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变局与词坛新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貌论文,甲午论文,变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清一代词学特兴，远迈前代，原因之一即在“托体尊”，甲午(1894)前后①又为晚清词学尊体的关键时期。要言之，甲午一役为清末士人心态的一大转折，词史也因此有一大转捩。 甲午一役及其后政局于词学发展之影响，前辈学者已有所注意，龙榆生即言： 自甲午以来，外侮频仍，国几不国，有心之士，故不能漠然无动于中，一事一物，引而申之，以写其幽忧愤悱之情，以结一代词坛之局。② 其时词人蒿目时艰，不能不发之于词，因此词事活动频繁，并呈现出晚清词学之辉煌景象。词人中慷慨激昂者，作品入于稼轩一派，于是出现了晚清稼轩词风的兴起，为词学尊体的一个方向；另一些作者又能结合道咸以来“词亦有史”“意内言外”的词学尊体理论，创作出大量具有词史意义或比兴寄托的作品，清季词风自此一变。 本文拟对甲午词事活动进行钩沉，分析这些活动及词作内容与甲午政局的关系，论述甲午变局导致的词史之作的大量出现与各词人群体间的交流、更替，以及因此带来的词体日尊、词风嬗变等词坛新貌。并期望以此为例，说明晚清政局对晚清词学的作用与影响。 一 甲午变局与词事钩沉 甲午前后的词坛新变，首先表现在大量词史之作的出现。 “词史”观念不仅表现为以史入词、以词补史等内容，更追步诗学“诗史”的要求，申发了杜甫歌行与汉乐府的抑扬时局的精神，从而将词由小道中解脱出来。因此，甲午及其后大量词史之作的出现，代表了词在实际功用上的拓宽，亦为词学尊体的一个方向。 虽然，晚清词坛自鸦片战争开始，已出现相当数量的记录时事、在题材上有所拓宽的词作。然而自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兵乱基本平息至甲午的三十年间，政事承平，号为中兴，有影响的词史之作寥寥。直到甲午一役方再次大量出现，词作者也由在战争前线的幕府、江湖词人扩大到在中央和各地的广大中下层官僚。由于词体风格多委婉隐约，其时部分词作与史事的关系较少为前辈学者所揭示，因就部分词作及较为重要的词事活动作一梳理，以期有所补裨。 光绪二十年甲午，朝鲜东学党起义。五月，清军应邀入朝，日亦出兵，欲伺机挑起战事。战未起时，因两宫与军机态度不定，清流③、朝士、督抚针对是否出兵以及如何应对日方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六月战事爆发，都下更是物议汹汹，清流频频聚集于松筠庵等地起草奏章，各文人群体交流日趋频繁，词事极为繁盛。 甲午秋，因中日战事胶着，出现了大量吟咏时事的词史之作。从中秋至九月一日，况周颐有《摸鱼儿·甲午中秋》《摸鱼儿·咏虫》《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以抒忧愤。《摸鱼儿·咏虫》据说是记朝廷内和战两歧、廷争激烈④，上片曰： 古墙阴、夕阳西下，乱虫萧飒如雨。西风身世前因在，尽意哀吟何苦。谁念汝。向月满花香，底用凄凉语。清商细谱。奈金井空寒，红楼自远，不入玉筝柱。⑤ “乱虫萧飒如雨”“尽意哀吟何苦”，描述的是其时言论喧腾的景象；“奈金井空寒，红楼自远，不入玉筝柱”，当是指清流的谏诤终没有被两宫接受。此词借咏虫以咏事，索解不易，颇得《乐府补题》遗意。而小令《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则一抒沉痛凄怆之情：“东望阵云迷，边城鼓角悲。我生初、弧矢何为？”(《况周颐词集校注》，第133页) 郑文焯、张祥龄有《莺啼序》联句二阕作于甲午仲秋，其二为重九“登北固楼感事，再和梦窗”所作，末句“伤心大树飘零，更恋遗弓，恨题满纸”，张祥龄注曰，“时闻左提督阵亡”⑥，记左宝贵死难事。二人又有《永遇乐》和稼轩北固楼词联句，亦作于此时。后张祥龄入都，将《莺啼序》示于王鹏运，王鹏运感而和之，时在乙未。王鹏运赓和后，张祥龄复有和作，王鹏运因再和之。又王鹏运赓和后，曾寄示王以敏，王以敏亦有和作，时在乙未五月十八日。 十二月黄海战败，平壤失守，日军登陆旅顺，言路痛劾北洋备战不力。福建道御史安维峻上疏痛劾李鸿章挟洋自重并及太后主和议及李莲英掣肘事，中有“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云云，语甚戆直。疏入，两宫震怒，以“开离间之端”革职发军台，“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⑦。安维峻离京时，知交好友饯于松筠庵，投文赠别，志锐制“陇上铁汉”印章赠之。王鹏运《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当亦作于此时，其词云： 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淡烽烟边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味梨集》，第6a页) 王鹏运与安维峻同年移署谏垣，甲午时常联衔上疏痛劾北洋，“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即是言此。据言安维峻此折实文廷式主之，是以安维峻远戍军台，文廷式集万金送之⑧，则半塘或亦预其事。因此，安维峻以单衔上疏几遭不测，王鹏运有“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之语。王以敏丙申、丁酉间(1896-1897)有《减字木兰花》十五阕言京师故事，其七曰：“安生已矣。今日尚留真御史。烟雨檆湖。莫为西风赋遂初。”⑨即用此典。 至乙未春，文廷式有《广谪仙怨》，自注曰： 闻之唐明皇登骆谷之时，有思贤之意，是以终戡大乱，旋返旧京。余以为明皇见机，早定入蜀之计，虽仓皇避遁，而事理昭晰。不然，灵武之众，焉得嗣君？勤王之师，孰为标目？登谷遐览，意在斯乎？屡迁而存，古有明鉴。窦、康之意，今更广之。⑩ 《广谪仙怨》传为窦宏余、康骈先后为明皇幸蜀一事所作。时明皇登骆谷而望秦川，谓高力士曰：“吾听九龄之言，不到于此。”(11)此所谓“思贤之意”。文廷式词正是借咏明皇幸蜀事而讽喻时事。郭则沄《知寒轩谈荟》： 甲午之役，文芸阁、张啬庵辈力主战，常熟为所动，且欲挟此以轧合肥，故有“北洋军务如火如荼，诅不堪一试”之语。适平壤陷，军覆势迫，主战者抗疏请西幸，空都城以予之，彼不敢来，来亦易围攻。……芸阁《广谪仙怨》云云，词为乙未春作。时敌氛已深入，犹自矜末策，而惜当轴之不决也。(12) 叶恭绰亦言： 此词作于乙未，意主迁都。且先生是时曾有奉光绪南下之计划。……所谓灵武勤王，亦非泛指也。先生手稿初稿，有“盖所失在蓄逆臣，所得在知事变”二语。(13) 故文廷式词中深意，一为思贤，二为迁都。然其时力倡迁都者如沈曾植、文廷式等，其深意实非“空都城以予之”，乃在于仿灵武继位之故事，希望光绪能借慈驾西幸之机执政，因此有“灵武之众，焉得嗣君”“勤王之师，孰为标目”之言。词中“相臣狡兔求窟，国论伤禽畏弦”句，更直接指向北洋、枢臣与畏葸不言、依附后党者，其时翁同龢 一派的出处大节与方针策略，可于此词知之。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词作的题材不仅有道咸时的忧时念乱、实录兵燹的主题，又进一步拓宽到抑扬政局、直指庙堂，以及同志间的彼此联络、激励等方面，更往往与政局直接相关，词的表现能力得到进一步拓宽。 甲午战败后，三月廿三日马关约成，“中兴”之梦彻底破灭。文人哀生忧时、伤春怀人而别含寄托之作极多，此所谓欲言而不忍言者。如乙未四月，文廷式有《木兰花慢》《祝英台近》等词。《祝英台近》词曰： 剪鲛绡，传燕语，黯黯碧云暮。愁望春归，春到更无绪。园林红紫千千，放教狼藉，休但怨、连番风雨。谢桥路。十载重约钿车，惊心旧游误。玉佩尘生，此恨奈何许。倚楼极目天涯，天涯尽处，算只有、蒙蒙飞絮。(《云起轩词》，第16a页) 明为伤春，实为感伤国事。“愁望春归，春到更无绪”，以春归喻国势狼藉。然而追问狼藉之因，“休但怨、连番风雨”，暗示并非只是天力所致，乃是人力摧折之故。此时极目天涯，惟余蒙蒙飞絮而已，景语作结，有不尽之意。此词寄寓甚深，得稼轩《祝英台近·感春》比兴寄托之意，因而王瀣评曰：“此作得稼轩之骨。”又曰：“‘愁望’以下，其怨愈深。后片讽刺不少。”(14)此词王鹏运有和作，下片“联袂留春，春去竟如许”，说明二人在甲午、乙未间互有联络，奈何仍是留春不住，颓势难挽。大好时光竟然都付与了“等闲风絮”，其沉痛愤懑可知。 王鹏运亦有大量词作作于此时，因于乙未九月欲合甲午、乙未之作刻为《味梨集》，自记曰： 三四月之交，忧愤所触，间为长歌，以自抒写。而同人唱酬投赠之作，其来纷如，吟兴愈不可遏，几成日课。……嗟乎！当沉顿幽忧之际，不得已而托之倚声，又无端而付之梓，可谓极无聊之致矣。……然梨之为味也，外甜而心酸，此则区区名集之意云。(王鹏运《味梨集跋》，第1a—1b页) 《味梨集》中诸作，大抵皆“沉顿幽忧之际，不得已而托之倚声”者，所作虽自谓“不能工”，却质厚情深、自然工稳，其中意内言外的风骚之旨、屈宋之意，往往有之。 除借词纪实抒愤外，士人亦多痛定思痛，寻找甲午战败的原因。如王鹏运《味梨集》有《望江南》小游仙词十五首，作于乙未四、五月间，序曰：“暇日冥想，率成十有五阕。东坡所谓想当然者，妄言妄听，无事周郎之顾误也。”实皆咏颐和园故事。唐李商隐作游仙诗以影射宫闱事，以其隐约惝恍、不易索解，清人亦常以小游仙隐喻朝廷、宫闱事，如龚自珍有《小游仙词》十五首写军机，皆隐约其事。光绪中后期两宫不睦，政局多有不可直言处，词人隐约其辞，借游仙而讽喻之作甚多。王鹏运此词亦然。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以将归政而欲修颐和园颐养，遂于昆明湖建水师学堂，以此为条目挪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其时掌军机者为醇王，司户部者正是翁同龢 ，为求慈禧放权而光绪亲政，不得不违心妥协，日记中因有“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15)之语。不料甲午竟一语成谶。北洋之败，时人多以海军军费之挪用为原因之一。因此王鹏运《望江南》(其一)云：“排云立，飞观耸神霄。双鹤每邀王母驭，六龙时见玉宸朝。阿阁凤皇巢。”所言即光绪十三年(1887)一月，昆明湖水师学堂开学典礼与为慈禧祝寿所建颐和园排云殿上梁典礼同日进行，此后慈禧又多次借观水操为名视察颐和园工程。又如末一首：“游仙乐，弹指现林丘。宝气远腾天北极，豪情亲遏海西流。终古不知愁。”(16)结句讽刺意味甚浓。 除以上诸家，黄遵宪、王德楷、叶衍兰、梁鼎芬、冯煦、汪曾武、薛绍徽等主要词人均有相关词作，可见这一时期词史之作的普遍实践，此不赘述。 至甲午时期，周济“词亦有史”的尊体要求已深入人心，强调词与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的关系，要求比兴寄托要能够反映社会历史背景，与时代盛衰联系更为紧密，正符合光宣中后期的社会背景和文人将郁勃之气发而为歌的需求。这一时期的词人多兼为朝士，对国事的关注与责任感促使他们创作出大量具有较高水平的词史之作，并在数量与题材的拓宽上超越前贤。 二 唱和之盛与群体往来 这一时期词坛的另一变化，是词人群体的交流更为频繁。以京师为中心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文人唱和活动，均与政局关系重大，且促成了词人群体之间的交流往来；而政局变化造成的词人变动，又客观上促成了临桂词派在京师的崛起。 自甲午六月至丙申，词事极盛，掀起了几次唱和高潮。不惟各地词人群体内部的大规模唱酬更为频繁，更有各词人群体之间的唱和。唱和之盛，为咸同以来所未有。以京师为例，同治年间至光绪甲午之前，目前所见较有影响的词人群体活动(17)有：觅句堂唱和(1871？-1882)，参与者多为广西文人，如龙继栋、唐景崧、王鹏运等，另端木埰、彭銮亦参与其中；边葆枢唱和(1876-1878)，参与者主要有边葆枢、边保桱、武谦等；李慈铭、樊增祥、陶方琦之间的词唱(1876-1882？)；薇省唱和(1884-1890)，参与者主要为彭銮、端木埰、许玉瑑、王鹏运、况周颐等；王汝纯消寒词集(1890)，参与者有王汝纯、贾筱云、刘蔼如、李荫墀；王鹏运、况周颐、缪荃孙词社(1894)，凡六例。 自甲午六月迄丙申，两年半之间，京师大型词事活动有：和珠玉词(1894)，参与者有王鹏运、张祥龄、况周颐等；送志锐充乌里雅苏台(1894)，参与者有盛昱、沈曾植、王鹏运、文廷式等；继昌词社(1894？)；文廷式出都(1895-1896)；《莺啼序》赓和(1894-1895)，参与者有郑文焯、张祥龄、王鹏运、王以敏等；四印斋唱和(1895)，参与者有王鹏运、文廷式、况周颐、张祥龄、成昌、王以敏等；王鹏运消寒集(1895)，参与者有沈曾植、王鹏运、文廷式等；王况唱和(1896)；《高阳台》《八声甘州》唱和(1896)，参与者有文廷式、沈曾植、王鹏运、张祥龄、王以敏等；《秋窗忆远图》征题(1896)，参与者有王鹏运、沈曾植、王以敏等；王鹏运、王维熹兄弟和稼轩词(1896)，计十一例。 可以看出，仅甲午至丙申的两年半间，京师唱和活动的频率、词社的数量以及参与者的数量均远胜于前三十二年。其中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中心的词人群体与文廷式、沈曾植等词人的交流极为频繁，直至丙申年文廷式出都方告一段落。 这样频繁而大规模的唱和，又促成了不同词人群体间的交流。 光绪时期的文人交流多以同门为基本范围，又有以乡谊结交而成的小群体。其时活跃于京师文坛的清流文人如袁昶、黄绍箕、朱福诜、沈曾植、李慈铭等俱为浙江同乡，且有同年之谊，因此屡有宴饮；朱祖谋光绪十三年(1887)服阕入都后，以同乡兼同门，与沈曾植等人时有往来；张謇入都后，也与这些江浙文人交游。另一方面，梁鼎芬、于式枚与文廷式为学海堂同学，同游于广州将军长善门下，与长善之侄志锐、志钧相善，唱和极密；又通过志锐兄弟的宗亲关系，梁鼎芬、文廷式入京后与盛昱及其周围的文人群体时有交往，常有宴集。京师除江浙、广东词人群外，还有八旗(盛昱、志锐、志钧、继昌、阔普通武等)、临桂(王鹏运、况周颐、刘福姚等)等词人群体。光宣时期其他主要的地域词人群体还有吴中(郑文焯、刘炳照、夏孙桐、费念慈、陈升、张上稣等，张祥龄、缪荃孙、况周颐、易顺鼎亦时与之)、江西(文廷式、陈三立、陈炽、王铁珊、洪汝冲、汪曾武等，王以敏亦时与之)、湖南(王闿运、陈锐、程颂万、王以敏、曾广钧、易顺鼎兄弟等)等。甲午以前，词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各词人群体内部；而在甲午以后，这些群体之间开始了词学上的交流与唱和。 以目前所见文献可知，甲午年大规模的文人唱和始于志锐谪戍乌里雅苏台。是年十月初十为慈禧万寿，战事不利而仍办寿宴，清议大为不满；十三日，因有言官请下诏罪己，矛头暗指慈禧，而光绪“深韪之”(18)，帝后矛盾趋于尖锐；二十九日，珍、瑾二妃以夤缘干请事获罪。十一月初四，慈禧怒责高燮曾离间两宫；八日，明发上谕，以志锐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实同贬谪。 志锐与文廷式及学海堂诸人自幼熟识，入京后又与盛昱、沈曾植等人相善，为清流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十二月志锐出都前，京中同仁多有赠作。如十一月初八，文廷式、王鹏运、盛昱、沈曾植等宴集饯行，作《八声甘州》赠别。文廷式词为： 送志伯愚侍郎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之任，同盛伯羲祭酒、王幼遐御史、沈子培刑部作。 响惊飙越甲动边声，烽火彻甘泉。有六韬奇策，七擒将略，欲画凌烟。一枕懵腾短梦，梦醒却欣然。万里安西道，坐啸清边。策马冻云阴里，谱胡笳一阕，凄断哀弦。看居庸关外，依旧草连天。更回首、淡烟乔木，问神州、今日是何年。还堪慰、男儿四十，不算华颠。(《云起轩词》，第19a页) 文廷式出生广州，与志锐、志钧兄弟为挚友；光绪十四年(1888)为准备会试，文廷式设馆于北京志锐家，教授志锐两妹(即后来的珍妃、瑾妃)读书。文廷式与志锐既为密友，仕途也休戚相关。短短一月间，珍、瑾二妃与志锐先后获谴，文廷式心中较他人自更沉痛几分。此词上片言志锐于兵事初起时曾上书自请练兵，诏准赴热河，本期有用于时，不料却突然获谴，如一夕短梦乍醒。“梦醒却欣然”“万里安西道，坐啸清边”虽为旷达语，其中的无奈可想而知。下片想象志锐出关所看到的萧条景象，回首神州，烽烟四起，不由发出“今日是何年”的追问。结局振起，安慰志锐，犹期有所振作。文廷式与志锐志同道合，所谓“有六韬奇策，七擒将略，欲画凌烟”，又何尝不是自书己志？而志锐转瞬升沉，如一枕懵腾短梦，文廷式心中的幽愤犹疑可知矣。《云起轩词评校补编》称其“语似悲壮，而中实忧疑”，“外似闲淡，中含幽愤，时先生地位已极危，故不能直言”(《云起轩词评校补编》)，颇中肯綮。 王鹏运与文廷式并为“清季四大词人”(19)，胡先骕曾比较二人此词曰：“在文以为可乐者，在王则以为可忧。”(20)其实文廷式结句“男儿四十，未算华颠”亦不过自我安慰，未必以为可乐；而王鹏运虽以为可忧，其词后片有“愿烽车、归及中兴年”句，可见全词语虽沉痛，但仍期振作。龙榆生云：“半塘直逼稼轩，而道希径入东坡之室。其系心宗国，怵目外侮，一以抑塞磊落不平之气发之，故自使人读之神王(旺)。”(21)确为知言。 这一时期，沈曾植、袁昶等江浙文人亦与文廷式、王鹏运等人往来唱和。沈曾植于甲午前一年补总理衙门章京，译署与外事关系甚大，因此甲午间亦颇为翁同龢 倚重。沈氏与志锐为庚辰(1880)同年，彼此投契，除《八声甘州》外，又有《水调歌头》(天马控西极)、《渔家傲》(塞上秋来风景异)、《瑞鹤仙影·重送伯愚之乌里雅苏台》以及诗二首志别。盛昱词亦存于其《郁华阁词》中，况周颐《蕙风词话》“盛昱八声甘州”条曰：“此等词略同杜陵诗史，关系当时朝局，非寻常投赠之作可同日语。因亟著于编。”(22) 需要注意的是，今存诸人词集中，王鹏运于光绪十九年(1893)有赠文氏词一阕，与沈曾植、盛昱此前则无词作往来；在此次唱和后，文廷式、沈曾植加入到王鹏运的词事活动中。这是目前可知的两广与江浙地区重要词人的首次唱和与交流，以此为开端，直至民国，可见此次词唱在晚清词学交流史上的意义。同时，此次唱和的各家词作(包括沈增植的其他赠作)均明显有稼轩之风，是清末稼轩词风拔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若从唱和的词作数量与参与者的影响来看，甲午至丙申间规模最大的唱和发生在文廷式两次出都之时(23)。 中日之战因文廷式等一意主战，而有海军覆没一事。北洋为李鸿章毕生功业，因而“李鸿章恨先生(文廷式)甚，欲中以奇祸。盛伯熙知其谋，劝先生少避。先生遂有乞假南归之意矣”(24)。文廷式于乙未春乞假回乡修墓，并于四月十一日得假南归。 文廷式出都时，有感于割让台澎，有《虞美人·乙未四月，乞假出都作》。及其将行之时，同人纷纷作诗词送之。沈曾植有词二阕致离别意，文廷式作《八归·乙未四月答沈子培刑部见赠之作》以答。王鹏运作《木兰花慢·送道希学士乞假南归》赠别，文廷式因于归途中作《三姝媚》书纨扇上寄答半塘。此词王鹏运极赏之，倚调和之，复叠韵示张祥龄并寄王以敏、况周颐，又倒用文廷式韵柬丁立钧。考王鹏运今存《三姝媚》共七阕，见《味梨集》中。其六序曰：“李髯、梦湘、子苾、子培、叔衡、夔笙、伯崇皆和道希韵见贻，吟事之盛，为十年来所未有，六用道希韵答之。”(《味梨集》，第30a页)则因王鹏运寄示揄扬，李髯、王以敏、张祥龄、沈曾植、丁立钧、况周颐、刘福姚皆有和章，彼此间也互有赠答(25)，其中王以敏、况周颐词均存集中。此外，郑文焯、汪曾武于都外见文廷式词扇，亦有和作。汪曾武记曰：“途次谱《三姝媚》写纨扇寄赠知交。麇集海上，诗盟觞政，期月流连，不减宣南景象也。”(26)可见唱和之盛。 乙未五月，文廷式南下金陵，与黄遵宪、王德楷、梁鼎芬饮于吴船中，相约“各抚《贺新郎》词，以志悲欢”，并有《吴船听雨图》记之，又联句填《摸鱼儿》一阕；同年闰五月又集中山，彼此有诗作相赠。梁鼎芬《贺新郎》词今不见于集中，文廷式二阕，黄遵宪、王德楷各一阕，皆存各家集中。甲午战起时，文廷式于九月间曾举荐裕庚、徐建寅、黄遵宪三人。黄遵宪于新加坡总领任上被召回国，乙未五月间正在江宁洋务局总办任上。文廷式赠黄遵宪词，全篇用《离骚》意，表达了“留取荆轲心一片，化虫沙、不羡钧天乐”“吾与重华游玄圃，邅回车、日色崦嵫薄”的慷慨报国、上下求索之意。黄遵宪答词亦与之“相约须臾毋死去”，引为同志。赠梁鼎芬之《贺新郎》下片“黄竹歌成苍驭杳，怅天荒、地老瑶池宴”(《云起轩词》，第23a—25a页)句，则化用白居易《八骏图》：“瑶池西赴王母宴，七庙经年不亲荐。璧台南与盛姬游，明堂不复朝诸侯。白云黄竹歌声动，一人荒乐万人愁。”(27)“瑶池宴，指太后也”(《云起轩词评校补编》)，对慈禧“一人荒乐万人愁”之举颇致嘲讽。 甲午战败后，在京师活动的康有为一党开始与具有维新要求的清流合作。文廷式乙未七月回京销假，在翁同龢、李鸿藻等人暗中支持下，与康有为、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王鹏运、丁立钧、袁世凯、杨锐、张孝谦、徐世昌、张勋等筹办强学会，九月中旬正式成立。强学会参与者不惟清流、康有为一派的维新人士，还有张勋、袁世凯等时务派，以及张之洞一系(28)，是一个图强自救的政治组织，在当时极有影响力。 京师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又赴沪成立上海强学会，在张之洞、陈宝箴等人默许下，黄遵宪、张謇、王德楷等均预其事。湖南等地也纷纷效仿。声势之大，朝中为之侧目，遂有十二月杨崇伊弹劾强学会，请饬严禁事(29)。次年二月，杨崇伊再参文廷式，二月十七日即有明发谕旨，将文廷式革职开缺，永不叙用。《花随人圣庵摭忆》“文道希被逐始末”条言此事甚详，文长不录。 文廷式出都后，丙申七夕前三日，王鹏运、沈曾植作《高阳台》托艳词以怀之并寄文廷式。文廷式得信在重阳，作《高阳台·和半塘乙盦韵却寄》，汪曾武亦有和作。是日王鹏运又有《八声甘州·九日柬梦湘有怀道希、子苾》一阕，王以敏和之并叠韵寄张祥龄。《高阳台》四阕均借男女情事咏君臣遭际，叶恭绰即言：“此名为艳词，实全咏时事，不久沈、王亦先后出都，盖深慨时事之不可为也。”(《云起轩词评校补编》)是极为典型的寄托之作。如沈曾植《高阳台》词，起句为“借月湔愁，笺天诉梦，碧城十二星期”(30)，点明为咏牛郎织女一年一会所作，实则别有寄托。李商隐《碧城》(其一)首联“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碧城十二”正是西王母所居之处，沈曾植此处引用，隐喻此梦与西王母之阻隔有关；若以时事言之，暗指西后擅权，遂有君臣暌隔之事。此词虽关寄托，但纯以男女情爱言之，缠绵瑰丽，既借鉴了李商隐奇丽之风格，又有沉着厚挚之处，时人极称赏之。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咏沈曾植》(其一)有“歌哭无端赖自持，湔愁诉梦有谁知”(31)之语，即出此词。 甲午时期清流的政治活动直接促成了不同词人群体之间的大规模唱和。参与者不仅皆为清流群体中的重要人物，亦兼为其时第一流的文人。职是之故，这些词作不仅堪称词史，且避免了唱和词“强己就人”(32)的弊端，又往往有屈宋之意、风骚之旨，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由上文可以看出，甲午及其后京师的多次大规模唱和，王鹏运均参与其中并为唱和的主要人物，王鹏运在这一时期的词学地位可见一斑。同时，甲午政局所造成的词人群体的变动，亦直接促进了以王鹏运为中心的临桂词派在京师的崛起。 作为临桂词派的早期领袖，王鹏运自同治十三年(1874)起便供职内阁，为薇省前辈，在京三十余年，与京中文士往来密切。光绪十六年(1890)《薇省同声集》刻成，广为流传，次年端木埰病逝，其时王鹏运在京师词坛已有极大影响。其后王鹏运与友人间小规模的唱和往往有之，如光绪十八年(1892)况周颐、刘福姚过四运斋的唱和等。而甲午以后的京师大型唱和，王鹏运均与其间，可见此时王鹏运已成为京师词学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与参与者。 丙申春，文廷式获谴。至此，除维新一派外，广东主要词人均已离开京师。随后朱祖谋入京，与张仲炘、高燮曾等人参与到王鹏运组织的词社活动中，临桂词派的主要词人均活跃于词坛，词风亦开始形成并固定，王鹏运的主盟地位亦在这一时期词人频繁的交流与变动中得以奠定。 三 危亡之怵与词风转变 词风的转变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词坛新变。甲午以前，政事承平，而甲午一役彻底打破了清人的“中兴”之梦。士人怵于危亡，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词史之作，风格也大多转为忧愤或要眇，有时还通过彼此酬唱互相影响： 晚清国事蜩螗，民生涂炭，学者似不能潜心于文史。……降至光绪中叶，内外交迫，祸乱纷乘，忧时之士，怵于危亡，发为噫歌，以比兴抒哀怨，词体最为适宜。文人争趋此途，而词学骎骎有中兴之势焉。(33) 以“风骚之旨”“意内言外”言词、作词，不仅是晚清词风的一大转变，亦为词学尊体的一大特色。自嘉道间张惠言拈出“意内言外”之意，以较为系统的理论将“意内言外”作为词的基本体性，从“词”之概念和统序上赋予词“载道”的可能；将比兴寄托提升到词的创作和批评原则的高度，区分正变，崇本抑末，从本体和功用上推尊词体，大大完善了词学尊体理论，比兴寄托遂被晚清词家普遍接受。 而晚清以来变乱纷乘，文人倾向于将一些不宜直言的忧虑通过词这一文体隐晦地表达出来。并且，在词中寄寓家国兴亡之感，也成为这一时期词作的普遍特征。陈廷焯云：“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白雨斋词话》卷二，第28页)比兴与词之要眇宜修的美感特质相结合，更使词内涵加深，正符合晚清词人的叙事要求与审美倾向。龙榆生云： 迨张氏《词选》刊行之后……前后百数十年间，海内倚声家，莫不沾溉余馥，以飞声于当世，其不为常州所笼罩者盖鲜矣！(34) 虽然，最晚至道光十年(1830)，常州词派“意内言外”之说已被普遍接受(35)，但大多仍停留在感士不遇的层次。大量出现突破这一层次而将家国兴亡之感寄托于词中的具有“屈宋之旨”的词作，则在甲午之后。 以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薇省词人的唱和活动为例，参与者之一的彭銮于光绪十六年(1890)将另四位主要参与者王鹏运、端木埰、况周颐、许玉瑑的词作刻为一集，即《薇省同声集》。集中各家以碧山、白石等南宋词人为主要模仿对象。如端木埰笃嗜碧山，因名其词集《碧瀣词》，取“露气之下，被者为瀣，以是为碧山之唾余”之意，《碧瀣词》卷下所录词五十阕，均步碧山《齐天乐》。不惟端木埰，王鹏运、况周颐、许玉瑑等人词集中和碧山之作亦各有十数首，龙榆生即言： 自周济《宋四家词选》出，碧山乃大为世重。……一时作者如端木子畴、王佑霞、况夔笙辈，几无不染指于碧山，有如《薇省同声集》《庚子秋词》《春蛰吟》等，更唱叠和之作，亦骎骎乎《乐府补题》之嗣响。(36) 除碧山外，各家用白石自制调的词作亦极多。如王鹏运乙酉正月即有《鹧鸪天·乙酉元日用白石老仙韵》及《徵招》二阕。姜夔以为《徵招》应以林钟宫为母调，因重新制谱，与《徵招》正格(按《钦定词谱》所定正格核对)在词律上的区别在于有十一韵，王鹏运词以姜夔词调奉答，正押十一韵，虽有落韵处，但可见其对白石词有意识的研究与模仿。又如端木埰等人曾“相约尽和白石自制曲”，王鹏运《长亭怨慢》亦言“他日词成，都为一卷，命曰城南拜石词”(37)，可见倾慕之意。 总体而言，甲午以前各家词人仍取径南宋碧山、白石诸家，词作虽言有兴寄，但寄托内容大多仍停留在身世之感、宦游之叹上。如许玉瑑《声声慢·听雨，用王碧山韵》，下片曰：“回忆中年客里，听津亭残柝，一向勾留。自去江关，悄然人海虚舟。而今倦游溯往，又依稀、红烛歌楼。盼新霁，要银蟾，来共素秋。”(38)借咏雨抚今伤昔，感怀中年客宦之悲，能得碧山词隶事处以意贯穿，借咏物而感怀身世之处。端木埰、王鹏运、况周颐此时作品，殆多类此。风格较甲午后明显要平和、从容，且未脱模拟之迹。 然王鹏运作于甲午、乙未间的《味梨集》，长调沉郁，小调惝恍，已然摆脱早期的模拟痕迹，并映照时局，寄托深远。如作于丙申三月二十八日的仿冯延巳《鹊踏枝》十四阕“郁伊惝恍，义兼比兴，蒙耆(嗜)诵焉。春日端居，依次属和。就韵成词，无关寄托，而章句尤为凌杂”(39)。所谓“郁伊惝恍，义兼比兴”，正原楚骚而来。张尔田言及冯正中诸阕曰：“冯正中身仕偏朝，知时不可为，所谓蝶恋花诸阕，幽咽惝恍，如醉如迷。此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所为作也。”(40)王鹏运《鹊踏枝》今存十首，虽为仿冯延巳之作，然而惜春、赋别之外又有隐约反复、虚实互见、令人心有所触者，不能谓其无关寄托。试看其六： 昼日恹恹惊夜短。片霎欢娱，那惜千金换。燕睨莺颦春不管。敢辞弦索为君断。隐隐轻雷闻隔岸。暮雨朝霞，咫尺迷银汉。独对舞衣思旧伴。龙山极目烟尘满。(《鹜翁集》，第2b页) 若只作惜春、赋别解，其深婉情真、造境幽微处，比冯词亦不遑多让，洵为佳作。然而考以当时史事，则更耐人寻味。如其中“片霎欢娱，那惜千金换”，未必不能比于国事，此前数日王鹏运讽谏驻跸颐和园几罹不测，则此句亦可理解为讽喻西后穷奢极欲。“燕睨莺颦”言已受嫉恨，如此仍直言敢谏，“敢辞弦索为君断”，所谓忠爱缠绵之词，不过如此。又“隐隐轻雷”“暮雨朝霞”“咫尺银汉”，借男女之事喻君臣遇合，而“独对舞衣”所思旧伴大抵正是文廷式等人。 王国维对王鹏运拟作诸阕极为欣赏，以其为《鹜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阌，郁伊惝恍，令人不能为怀。”(41)王国维虽不认同张惠言的深文周纳以解词，然而其所以特重半塘此词者，正以半塘词造境深闳、情真而不隔。冯煦曾以冯延巳词比于韩偓《香奁集》，以为寓家国兴亡之痛、君臣遭际之哀，是有意于比兴者。冯延巳或许无此情此志，然以此索解半塘，恐不能谓无的放矢。清季词人诸作，亦当作如是观。 又如况周颐反对以唐五代词为学习对象，正因其“艳而有骨”，认为天事绌、性情少者难得其堂庑。但他本人却热衷于小词，甲午前后分别与郑文焯、王鹏运遍和《小山词》《珠玉词》之联句，刻意模仿二晏词风。又光绪甲午(1894)六月，王鹏运与况周颐、张祥龄联句和《珠玉词》，冯煦是年七夕序其词集曰： 或曰：“词，衰世之作也，令莫盛于唐季，慢莫甚于宋季。”……小令则不然……身丁清时，回翔台省，间有所触，为小令以自摅，与吾家阳春翁为近。上窥二主，其若远若近，若可知若不可知，几几有难为言者。然所诣则然，非世之衰否有以主张之也。半塘老人与子苾、夔笙亦身丁清时，回翔台省，略同于元献。夏六月，手《珠玉》一编，字模句规，五日而卒业。视元献不失累黍，傥亦与蒙相符契，蕲以破或衰世之说耶？(42) 按半塘之说，《和珠玉词》“阅五日而卒业，得词一百三十八首”(王鹏运《和珠玉词》序，作于甲午六月二十四日荷花生日，词作在序之前)，正是中日开战(六月二十三日)之前，其时清军入朝而日军虎伺于前，朝中局势极为紧张，廷议两歧。则冯煦所言三人于甲午六月和《珠玉词》之深意，在希冀以元献盛事之音破衰世之说，当有所自，其中尊体之意与士大夫梦想承平之意均有在焉。 以上种种均可见晚清词坛对小令态度的微妙转移，亦可见危亡之下词坛对意内言外、风骚之旨的普遍追求。 这一时期的词风转变与时局的阽危密切相关，而各词人群体及各地词坛又是通过酬唱交流来彼此影响，最终完成甲午及其后的词风演进的。 以稼轩词风的拔起为例，词学史上词体自我振拔的方向之一即是词之诗化，因此“以诗为词”的苏辛之风亦为词学尊体的重要表现。道光间，周济提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43)，以稼轩为学词的必经阶段，晚清主常州词风者遂无不以之为矩矱。 光宣中后期，时世之艰危，远迈前代，词中悲歌慷慨、有风云之气者遂不乏其人，可与清初阳羡诸公把臂，此亦文章气运随时而变者。祝南《无庵说词》论列清季稼轩一派之代表作者： 稼轩词至难学，然不可不读，盘薄之气，坚苍之骨，得于此植其基也。……近贤如文芸阁、王半塘、沈子培、朱古微等乃真知取气植骨于稼轩者。(44) 此中能拔帜而立、卓然成家者，首推文廷式。沈轶刘《繁霜榭词札》即言： 文之为词，雄宕激越，无一语遗国家，至郁勃处，直欲平视辛、刘；幽曲处，且将上掩陈维崧。……辛词郁勃，擅绝古今，盖沆瀣于眉山、漱玉，一空骥足。《湖海楼》比苏者，时欲出藩，而《云起轩》则得于辛者，正在其所异处。(45) 稼轩风在清初蔚为风气，是陈维崧等人对历史敏锐体认和对现实及时把握的结果(46)，而清季稼轩词风的拔起，则与文廷式及其《云起轩词》的典范作用有极大关系。文廷式模拟稼轩之佳作极多，能得稼轩之忠爱缠绵、慷慨沉郁，然其笔意随国势、处境之艰难而更为曲折，有不能言不忍言而发之于词者，是以含意吞吐而笔力跌宕，此所谓“敛才就范”，“沉痛处学辛”(47)。 要言之，文廷式之所以能法乳稼轩而开派标宗，在其才力、学问超迈，而有起敝振衰、致君尧舜之志，甲午后以遭际坎坷、国事陵夷，侘傺忧愤而发之于词，横力盘郁，悲歌慷慨，遂为清季苏辛一派之典范。 这一时期稼轩风的拔起又与词人群体的交流相关。文廷式以词人而为学人，并身系时局。与其往来酬唱者，亦不能不同其怀抱而自趋于稼轩。考清季词人学稼轩而能取其神骨者，除文廷式外，王鹏运、朱祖谋、黄遵宪、沈曾植、张仲炘等间亦有之，此数人均与文廷式往来甚密，可为佐证。上节所引送安维峻出都诸阕，亦是清末较早出现的具备苏辛之风的唱和。又龙榆生论王鹏运《味梨集》，言及王鹏运甲午间创有大量学辛之作，并指出这一转变是受到文廷式的影响： 王氏《味梨》一集，与廷式联句或和韵，竟至十三阕之多。廷式固磊落权奇之士，所作词皆“写其胸臆”而有激壮之音者也。以此因缘，而鹏运词亦不期然自趋于稼轩一路。(48) 虽然王鹏运词取道稼轩，亦是本着周济所指出的学词路径，未必规步于文氏；且王鹏运之词风、才力本有与苏、辛相似之处，如早期觅句堂唱和即有学苏、辛之作。然考半塘词集，学苏、辛之作主要集中在甲午、丙申间，丁酉后词作趋于沉郁深婉，戊戌后更致力于梦窗以达美成之浑成。虽半塘之学苏、辛非启于文廷式，但甲午间相与切磋，彼此激发，从而在词风上互相影响，亦必有之。 另如王鹏运对文廷式、郑文焯、夏孙桐等临桂词派外词人的影响，亦是在彼此的往来交流中形成的： 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疆村翁学词，实受先生引导。文道希丈之词，受先生攻错处亦正不少。(《广箧中词》，第213页) 叶恭绰父子与文廷式相知甚深，此言极为可信。考文廷式与王鹏运的词学交往正在甲午之时才开始频繁；而文氏丙申出都后，往来奔走，除偶尔的文字唱和，恐怕并没有相与论词的机会。此可为这一时期各派在词学上互相影响的佐证之一。 同时，甲午战败后，士人奔走救亡的种种活动导致的词人的升降、出入，造成了京师以及各地的词事活动的参与者有了变动。甲午秋，李慈铭因战事不利忧愤而死。乙未春，张謇在战败后出都；是年秋，况周颐南下金陵，张祥龄、王以敏亦分别出都。丙申春，文廷式被黜，宋育仁以办商务归蜀，京师吟事稍告衰歇，但仍有词社之集；文廷式则到处游历，分别与湖南、沪上和广州词人群体有所交流；是年秋，朱祖谋入京，参与京师清流在松筠庵的风闻刺探活动，为半塘强拉入词社，开始填词。 这一系列的人员变动，造成了不同地区词人群体的交流、词风的融合与流播。如甲午六月，况周颐返京备考，向王鹏运言及在吴中与郑文焯、张祥龄联句《和小山词》之乐，况周颐、张祥龄、王鹏运因于四印斋中有《和珠玉词》联句，阅五日得一百三十八阕。而前所提及的王鹏运、郑文焯等人《莺啼序》的唱和，亦是由张祥龄入京所造成的。 况周颐、张祥龄乙未出都后，又先后参与了与郑文焯等吴中、沪上词人的唱和活动。张祥龄参与的鸥隐词社，成立于乙未七夕前后。鸥隐词社的主要参与者有郑文焯、刘炳照、夏孙桐、费念慈、陈升、张上龢、于仲戚、褚绎堂等，与郑文焯早年所组壶社(1887)的构成有很大不同，规模也有所扩大。最重要的是，与壶社时期多和白石词(49)相比，社中主要人物如郑文焯、刘炳照在理论和创作上都表现出“意内言外”的词学主张。 在具体的词作创作上，郑文焯《瘦碧词》期间(1881-1888)，由“白石之骚雅”入手，遍和白石词；至《冷红词》(1889-1896)，集中有和梦窗四首、和清真三首，虽然仍以白石为主要学习对象，但已然开始取法梦窗、清真。考郑氏今所存词，甲午至丙申间作品多有寄托，对梦窗、清真、稼轩、东坡词风均有所吸纳，前所引《莺啼序》联句词学梦窗，《永遇乐》和稼轩，均为战事而作。 而鸥隐词社各家的咏物、即事诸作，亦俱为典型的比兴寄托之作。如词社第一集《秋霁》所咏为“咸丰庚申之变，邻女殉池中以数百计，池莲纯白多异种，花时极游赏之盛。乙未秋期，举词社于此，因和梅溪韵，赋成是解”。则此词既为咸丰战事而咏，又显然受《乐府补题》咏白莲之启发。词中“坠红信息，废池何恨成凝碧。怅故国。千里暮云，江上倦游客”(50)云云，用“凝碧池”典，可见故国池台之感。 这些词学风尚的转移，虽关世运，与彼时京师词坛寄托之作的大量出现以及张祥龄等人与京师词人群体的交往恐怕亦不无关系。 以上种种，均可见出甲午时局对词风转移的推动作用。 自鸦片战争开始，在世变与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各传统文体均在内容题材、创作思想及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由古典转向现代的趋势。词体虽在变革的速度和力度上一直远远落后于其他文体，但词境的拓宽、词句意象的更新一直存在，词学尊体的主张也被普遍接受。发展到甲午时期，士人怵于危亡、应对时变的种种政治活动，客观上促成了词坛的新变与词体的日尊。 就词坛新变而言，大量与政局直接相关的词史之作的出现，士人因各种活动而产生的大规模、高频率的唱和以及因此造成的词学群体的兴衰与词风的交流融合等，均对之后的词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词体日尊而言，这一时期将嘉道时期对尊体的理论论证转变为真正的词创作实践，在理论与创作上对词学尊体有了认知与要求，促成了清季词坛的辉煌。 要之，自明末清初云间词派对词体定位进行重新反思，词学尊体之论开始兴盛。发展至晚清，常派兴起，以经治词，词学尊体之论成为共识。道光后常派北上京师，影响更及于全国；而浙派、吴中等词派亦能代有所成。其中的杰出者，往往能超越流派，从各派撷取资源，从而推动整体的词学建构。谢章铤、刘熙载、陈廷焯等人集大成的词论专著的出现，说明在甲午以前清人对词体的定位意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已超越前人，诸家对词之体尊的论证也远迈前代。 在此基础上，光绪中后期甲午战起，“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成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士人振衰起敝之要求更为激切，至丁酉、戊戌而达到高潮，这一时期既是晚清士人最为悲歌慷慨之时，也是清季词风演进的关键时期。士人怵于危亡，因有词体之兴，在传统词学内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词体之尊均达到顶峰。 这一时期的词体之尊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词史之作的大量出现。可以说，甲午及其后的词史之作，在作者与词作的数量、词作题材的拓宽和词作水平上均已超越前人，这也反映出词体在面对世变时所能达到的高度。 其次，是稼轩之风的再次兴起。一方面，这与文廷式等人的典范作用及当时的频繁唱和有关；另一方面，清末风雨飘摇之时，奔走往来之中，士人无论其固有之词学宗尚如何，均有服膺苏、辛之词唱，因此甲午后苏、辛一派渐见拔起。 最后，甲午至丙申间词学尊体实践也表现在“意内言外”、带有“风骚之旨”的词作的大量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词风演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甲午至丙申间的词风之变，为其后的词坛所接收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如甲午前后的词家唱和，各家词风的交流切磋，为王鹏运、况周颐等人融冶诸家奠定了基础；至戊戌、己亥间，王鹏运所组词社，参与者与词学取径显然已有所固定，又因政局叵测和填词技法的提高，词作寄托更趋于重大而发言则趋于深微，常派比兴寄托的手法已成为词作的基本原则，临桂词派与词风已然形成；至《庚子秋词》和《春蛰吟》时期，通过南北词人的唱和，临桂词影响及于全国，遂助成清季词坛之绚烂结局。 ①本文所涉及“甲午前后”时间段为光绪甲午至丙申(1894-1896)。“甲午以后”主要包括光绪乙未(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至光绪丙申年(1896)间，这一时期的政局发展及政坛人物的变动仍处于甲午变局的影响之下；且考察这一时期的词坛整体风貌，也有一以贯之的特征与流变过程，因将乙未、丙申置于本文的论述中。而光绪丁酉(1897)德占胶澳事，向为史家视作戊戌维新的先声，参见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等；且自丁酉至戊戌，王鹏运等人的词学活动与词风演变亦与“甲午前后”有明显不同，因此本文论述的时间段迄于丙申。 ②龙榆生《与吴则虞论碧山词书》，《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9页。 ③晚清“清流”之目，各家学者均有专论考之。折衷各家之说，“清流”作为晚清显著的政治现象，出现在时人言论中，代表的是一种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主要成员是出身正途的翰詹科道和各部中下层精英，被目为清流者往往在道德修养上具备一定的声望，敢于风闻言事、论列朝政，属于晚清官僚集团的知识精英阶层。参见陈勇勤《清流党成员问题考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史林》2006年第4期)、王维江《“清流”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等相关论著。 ④赵尊岳《蕙风词史》，《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4号。 ⑤况周颐著，秦玮鸿校注《况周颐词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⑥王鹏运《味梨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第32b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四五《安维峻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册，第12467页。 ⑧杨崇伊《奏为特参侍读学士文廷式记名御史编修李盛铎贪鄙任性请旨查究事》：“御史安维峻之折，亦听其指使。故遣戍之日，该员广为劝募，赆者盈万，躁妄险诐，于斯已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档案号03-99-5338-089，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⑨王以敏《檗坞词存》卷三，清刻本，第13b页。 ⑩文廷式《云起轩词》，民国二十三年(1934)影印原稿本，第41a页。 (11)康骈《剧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页。 (12)郭则沄《知寒轩谈荟》甲集卷一，民国刻本，第1b—2a页。 (13)龙榆生《云起轩词评校补编》，《同声月刊》1943年第3卷第1号。 (14)龙榆生《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同声月刊》1943年第2卷第12号。 (15)翁同龢 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 日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册，第2060页。 (16)王鹏运著，刘映华选注《王鹏运词选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85—91页。 (17)此处指三人及三人以上的唱和活动，或成员相对固定、较为频繁的词事活动，以及明确为词社的社事活动。由于晚清词人的词集、词选与总集尚在整理中，因此本文统计难免有所疏漏，仅就所能寓目文献作一大概梳理。 (18)《翁同龢 日记》，第5册，第2749页。 (19)龙榆生《漱玉词叙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374页。 (20)胡先骕《评文云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遐半塘定稿》，《学衡》1924年第27期。 (21)龙榆生《校梦龛集》跋，广西图书馆藏清秘阁朱丝栏原钞本，第28b页。 (22)况周颐著，屈兴国辑注《蕙风词话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23)甲午战起，在南北清流领袖翁同龢 与李鸿藻的支持下，文廷式出面组织了清流的多次联衔奏劾，与言官关系尤密，因此其时的宴集唱和往往与他有关。 (24)钱仲联《文廷式年谱》，《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25)如王以敏《檗坞词存》除《三姝媚·送文芸阁学士同年出都，次幼霞侍御韵》外，又有《三姝媚·叠韵答丁叔衡》，可见王以敏、丁立钧有唱和之作。参见《檗坞词存》卷三，第1a页。 (26)汪曾武《味莼词》甲稿，民国刻本，第2a页。 (27)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四二七，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册，第4713页。 (28)杨锐为张之洞京中坐探，与康党此前并无交涉，前人论之甚多，此不赘述。参见茅海建《“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二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辑。 (29)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亦为庚辰科(1880)进士，为翁同龢 门生兼同乡，沈曾植、丁立钧等人同年。然其子杨圻(1875-1941)娶李经方之女，其女复嫁于李国杰之子，为李鸿章姻亲，遂为李鸿章一党。光绪二十一年(1895)底，杨崇伊甫由编修考授江西道御史，第一疏即劾强学会，次年二月又参文廷式，戊戌训政折亦出于其手。 (30)沈曾植《曼陀罗寱词》，朱孝臧《沧海遗音集》卷一，民国刻本，第4b页。 (31)汪辟疆著，王培军笺证《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上册，第171页。 (3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5页。 (33)贺光中《论清词》，台湾鼎文书局1971年版，第3页。 (34)龙榆生《论常州词派》，《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422页。 (35)以《清词序跋汇编》(冯乾编校，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为例，所录词集序跋中提及“意内而言外”或“意内言外”者共89处，嘉庆后至道光前仅四家，提及“惠言”“皋文”“皋闻”者，道光前仅二家，且多为与张氏往来者。但是到道光十年(1830)，《词选》已供不应求，“同志乞是刻者踵相接，无以应之”，“乃校而重刊焉”。 (36)《与吴则虞论碧山词书》，《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409页。 (37)王鹏运《袖墨词》，端木埰等《薇省同声集》卷四，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第13a页。 (38)许玉瑑《独弦词》，《薇省同声集》卷三，第22a—23b页。 (39)王鹏运《鹜翁集》，清光绪刻本，第1a页。 (40)张尔田《曼陀罗寱词序》，《沧海遗音集》卷一，第1b页。 (41)王国维《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8页。 (42)冯煦《和珠玉词序》，《清词序跋汇编》卷一七，第4册，第1791页。 (43)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44)祝南《无庵说词》，张璋等编《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1327页。 (45)沈轶刘《繁霜榭词札》，《历代词话续编》，下册，第846页。 (46)关于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之背景、过程及意义，参见张宏生《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47)朱庸斋《分春馆词话》，《历代词话续编》，下册，第1183页。 (48)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485—486页。 (49)壶社主要参与者有郑文焯、易顺鼎、易顺豫、张祥龄、蒋文鸿，于壶园结词社，联句和白石词，即《吴波鸥语》。由是年春至仲秋，壶社诸人和白石词联句计八十六阕，郑文焯参与者有七十余阕，可见其时郑文焯等人的词学取尚。 (50)郑文焯《冷红词》卷三，清光绪刻本，第1a页。标签：甲午年论文; 光绪论文; 高阳台论文; 沈曾植论文; 文廷式论文; 王鹏论文; 贺新郎论文; 三姝媚论文; 莺啼序论文; 晚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