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重要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重要贡献论文,中央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创建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后，在上海受到临时中央的冷遇和排斥，于1931年8月到达中央苏区，一直工作到主力红军长征。在这3年多时间里，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王明一伙的“左”倾错误，因此遭到极大的磨难。然而，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能力，为全国“一苏大会”胜利召开，为巩固中央苏区南方战线及红军的思想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一、主政瑞金，为“一苏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瑞金，为赣东南苏区的一个小县，却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确定瑞金为红色首都。这是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最早的全国政权机关，故为世人景仰。
“一苏大会”所以在瑞金召开，诚为中央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形势所决定。但是，邓小平在瑞金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早在1930年5月，中央已决定11月7日在上海召开“一苏大会”，后改为“最为成熟”的湘鄂赣区域召开。由于蒋介石连续派重兵“围剿”中央苏区，会期一改再改，至1931年6月，中央又决定“8月1日以前”在“江西中央苏区”召开，尚无法确定具体的地方。直至开会前半个月中央才决定在瑞金召开，并定都瑞金，这是因为邓小平主政瑞金做了大量工作，开辟了新局面的缘故。
瑞金于1930年冬暴动胜利，不久为国民党反动派占领。翌年春红军收复了瑞金，为闽粤赣苏区之组成部分。当时鉴于“瑞金党的严重错误”，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指示瑞金要动员全党“去恢复被摧残的苏维埃政权，恢复破碎了的党部”，要发动群众“肃清苏区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指示还提出“应注意到社会民主党打进瑞金”①。可是潜伏在瑞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李添富等对特委的指示加以曲解，为己所用，乘机篡夺了县委、县苏领导权，鼓吹瑞金有社会民主党，大搞肃反扩大化，将瑞金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主席肖连彬等一大批党政干部杀害，“县苏县工会百分之八十干部被杀，单位解体”，“城市桃阳西区全部干部被杀”。据不完全统计，仅两个月时间，“全县被杀者亦在二、三千人以上”，不少干部群众逃离家乡，造成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正如邓小平后来回忆的，当时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②
8月初，邓小平抵达瑞金，由于闽粤赣省委机关尚在闽西，难以取得联系，而在红军中工作的谢唯俊和刚从上海来的余泽鸿到了瑞金。他们认真分析研究了瑞金的混乱形势，认为当前的关键就要解决领导人的问题，一致推举邓小平任县委书记。心系民瘼的邓小平一面稳住李添富等人，一面深入农村街道调查了解，细心倾听干部群众对肃“社党”的情况，全面掌握李添富等篡夺键就要解决领导人的问题，一致推举邓小平任县委书记。心系民瘼的邓小平一面稳住李添富等人，一面深入农村街道调查了解，细心倾听干部群众对肃“社党”的情况，全面掌握李添富等篡夺县党政领导权，极力推行肃反扩大化，乱捕滥杀革命干部群众的大量事实。果断下令拘捕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李添富、谢在权等人，在绵江中学亲自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公审枪决了反革命分子李、谢两人，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到会代表还讨论通过了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法，以及肃反工作、优抚工作、组织消费合作社等决议案，选举产生新的县苏、县工会等主要领导，选举了出席“一苏大会”代表。会后，邓小平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县属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传讯、审判权限作了严格规定。先后在县城、壬田、武阳、安治等乡召开群众大会，为被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此外，还整顿健全了县、区、乡三极苏维埃政权，培训了一大批当地干部，充实各级领导。这样，“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③。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了瑞金的工作后指出：“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听）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革命秩序相当建立”④。
9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从兴国东移石城、于都、瑞金、长汀，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设在瑞金“居中指挥”，在这新的形势下，邓小平按照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瑞金大部分地区虽然分了田，但是执行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政策，分了中农的田，严重侵害了中农的利益，却不给小孩分田。为了正确解决土地问题，迅速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邓小平整顿了贫农团，召开了专门会议，强调要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对一般地主给予生活出路。在县委领导下，全县按照党的土地政策，将没收了的地主土地，实行以人口劳力为标准的分配办法，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重新分配土地，特别是贯彻毛泽东关于“土地所有权归农民，别人不得侵犯”的指示，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建设苏区的积极性。为了搞好生产，支援反“围剿”战争，邓小平从瑞金的实际出发，及时制订了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为辅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组、耕田队、耕牛合作社，开办了纸槽社、消费合作社、被服厂、硝盐厂、纸烟厂等，切实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同时，还开展了劳动竞赛，奖励有突出成绩者，从而提高了干部群众的劳动热情，恢复和发展了苏区经济，使死气沉沉的瑞金面貌焕然一新。
正是由于邓小平主政瑞金，做了大量工作，迅速改变了瑞金面貌，为一拖两年，四次改期的“一苏大会”提供了理想之地。中共中央于1931年10月24日发出《中央通告第6号》：“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于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开幕”，要求各地立刻选举代表出席大会。“一苏大会”开幕那天，国民党派出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瑞金和长汀（假会场），“投弹百余枚，炸死炸伤数十人，炸毁房屋百余座”，但是，瑞金秩序井然，叶坪大会场安然无恙。这说明，邓小平主政瑞金，迅速打开了新局面，为“一苏大会”召开、定都瑞金，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物质基础。
二、坚持正确的斗争方略，巩固了南方战线
中央苏区南方战线的形势，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日益严峻。广东军阀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急率所部3个军3个独立师10万重兵分别围攻赣南、粤东和闽西苏区。地处中央苏区南面的粤东北（寻南）苏区大部分失守，闽西苏区之48个区缩至22个区，特别是瑞金南面的会昌、安远和寻乌北部地区仍被敌人占领，直接危及红都瑞金的安全。为此，红三军团奉命迅即挥师南下，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会昌、安远和寻乌北部地区。为了巩固这块新开辟的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调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粤东北苏区之西北分委常委梁锡祜、特派员陈锦华、副特派员廖醒中、寻乌独立团团长罗文彩、政委罗屏汉及张瑾瑜、古汉中、罗玉英等10多人分别担任会昌、安远、寻乌县委、县苏的主要领导。1932年5月，古柏调离会昌。邓小平接任会昌县委书记。及后，在筠门岭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和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三分区政委，三分区指挥员为钟亚庆，担负起拱卫中央苏区南大门的重要任务。
当时，南方战线的形势更为严峻，“赤白对立很厉害”。敌余汉谋第一纵队之44师驻龙南、安远南区，李扬敬第二纵队之独一师驻闽西，第7师、第8师和独三师分驻龙川、兴宁、平远、寻乌，空军大队驻梅县。而我们在南方战线的武装力量却相当薄弱，除地方红军独立三师外，“每县只有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⑤。在这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邓小平从会寻安所处的边区实际出发，坚持正确的斗争方略，在党的建设、扩大红军、作战方针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适合边区特点的有效措施，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使南方战线的形势在很长一段时间较为稳定。
首先，他认真抓了党的组织建设，吸收了大批新党员，健全党的基层组织。1932年初，会昌、寻乌、安远刚解放，三县的主要党政干部大多是从粤东北苏区调来，本地干部十分缺乏，党员人数少，党的基层组织不健全。7月，中共会昌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任县委书记，罗屏汉任组织部长，廖醒中任宣传部长，张瑾瑜任妇女部长，刘传芳任少共县委书记。在会昌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下，会寻安三县党团组织不断壮大。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昌县委书记，由会昌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兼任。他们为会昌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县委多次举办训练班，邓小平亲自为训练班作报告，讲课，培养了大批干部，壮大了党的队伍。据记载，当时会昌发展党员2500人（妇女党员93人），建立13个区委，82个党支部，共青团员有320人。此外，粤东北苏区失守后，不少党员云集筠门岭，邓小平和罗屏汉为他们举办训练班，并安排了工作。如蕉岭党员刘传兴、宋永兴、陈炳坤、曹秋生、曹亚松等在筠门岭参加白区工作训练班后，返回蕉岭、平远从事交通站工作。
其次，建立地方各级武装组织，努力扩大红军，是邓小平常抓不懈的主要工作。他一到会昌就建立了军事部，选调勇敢善战的钟亚庆任军事部长。他不仅亲自部署扩大红军的工作，且深入筠门岭、寻乌等地发动群众参加红军，组成会昌红军补充团，后编入红21军。为统一指挥会寻安及福建武平的军事行动，8月，邓小平在筠门岭三分区指挥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寻乌独立团的20多名伤病员和会昌红色警卫连组成以骆达才为队长的三分区边区游击队和以张雄为队长的武西游击队共200多人枪，各县相继建立、健全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初步形成以独立三师为主力，军分及各县区游击队、赤卫队相配合的武装体系，以抗击闽粤进犯之敌，巩固南方战线。
可是，一个多月后，情况剧变，军委于10月发出命令：独立三师编入红三军团第二十二军，调往北线作战。这样，在南方战线就只剩下成立不久的三分区游击队及各县游击队、赤卫队了。作为三分区政委的邓小平，其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为了顾全大局，他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迅即召开由三分区和独立三师领导及会寻安三县县区委书记、县区苏主席、军事部长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应急措施。会场上贴着醒目的对联：上联为“蒋介石屈膝北美张学良俯首贴听汪精卫卖身英国半斤八两一样奴才问此等廉耻安在？”下联是：“张辉瓒断头东固胡祖玉亡命广昌韩福卿暴尸白石接二连三归阴府看我军英勇如何！”在这肃穆而充满战斗气息的会议上，他讲述了当前的军事形势，表示要服从大局，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同时指出一定要全党动员扩大红军，成立新的独立三师，以保卫南方战线。与会者群情激奋，有的人当场要求邓小平发武器。他却幽默地说：“武器嘛，有，但要到敌人手里去拿。”会后，他带领干部深入各县发动党团员带头参加红军，在安远县的万人大会上亲自作报告，号召干部群众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将三分区游击队和会寻安三县游击队、基干赤卫队等在吉潭滋溪整编为新的独立三师，师长蒋声才（一说师长姚金香、政委卜胜先），下辖第1、2团（第2团长罗文彩、政委谢远青）。新独立三师经稍事整训，即驻守原独立三师阵地。
同年11月，国民党第三军为主力的李扬敬第二纵队，乘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之机，大举进犯中央苏区的南方战线。驻平远大柘、寻乌吉潭、牛斗岗的第7师三个团一举攻占寻乌县城。寻乌县委、县苏北撤至澄江。这就是所谓“寻城事件”。面对强敌进攻，邓小平迅即召开三分区和会寻安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会议，采取适合边区实际的斗争方略，以坚壁清野、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在三分区统一指挥下，指挥员钟亚庆率部在会昌、武平边活动，几次打退进攻武平东留的钟绍奎；政治部主任罗屏汉率领80余人的挺进队与兴（宁）龙（川）县游击队一起，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接连攻克寻乌苗畲，兴宁罗浮、罗岗、大坪团防，打死团防队长3人，缴枪100余支，并袭击了独四师潘标团，敌人死伤多人；政委邓小平在筠门岭指挥部，运筹帷幄，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寻乌游击队消灭了留车、石坑、四甲团匪，红色连在吉潭反击粤敌一个团的进犯，击毙敌副师长兼团长及敌兵数十人。可见，邓小平采取的战略方针和工作部署，符合边区的斗争实际，既打击了敌人，又保卫了南方战线的安全。
但是，临时中央为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却不顾事实，指责“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攻寻城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⑥。抓住所谓“寻城事件”。把三分区和会昌中心县委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苏区群众向北转移，实行坚壁清野，以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正确部署，诬称为“在敌人面前惊徨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把广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说成为“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战线”。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3月作出决定反“会寻安的罗明路线”斗争，改组了会昌中心县委。4月，江西省委召开会议，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把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均遭到撤职处分。邓小平等人横遭迫害，党内广大党员普遍同情，对错误路线强烈不满。1943年3月延安整风时，林伯渠作诗道：“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三、主编《红星报》，红军盛赞为“良友”
邓小平虽然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仍然坚持原则，“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没有真正承认错误”⑦。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拼尽全力为党为人民做好工作。同年5月5日，江西省委作出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其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因乐安地处边区，怕出“问题”，不到10天又调回省委，后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经过两三个月，邓小平认为太闲，没有什么实事做，要求做实际工作，便到总政宣传部当干部。除作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
《红星》报，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红都瑞金，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红星》报的任务，在其创刊号之“见面话”中说得明确：“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初为5日刊，实际是不定期刊，一般为四开版，有时出两版，有时出六版至八版，铅字印刷。从1933年3月3日的第31期起，改为三十二开的油印刊物，平均每半个月出一期。
1933年8月，正当蒋介石纠集百万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之时，横遭王明“左”倾路线严重摧残的邓小平，却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毅然接任编辑《红星》报，出色地完成了“见面话”提出的任务。使“红星”闪闪发光。他首先抓扩版，增专栏辟副刊，将三十二开的油印刊物，扩大为原来的四开版铅印报纸，重新编发期号，增设专栏、副刊。不仅有社论、要文、专电、消息，还新增有前线通讯、扩大红军、红军纪律、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群众工作、通讯员以及诗歌、散文、猜谜、小玩意等20多个专栏。报纸基本定期出版，平均每5天出一期。从1933年10月20日起，新辟《红星副刊》，为三十二开铅印本，随报附送，不另收费。
第二，建设一支通讯员队伍。曾留学法国的邓小平深知，稿件是报纸的食粮，在编辑人员少的情况下，办好报纸必须有一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因此，他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充分发挥苏区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采取专兼职相结合，聘请了一大批通讯员，其中有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人，有基层连队的红军战士。许多通讯员既是前方战士，又是战地记者，他们自己打仗，自己写稿，怎样打就怎样写，写的内容多是他自己或战友，所以写出来的新闻通讯既真实又生动。《红星》报编辑部十分注意培养和提高这批通讯员的思想、业务水平，在报上开辟了“通讯员”专栏，定期刊登指导通讯员工作的文章，传授写通讯报导的基本知识，经常教育通讯员要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同时，聘请了500多名专业通讯员，其中有罗荣桓、袁国平、罗瑞卿、肖华、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甚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都为《红星》报撰写专稿，如毛泽东曾以子任笔名写了《吉安的占领》，朱德写了《悼念红军战士张赤南同志》等，彭德怀的《扩大红军》、陈毅的《开辟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等等。由于坚持了全党全军办报方针，建设了一支庞大的通讯员队伍，为办好《红星》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诚然，办好《红星》报的关键是甘愿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办报。在他主编《红星》报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除了有一个技术性的帮手外，征集稿件、改写稿子、编排版面、书写标题，以及校对等都由他一人担当，为了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他总是精益求精，在版面设计上，注重插图，新闻、评论文章，多数配有漫画、绘画，就是理论文章，亦喜用手写标题，他挥笔写好后，交给“帮手”在木版上刻下字模，然后再印到报纸上去。那遒劲隽秀的笔体格外显目。此外，还经党亲自撰写社论、各种新闻、短评等文章，而且往往不署他的名字，其工作量。精神境界可想而知。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忘我工作，《红星》报在反“围剿”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红军指战员盛赞《红星》报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喇叭”、红军“战士的良友”！
历史事实证明，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3年多时间里，尽管遭受“左”倾战线的极大磨难，但是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忘我的革命精神，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
②③⑤邓小平《我的自述》。
④《红色中华》第16期第5版。
⑥《什么是进攻路线》，《斗争》1933年2月20日。
⑦《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两次申明书的决议》，1933年5月5月。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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