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范式转换动力机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机理论文,动力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库恩认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其转换、更迭是学科动态发展的历史脉络。他指出范式是一个学科共同体共有的东西，一个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共同体是学科范式转换的内在推动力[1]。我国档案学界在1991年引入范式概念后，在近几年形成研究热潮[2]。然而由于库恩对范式概念的模糊界定，使得学者们对档案学范式概念的内核定义一直争论不休，导致他们的研究侧重于档案学历史主流范式的学术分期和更迭标志，如丁华东、李珍对档案学学术分期[3]的思考，以及陈祖芬对档案学范式革命应然条件和标志的探讨[4]。他们虽都对促进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内外动力因素有一定的认识，但大多浅止于共同体主体责任意识、信息技术客观条件等表象的描述。王新才、王海姣曾对档案学发展动力进行过研究，提出档案学共同体作用、社会需求和信息技术构成档案学发展的三大动力因素，但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三者之间的整体性关联[5]。其实，档案学共同体作为理性人的群体，具有明显的趋利特征。档案学共同体推动档案学范式转换，必然有其潜在的利益驱动作用。这个驱动力内隐于档案学共同体，不易被我们具体感知。但是档案学范式转换的事实，却经由特定的表现途径反映出来。那么对这个驱动力与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因果关联及其作用发生过程机制的探究，即可尝试构建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动力机理模型。
2 档案学范式转换的表现途径和利益效用
档案学范式依存于档案学共同体。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和责任作用，是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内在推动力。而共同体意识和责任的激发，必然隐喻着理性人的利益驱动。因此，应通过研究档案学范式转换的表现途径及其伴随的利益效用，来探究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原动力及其发生机制。
2.1 档案学范式转换的表现途径
学科范式是学科确立的标志，是内隐于档案学共同体的制度律令。然而档案学共同体在进行学科实践和研究过程中，还接受另一明确的制度规约——档案学学科制度。学科制度是规范特定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与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前者称为学科制度精神，后者称为学科制度结构[6]。依据学科制度理论，档案学科制度精神包括学科人文理念(学科价值)、共同体认可的普遍原则(学科理论)以及普遍原则指导下的操作细则(学科方法论和经验)。档案学科制度结构主要包括职业化的研究者(档案学共同体)、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科规训)，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权威出版物①)等[7]。由此可知，档案学范式的内涵和档案学学科制度精神无本质差异，都是档案学科制度的灵魂。档案学科制度结构是档案学范式及档案学科制度精神的载体和外化表现。因此，档案学范式转换和档案学科制度创新是档案学科发展史的两种相互关联的解释视角。那么内隐于共同体的档案学范式，它的转换需要通过具有实体物质形态的档案学科制度载体的变化表现出来。
首先，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前瞻性表现途径是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权威出版物①刊载的创新性学术知识，迅速为共同体共享、评价和借鉴，引起共同体调整甚至颠覆原有的学科研究和实践的模式。民国时期《行政效率》刊载的学术论文，以及“13 本旧著”的问世发行，使得基于“文书管理”的档案学范式获得早期档案共同体普遍认同。其次，档案学范式转换的滞后性表现途径是学科制度性体系的调整，如分支学科的设立、学科规训制度的完善等。档案学的先驱们通过“文书管理”档案学范式的确立，完成了我国档案学科合法性制度化的建构。随着信息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主流档案学范式也从“文书管理范式”转换到“信息管理范式”、“社会记忆范式”，档案学科制度建设随之不断完善和调整。档案学科人才培养制度也从最初的专科，扩展形成本科、硕士、博士综合的培养体系，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制度也在不断建立。再次，档案学范式转换是一个积累与突破的过程。档案学科制度性调整标志着学科范式转换的最终完成，而在这之前，则是漫长的学术创新成果的积累。只有当某一学术成就在共同体内部达成一致性认同，才能达成制度性的顺利调整。制度性调整完成后，新的范式才能在学科制度中得到反应和继承。
2.2 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利益效用
档案学范式共同体具有群体趋利性，因此档案学范式转换能够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是这种转换带来群体利益，否则，学科共同体将主动采取措施阻断该范式的转换[8]。从上面的档案学范式转换途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随着学科范式的转换，将对档案学共同体产生两种利益效用。
首先，对个体成员而言，范式的转换可以提高他的职业地位，强化其霸权符号资本。档案学范式转换最初是通过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进行的，当该创新性学术成果得到共同体的普遍认同，范式转换得以顺利进行。如此，该个体成员的学科精英地位也随之确立，他也就掌握了一定学科霸权符号资本，具有学科历史话语权。胡鸿杰教授的杰作《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问世，创新了档案学元科学研究范式，成就了他的学术地位。
其次，对学科共同体而言，学科范式转换引起学科制度结构体系的调整，可以强化学科独立合法性认同，推动学科向知识中心靠近。档案学科独立合法性认同以及与知识中心的距离，是保障档案学科独立性学术尊严的根本因素，而这又以档案学范式的成熟程度为前提。当档案学科受到信息技术冲击的时候，传统的档案学文书管理范式受到质疑，档案学科遭遇生存危机。然而档案学信息管理范式的确立，不仅解决了这场危机，还向知识中心迈进一步，其信息科学独立性成员资格认同得到加强。当然，随着学科独立合法性认同的提高，档案学共同体的群际符号边界越来越清晰，也就间接提升了档案学共同体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职业地位。
3 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原动力——专业认同
档案学范式转换带来的职业利益效用，将激起档案学共同体推动范式转换的热情。对此，丁华东教授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职业危机和期望是构成档案学范式转换的重要内因之一[9]。然而职业地位是一个相互定位的过程，是专业认同在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方面的统一[10]。社会认同是指社会对某一专业或职业的群体归类和划分，这是学科独立合法性建构的基础。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对专业的态度、认知和目标[11]。扩大化来看，自我认同也可以理解为共同体成员个人对全体成员的态度、认知和目标的总和。实际也是如此，档案学共同体个体成员的职业地位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是档案学共同体对该成员创新性学术成果的肯定；二是科学共同体对档案学科的认同程度。对于档案学共同体而言，档案学科在学科族中低人一等的偏见，才是最大的职业困扰[12]。因此，档案学共同体对职业地位的期望和追求，实质上隐喻着他们对提高档案学专业认同的执著努力，由此构成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原发动力。
回顾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提高档案学的专业认同，几乎是“行政效率运动”以来档案学共同体主要责任和着眼点。虽然档案学早已从图书馆学或历史学中脱胎，成为独立学科，但是并未扭转社会档案意识淡薄、专业认同不高的局面，档案学共同体职业地位比较低。尤其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档案学专业认同受到严重挑战，档案学共同体产生了强烈的职业危机感。面对如此局面，冯惠玲、徐拥军等诸多档案学者认为，唯有“角色转变、理论转向、范式转型”才能走出档案学的“夹缝时代”[13]。
4 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动力路径
档案学共同体对专业认同的诉求，反映着他们对职业地位的期望。对档案学共同体个体成员而言，他的职业地位又决定于档案学科的地位以及其所掌握的档案学科霸权符号资本。由此，内隐于档案学共同体的档案学范式转换原发动力——专业认同，在实际过程中将外化为两条动力路径，一是学科精英动力路径；二是知识中心动力路径。前者是档案学共同体的内部竞争动力模式，后者是档案学共同体与其他学科共同体的外部竞争动力模式。通常情况下，当内部竞争达到一定的程度，共同体会达成一致，转变为同外部的竞争。无论何种动力路径，最终都为共同体突破传统档案学范式，完成最终的范式转换准备条件。
4.1 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学科精英动力路径
一直以来，学科史编纂存在一个二元对立的认识论问题：学科发展的动力，是学科精英的创造还是时代精神的影响?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时代精神需要通过对学科精英群体的研究来加以反映。具体来说，学科精英就是一个范式共同体的核心代表，甚至有时候学科精英的学术成就本身就构成一个范式。大学学科制度建立了职业等级体系，学科精英群体一般由学科最高职业等级——博士生导师组成。学科精英凭借其在共同体中的学术声望和职业等级制度，掌握了学科的主要符号资本，具有学科历史构建的话语霸权。共同体在学科精英的带领下，与其他范式共同体展开竞争，试图证明本范式才是最佳的科学解谜模式。因此，档案学共同体成员努力推动范式转换的初衷，更侧重于提高他在档案学科制度中的职业等级。只有当他的学术成果获得共同体的普遍认同，成为学科精英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他所肩负的学科责任，继而转向学科间的竞争。
学科制度本身是一个学科共同体再生产机制，通过学科规训产生范式继承群体。在我国的学科制度环境下，职业地位主要取决于共同体成员在专业权威出版物上发表论文以及出版学术著作的质量和数量。档案学共同体新成员，其最初的学术动力，不是立足于学科发展，而是获取学位以及提高职业地位等级。例如许多对学科范式发展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最初的动力并不是着眼于提高学科地位，而是完成规训制度中规定的，获得档案学专业博士学位以取得档案学共同体资格认同的专业要求。因此，最初的档案学共同体新成员往往热衷于原范式的学习以及解谜活动，直至反常现象给他带来认同危机，迫使他转向范式创新。同时权威出版物的刊载能力总是有限的，不能满足群体共同体成员所有的刊载期望，而侧重于创新性的学科理论成果。结果导致对传统档案学范式的创新而不是应用，成为档案学共同体内部竞争学科精英地位的捷径，并推动了档案学范式的转换。这种结果有时对共同体而言也是十分意外。
如果要编纂我国档案学科史，何嘉荪教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学者代表。根据笔者对《档案学通讯》近十年的发文量统计，何嘉荪教授是发表学术论文数、被引用数及h 指数值②最高的学者之一，其主要学术成就在于文件运动理论的贡献。何教授1991年至2012年底，共在《档案学通讯》发表学术论文24篇，其中关于文件运动理论的研究就有9篇，占37.5％，尤其2000年以来，这一比例达到7∶13。但是考察何教授文件运动理论研究的路线，他最初的愿望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的文件运动基础理论——文件生命周期，为我国文档一体化管理模式提供解释框架，是一种范式应用而不是理论创新[14]。只是在对西方文件运动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中，为了应对文件运动反常现象——跳跃和回流，何教授逐渐修正和创新了文件运动理论。2003年何教授提出文件运动理论模型，其后他的研究活动主要是为了应对共同体对这个模型的质疑而进行的辩论和修正③。这种应对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共同体内部对学术符号资本的竞争，是对学科精英地位的争夺。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何教授在不断完善文件运动理论模型的同时，也不断强化和捍卫了他的学科精英地位。何教授的文件运动理论模型与传统的西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文件连续体理论在内核含义中有明显的差异，更切合我国档案实践工作。随着该理论模型解谜优越性的凸显，越来越受到共同体的普遍认同，最终完成了文件运动理论的范式转换。这似乎违背了库恩范式不兼容性的理论，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科学认为学科范式转换具有继承性和多元特征[15]。文件运动理论学科史地位确立后，何教授及其共同体关注点，是这个理论模型能否代表本学科范式与其他学科竞争知识中心的位置。
4.2 档案学范式转换的知识中心动力路径
虽然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学术分歧，进行着剧烈的学科精英地位竞争，但是在大学学科制度环境中，他们有着更为密切的整体利益性。一般来说，学科与知识地图中心的距离及其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该学科作为“文化资本”的含金量，决定该学科共同体在学术社会里可以获得资源的质量与数量。所以，每个学术共同体都希望自己从事的领域学科化、学术化，能在现代学术地图中占据中心地位。然而学科与知识地图中心的距离及其所处的位置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实践对该学科的需求程度；二是在该学科范式对于科学解谜活动无可取代的优越性，即对该学科独立性合法性建构的社会认同强度。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对档案的定义的表述——“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可知，档案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确定性和原始记录性属性[16]6-7。这些属性决定了档案的情报和凭证价值形态，具有行政、业务、法律、文化、教育等广泛的社会作用需求[16]45-58。事实上，档案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产生至今，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国以前，档案作为皇家私藏、库府专有，是君主官吏照章尊古办事法则的重要基础。民国以后，档案作为社会公共资产向社会开放。档案在法律凭证、情报参考和历史记忆等方面的价值作用越发凸显，社会的档案利用意识不断提高。虽然这种价值多样性易于社会需求的扩大，但也给档案学共同体构建统一的档案学范式带来困难，进而构成对档案学科独立性合法建构带来挑战。然而正是档案学共同体积极寻求最优学科范式，推动学科知识中心化的努力，构成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另一动力路径。
事实上，就学科研究对象而言，档案学要比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更具有确定性。然而从档案学科意识发端至今，档案是文件还是史料或信息，档案学共同体至今没有绝对的统一论调。早期档案学缺乏成熟的理论范式，只是作为辅助和职业训练科目存在，并没有独立学科地位。档案学共同体在总结档案工作实践经验过程中，提出“文书档案连锁法”的档案管理范式。学科化运动的必然前提，就是对“连锁法”的理论化，进而形成“文件管理”的学科范式，档案学科合法性独立构建浮现出雏形。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学在历史学科门下获得独立学科地位，档案学科范式向史学化转变，档案学史料管理范式占据主流地位。然而社会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浪潮，传统档案学范式的局限性愈发显现出来，档案学科地位再次被边缘化。传统档案学范式无力满足信息化的档案工作实践需求，档案学共同体面对前所未有的专业危机。为了应对这次危机，档案学共同体被充分动员起来，推动档案学科范式的“信息资源”化。现代中国档案学奠基人吴宝康教授，也多次发文力促档案学向信息管理范式的转换。这次转换，使档案学从历史学科中独立出来，与图书馆、情报学整合为信息科学一级学科，学科知识中心化再次获得成效。
5 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动力机理模型
综上所述，档案学范式转换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动力系统过程，如图1所示是一个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动力机理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档案学范式与档案学科制度是档案学科发展的两个密切联系的解释框架，而档案学专业认同的诉求，则是档案学共同体推动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
(1)黑箭头线代表档案学范式转换的专业认同原动力轴，引导原档案学范式从发生到完成的三个阶段的推进方向。档案学专业认同与档案学范式和档案学科制度联系密切，是档案学科发展的互动依存基础。当原档案学范式科学解谜模式遭遇反常现象挑战的时候，档案学产生专业认同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并提高档案学专业认同，档案学共同体往往推动档案学范式转换。范式的成功转换通常会导致学科制度结构体系的调整，进一步强化档案学的专业认同，推动档案学科知识中心化。专业认同的强化实质上隐喻着档案学新范式比原范式在解谜能力上的优越性。
(2)档案学范式转换过程依赖于档案学科制度结构的变化作为表现介质。档案学范式与档案学科制度精神无本质差异，都是档案学共同体的内隐制度律令，是档案学科制度存在的基础和灵魂，而档案学科制度是档案学范式的载体和反映形式。因此，档案学范式转换以专业权威刊物的流通和评价以及学科制度结构体系的调整为反映途径。这导致两种利益效用的产生：一是随着学术成果的累积和档案学共同体内部的认同，必然出现共同体职业等级分化，一部分共同体成员逐步获得学科精英地位；二是随着学科制度性体系的调整，学科独立合法性认同得到强化，推动学科知识中心化。
(3)档案学共同体对档案学范式转换的趋利性，表现为专业认同原动力外化为学科精英和知识中心两条动力路径。档案学共同体提高专业认同的执著努力，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他们对职业地位的期望。档案学共同体职业期望的满足，一方面取决于档案学共同体内部对其专业学术成就的肯定，另一方面取决于学科本身与知识中心的距离和位置。因此，档案学共同体成员既渴望自己的学术成果得到全体共同体的肯定，又希望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学科化、学术化。
(4)学科精英动力路径具有转化为知识中心动力路径的倾向性。学科精英动力路径导致学科精英的产生，学科精英作为范式共同体的核心代表，具有承担学科责任的义务。在此情况下，档案学科精英推动学科范式转换的动力路径就会发生转变，他们更关注学科的知识中心化。
(5)档案学科范式转换是一个积累和突破的过程。权威出版物对创新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评价，为档案学范式转换准备条件。只有档案学术成果获得共同体的一致认同，才会引起档案学科制度结构体系的调整，完成档案学范式传统的突破。
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能继续深入探讨这个转换动力机理模型的发生过程，也无法应用这个模型对今后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可能方向做出预测。然而档案学共同体需要清楚的是，信息技术的冲击余波还在，现今主流的档案学信息管理范式仍旧面临挑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剧了这一严峻的考验。或许，这也是我们档案学共同体的机遇。未来档案学范式如何转换以及转换的效果如何，我们还有待时间来证明。一般来说，档案学范式的每次转换，都会提高档案学学科地位，反过来又强化了学科的边界符号，提升档案学科共同体的群体认同感。档案学专业认同的强化，将进一步提高其成员的职业期望，反过来促进档案学范式转换的积极发生。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档案学范式转换仍旧会往复循环发生，统一的档案学范式的诞生遥遥无期。
①权威出版物包括学术期刊、学术会议论文集、专著、教科书及其衍生物。
②美国科学家Hirsch将h指数作为学术成就的评价指标定义为：一位作者的h指数等于其发表了h篇至少被引h次以上的论文。
③见何嘉荪教授在《档案学通讯》发表的《文件运动理论研究范围刍议——文件运动模型再思考兼答章燕华》等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