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地位_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地位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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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继承性: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关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理论是对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认识。这两大理论成果薪火相传,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历使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性的关系。

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既有基础理论,也有创新理论。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属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与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理论渊源的逻辑关系不能割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政治原则和价值取向。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继承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联系和理论渊源的逻辑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哲学基础来说,二者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延安时期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并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领导全党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① 邓小平依靠他的政治智慧,在“实事求是”前面还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②。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当代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处在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摆脱这种状态,实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正确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重新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从立国之本来说,二者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路线。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股怀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第一次明确指出:“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③。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先后被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党的十四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具体地说,社会主义道路是“立国”的根本方向,无产阶级专政是“立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立国”的领导核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就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④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⑤ 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⑥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特征的理论概括。

再次,从执政理念来说,二者都坚持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制定的基本路线。最早提出和制定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的首创,诸如“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法。历史经验证明,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在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关系全局、指导全局、决定全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认识,逐步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报告对这条基本路线的表述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核心内涵、奋斗目标、发展道路、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是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的不懈探索,认真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伟大成果的取得,也包括毛泽东同志的艰辛探索。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建立在正确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我们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都是为了解决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次揭示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基本适应的,但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应的,但不完善的方面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相矛盾。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⑦ 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八大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以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创新性: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关系,既表现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也表现为创新性,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植根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邓小平理论,其创新性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上。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前提下提出的新课题。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次实现温饱、小康、中等发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新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以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

邓小平理论贯穿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表明我们不再一般地谈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是要努力探索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深刻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⑧ 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将从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空想中转向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社会主义将从封闭式的实践转向开放式的实践。在邓小平看来,要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有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中才能不断搞清楚“是什么”和“如何建”的问题。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最重要的理论回答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对社会主义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是在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础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实践上必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呼唤创新精神。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⑨ 邓小平善于以宽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观察世界,始终把中国的发展置于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中进行理论思考,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领域和理论空间。实践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活动,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创新中进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民族的伟大实践和创新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展现。

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最突出的表现是以哲学的眼光审视传统经济体制,提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改革思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填补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留下的关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用什么经济体制去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空白。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画等号,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机制不相容似乎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理论观点。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出发,从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和社会主义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禁忌,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现代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容纳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但是,按照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⑩ 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其实质是经济体制问题。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层次。在现时代,同处于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形态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来发展生产力。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相联系。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从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是从经济体制上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途径。

奠基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思想成果,是具有整体性逻辑结构的一体化理论体系。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十五大和十六大先后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涵盖起来,作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总体称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奠基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迄今为止能够称之为历史性飞跃的只有两次。相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着新的理论主题,这是它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五大在阐述邓小平理论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时,主要是从邓小平理论所贯穿的新的时代精神和理论主题来立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们贯穿着共同的时代主题和理论主题。从时代主题来说,这三大理论成果都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从理论主题来说,这三大理论成果都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理论主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内在逻辑中,邓小平理论具有承前继往而又与时俱进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重要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个理论体系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而展开,不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探索和遵循的基本规律。我们党在执政后,曾长期探索过这些规律。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取得一些重要的认识成果,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和党的八大文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中,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许多重要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总的来说,这些认识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后来又在实践中发生严重失误,使探索偏离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尤其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基本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源于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伟大实践。在这方面,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11),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再到科学发展观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来说,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紧紧围绕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进行积极探索,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早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强调要搞清楚“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2) 的历史性课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以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方面,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21世纪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以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来说,邓小平理论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相统一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本质,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才能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落实到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赋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新的时代内涵,科学地回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战略、发展道路的认识,是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最新回答。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人类社会是在多样化的文明形态和发展模式相互交流中,把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共同推进到当今时代的发展高度的。

注释:

①②③⑥⑩(11)(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141、164-165、165、250、250、276页。

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3、373页。

⑦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

⑧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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