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长优先”到“发展文化”——联合国发展思想的演进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历程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十分重视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长期以来，联合国的正常预算的70～80%用于发展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人事行政开支）；第二，不同历史时期阐述发展行动的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发展思想。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间政府间组织，它的思想和行动既是各国政府斗争的产物，又是其妥协、认同、共识的产物，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远比一般学者的思想更直接、更广泛。联合国从事发展工作的时间已跨越四个发展十年，囊括所有全球性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联合国的业务遍及发展的所有领域和每个层次。加利说，发展的主要责任固然在于各国政府，但联合国肩负着协助这项任务的重要使命。因此研究联合国的发展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联合国的发展工作和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动向和思潮，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政府在联合国中开展有效的多边外交，也有助于我们国家更有效地开展发展工作。
联合国的发展思想演变大体可分成四个时期：（1）40～60 年代的发展思想主要是追求单一的物质财富在数量上的高速增长，即GNP、GDP指标的增长；（2）70年代， 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一系列发展危机，促使联合国对传统发展观进行反思，并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促进内源发展、保护环境等方面突破旧的发展观；（3）80 年代进一步从环境保护思想中引申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从而确立了新的发展观；（4）进入9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并开始进入量化指标探索和全面扩展的新时期。加利秘书长用“发展文化”一词概括了90年代的发展观的丰富内容。
一
“发展”是联合国成立之初就提出来的概念和任务。最初的发展工作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注：《联合国手册》（第10版），第475页，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 就是试图通过高速增长让穷国变富。 联合国在1945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中就表明，决心“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为此专门设立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在它的工作中也是“持续不断扩展它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注：《联合国手册》（第10版），第475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
最能体现联合国早期发展思想的发展行动是从60年代开始进行的“联合国发展十年”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每十年作为一个规划时期，提出十年内发展中国家应达到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必须采取的措施。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三个十年发展计划的成绩都极其有限，很不理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十年计划体现的早期发展思想的有限性。
从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的三个“发展十年”无甚骄人的成绩可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发展思想落后于时代也是原因之一。80年代的联合国在“发展”思想方面遵循的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传统发展观。在战后的最初阶段，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而言，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率提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便解决了，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了，发展问题也就解决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第一个发展十年”开始实施时解释说：“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一模式反映了战后20余年对发展的流行理解和认识。从70年代开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产生了许多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建立在追求经济增长模式基础上的发展理论在现实面前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二
70年代联合国发展思想强调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内源发展思想，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在发展中要保护环境的思想，这一思想到90年代发展成为联合国发展观的主流思想。
1.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加速发展
1974年5月1日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指出：国际社会要“为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这种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上，而不问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这种秩序将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并且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并保证目前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在和平与正义中稳步地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又说要“促进生产联合组织在国际合作的范围内所能起的作用，协助促进世界经济的持久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
1974年12月12日联大通过《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也强调“需要加强国家合作以谋发展”，声称“本宪章的基本宗旨之一是在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及社会制度如何，一律公平、主权平等、互相依存、共同利益和彼此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按宪章规定，各国的一般义务是“进行合作以促进较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在一个均衡的世界经济意义上鼓励结构变革，要符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
总之，1974年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是要提出在公平和正义的一般原则基础上建立多边合作的体制。南斯拉夫学者米·布拉伊奇评价说，《宣言》、《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构成了解决发展问题的最全面、最实际的概念。
2.推行内源发展战略，探索新的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70年代联合国发展观另一转向便是转向内源发展。从70年代开始，“无论是联合国系统的机构还是负责发展的国家机构，都在探索发展的新道路和新途径”。60年代以前的发展观看重物质因素在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看重外部援助。在70年代的发展观中，“人已成为考虑的中心”；发展是从内部产生的，“一个社会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联合国大会（1974年）在《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中宣告：“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实行自己认为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不因此遭受任何歧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1977～1982年中期规划的目标之一，“就是研究符合不同社会实际和需要的内源与多样化的发展过程，它的社会文化条件、价值系统、居民参与这种发展的动机和方式”。UNESCO 认为“内源发展的首要含意是：尊重文化的同一性和各国人民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内源发展意味着“在经济上的考虑和把发展归结为数量上的增长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以后，人类恢复了自身的中心地位，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内源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内源发展战略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唯一性，否定重物不重人的发展模式。（注：UNESCO编：《内源发展战略》，前言，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
3.确立发展过程中的环境行为的基本准则
50、60年代是战后各国恢复经济、促进增长的时期，尤其是发达国家经过50年代的恢复后，60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同时也是发达国家高速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时期。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害事件频频发生，促使科学界关注研究环境问题，公众也开始大规模地抗议公害，发起保护环境的运动。
1968年，联合国大会“出于对空气和水的污染，水土流失、废物、噪音、杀虫剂和其他物剂引起的环境恶化的关注”，决定于1972年6 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确认指导有关环境的政策的新行为和责任原则”。来自112个国家的与会者通过一项行动计划， 呼吁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在采取具体措施解决各种环境问题方面进行合作。会议提请人们注意人类的活动到处都在破坏自然环境，并给人类自身的福利和生存造成严重的危险。会议鼓励国际社会采取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行动。
1972年环境会议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公众对人类环境脆弱性的认识和理解。从那时起，环境科学研究、教育、宣传取得重大进展，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通过了环境方面的立法，不少国家已在宪法中写入了保护环境的条款。70年代以《人类环境宣言》为代表的环境保护文献提出并确定了一系列环境行为的基本原则，“为以后的岁月提供了一套环境行为的基本守则”，并在以后的文献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为发展观注入了新的因素。这些原则主要是：（1）地球一体性原则， 此原则也称“地球整体原则”、“珍视地球原则”，或“只有一个地球原则”；（2 ）防止污染和公害、保护和改善全球生活环境的原则；（3）合理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原则；（ 4）“自然资源共享”原则；（5）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6）不得损害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环境的原则；（7）区域共同治理的原则；（8）加强国际协商、合作、交流的原则；（9）无过失责任原则；（10 ）环境与发展协调一致的原则。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人类环境宣言》中，联合国已经初步认识到环境与发展的联系，认识到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并行不悖，都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
80年代是联合国新发展观形成、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将70年代提出的环境保护思想引申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容纳了国际秩序和内源发展战略。
1980年3月15日， 联合国大会向全球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同日，《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又译《世界保护策略——可持续发展的生物资源的保护》）发表，这是联合国系统最早在正式场合使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SD）一词，而且是在同一天两个场合同时使用。
1982年发表的《内罗毕宣言》主要是总结1972年以来环境保护的进展和问题，同时也有较为鲜明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简称WCED）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专门系统地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文献。该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在国际社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奠定了后来可持续发展思想演变的基础，后来的定义大多是围绕它而展开的。
WCED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以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来说，“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狭义的持续发展“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WCED著：《我们共同的未来》，第34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流传最广的是WCED狭义的定义。
WCED一再强调满足人类需求和愿望是生产活动的目的，所以务必要在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强调它的中心作用。贫穷往往就是人们不能满足其生存和福利的需要，即使资源和服务是存在的。而那些没有陷于贫穷的人们的需求，却可能带来重大的环境后果。
WCED还特别指出工业化国家必须承认它们的能源消耗正污染着生物圈，吞噬着稀少的矿物燃料供应。近年来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向能源使用较不密集的部门转移，有助于限制消耗，但必须加快减少人均耗能的进程，并鼓励向无污染能源和无污染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简单照搬工业化国家能源使用方式，既不可行也不理想。更好地改进这些方式，需要在工业布局、住房设计、运输系统以及工农业技术的选择等方面实施新的政策。
WCED在报告中提出了实现持续发展的综合对策。WCED认为“世界必须尽快拟订战略，使各国从目前的经常是破坏性的增长和发展过程，转而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就要求各国根据它们自己的发展，根据它们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改变其政策”。（注：WCED著：《我们共同的未来》，第34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WCED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制定的环境与发展政策主要目标包括：（1 ）振兴经济发展；（2）改变发展质量；（3）保护和改善资源库；（4 ）保持能持久的人口数量；（5）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控制其危险；（6）决策过程中协调环境和经济的关系；（7）改革国际经济关系；（8）加强国际合作。
WCED相信，如果本世纪我们在实现这些原则方面能取得实在的进步，那么下一世纪将会给全人类提供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更加平等和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
WCED对可持续发展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首先在1989年5 月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环境署（UNEP）理事会上得到肯定和更为全面的理解。第15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指出：“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环境署理事会认为，要达到可持续的发展，涉及国内合作及跨越国界的合作。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走向国家和国际的均等，包括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计划轻重缓急及发展目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此外，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从而导致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这对于环境的良好管理也是具有很大重要性的。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维护、合理使用并且提高自然资源基础。这种基础支撑着生态压力及经济增长。再者，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环境的关注与考虑，而不代表在援助或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注：转引自钟述孔著：《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全球环境与发展》，第6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80年代对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为90年代联合国新发展观获得广泛认同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四
90年代联合国的新发展观向伦理道德、国际行动、系统化等方面拓展深化，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形成了席卷全球的发展浪潮。
1.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90年代是联合国发展会议的高峰时期。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1993年在维也纳，联合国召开人权与发展会议；1994年在开罗，联合国召开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在哥本哈根，联合国组织召开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995年在北京联合国召开妇女参与发展的会议；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世界人类住区会议，也称为“城市问题首脑会议”。1997年联大通过《发展纲领》。这一系列会议通过的文件讨论了关于发展的各项目标和承诺，特别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国家和政府首脑一级通过的《21世纪议程》，标志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开始，所有这些文件为国际合作促进发展提供了总的框架。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次会议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筹备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
从70年代起就从事环境工作的曲格平先生作为两次大会的参加者，有很深的感触。他说：“如果把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当成第一座里程碑的话，现在的里约热内卢的环发大会就是第二座里程碑”。（注：《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汇编》，序，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通过和签署了5个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 世纪议程》提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为今后在环发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确定了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也是对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一次积极探索。《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会议期间开放签字，迄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正式签署。 会议文件和公约有利于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利益。这一系列文件是“关于发展与环境合作的全球共同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是“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开始。（注：联合国：《21世纪议程》，第1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
第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可分的道理被广泛接受；找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道路；明确了责任，开辟了资金渠道。在1972年的会议上，发达国家高喊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而发展中国家却大都未予响应，甚至说环境问题是发达国家的事，我们面临的是发展问题。20年后的里约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这种基于共同利害的责任感与合作精神，是解决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前提条件。加利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导致世界领袖们空前地承诺支持将来的一套共同目标：《21世纪议程》，这是表现环境和经济进展方面应采取行动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政治承诺的第一个国际协定，自该会议以来，环境方面关注的问题已经稳固地进入发展文化的主流”。（注：布·布罗斯特—加利著：《发展纲领》，第2页，联合国新闻部出版，1995年。）
1972年的会议主要是暴露了环境问题，没有准确地找出问题的根源和责任，因而也就不能更有效地解决全球环境问题。1992年的环发大会认为，从全球和区域的环境看，主要责任直接地或间接地来自工业发达国家，这是历史事实。即使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些环境问题，也与发达国家的长期掠夺或廉价收买资源有关。这是20年来的重大进展。
明确了责任，也就找到了资金渠道。《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21世纪议程》中，都明确规定了筹集环境基金的渠道和数额，这就是：工业发达国家每年拿出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资金，即1250亿美元， 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发达国家原则上接受了这一规定。
第三，启动了停滞多年的南北对话。长期以来，在商品价格、债务危机和发展资金等诸多问题上，南北尖锐对立。南北对话已停滞多年。但在这次会议上，南北国家的领导人走到一起来，就环境和发展这一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合作诚意，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关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和转让环境无害技术的原则也获得通过。这有利于推动今后的南北对话和国际合作。
第四，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会议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国家主权、经济发展权等重要原则得到了维护。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先后在新德里、北京和吉隆坡召开了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加强磋商，协调立场，密切合作，改变了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涣散、软弱、被动的局面。会议期间，77国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合理主张和立场文件，成为各方谈判的基础。广大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在大会发言中普遍表达了本国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正当要求，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重新认识到加强团结与合作的力量，其意义和影响超出环发大会本身。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尊重国家主权这一重大原则问题进一步得到确认，某些西方国家利用环保名义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的企图未能得逞，“发展权”在新形势下又一次正式写进联合国重要文件。
2.联合国系统探索建立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团体对如何度量可持续发展，即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问题日益关注，因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筛选和体系的构造过程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它可以使政府确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优先考虑的问题，同时给决策者和公众一个了解和认识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有效信息工具。联合国的不同系统先后提出了四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注：叶文虎、童川：《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述评》，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3期。）
（1）联合国统计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994 年联合国统计局对联合国建立的“环境统计框架”加以修改，不用环境因素或环境成分作为划分指标依据，而是以《21世纪议程》中的主题章节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去对指标进行分类，形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框架。
（2）世界银行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世界银行1995 年提出了以“国家财富”或“国家人均资本”为依据度量各国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方法。他们认为：“可持续性就是给予子孙后代和我们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人均财富。”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除了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还应包括社会资本，即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制度、组织、文化凝聚力和共有信息等，但该方法并未提出具体计算社会资本的方法。
（3）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1996年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 ）与联合国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部（DPCSD）牵头， 联合国统计局（UNSTAT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亚太经社理事会（ESCAP）参加，在“经济、社会、 环境和机构四大系统”的概念模型和驱使力（Driving force）、状态（State）、反应（Response）、模型的基础上，结合《21世纪议程》中的各章节内容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指标框架。
（4）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体系。 为了克服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体系中指标数目过多的缺陷，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和UNEP合作， 提出一套高度合并的可持续发展体系的构造方法。对于环境指标，SCOPE 认为必须和人类的活动相联系，所以提出人类活动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概念模型，即人类活动和环境存在着以下四个基本的相互作用：环境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提供如矿物、食品、木材等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消耗着人类持续生产所依赖的资源和生物系统；自然资源被用来转化成产品和能量的服务，这些产品和能量使用后将被散逸和抛弃，产生污染和废弃物，并最终返回到自然环境，这里环境起着“纳污处”的作用；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了必须的生命支持系统的服务功能，如分解有机废弃物，营养物质的循环，氧气的产生和支持着各种各样的生命；空气和水的污染所造成的环境条件直接地影响着人类的福利。SCOPE对这四方面提出了一套包括25 个指标的指标体系。
3.全面阐述发展文化的内涵
1995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发表《发展纲领》，这是第一部综合阐述联合国发展观的文献。《发展纲领》提出的“发展文化”，既是对联合国发展观的进展的概括，也是对联合国发展观的拓展。《发展纲领》指出：“A.应承认发展是当代最紧迫、影响最深远的任务；B.必须看到发展有许多范畴——和平、经济增长、保护环境、社会正义和民主，发展的核心必须是增进人类的幸福，消除贫穷、饥饿、疾病和无知，而所用方法必须在今后世世代代仍能持续”。（注：布·布罗斯特——加利著：《面对新挑战》，第43页，联合国新闻部出版，1995年。）
《发展纲领》详细论述了发展的各个范畴的关系：
（1）和平与发展。和平是发展的基础， 《发展纲领》对和平没有作抽象的议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传统的发展步骤假定发展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可实际上很少有这种情况。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普遍现实情况是没有和平。大多数人民都必须在过去、现在或可能发生的冲突背景下求发展。所以深入地、密切无间地参与和平是发展的基本范畴。从另一方面说，“没有发展就没有持久的和平”，没有发展，就会助长国际紧张， 会使人觉得需要军事力量。《发展纲领》强调“缔造和平是要培养一种和平文化”，因此，裁减军事支出是发展与和平之间关联的一个重要环节。
（2）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是进步的动力， 《纲领》认为发展并不否定增长，相反经济增长是总体发展的动力。经济增长的好处在于扩大人类的选择的范围。但是，为经济增长而追求经济增长，是不妥的，重要的是，增长必须持续耐久。增长应促进充分就业和减少贫穷，并应促进机会均等，以求改进收入分配的方式。
（3）环境与发展。环境是发展可持续能力的基础， 发展和环境不是两个分开的概念，不可能成功地处理一个问题而不考虑到另一个问题。“环境是发展的一项资源。环境的状况是发展的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环境的维护是发展方面不断关切的一个问题，成功的发展需要将环境方面的考虑因素纳入政策”。“人类与自然之间必须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4）正义与发展。正义是社会的支柱，《纲领》认为， 发展不是在真空状态中产生，也不是建筑在抽象概念基础上。发展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而产生。因此，“现有的社会状况是发展努力的出发点。这些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发展的优先事项和发展的方向”。人民是国家的主要资产。“人民幸福是发展的定义”。人民的活力和进取心推动发展。“人民的特征决定持续的人文发展的性质和方向”。我们应该“将发展努力的目标放在增进人民福利而不是提高国家威望的项目上”。
（5）民主与发展。《纲领》认为，民主是善政， “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单凭直觉就可以理解，但却难以说明”。民主是一种基本人权，它的进展本身就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因为人民参与各种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进程乃是发展的一项基本信条。民主提供唯一能达到成功发展的一条长期、可持久的道路。“国际体系内部的民主不仅使鼓吹发展的呼声能表达出来，而且使呼声具有政治重要性。一个更民主的世界有助于按照发展纲领携手合作”。
《发展纲领》认为其概述的五个发展范畴和平、经济增长、环境、社会正义和民主是密切相关的，这些范畴不是随便决定的，“而是从联合国和其他人同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实际合作中参悟出来的”。发展的每一个方面，对其他各个方面的成功，都极其重要。成功的发展，不可能单从任何一个方面去努力而实现，也不能将任何一个方面排斥在进程之外。联合国在发展观方面取得的成果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经过半个世纪的艰难曲折的探索，联合国系统基本形成了以人为中心、以实现发展权利为目标、以实现社会公正为原则、以人民参与为前提、由各国政府实施操作的发展体系和发展观。这一发展观为各国政府推进发展工作提供了基本参照，也为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做好了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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