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老年人交往障碍及其理论出路_思维障碍论文

现代老年人交往障碍及其理论出路_思维障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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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3-107-04

一、问题的导入:养老沟通的现代障碍

现代心理学发现,心灵的慰藉对于老年人来说异常重要,而沟通则是他们得到慰藉的重要途径和条件。沟通不仅可以帮助老年人排解寂寞,了解他们的真实需要,表达对他们的尊重,也是他们自尊和自信的重要实现方式。但与前现代不同的是,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机构养老,老年人与养老者之间的沟通都遭遇了一些现代社会特有的障碍,本文暂且称之为现代障碍;这些障碍与现代社会的结构直接相关,因此也可称之为结构性障碍。

1.在现代社会里,各种人生观、世界观、生活观、生活方式等的兴起、替换和衰落非常迅速,代际之间的鸿沟因此也越来越深。代沟的加深客观上削弱了代际之间沟通的“共同语言”基础,主观上则常常成为养老者拒绝与老年人真正沟通的借口。在一般意义上,代沟意识已经形成了一种歧视老年人的现代意识形态。

2.歧视老年人的意识形态无疑又受现代社会特有的退休制度的强化和固化。不管老年人是否还拥有健康的身体状态和有继续工作的能力,退休制度会在生命的某一时刻强制性地规定他们离开正式的社会组织,退出主流社会。能够保持不退休状况是极少数人。

3.社会生活的理性化① 和核心家庭化又导致老年生活在社会层面上的“被放逐”状态,与子女的分离居住在另一层意义上凸显了主流与非主流群之间的分割。从过程上看,老年化过程意味着“去社会化”或“离社会化”。在前现代社会里,“放弃”和“去社会化”是逐步完成的过程,没有明显的“断裂时间点”;而且由于老人在漫长的“去社会化”过程中有权自主决定渐进退出的方式、程度和速度,传统社会一般会赋予老人较高的社会地位,老人的尊严一般会得到较好的维护。

4.除了代沟外,信仰(世界观)的多样和歧异也是造成沟通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② 近代以来的“去宗教化”政策、启蒙思想和科学主义无疑增加了信仰的多样性和歧异程度。信仰的多样性和对同一种信仰的歧异理解不仅会增加老年人与养老者之间沟通的难度,而现代文化的“青年取向”和迅速变迁又无疑会增加社会对老年人的价值信仰的歧视。

如何使老年人重新成为社会中平等的沟通主体,至少使他们免受不必要的人为歧视,已经成为老年学研究的课题。当然,要成功地应对这种局面,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对理论界来说,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老年人是否有平等沟通的能力。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老年人的沟通能力是否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衰落:二是有着不同生活观和生命观的人能否进行平等地沟通。笔者发现尽管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提供了大量有关沟通的理论,但大都是以主体间平等为假设展开理论论述的,因而不太适合用来分析结构上不平等和价值上相异的人之间的沟通。本文选择卢曼的沟通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正是因为它跳出了传统的主体论思维框架。

二、卢曼的沟通理论

1.自我再生、意识系统。系统是自我再生的,即组成系统的要件及其相互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在系统内完成的。自我再生系统的运行原则是自我基准的,但并非自给自足。③ 将自我再生性和自我基准性引入社会科学的则是德国社会学家卢曼。④ 他以此来描述社会的系统。⑤ 有机体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的系统和意识系统是围绕着意义加工而运行的。

意识系统,亦称心理系统,其最小单位是“思维”。因为“思维”一旦出现就会很快消失,意识系统的运行依赖于“思维”的不断再生产;而意识系统要能生产“思维”,也需要从外界获取信息和资源。不过,卢曼认为意识加工和大脑工作是分别在各自的系统内进行的,它们之间互为环境—系统关系。因此,不是大脑而是意识系统在生产着“思维”。卢曼将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表述为“结构性连接”。

2.社会的系统、沟通。将自我再生概念用于社会系统,卢曼发现社会系统的最小单位是沟通,而且人类并不能进行沟通,“只有沟通能够沟通。”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在传统社会学里,一直把人作为是系统的最后的、不可再分的分析单位,而卢曼认为人本身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的自我再生系统组成的聚合体:有机体系统、神经系统、意识系统等,因此也是社会系统的环境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人在不同系统中没有能够与其他人的系统形成沟通关系,因此,沟通也不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当然,沟通离开人也不能发生,没有有机体系统、神经系统和心理系统,沟通的存在是无法设想的。为了使沟通成为可能,人类需要各种社会系统。同心理系统一样,社会的系统是以自我再生的方式运行的。这意味着社会系统需要沟通的不断衔接。

因为只有意识系统才有能力通过“结构性连接”影响沟通,所以意识系统在沟通系统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意识系统可以刺激、扰乱、误导沟通系统,尽管它不能直接进入沟通系统,沟通只能发生在社会系统层面。正因为如此,尽管社会系统不断产生沟通,而且意识系统也不断产生思维,但沟通者是无法弄清参与沟通的对方的意识系统在沟通过程中想些什么的。

与一般对沟通的理解(发送人→媒体→接受人)不同的是,卢曼认为沟通过程是由三个选择性行动组成的,即依次为选择信息、传达和理解。发送人的意识系统在观察环境和自身后根据信息或非信息的二元符码区分出重要或不重要信息的过程,这就是信息选择。将选择的信息再按照具体沟通情景的需要选出具体的传达方式就是传达选择。借助于偶然性概念,卢曼试图说明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是可以在不断的沟通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交叉约束、相互渗透、协同进化的。

3.意义系统、观察。意识系统之所以能对无穷无尽、异常复杂的环境作出快速的反应,就是因为它具有对环境进行自我基准式地约简处理的能力。这也决定了意识系统就离不开社会系统,因为只有社会系统的自我基准中才存在“意义”,⑥ 即社会系统的特殊标准: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哪些对系统而言是合适的或不合适的。意义可以体现为规范、价值、角色等。唯有意义才使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要件的再生产成为可能。意义赋予了系统连接过去的行动或沟通的能力,同时指出新的可能性。

尽管参与沟通的意识系统沟通并不需要完全准确地理解对方传达的信息的“真实”意思,但尽可能地了解对方的真实意思可以减少信息资源的不确定性、增加彼此的沟通连接能力。这也是所有社会都将诚信作为一种美德加以维护的原因。“观察”是卢曼为此引入的发掘真实性的工具。由于观察者只能在系统内部加工和处理所获得的信息,因此,观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过程,即观察系统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加工结构,参照观察者用以构建真实性的意义联系,区别和描述所观察到的信息的过程。与强调沟通的关键是接收人对信息的理解相一致,卢曼强调,观察的重点不在于被观察的现象一面,而是在观察者另一面。卢曼归结两个基本命题:观察者的观察;观察有赖于观察者。这两个命题强调的是观察都是观察系统的运作,而观察的结论则是由观察系统加工和处理的。因此,不同的观察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观察离不开意义系统的“意义供给”,而意义系统则必须通过观察加工和处理外来的信息才能激活系统并完成自身的更新和演进。在这个意义上,系统的自我基准既是静态的原则,也是动态的过程。由于沟通,通过观察,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在各自平行发展的同时也在进行交流和渗透。也正是由于长期的沟通和渗透,意识系统之间、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相互理解的基础,即意义源代码的一致性。这是拥有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容易沟通的原因。这也提示我们,更多地使用对方的“语言”而较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会改善沟通。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所面临的环境非常复杂、多变,每个意识系统和社会的系统都拥有多个而且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意义系统就是很正常的事,尤其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这决定了沟通在具体时空条件下选择的多样性和文化,将沟通本身当做一种价值来强调的必要性。通过认识和参与其他系统的意义系统,系统可以提高它的连接能力。

三、启示与结论

卢曼的沟通理论因为断言沟通不是人而是社会系统的最小单位,这几乎颠覆了整个哲学和社会学的传统:系统的组成要素不再是人或物,而是运作;居于社会系统中心的不再是人的主体性,而是意识系统的自主性。这种大胆地去本体论式的理论构建方式长期以来不断遭受猛烈的批评,如被指责为反人本主义,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理论在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影响的不断扩大。本文无意展开更深入地讨论,而只是想总结卢曼的沟通理论对老年学的几点启示。需要说明的是,卢曼本人并没有涉足老年社会学领域。

1.老年人具有平等沟通的能力。每个人都是由自我运行的且无法与其他系统进行直接接触的有机体系统、神经系统和心理系统等组成的聚合体。应当看到,不是将有机体系统、神经系统和意识系统区分开来,而是通过引入自我运行概念而将一直被认为是认识论主体的“人”从认识论的核心地位移开,才是卢曼的本意。对于老年学而言,对人的“去主体化”处理,意味着人们应该着眼于意识系统来观察老年人的沟通能力。事实上,与身体的衰老和神经反应的弛缓相反,除了少数老年人以外,大部分老年人的心理系统(思维系统、意识系统)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是健全的。这并不是说,生理的衰老对心理系统没有影响,如易于生病和疲惫等,但更多的影响表现为老年人在感知兴趣方面的变化而不在沟通能力和意愿本身。⑦ 老年人在知识储备和经验(沟通技巧)上都可能胜于年轻人。

2.老年人有不断沟通的需要。尽管意识系统就是自我再生的,并且不断地生产思维,因为思维一旦出现就会很快消失。因此,意识系统要能生产思维就需要从外界获取信息资源,尤其是需要社会的系统(互动、组织及社会)作为心理系统之间的沟通联结。而沟通与观察是获取资源(包括信息)的主要方式。正是由于意识系统对社会系统的依赖,与社会系统的长期隔绝会导致意识系统的功能衰竭,因此对人而言,最不可缺少的是与其他人的沟通。

3.沟通是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意识系统是自我再生的,思维有赖于意识系统,观察有赖于观察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识系统和意义构成,人们无法介入他人的意识系统。在客观上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自私,但也使人们能理智和宽容。更重要的是,它规定了人们的意识系统之间的多样特征与平等本质。人们可以不接受老年人的—些想法、观点和意见,但无权贬低他们的意识系统,反之亦然。

4.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不应该成为与老年人沟通的障碍。不同的意识系统之间完全可以“和谐”沟通。这一点,在成人与儿童的交往过程中可以更明显地观察到:成人和儿童之间所达成的“共识”并不以双方“完全彻底”地理解了对方的意图为前提。由于意识系统之间的隔阂,人们客观上不可能完全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也不需要完全知道。人们所需要的是自身的沟通愿望和连接沟通的能力,以理解对方所传递的信息为前提。事实上,具有不同意义内容的意识系统之间的沟通常常更令人神往,比如不同观点的同行之间的讨论总是令人获益匪浅,儿童的意识系统产生不同于成人的思维,是很多成年人喜欢与儿童交往的重要原因,与“老外”之间不甚其解的交流甚至会令很多人兴奋不已,同时供奉不同宗教神灵的寺庙很少会引起宗教战争。因此,鄙视或不乐意与老年人沟通只能解释为我们缺乏兴趣,是一种“青年文化”崇拜的心理症结。当然,老年人也不应该对年轻人采取歧视态度。卢曼的理论建构中有意识地将人的地位边缘化,无疑为不断研究日常生活中各种习以为常的观点、看法和态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5.正视老年人沟通需要的特殊性,才能更好地与老年人沟通。只有沟通才能产生沟通。既然沟通本身才是始作俑者,那么维持(继续)沟通的技巧就在于注重理解对方传递的信息并作出反应,而不是关注对方的意识系统。老年人需要的是沟通以及通过沟通而获得的安慰和自信。我们无意说,老年人不需要或没有能力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转化信仰,但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意识系统只要不断参与沟通,其意义系统也就有不断演进的可能。与儿童社会化不同的是,现代社会老年人的社会化一般不会立足于谋求未来生存竞争的优势,⑧ 因此他们的目标是最满意而不是最理性或者最科学。作为养老者,我们没有必要强制老年人遵从我们所谓的“正确思想”而打击甚至摧毁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基础,尤其没有必要破坏他们的信仰自由。

6.培训可以增强养老者与老年人之间的沟通。有限的选择有利于那些有着相似经历、信仰和知识背景的意识系统之间的交流,而对于各方面差异的意识系统而言,沟通起来就比较困难。但卢曼也指出,通过结构性连接,意识系统因受到外在环境的干扰和刺激也会不断演进,尤其是意识系统内含的各种意义系统更容易受到外来环境的影响。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对老年人和养老者进行培训。对于老年人的培训应该集中考虑如何增强他们的自信和对社会其他人群的了解;对于养老者而言,就是要通过专业训练培养对老年人的尊重,增加他们的沟通意愿和观察能力,尤其是他们对老年人所传达的信息的理解能力。

7.将“去社会化”过程扭转为老年人的“再社会化”过程是可能的。现代老年人的沟通障碍有着深刻的结构原因,因此,沟通障碍的清除最终有赖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层面的改变。但完全改变不利于老年人沟通的主流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因此,合理的思路应该是在体制外创造适合于老年人“再社会化”的生活空间。从目前观察的一些现象看,很多老年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老年人开始有组织地抗议现代社会为他们安排的“去社会化”的路径,并进行了多种革新行动来重新张扬他们生命的意义。可以预期的是,这种组织化(通过自己组织或加入其他组织)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综上所述,卢曼的沟通理论显示,改善老年人与其他人群的沟通状况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为此,一方面需要消除和减缓养老沟通的现代障碍;另一方面需要扩张有利于老年人获得生命意义的社会空间。对老年人来说,应该拒绝接受社会给予的歧视和偏见,应该将退休生活看做一次再社会化的机遇,以开放、宽容的心态接受新知识、新事物,勇敢参与沟通。对于其他社会成员而言,应该在多元主义价值观包容和软化主流社会意识的硬核,放弃对老年人的歧视和偏见,以平等心态对待与老年人的沟通,支持老年人的再社会化。

收稿日期:2008-01-18

注释:

① 贺雪峰在他的实地调查报告《现代性、理性化与农民生活的变化——汝南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中,描述了现代性在农村社会的扩张是如何影响农村养老方式的。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缺少沟通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② 如果沟通者之间真正信奉多元主义,信仰差异不必导致不平等的沟通关系。但这种情况显然是一种乌托邦。一方面,现实的多元主义者仍然在信仰之间设置了区别的标准;另一方面,信仰差异总是与信仰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等其他方面差异纠缠在一起。

③ 比如,维系细胞系统所需要的组成部分如蛋白、脂质等是由细胞自己生产的;为生产这些物质,细胞需要通过细胞壁从环境获取资源。在此过程中,环境条件尽管会被接受,但这些环境条件以何种方式被整合进各自的系统则取决于系统内部的加工。

④ 卢曼(1927—1998)是社会学系统理论(Systemtheorie)的创始人,是战后德国与哈贝马斯齐名的社会科学家,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神学、史学、传媒科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和深远的影响,长期执教于明斯特大学和比列非尔德大学。他的系统理论与帕森斯的体系理论几无相同之处。

⑤ 在德文中,Gesellschaft指的是社会、协会、社交聚会、公司,其对应的形容词是gesellschaftlich,强调的是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而sozial则是一个形容词,有合群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公共的、公益的等意思。所强调的是具有社会特征,其相对应的名词是Sozietaet,意指团体、社团、群居等。我们这里暂且将soziale Syesteme译作“社会的系统”,而将Gesellschaftssystem译为“社会系统”,以示区别。

⑥ 尽管卢曼本人可能不会同意,但为了理解方便起见,不妨暂且将“意义”理解为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程序规定”。当然,“意义程序”与计算机软件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例如前者是自主演进的结果,后者是由外界直接“嵌入”的,不一样;后者遵从严格的逻辑关系,有着一一对应的输入—输出关系,但前者则不一定遵从逻辑关系;等等。

⑦ 人类的这种特征使人类很早就认识了自由(无限)的精神(free spirit)与有限的生存(limited life)之间永恒的矛盾,并创造了形形色色关于不朽(immortality)的信仰。

⑧ 在传统社会里,老年人对家庭及社区经济与生活的贡献也会随着生理上的衰老而减少;但即使有一天他们的努力结果不足以维持需求时,也不会像现代老年人一样被定义(per definition)为纯粹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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