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文体学：回顾与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4)02-0114-04
一、对文体的再认识
自文体学产生以来，文体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在20世纪60-80年代，学术界对文体的定义、内涵、研究范围、目的和方法展开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大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既有文体学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又有符号学家、美学家、艺术家、考古学家和文化史学家。这些专家学者试图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不同的文体学流派、不同的观察视角和不同的研究层面出发给文体下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发现要给文体下定义就如同给“语言”、“生活”和“文化”等概念下定义一样困难。恩克威斯特(N.E.Enkvist,1964)给出了7种定义，张德禄(1998:38)列出了10种，刘世生(1998:8-11)则总结了31种，但这个清单仍不完整。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布封(De Buffon)的“文体就是人本身”(The style proclaims the man)；斯威夫特(J.Swift)的“在恰当的地方使用恰当的词，这就是风格的真实意义”(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make the true definition of a style)；穆卡洛夫斯基和魏多逊(J.Mukarovsky,1964;H.G.Widdowson,1975)的“文体就是偏离”(Style as deviance)；韩礼德(M.A.K.Halliday,1971,1985)的“文体就是意义潜势”(Style as meaning potential)和“文体就是前景化”(Style as foregrounding)；恩克威斯特(N.E.Enkvist,1964,1973)的“文体就是以最有效的方式讲恰当的事情”(Style as saying the right thing in the most effective way)等等，不一而足。新的看法是：“文体是意义和形式之间所产生的张力”(Style as tens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M.K.L Ching等，1980:283）人们比较认可的看法是“文体是表达”，“文体是偏离”，“文体是选择”。在我们来看，给文体下定义时，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和把握其两个根本特征：一是文体的多义性，二是文体的层级性。
认识文体的多义性可以从以下七对二元关系入手，即可以把文体分为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即狭义的与广义的），描写的与规定的，共时的与历时的，主观的与客观的，个人的与集体的，形式的与内容的，作者的与读者的等。从第一种关系来谈文体，可以把文体的范围限定在语言之内（包括文学语言），它要受语言规则、语言情景因素变量（语场、语旨和语式）以及社会交际语境（5个“W”疑问词：who,when,why,where和how）的制约。非语言的文体，即广义上的文体，是指在艺术、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等领域里的个人或集体的风格特征，如罗马建筑、希腊雕塑、流线型汽车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独特性和富有审美价值。限于篇幅，其他几对关系从略。
从层级性来看，英语“style”一词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包括三层含义：语体(variety)、体裁(genre)和风格(style)。语体就是语言的体式，是指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中所讲的话语在选词、语法、语调等方面的不同所形成的特征。常见的英语语体有日常谈话、公众演讲、新闻报道、广告、科技、法律、公文等。体裁就是文学的类型，也即是不同文学类型的体式规范，它是由某种类型作品的基本要素的特殊结合而构成的，一种体裁的成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而逐步形成的，它是一代代人创造探索的结果。常见的文学体裁有小说、诗歌、戏剧等，写作中的体裁分为描述(description)、叙事(narration)、阐释(exposition)和论辩(argumentation)。“genre”的另一层意思是“语类”，应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详见下文。风格是文体的另一层涵义，它是人们言语交际的产物，是人们通过语言选择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气氛和格调，如语言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表现风格、语体风格、作品风格、个人风格等。因此，我们认为文体的三种含义不是处在同一层面上，而是具有不同的层级性。最基本的一层是语体，也有学者称为语域(register)，只要有语言的使用就有语体出现；最高的一层是风格，在写作中要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非易事，它是作者的智慧与实践的结晶；位居中间的是体裁，一方面，在写作中任何体裁的文章归根到底都是语言的使用问题，另一方面，它又是通向风格的必由之路，不同体裁的文章各有自己的风格特征。
正是由于文体具有多义性和层级性的特征，因此要给文体一个统一的、系统的、科学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件难事，人们仅能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从上述七对关系的某一对或几对着手，对文体加以界定，自然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我们认为应从普通文体学的角度对文体加以界定，它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文体反映作家／作者／发话人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2)文体产生于语言选择之中。一般而言，对某一语言结构使用频率越高，越能有效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3)文体的选择与语域(register)紧密相关，即与情景语境的语场(field of discourse)、语式(mode of discourse)和语旨(tenor of discourse)三大因素有关。
二、理论研究
总的来讲，普通文体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三个方面：(1)基本术语和概念，如语言变体、文体、文体特征、文体分析、偏离、突出、前景化、一元论、二元论与多元论等；(2)各类语体（语体学）的研究以及理论模式的建构。近年来，语体学研究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成果显著。语言各体部分涉及普通文体学的本体问题，应涵盖因话语范围不同（社会实践活动不同）而形成的广告、新闻、宗教、科技、法律、公文等语体，因话语方式不同（交际媒介）而形成的口语文体和书面文体，因话语基调不同（交际双方关系不同）而形成的正式文体和非正式文体。文学文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即语言应用于文学创作而形成的变体，因此，它依然属于语体研究的范畴，但它研究的对象是各类文学体裁（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的总体的语言特征，它不以对各个具体作家作品的详尽分析和阐释为己任；(3)语篇和语类（体裁）研究。普通文体学中几个热点问题：
（一）语篇与体裁
语篇是人们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进行信息交流的基本单位，它大到一篇文章，小到一个词组或短语。由此可见，语篇没有长短限制，一个路标，一声应答，一次谈话，一次讨论，一部小说等都可能是一个语篇。语篇具有开放性和逻辑性。徐盛桓(1990)把语篇的特点概括为：在形式上有“衔接”，在内容上有“发展”，在结构上有“定景”。有的学者如福勒(Fowler,1977)，魏多逊(Widdowson，1975)和利奇(Leech,1971)趋向于把语篇分为两种：话语(discourse)和语篇(text)。他们把前者视为讲话人与听话人进行交际的语言交流，是其形成由社会目的决定的人际活动；把后者视为只由听觉或视觉媒介信息编码的（口头或书面）语言交流。张德禄(1998)指出：“语篇在语境中产生，在语境中行使功能，并在语境中得到解释。”可见，语篇的产生和理解都与情景语境有密切的联系。
体裁(genre)或语类以前多见于文学和修辞学领域。随着篇章语言学、文体学和话语分析等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体裁已进入文体分析领域，并很快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国外学者常用此来分析诸如商店购物、医院看病、科技文章、学术论文、商业广告以及各种法律文件之类的言语事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Bhatia(1993:13-16)根据Swales的观点把体裁概括为：
1、“体裁”是一种可辨认的交际事件，这种交际事件常出现在特定的职业或学术社团范围，显著特点是具有能被该社团确认和理解的一整套交际目的。
2、“体裁”不是一般的交际事件，而是一种内部结构特征鲜明、高度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有关专业和社团的专门人员均对特定的语篇体裁和内在结构了如指掌。
3、在建构语篇时，我们必须遵循某种特定体裁所要求的惯例。换言之，体裁对语篇的建构具有约定俗成的制约力。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报道之所以有别，我们之所以能一眼辨别出私人信件和商务公涵的差异，其原因即在于此。
4、尽管体裁有其惯例性和制约性，内行人仍可在体裁规定的框架内传递个人的意图或交际目的。
国内外学者在讨论语言运用中的“体裁”问题时，着重强调四个方面的问题：(1)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时遵循什么样的约定俗成的语言运用体式或程式？(2)这些体式或程式具有什么样的交际目的？(3)体裁对语篇的建构起着什么样的制约作用？(4)特定的体裁结构(generic structure)在词汇和语法(lexico-grammatical)层面上有何特定的体现形式？体裁分析不仅对把握应用文体的语篇模式和文体特征有极大的帮助，也对英语阅读和写作教学有指导意义，因此，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二）情景语境与文体分析
语境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提出来的，后来，他的学生和同事弗斯(J.R.Firth)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观点，并加以补充完善。语境指的是语言应用的环境。据其定义，语境可分为语言语境（或言内语境）和非语言语境（或言外语境），前者是由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篇等语境组成的，后者包括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背景语境。情景语境包括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三个情景因素，它与语篇的生成和文体分析有着密切的关系。情景因素的任何改变都会直接影响语篇的结构模式，在文体分析中，情景语境是判断突出的语言特征是否与作品的主题思想有关，是否前景化的衡量标准。那么，如何理解这三个情景因素呢？语场，即话语范围，指发生了什么事，包括参加者从事的活动和题材。语旨，即话语基调，指谁参加了交际事件，正式程度如何，交际者之间的各种角色关系。语式，即话语方式，指语言在情景语境中的作用及语篇的符号组成方式。情景语境制约对意义的选择，而语篇又是在情景语境制约下通过对意义的选择生成的。意义系统是由与三个情景因素相对应的三个意义成分组成的，即概念意义(ideational meaning)、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和语篇意义(textual meaning)。韩礼德的这三大语义系统网络便构成了“语义潜势”，而这种语义潜势又是通过语义选择的过程和语篇来实现的。语义系统的每个元功能都直接受语言情景系统某个要素的影响：概念系统要受话语范围特征的影响，人际系统要受话语基调的影响，语篇系统要受话语方式特征的影响。而语篇是社会符号学概念，它受制于情景语境才能生成。讲话者对意义系统的选择促动了对词汇语法系统的选择，从而形成了语法结构；对词汇语法系统的选择，又促动了对音系或字系系统的选择。但当交际者决定要突出语篇的某方面的功能时，他就会特意调整情景语境中的某个或某些常规成分，他会选择那些偏离常规或被前景化的语言特征。
文体分析(stylistic analysis)是普通文体学，尤其是文学文体学关涉的重要内容。文体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语篇的语音、词汇、句法、语义和修辞等各个层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描述和阐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语篇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由于不同的文体学流派的研究目的、研究性质以及文体观各不相同，因此，文体分析模式也各异，如Charles Bally的内容双分模式，Riffaterre的读者反应模式，Ohmann的转换生成模式，Halliday的系统功能模式等。在这些模式中，由于系统功能文体学强调语言的功能，语言功能之间的同等重要性以及情景语境的作用，因此，功能文体学对话语文体学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系统功能模式自然受到了文体学界的普遍关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文体分析方法。韩礼德把文体分析大致分为两步走：一是描写语篇中语言使用模式(Patternings)，二是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模式出现。英国文体学家Michael Short(1984)则提出了文体分析的三部曲：描写、阐释与评价。我们认为这两种分析模式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运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语篇的文体特征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语篇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魏多逊(Widdowson,1975)认为：“文体分析的价值就在于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手段，使他能够把一篇文学作品与他自己对于语言的感受联系起来，从而使他的感受深入一步。”
三、研究成果评述
在西方，普通文体学的理论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期，涌现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理论成果。自8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搞普通文体学的纷纷转向搞文学文体学或教学文体学，这也许是普通文体学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英语文体学研究在新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60-70年代为第一阶段，以王佐良(1963,1978)先生的“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和“英语文体研究及其他”为代表；80年代为第二阶段，我国文体学教学和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不少大专院校开设了文体学课程，发表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文体学研究论文和成果，研究范围涉及理论探讨、语体探讨、语体分析和文学语言总体特征等诸方面；90年代以来，我国文体学，尤其是普通文体学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局面，发表了380余篇论文，出版了近20部颇有特色的专著和教材，如王佐良、丁往道的《英语文体学引论》(1987)，侯维瑞的《英语语体》(1988)，程雨民的《英语语体学》(1989)，徐有志的《现代英语文体学》(1992)，张德禄的《功能文体学》(1998)，秦秀白的《英语语体和文体要略》(2002)等。在这些成果中，有的致力于文体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和研究；有的在引介、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某些典型的语篇进行了文体分析；有的在分析各派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我国文体学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把文体学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和翻译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王佐良先生是最早把西方文体学介绍到国内的引路人，他和丁往道合著的《英语文体学引论》(1987)以其“立意新颖、论述精辟、结构严谨”（李赋宁，见王佐良1997）等鲜明特点，被指定为高校英语文体学教材，一直受到国内同行专家的好评。但就普通文体学的理论框架而言，我们认为以下5部专著或教材的特点更为明显：(1)Charles Bally的《法语文体学》(1909)；(2)D.Crystal & D.Davy的《文体风格调查》(1969)；(3)程雨民的《英语语体学》(1989)；(4)徐有志的《现代英语文体学》(1992)和(5)张德禄的《功能文体学》(1998)。Charles Bally在继承了其导师Saussure的语言理论的基础上，从心理主义(mentalism)的角度出发，以口语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现代文体学，被尊为普通文体学之父。他在文体分析方面的主要贡献是采用了内容双分模式(bi-planary model)。但Bally的文体学仅限于研究口头语言，而把包括文学语言在内的书面语言排斥在外，很显然，他的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尚不能解释各类语体产生的机理。60年代末，Crystal & Davy的《调查》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两作者试图对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层面作严格的层次分析，从而揭示各类语体的不同情景因素和语言特征。他们虽然提出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在后面的实际分析中又脱离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导致了理论和实际脱节，因而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论述中还不时混淆了一些重要术语和概念，如“语体”和“品种”。程雨民从横、纵两个层面对语体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括和描述，介绍了语体分析的计量统计方法，吸收了语用学的一些研究成果，给学习者提供了较好的语体综合分析示范。徐有志和张德禄的专著的共同特点是严格按语言学的理论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较好地体现了国内英语普通文体学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