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激进性与渐进性的辩证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渐进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是这一改革的关键。“休克疗法”式的激进式改革欲速则不达；渐进式的、适合本国特点的改革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成功的。改革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二是要适合本国国情，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形成的再选择。
[关键词] 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改革 激进与渐进
一、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并规定和制约其政治制度，因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反映着该社会的基本的生产关系，其中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着该社会的根本性质。在这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借以实现的具体形式，或称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而经济体制则是实现这种目的和原则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运行机制。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社会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不同，便决定了经济体制的形式和内容的差异。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具体经济体制，不仅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还决定于本国的基本国情。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和运行方式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国家经济职能的体现。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到本世纪80年代末，实行的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在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日益暴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从50年代初显端倪。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巩固和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完善的必然选择和基本形式。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其目的和任务就是要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诚如列宁在决定停止使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改行新经济政策时所说：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82页）《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因此，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实现形式，也是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40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动因则是原苏联传统体制的内在矛盾。苏联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于迅速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奠定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在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传统体制所包含的一系列弊端，则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桎梏，甚至在一些国家造成社会危机的局面。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一段较快的经济增长后，便开始出现发展停滞、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状况。在这种背景下，要调整和缓和社会矛盾，就不仅要改善某些具体的管理制度，而且，势必要触及到对前苏联传统体制本身的改革。南斯拉夫从50年代初就着手改革，1950年南共联盟提出探求一条在落后国家“鼓励和动员所有潜在力量来解决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自治社会主义”的改革，其他一些国家有的从5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有的从60年代中期着手改革。尽管这些改革的意向和探索，在最初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并没有转化为真正自觉的为建立与苏联不同的经济体制的尝试，但它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改革传统的苏联体制的要求逐渐在社会主义各国形成共识，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与建立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事实表明，不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充分地显示其优越性。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革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各国人民的普遍呼声。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用实践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具体形式。正是由于忽略了这一点或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早期的经济改革尽管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历程，但最终没有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经济体制模式。
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对过去经济改革失败的总结。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没有获得成功，除了改改停停，改一步退两步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以产品经济为基础、以行政指令性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模式，对旧体制的基本矛盾缺乏深刻的认识，产品经济观念始终难以突破，经济改革长期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因而确立不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譬如，苏联在赫鲁晓夫和柯西金执政时期，先后进行的两次改革，只不过是“行政协调”类型的社会改良；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涉及到经济体制，但又跳不出“让利放权”的圈子，而且一再强调经济改革不能触及所有制等问题。南斯拉夫曾提出建立“自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改革进行得不彻底，70年代反而开始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致使改革陷入流产。最早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是匈牙利。他们曾认为只要取消指令性计划，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改变为间接控制，部分放开价格就可以使市场活跃起来。但由于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目标没有定位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致使企业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从属地位，残缺不全的指令性计划与发育不良的市场调节胶着在一起，使得本来就不正常的经济关系更加扭曲，经济更难以正常运转。因而可以说，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选择，来自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实践。改革不再受别国的干预，各国能够独自主地探索本国的改革道路，不再有像50年代初南斯拉夫率先进行体制改革受到围攻，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及其后勃列日涅夫所进行的改革，被批判为离经叛道的“修正主义”。经过比较和鉴别，东欧各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应当把它拒这门外”。到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以总统的名义宣布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苏联关于以市场为取向改革的讨论和探索，大体经历了从“计划—市场经济”→“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国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也明确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我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看法是相吻合的，因为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只有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实现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同直接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模式，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同商品社会交换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转变。总之，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对过去一切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是传统建设模式改革之根本。
二、“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欲速则不达
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在俄罗斯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是苏联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休克疗法”的具体标志。在1989年5月底6月初举行的苏联首届人代会上，就有激进的经济学家提出“立即搞市场经济，进行土改，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主张。但由于“传统派”占了上风，这些主张并没有付诸实施。1990年5月24日，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3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正式提出用3—5年时间在苏联建立“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政府方案。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苏联先后提出了三个方案，其中由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提出的“500天计划”，主张采用波兰使用过的“休克疗法”，在500天内分三阶段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化、放开价格、卢布自由兑换等。这一方案得到了叶利钦等人的赞赏和支持，雷日科夫表示宁肯辞职也不执行“500天计划”；他还与一批经济学家对“500计划”进行了抵制和严厉批评，认为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改行市场经济，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渡期”，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将会使苏联经济陷入混乱。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受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委托，在吸取三个方案优点的基础上制定出“总统方案”；10月19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以333票赞成、12票反对、34票弃权通过了“总统方案”。但叶利钦于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俄罗斯联邦拒不执行总统方案，要求俄罗斯率先实施“500天计划”。俄罗斯联邦议会还通过决议，宣布自11月1日起实行“叶利钦——沙塔林500天计划”。其实，“总统方案”和“500天计划”就其内容看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分歧主要在于要不要继续保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的国家（即是一个主体还是15个主体）、要不要建立全国性经济管理机构等问题上。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否则就会把改革变成“改向”，就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地位不动摇，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从苏共二十八大正式提出“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到随后提出的“500天计划”、政府方案乃至总统方案，所谓“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实质上是力图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取代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表明苏联经济改革的方向已由挖掘社会主义的潜力，转向了直接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至此，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解体已显端倪，最终结局的出现，只是一种来早与来迟的事情。
“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不符合苏联的基本国情。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无论采取激进方式还是渐进方式，都必须适合基本国情，要有利于经济发展。不少人曾认为俄罗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一开始就错误地选择了“休克疗法”，其实这不符合实际。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以后，一直到1991年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当改革陷入困境之后，才慌不择路地采取了缺乏连贯性的“休克疗法”。从前苏联、东欧国家所理解的“渐进式过渡”看，它是一种分阶段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法，主要是指逐步放开价格；激进式过渡是一次性的过渡，所以被称之为“休克疗法”，这主要是指在一个时间内全部放开价格。波兰在1987—1988年曾采用“休克疗法”来制止当时出现的像脱缰野马似的通货膨胀，但没有获得成功。在东欧国家中，波兰被认为是推行“激进方式”比较典型的国家，而匈牙利则被认为是推行“渐进方式”比较典型的国家。假如在波兰采用“休克疗法”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果，也不能认定“休克疗法”对苏联就是适用的，因为它并不符合具有几十年高度集权和实行严格计划控制的苏联的实际。譬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完全以货币主义理论为基础，试图通过放开价格、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强行使原有国有企业在短期内转入市场经营轨道。这种单纯的货币主义政策无区别地抑制了所有领域的生产，从而导致了经济的全国衰退。再从俄罗斯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看，它们在制订和执行经济改革方案时，就严重地忽视了三个问题：一是对旧经济体制长期存在造成的经济畸形认识不足；二是对两个“经济一体化”（即经互会经济一体化和前苏联经济一体化）的瓦解可能给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三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立即实行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一步到位地向纯私有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过渡，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前苏联与东欧各国究竟采取哪种方式进行改革好，关键要看哪种方式更适合该国的国情。从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看，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采取“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通常与力图达到稳定经济和社会局势的目标相矛盾；在垄断壁垒没有打破的情况下立即放开价格，很难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导致人们心灵的创伤与痛苦，同领导者所要达到的快速私有化的愿望相悖离。
经济私有化并非济世良方。改革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苏联那种陈旧而僵硬的经济体制其功能已经耗尽，必须以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更能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新体制来取代。然而，苏联经济改革却转向私有制寻求济世良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完全被非国有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所谓激进改革方案所取代，瞬息之间，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变成了私有制的天下，这既是苏联改革失败的重要标志，又是改革失败的直接后果。苏联剧变后，深受苏联影响的其他东欧国家如出一辙，都把私有化作为加快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基础。譬如，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后便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提出要彻底废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瓦文萨声称“要给波兰80%的财产找到业主”。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政权后，立即提出在“罗马尼亚建立自由竞争的经济，小生产和私有制将成为罗马尼亚经济的基础”；保加利亚提出要实现与西方经济“一体化”；民主德国提出全盘引进西德的经济制度，等等。直到1995年，东欧各国政府还提出要把重新确立私有化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作头等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在一些国家已经把原公有制85—90%以上的财产变为私有，一些国家甚至决定将过去没收的资本家的企业归还原主，将过去没收的地主的房屋、土地归还原主。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家已率先完成小私有化（即将商业、服务业和小型工业企业租赁、拍卖给个人或集体经营），大私有化（即以股份制等形式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因资金短缺等原因在多数国家进展缓慢，但各国所有制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的大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证券私有化”，通过发给居民私有化证券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第二阶段为“现金私有化”，即通过出售企业股票有偿地转让国有资产。在第一阶段结束后，从1994年7月1日起私有化进入第二阶段。“大私有化”是俄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自1992年实施激进改革以来，政府采取一系列推进国有企业转轨的措施，希望非国有化成份能尽快为俄罗斯经济回升和发展作出贡献，但3年过去了，实践的结果不仅令国人失望，而且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安定，两极分化加剧，许多关键部门落入外国公司和犯罪集团手中。以至于叶利钦不得不在1996年1月，解除“私有化之父”、自由派改革派丘拜斯第一副总理的职务，并宣布修改一项已实施3年的私有化计划，提出国家要控制大型国有公司，无论如何要使国家占有51%的国有大企业的股份。总之，前苏东各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都为私有化的实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罗马尼亚专论文章指出：私有化并非“灵丹妙药”，“人们不该过高地夸大私有化的作用，过高期望私有化能带来奇迹是东欧国家所犯的新错误。人们也不该指望只要进行私有化就可以保证国家走出危机。”（（罗）《保加利亚的私有化问题》，罗马尼亚《经济论坛》周刊，1995年5月17日）
东欧国家的经济已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东欧国家现在普遍存在两大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即失业和通货膨胀。譬如，保加利亚是目前东欧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990年失业率只有2%；随着生产大幅度下降，到1993年上升为17%，1994年失业人数已超过60万人。1990年保加利亚实行渐进的价格改革，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后，价格上涨19.3%；1991年接受了“休克疗法”，当年物价指数上涨473.7%，即使近两年有所回落，1994年通货膨胀率仍达120%（资料见《外国社会科学情况》1995年第3期，第14页）。“休克疗法”给社会经济和工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创伤，直到1995年也未能治愈。据官方统计资料，按可比价格计算，保加利亚国内生产总值4年下降了40%，工业生产下降近50%，农业生产下降35%，零售商业下降64%，建筑业下降75%，出口减少50%，居民实际收入下降57%，全国85%的居民生活在社会最低生活标准以下。相比之下，匈牙利属于经济转轨较顺利的国家，但也出了不少问题。从1990年到1993年，匈牙利全国生产下降20%，物价上涨1.5倍，失业率在10%以上，1995年的平均购买力只及1990年的90%左右，尤其是财政赤字巨大，1995年全年预算赤字达3000—3100亿福林，外债已达320亿美元，人均3000美元外债。在制度改变5年后的今天，民意测验机构对公众有关私有化评价的测验，“59%的人反对将大型不动产变为私有财产，53%的人反对将大企业私有化，70%的人对成功的企业家日益富足起来持不赞成态度，还有77%的人不愿把匈牙利的企业让外国人买走。”（资料见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5年10月28日）人们普遍感到失望，产生了对过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念之情。东欧其他国家，如波兰转轨在1995年初见成效，出现持续增长苗头，捷克过渡力求平稳，注重宏观调控，1995年也开始经济回升。然而必须看到：东欧各国的经济连续几年下滑，国民生产总值已降到了60—70年代的水平。无论怎样回升，也无法在近期走出低谷，无望在近期内达到剧变前的水平。即使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目前的经济也只相当于80年代的水平。
三、整体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循序渐进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把坚持基本制度与改革传统做法结合起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事实证明，只有既勇敢地、脚踏实地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大胆地破除旧体制的理论教条和框框，才能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这一点正是中国在80年代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基础，也是前苏联、东欧垮了而中国站住了的根本原因。同样是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国外专家学者通常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中国循序渐进的改革优于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使用，把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因而，当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走向私有化，以及随后出现经济大滑坡和社会动荡的时候，中国的体制改革却循序渐进，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诚如现任俄罗斯副总理索斯科韦茨1996年1月24日所说：俄罗斯“在改革的进程中犯了很多错误，这是由于一些领导人不顾我们的具体特点而试图把西方经济做法照搬到俄罗斯造成的。”“应该承认这是反面经验。”经过对比分析，西方的有识之士敏锐地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同东德和俄国的区别，不仅在于改造的途径‘较温和’，而且主要在于中国的政策的目的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继续进步”（（德）赫尔穆特·彼得斯：《是借助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吗？》《新德意志报》1994年9月30日）。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模式必须与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具体背景和特点相适应，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经济情况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保加利亚经济学教授杨科夫曾撰文指出：“保加利亚、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是在亦步亦趋地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行事，它们采用的是拉丁美洲式的改革模式，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经济结构，倡导完全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所以它所带来的是失业加剧、社会赤贫和国民经济的急剧下滑。”综合分析中国与东欧经济改革之间的异同点，他得出如下三点结论：（1）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东欧的改革则使生产下降、经济危机加深；（2）“共产主义会导致经济崩溃”只是一种理论神话，中国奇迹使那些关于共产主义体制与提高经济效益相互矛盾之类的说法不攻自破；（3）东欧国家的决策者们应该坐下来认真考虑他们为什么不选择亚洲改革模式的时机已经来到（杨科夫：《保加利亚如何看待“中国奇迹”》罗马尼亚《经济论坛》周刊，1995年9月6日）。
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必须把整体性与渐进性结合起来。经济体制作为被改革的对象，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从体制的整体性出发；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部分改革的方向和价值追求，必须以有利于整体改革效应的方式进行。当某些部分的改革偏离整体改革的要求和宏观调控时，就会对整体改革造成一定的危害，甚至会使整体改革处于无序的状态。因此，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既要突破陈规旧序，又不能紊乱无序；经济体制上的转换、结构上的调整、职能上的改变，只能是从有序→无序→新的有序。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实现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它不需要也不应该采取“突变”的激进方式去推翻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新旧模式的转换，只能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改革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分阶段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必须看到，经济体制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以及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改革也必须循着它的内在规律在稳定有序中进行，使部分与部分在改革中保持有机的统一。譬如，利益机制在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改革势必要触动某些阶层、集团和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局部的改革或调整之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所以，即使局部的改革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的作用，局部的改革也要考虑到新矛盾的出现是否能为新体制、国家经济实力和民族心理所能承受，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利益。只有这样，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才能在复杂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进行。国际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对比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后得出结论：从方式方法上看，循序渐进式改革优于“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激进式改革带来社会震荡等问题人们一般看得很清楚，但渐进式改革易于把问题与矛盾掩盖起来，积重难返，使改革难于取得实质进展。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渐进性改革，必须把它与整体性改革“只争朝夕”的精神结合起来，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有坚定的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进。
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基本国情结合起来。曾有人把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选择，理解为从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制中选择一种作为样板，照搬照抄过来作为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制。这纯属于一种误解。其实，任何一种经济体制模式，都只是经济体制的某一种具体的、特殊的类型，只是这一类的经济体制的抽象，经济体制模式的概念上不同于实际存在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具体的经济体制。因而，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选择，实质上就从实际存在的和理论上可能的若干种经济体制模式中选择一种作为自己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一是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二是要适合本国国情。这种两为一体的改革，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形式的再选择。因此，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改革开始，到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再到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我们党在目标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深入的探索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我们不是一般地接纳市场经济体制，更没有照搬私有化的模式，而是把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国情结合在一起。譬如，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等等。《决定》还明确规定：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有这些主要环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整体，从目标上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必须把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列宁说过：“新制度不是随意的，不是混乱的，不是臆造的，不是‘空想’等等。是经过实践考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426页）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现在已有18个年头。回溯改革的历史轨迹，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底到1984年，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之间，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把重点放在农村，进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尚处于试验阶段。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87年之前，即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之间，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农村经济体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第三阶段从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前，为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阶段。这阶段的特点是改革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化，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步成型。第四阶段从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到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经济体制逐步定型和加快改革步伐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由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模式。这即是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开的稳步发展之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如下六方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管理体制的重大问题；（2）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已由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控制转变为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的间接调控；（3）改变了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4）指令性计划起主导作用的经济运行状态已经改变，95%以上的工业消费品受市场调节，实现了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结合，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5）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突破了单一的分配格局，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6）企业和劳动者在极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国家垄断的羁绊，市场竞争机制初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竞争性的体系基本建立。总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因为我们注意了改革的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全国统一部署与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实施相结合。
经济体制改革策略的选择必须与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结合起来。经济体制改革策略的选择，首要问题是要选准突破口和具体的改革方式。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中央高度集权传统的国家，突破口选在农村比选在城市和工业，其改革的难度要小得多、容易奏效得多。前苏联选择工业为突破口，尤其是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加速战略”，重点定在机械工业，以至于在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也不得不承认：“改革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首先从农业改革入手。”实践证明，中国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选在农业，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策略，以及采取积极的渐进方式，一切经过试验，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策略，是十分正确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我们一定要避免重走市场经济一般发展的老路。恩格斯曾辛辣地说过：“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驱驰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页）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可绕过的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法，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不懈的努力，促使它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外开放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作出深化经济改革和未来发展的战略策略时，还必须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同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联系在一起，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整个世界经济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际大市场，每个国家都将以普通一员的资格参与国际大市场的竞争与合作，既从中获益，又受其制约。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需要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世界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内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又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大的，以及更好的国际资源配置机遇，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乃到整个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休克疗法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