在丰台的日军部分军官一木清直等人精心策划的，其目的在于侵占宛平城及卢沟桥附近地区，以方便其军事演习，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借卢沟桥事件之机，对中国提前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收稿日期：2001-01-15；收修日期：200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