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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绪、情感的含义及其非理性辨认
情绪、情感是人们对于某种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和欲望而产生的心理体验，它没有过多的观念思考和认识过程，因而常被人们理解为非理性的表现形式。情绪与情感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从心理学的角度把情绪定义为：“情绪是一种不同于认知或意志上的情感或感情。”显然，就人脑的活动而言，情绪、情感是同一物质过程的心理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往往不加区分地、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情绪、情感两个概念。但这两个概念仍然有着彼此之间不可置换的内容。
英国哲学家G·赖尔指出：“情绪被说成是意识流中的涌浪，有情绪的人，无法避免直接流露出情绪，而对于外在的目击者来说，情绪因此必须是隐秘的。情绪不是发生在公开的物理世界中的事件，而是一些发生在你的或我的秘密的心理世界中的事件。”[1](P86)这是因为，情绪(emotion)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与认识活动不同，情绪具有独特的主观体验形式（如喜、怒、悲、惧等或感受色彩）、外部表现形式（如面部表情），以及独特的生理基础（如皮层下等部位的特定活动）。美国心理学家伊扎德(C·Izard)认为，为情绪下定义必须考虑生理基础、表情行为和主观体验等三方面的参数。情绪与有机体的需要相联系，在种族上具有明显的生物学适应价值；情绪又是有机体在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从而又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人既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情绪体验（如疼痛引起的不愉快情绪），又具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高级情绪或社会情操（如道德感、审美感）。情绪影响着人的心理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贯穿着人的一切交住行为。
情感(feeling)一词包括一个“感”字，有感觉、感受之意；还包括一个“情”宇，有区别于感觉的感情之解。可见，情感作为一个感情性反映的范畴，着重于表达情绪过程的感受方面，即情绪过程的主观体验方面。美国心理学家普里布拉姆(K·Pribram)提出，人的体验和感受对正在进行着的认识过程起评价和监督的作用。如果说，情绪侧重于表明情感的过程，侧重于表明情感过程的外部表现及其可测量的方面，那么，情感往往在描述人的高级社会性的活动时加以使用。
情绪与情感都是外部环境刺激与内在生理状况相互复合的过程。应当指出，情绪、情感并非是人的单纯心理的体验形式，它的激活与发动，与社会因素密切关联。不同人格的情绪、情感差异，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情绪、情感产生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氛围、文化传统、习俗风尚、宗教信仰、政治态度、人际关系、生活条件等。因而，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更多地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考察人的情绪、情感问题。
关于情绪、情感的非理性辨认问题，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多数人对情绪、情感归属于非理性因素不持疑义。但也有人认为，情绪、情感不可完全划归为非理性因素，唯有基于无条件反射的本能的反应，从而产生愉快、愤怒、躁动、拒绝、接受、欲求等种种表现，方可称为非理性。还有人认为，任何一种类型的情感，既不是纯非理性，也不是纯理性，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依笔者之见，正确辨认情绪与情感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抽象因素的分析与具体因素的活动应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视角。就人的精神系统的具体活动而言，任何系统内的要素、因素都是理性与非理性交互作用的统一。我们不可以说，此时此刻人的感情是完全理性的，也不可以说，此时此刻人的感情完全是非理性的。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在理论研究中区分出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呢？因为理论的抽象不可缺少理性的分析阶段，即对对象性的规定确认一定的概念区间，以便使认识达到相对稳定的清晰状态。就因素本身的定性而言，情绪、情感属于非理性因素，因为它是一种心理体验，没有过多的观念思考和认知过程，与人的生理机制和人的心理机制有关。就因素的活动而言，它离不开人的认知因素的介入，因为现实人的精神系统不可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被机械地肢解为某一要素或因素片段的运动，精神系统的活动是极为复杂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二，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有时表现为高级的思维性情感，如审美感、道德感、正义感、崇高感等。尽管这些情感的内容掺杂着理性因素的成份，但其表现形式仍然是非理性的，与认知毕竟不同。情绪、情感的非理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紊乱性。情绪、情感的紊乱是由能量水平极高或极低的行为而引起的。兴奋代表一个高的能量水平，抑郁则代表一个低的能量水平。应当指出，情绪、情感的紊乱性不是由于情绪的功能所造成的，因为能量水平还没有达到情绪状态时，也能发生这种紊乱现象。(2)波动性。人的情绪、情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时而低沉，时而冲动，时而平和，时而暴烈。情绪的波动性主要来自情绪在人的精神系统中充当着最直接的本能反射功能，它是外部刺激所引起的最初的心理感受形式。情绪总是随着外部刺激信号变化而波动，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主体情绪、情感状态的参数，难度是很大的。(3)突发性。由于情绪的变化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故情绪的发动是难以预测的，常常表现为突发性。
二、情绪、情感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不是一种机械体，而是人自身。他们既是主观的又是受环境支配的。他们的情感、动机、痛苦、快乐等都是主观的，而他们与别人的交往则是受环境支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了解他们的真实活动，除了预测思想、行为本身或者它的结果以外，必须“设身处地”去研究行为活动主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精神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
从思想政治工作客体的角度来说，情绪、情感乃是客体对态度对象的感受、体验和心情，是对象引起的主体在感情上的反应。客体对某项事物的选择、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某一个对象的定位等等，都离不开他们各自对对象存在的一种情感的态度。实际上思想政治工作主体通过与客体（对象）互动的目的感受和心情上的导向，使客体获得情感体验：喜好或厌恶、尊敬或蔑视、热爱或仇恨、同情或冷漠等等。它是客体在思想政治工作互动中作出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会激励客体的各种动机和兴趣。如果情感反映的是一种积极的感受，就可能导致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互动反应，而若反映的是一种消极的感情，则会给思想政治工作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了解客体的情绪（既有个体情绪又有群体情绪），将会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趋势的预测，提供十分重要的依据。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区分出两类人：一类似乎是“理性人”，是能运用逻辑推理，信息完备而善于准确计算（行动），能够推演出纯粹客观的结论的人；另一类是“情绪人”(emotional person)，是缺少理智、感情冲动、蔑视事实，而具有高度偏见的人。有人说，人的理性信念完全可以消除人的情感因素，当你在做出决策时，只要你奉守“让我们不要把个人因素带进问题里去”，“让我们只考察事实吧”，“让我们冷静下来，客观地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能消除心理上的恐惧、意愿、焦虑、敌意和侵犯等等因素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但是，这种看法受到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理论的挑战。研究者们认为，人的行为，不管他是在思想、在分析、在推理，还是在与他人交往（交流），总免不了要受到情绪、情感因素的影响。心理学家麦独孤指出，所有有目的的行为都是由人的复杂情感来决定的。达菲对此做出进一步解释：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没有动机就没有行为，而情绪就代表着极端的动机——能量。美国学者P.T.杨(Yang P.T.)指出：人的行为不可能离开人的感情，当有机体趋向于行动时，就有一个积极的中枢感情在工作。感情过程的作用是产生动机并影响行为。人的行为发生实际上遵循着如此原理：(1)刺激引起感情和感觉。(2)感情的唤醒使有机体接近或离开刺激。(3)感情过程导致动机。(4)动机的强度与感情的各个方面有关（如持续性、强度、频率和新鲜性）。(5)感情过程靠影响选择而发挥着调节作用。(6)从积极感情的激活到消极感情的激活的组织模式是广范围的神经行为模式本身所遵循的最终原则。
从社会行为学角度来分析，情绪、情感是客体对某一对象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是个人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如果客体能从追求某一事物（东西）中得到一定需要的满足，对该事物评价较高，有一种积极的行为倾向，这就是客体对某事物的行为情感。情感作为个人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动力，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借助这一特性，激活客体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行为，作用于对象，对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行为学家费希宾曾指出多属性态度——情感模式，明晰地揭示了情感与行为的内在关系。即：对于对象X的信念，影响对象X的态度、情感，影响对于对象X的意向，影响对于对象X的行为，再反馈与X的信念。费希宾的模式，一方面强调了人的情感因素对外显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并没有把感情因素视为驱动的最终因素，人的情感态度还要取决于信念的支配。信念往往以目的、动机的形式贯穿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与情感、意志相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观念意识支配人们的行为。众所周知，人的信念说到底，不过是人们对理性认识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理性不可等同于信念，但理性在信念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强调理性不能取消行为决策的感情因素，并不等于理性对感情因素没有制控功能。实际上，思想政治工作者还是能够通过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理性逻辑来调控人的情绪和情感，从而达到对行为的制控。这种过程是发现情感的存在和减轻理性决策途径中情绪障碍的过程，也是变消极情感为积极情感的转换过程。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思想政治工作者主体有责任通过交往互动的理性原则不断调控客体波动起伏的不健康的交往情绪，从而保持客体积极的行为情绪，以便产生规范的交往行为。通常说来，思想政治工作运作的规范机制要求所有参与思想政治工作行为的人尽可能地压制或弱化的情绪有：敌对的情绪、对抗的情绪、阻抗的情绪，反竞争的情绪、蔑视的情绪、不合作情绪、不忠实的情绪、背信弃义的情绪等。此外，还有与心理有关的情绪力量，如狠恶、自私、不成熟和不合理的行为等等。
三、情绪、情感在思想政治工作运行过程中的作用
其一，情绪、情感可以影响和调节思想政治工作的认知过程。思想政治工作信息总是通过对思想政治工作客体的知觉和记忆来进行选择和加工的。情绪、情感是一种监测机构，随时都在注意着信息的流动。它能促进或阻止人的行为发生和思想政治工作运作的过程。这是因为情绪、情感体验所构成的恒常心理或当下的心理环境，都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加工起组织与协调作用。按照情绪、情感的适应性而言，它协助客体选择信息与环境相适应，并驾驭行为去改变环境。例如，当思想政治工作的客体在各种条件已基本成熟时，他的良好心情有可能带来良好的接受心态；当思想政治工作的客体心情处于极度郁闷和低沉时，它的接受心态往往是十分糟糕的；当思想政治工作的客体心情处于过分冲动并达到激情状态时，往往易出现反常态行为。
其二，情绪、情感可以协调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和客体的人际关系，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人与人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极为复杂和多样。而情绪、情感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又经常处于极为敏感的前沿地位，情绪因素对于协调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思想政治工作的行为者总是带着一定的情绪与其他人进行交往的。情绪是主体的基本生存状态，没有情绪的主体间的交往是不存在的。主体的情绪正是通过对其交往效果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着自身的参与能力。就心理学角度而言，交往首先是语言交际的存在，然而情绪对于交往的作用一点不亚于语言。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情绪、情感总是通过表情的中介作用来达到主客体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彼此沟通的效果。它可以为思想政治工作互动建立相互协作的感情纽带，并及时传递彼此知晓的信息。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来说，注意从情绪、情感方面协调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之间的人际关系，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效率的提高。在现实生活里，情绪、情感就是客体作为人所得到的满足程度的一个函数。满足程度越高，客体情绪就越高，工作效率就越高。
其三，情绪、情感对思想政治工作客体的认知动力、价值取向和对象性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情绪、情感可以通过放大或弱化主体的需要来影响对客体的认知动力。主体的活动总是受自身的需要所驱使，然而，人的需要总是在一定情绪状态中产生和变化的。在情绪中产生和变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情绪的影响。当主体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去从事某一对象的认知活动时，如果其需要受到某种情绪的影响而放大，那么，其认知动力就会加大；如果其需要受到某种情绪的影响而弱化，那么，其认知动力无疑会变小。其次，情绪、情感对思想政治工作客体的价值偏好有着一定的导向作用。情绪、情感的本质在于，它们以心理体验的方式反映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表达主体对于客体的价值态度。“同人的需要毫无关系的事物，人对它是无所谓情感的，只有那种与人的需要有关的事物，才能引起人的情绪和情感。而且，依人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情绪和情感具有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凡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事物，会引起肯定性质的体验，如快乐、满意、爱等；凡不能满足人的渴求的事物，或与人的意向相违背的事物，则会引起否定性质的体验，如愤怒、哀怨、憎恨等；情绪和情感的独特性质正是由这些需要、渴求或意向所决定的。”[2](P42)“作为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价值心理形式，它们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P169)情绪、情感能够帮助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客体确定、反映和表达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念。
其四，“客体情绪”能为思想政治工作主体调控提供有价值的信号。所谓客体情绪，意指客体某种行为的群集性激动，并伴随着集体情绪的凝结，如某种形式的读书热、消费热等。一般说来，客体情绪有四个特征：(1)自发性；(2)具有使人对它注意的极大力量；(3)具有较强的社会感染性；(4)容易引起客体行为人的冲动。因此，对思想政治工作主体来说，客体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最直接性的客体信号，积极地分析这些信号背后深藏的群众的欲望和需要，并主动加以调节和控制，对客体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