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希与中国报告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外国作家有三个：高尔基、基希、斯诺。高尔基没有到过中国，基希和斯诺不仅到过中国，而且写出了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又都在中国和世界广泛流行。所不同的是基希在中国的时间没有斯诺长，描写中国的作品也没有斯诺的发行量大，因而在中国，基希的知名度没有斯诺的广泛。但这不能说明基希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影响不如斯诺。事实上，基希的名字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被广泛提及，有些作家“声称是受了基希作品的影响而开始写作报告文学的”，（注：尹均生、杨如鹏《报告文学纵横谈》第15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基希的一些观点已融入我国的报告文学理论之中，基希作品的一些艺术手法今天仍在我国的报告文学中普遍使用。因此，在基希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作此文以为纪念。
一
基希，1885年生于布拉格，捷克人，用德语写作。曾先后为《布拉格日报》、《波西米亚报》和《柏林日报》工作。作为著名的新闻记者，他到过许多国家采访。1912年他到过英国，1920年去法国，1921年迁居柏林，1925年访问苏联，1926年去非洲旅行，1928年去美国秘密旅行，1930年再次访问苏联，1932年来中国秘密旅行。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作品发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发生国会纵火案的当夜，基希在柏林被法西斯分子逮捕。释放后，离开德国，继续从事新闻采访与编辑工作。1934年去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国旅行，同年秋天去奥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反战大会。1935年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西班牙内战时期，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经法国、美国流亡墨西哥，参加《自由德国》的工作。1946年回到布拉格，继续在国内旅行。1948年病逝，终年63岁。
作为“世界闻名的报告文学大师”，（注：张德明《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第27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基希先后出版了《布拉格街头拾零》、《布拉格冒险》、《布拉格军团里的士兵》、《怒吼的新闻记者》、《沙皇，东正教教士，布尔什维克》、《世界冒险》、《时间匆匆》、《天堂美国》、《亚洲巨变》、《秘密的中国》、《禁止入内》、《五州探险》、《在澳大利亚登陆》、《广场奇闻》、《墨西哥漫游记》等十几部报告文学集。在这些作品集中，《怒吼的新闻记者》影响最大，作品使他蜚声文坛，书名也成了他的别号。《天堂美国》以幽默的语言、讽刺的笔调揭露了美国社会的形形色色，其中也有访问卓别林的优美篇章。《秘密的中国》是基希1932年访问中国的结晶。作品描写了中国社会的畸形状况，写出了某些“连我们许多中国人都未必清楚的‘秘密’”，（注：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店1950年3月版。）给基希带来了很大的声誉。《墨西哥漫游记》注重“从地理状况、时代沿革、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各个方面，绘形绘声地进行描述”，（注：孙坤荣、赵登荣《基希——报告文学的大师》，《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可以看作基希报告文学的代表
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奠定了基希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早在三十年代初，日本文艺评论家川口浩就说：基希是“现在最大的Reporta-ge”，基希“创始了他独特的报告文学。脱离了个人的态度而报告日常生活的他的Reportage，是全世界的首创”。（注：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第2卷第1期。）周立波在三十年代中期评论基希说：“直到德国（应为捷克－－引者）基希诸人的作品出来，报告才成为一种不能被人轻视的独特的新形式”，“基希的作品，无疑是报告文学的一种好范例。”（注：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读书生活》第3卷第12期。）当代报告文学研究家尹均生也说“基希是有国际声誉的捷克籍报告文学作家，他是同高尔基一样受人尊敬的无产阶级作家”。
基希对我国报告文学的影响与他的来访并写成《秘密的中国》有关。虽然在他来中国之前，他的著作已被介绍，他的写作态度已被仿效，但《秘密的中国》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本书用德文写成，1931年刚出版就遭法西斯分子销毁。但它还是秘密流传下来，并被译成多种文字。1936年，周立波根据英译本译成中文，选载于《文学界》。1938年，汉口天马书店出版了此书。由于发行量少，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有的人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篇章。（注：黄钢《我是怎样写作报告文学的》，《文学：回忆与思考》，人民文学出版1980年12月版。）周立波、黄钢、何其芳等受了这本书的影响而从事报告文学创作，更多的作家则从这本书中吸取了艺术营养。1984年，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基希报告文学选》，从更广的范围选择了基希的三十篇作品出版，让更多的人领略这位“报告文学大师”的风采。我们看到，在今天，基希的艺术仍在我国年轻一代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发扬光大。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基希哺育了我国老一代报告文学作家，滋养了年轻一代报告文学作家，泽被将来的报告文学创作！
二
基希不仅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而且写了许多关于报告文学的理论文章。在三十年代，为国人熟知的是两篇：《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和《报告文学之社会的任务》。基希的学说对我国报告文学理论建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报告文学要有战斗作用
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就是指它的战斗作用对于作家“容易招致危险”而言的。（注：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论报告文学》，上海泥土出版社，1953年版。）巴克评论基希说：“他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批判者而出现的”，“在他的关于亚洲和中国的书里，可以听见战斗的咆哮的声音”（注：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论报告文学》，上海泥土出版社，1953年版。）基希总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写，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革命激情，勇猛的战斗精神，并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性质，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报告文学的创始人”。（注：孙坤荣、赵登荣《基希——报告文学的大师》，《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最先看出这一点的是川口浩，他说“这些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申诉(Appeal)的力量”，“他将读者渐渐地带向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注：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第2卷第1期。）
报告文学的战斗作用已为我国理论界普遍认可。它被写入所有的教科书和理论著作。刘白羽还专门写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注：见《文艺报》1985年1月17日。）一文加以倡导。从创作实践来看，我国的报告文学正是象基希的作品那样，走着一条战斗的道路。《包身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在被告席上》、《卖血人》等无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丑类进行鞭挞。人民群众也对报告文学给予充分信任，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揭露一个流氓的报告文学《谁当她的律师》在《文汇报》上连载后，报社收到二千多封读者来信要求惩罚罪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罪犯终于遭到制裁（注：参见张德明《报告文学的艺术》第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这就是报告文学战斗作用的体现。
二、报告文学要真实
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今天仍有一些分歧意见，但正统的理论和不少作家都坚持报告文学必须保持生活的真实。这种观点正是基希所坚持的。基希要求报告文学“必须显示出真实性——完全是真实的东西”（注：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论报告文学》，上海泥土出版社，1953年版。）为了获得真实的材料，他深入走访伦敦的中国人居住区华人城，他同怀特查佩尔的流浪汉一起过夜，他调查了有三千个疯子的比利时小城，他弄清了捷克拔佳鞋厂的发展沿革，从而写成了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篇章。周立波早已注意到基希的这个特点，他说：“基希的报告全都根据了大量的社会事实和史实。……他的每一篇报告，就是在科学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一种周密的社会调查。”（注：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读书生活》第3卷第12期。）
基希关于真实性的主张和实践，在许多理论家的推荐和倡导下，为我国的报告文学发扬着。翻开所有关于报告文学理论的专著或论文，几乎都要讨论真实性问题。今天，“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已成为一个常识。在创作中也是这样，数十年来，凡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凡是获得成功的作品，凡是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都是真实的。
三、报告文学离不开想象
报告文学以事件的真实为基础，但不排斥想象，这是基希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基希说：报告文学必须具有“一种合乎逻辑的想象”。（注：转引自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论报告文学》，上海泥土出版社，1953年版。）周立波曾引基希的话来说明事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真确的事实，锐利的眼光，抒情诗的幻想，同是基希的报告重要的因素。”（注：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读书生活》第3卷第12期。）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基希在重视真实的同时，也重视幻想。正如孙坤荣和赵登荣所说：“他（基希——引者）认为，那种使真实模糊不清的幻想应该摒弃，那种服务于真实的幻想应该容许……基希通过《广场奇闻》这部作品，以自己的创作实践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报告文学要建立在事实可信、生动活泼的写真实的基础上，同时又不排斥‘但丁式的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必须有事实为依据，并服务于真实。”（注：孙坤荣、赵登荣《基希——报告文学的大师》，《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
报告文学的想象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问题。许多人把真实和想象对立起来，以为坚持真实就不能有想象。其实不然，倘若没有想象，作者就不能把基本的事实联系起来，更不能有对历史的追述和对未来的展望，也就不可能构成一篇具有流畅的叙述和历史的厚度的作品。事实上，一切成功的作品都是充分调动了想象的，如《朝鲜——晨曦清亮的国家》、《痴情》等等。这些作品也说明，基希的想象理论在我国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理论上，也有同基希持相同观点的。理由说：“在报告文学中的确存在想象，作者对文中所述的事实不可能一一亲历；抛弃想象，不但写不成报告文学，也写不成通讯。（注：理由《谈报告文学的写作》，《新闻战线》1980年第5期。）
当然，在外国作家中，战斗作用并非基希一个人提倡，真实性也并非基希一人坚持，但基希的理论提倡和创作实践无疑对报告文学的战斗作用和真实性的发挥起了促进作用，尤其对我国初创时期的报告文学理论给予很大影响。想象是报告文学发挥文学性的必要条件，基希强调它，为报告文学跻身于文学之林奠定了基础。这是基希的独特贡献。
三
在基希对中国产生影响之前，中国的报告文学还处于幼年阶段，完全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品尚未出现。基希来中国并写了报告文学集对中国文学界发生了影响后，中国报告文学的成熟之作问世了。（注：参见拙作《〈包身工〉的电影文学特色》，《当代电影》1994年第3期。）我当然不是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熟全是基希的功劳，我是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熟与基希的影响分不开。基希对中国报告文学的艺术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择几点作一些论述。
第一，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
基希曾说：“作家必须从现在的关联中显示过去和未来。”（注：转引自尹均生《报告文学艺术形式的开拓者》，尹均生、杨如鹏《报告文学纵横谈》第15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但在我国三十年代中期之前，报告文学基本上是一时一地一事的报道，未能展现出完整的生活图景，不能获得历史的厚度。我们在基希报告文学中看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联系过去和将来，写出广阔的生活场景，从深广的历史跨度和宽阔的现实层面表现社会生活，让读者既看到现实情景，又明白这种情景形成的原因和今后的发展态势。《纱厂童工》记述旧中国一家大厂十五岁以下儿童的悲惨生活。作品不仅描写了他们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且揭示了童工制度形成的原因，还写出了童工制度为什么会延续下去。读了这篇作品，让人对中国童工的苦难生活和童工制度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这种方法我们在中国报告文学成熟的标志篇《包身工》中见到了。包身工的悲惨生活、包身工的来源、包身工制度的形成、包身工制度必然灭亡的下场都清清楚楚地叙述了出来。在今天，这种方法已是司空见惯了。我们在几乎所有篇幅稍长一点的报告文学中都能看到。
第二、表现出诗意
报告文学不仅是客观地报道，也要在事实中溶进作者的理想和情思，表现在作品中即有文学性。在基希作品的文学性中，诗意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周立波在著名论文《谈谈报告文学》中引用基希报告文学的例子说：“他在一·二八战争以后不久的‘吴淞废墟’之上，看见日本旗帜在风里飘动，他说，‘旗上的太阳象一个圆圆的伤体，从它上面，鲜血的流，流向四周。’这不是战后吴淞最明白的容貌吗？这也是基希的诗的想象。”《南京和红军》，写十九路军经过中山路，穿插了对十九路军过去抵抗日本侵略军，现在开赴苏区攻打红军的截然相反行为的叙述，完全是一种诗的语言和诗的激情，让人读了感情振奋。
诗意的表现亦成为中国报告文学一种潜在的艺术素质。刘白羽写于战争年代的报告文学弥漫着诗的气氛。朱子南、秦兆基在评柯岩时说：“柯岩把她的诗思带进了报告文学，使她的作品充满了诗美。”（注：朱子南、泰兆基《报告文学十家谈》第1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被誉为“科学的诗篇”，作品中的每一行字都洋溢着诗情画意。诗情诗境是徐迟报告文学的追求，并成为一个典型的特征。
第三，小说笔法
报告文学必须采用种种手法把事情讲述得生动感人。基希的一个方法是借用小说笔法。《列宁同志问候你》开头设置悬念：列宁两次托人到布拉格寻找并问候摩得洛塞克，可摩氏却说“我不认识他”。原因是什么？读者急于要弄清。后来，摩氏从报纸上看到列宁的照片，告诉妻子：“这就是我们的马耶呀！”列宁怎么变成了“马耶”？读者又想弄清。于是基希才开始讲述列宁化名为“马耶”从事革命活动并与摩氏交往的过程。这样的写法，使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妙趣横生。《纱厂童工》不直接写童工，而先写一份病案，第二节才从童工的苦难生活讲起。这种设置悬念的方法显然是从小说借鉴来的。还有该文开头的对话方式也极象小说。小说笔法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
小说笔法在我国报告文学中也被采用。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理由。理由报告文学的小说特色世所公认，还被写进了文学史。《扬眉剑出鞘》情节曲折，悬念环生，几近于小说。
第四、引进电影手法
基希对报告文学的又一贡献是引进电影手法。巴克曾举基希作品中的例子来说明电影手法在报告文学中的运用情况：“上海的街道，在十字路口的岗位上立着一个印度巡捕。特写：巡捕头上的黑色的头巾”；“剪接：塔什干(Tashlkent)的两色画。塔什干早就是最现代的社会主义了。但塔什干同时也有着中世纪的落后性。‘红色’与‘灰色’的剪接就是辩证法的剪接的杰作”。（注：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论报告文学》，上海泥土出版社，1953年版。）基希在作品中大量运用电影手法，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色彩。翻开《基希报告文学选》，迎面扑来一股“电影味”：
陌生人离开了充塞小火车铃声的中心大街，沿着巍峨的高墙和低矮的工人住宅走去，孩子们在泥泞里玩耍，一个店老板站在那被烟火熏黑了的小酒店门前，一位妇女提着蔬菜回家。
这是《博里纳日，四种传统的胜地》的开头，也是全书的开端。它几乎全是人物动作、画面描写，用人物的行动联系画面，从主人公的眼睛观察景象，充满了运动感，且有声有色，仿佛看得见、听得到——这是典型的电影镜头。
基希的这种方法在中国影响巨大。黄钢《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因用电影拍摄方法写作而获得巨大成功，成为我国报告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之后，他继续运用电影手法写出了《拉萨早上八点钟》、《朝鲜——晨曦清亮的国家》、《难忘的延安之夜》等优秀作品。可以说，电影艺术是黄钢报告文学的一种艺术因素。正是由于夏衍《包身工》开道，黄钢的推进，使用电影艺术方法成为我国报告文学的一个艺术流派。后继者有黄宗英、理由、陈祖芬、李玲修等。他们用电影手法创作的《痴情》、《笼鹰志》等亦跻身于中国报告文学代表作的行例。可见电影艺术方法对我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巨大意义。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知道，基希不仅是世界著名的报告文学大师，而且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乳母之一。他和高尔基、斯诺共同哺育了中国的报告文学。就描写中国社会的作品而言，斯诺因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其作品“是忠实地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而“在全世界有亿万读者”，（注：胡愈之《西行慢记·序》1979年中文重译本。）在中国深受欢迎，对中国报告文学影响很大；基希的作品反映了1932年中国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一斑，未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因而在中国的知名度没有斯诺的高。但基希是报告文学的全才，他有独树一帜的理论观念，有风采出众的艺术创造，他的思想和艺术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怀念基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