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展氏双杰到兄贤弟盗——柳下惠兄弟角色属性的早期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贤弟论文,属性论文,角色论文,兄弟论文,柳下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0)06-0076-04
柳下惠，又称柳下季，展禽，其弟展喜。柳下惠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具体记载于《左传》、《国语》。孔子屡次提到柳下惠，从而使得他在先秦时期就有很高的知名度，许多典籍都相继用他的传说故事来阐明道理。柳下惠及其弟展喜，其原型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被故事化、寓言化，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发生演变。那么，这种演变是否有规律可循？造成演变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演变的趋向是多极还是一元？所有这些，都是先秦文学研究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一、《左传》、《国语》中的柳下惠兄弟
关于柳下惠兄弟的事迹，最初记载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1](P439)
文中的展禽，指的是柳下惠，展喜是柳下惠之弟。齐孝公率兵征伐鲁国，鲁僖公令展喜以酒食犒劳齐师，具体的应对辞令则由柳下惠拟定。《左传》的这条记载比较简略，《国语·鲁语上》则对事情的原委作了具体的交代：
齐孝公来伐，臧文仲欲以文辞告，病焉。问于展禽。对曰：“获闻之，处大教小，处小事大，所以御乱也，不闻以辞。若为小而崇以怒大国，使加己乱，乱在前矣，辞其何益？”文仲曰：“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词行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师。[2](P151)
齐孝公之所以率兵伐鲁，是因为鲁国背叛了与齐国的盟约，在道义上是输家。臧文仲作为鲁国的执政大臣，深感形势的严峻。他想用外交辞令打动齐君，自己又没有这种能力，于是向柳下惠求援。柳下惠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拟定好应对的外交辞令，派其弟展喜前往陈述。《左传》、《鲁语上》对于柳下惠所拟定的辞令都有具体记载，这篇辞令不卑不亢，娓娓动听，使得齐孝公无言以对，只好撤兵返国，鲁国转危为安。
《鲁语上》还有如下记载：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筴。[2](P154-162)
这件事发生在臧文仲执掌鲁国政事期间。臧文仲虚心接受了柳下惠的批评，并把他的话语用竹简记载下来，一式三份，供鲁国三位执政大臣参考。
《国语·鲁语上》记载：“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这件事发生在鲁文公二年。鲁国的君主是闵公在先，僖公继闵公为君。按照正常的宗庙祭祀规则，闵公应居于僖公之前。可是，由于鲁文公是僖公之子，身为伯宗的夏父弗忌掌管祭祀，他为了取媚于文公竟然违背礼制，把僖公的位次置于闵公之上。柳下惠对此加以批评：
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顺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顺不祥，以逆训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跻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无殃乎？”[2](P165-166)
比较臧文仲的批评，他对夏父弗忌的斥责更严厉。
《左传》、《国语》有关柳下惠的记载，始于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止于鲁文公二年(625)，前后跨度为10年。此间，柳下惠作为鲁国政坛的重要人物出现。他娴于辞令，熟悉礼典，同时又直言敢谏，早期史书中的柳下惠，是一位重要的政治角色，在治国理政方面多有参与。
二、《论语》、《孟子》、《荀子》、毛诗中的柳下惠
先秦儒家典籍也提到了柳下惠，使这位人物由政治人物逐渐演变成道德楷模。
孔子参与社会现实的起始时段，上距柳下惠跻身鲁国政坛已经百余年。《论语·微子》篇云：
柳下惠三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3](P183)
相传柳下惠曾任狱官，三次遭到贬谪。至于遭到贬谪的原因，可以从《左传·文公二年》的记载中得到答案。孔子批评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其中三不仁的首条就是“下展禽”，即排斥柳下惠。《论语·卫灵公》云：
子曰：“藏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3](P164)
臧文仲是否排斥、压制柳下惠，史无明证。但是，孔子的上述话语，却使柳下惠的角色属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是跻身鲁国政治中心的朝廷重臣，而是被排斥、遭压制的受害者，是被臧文仲在政治上边缘化了的怀才不遇之人。孔子对柳下惠所作的这种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对自身遭际的感慨，是借柳下惠的三黜寄托自己的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感，可谓同病相怜。
《论语·微子》还记载孔子对柳下惠的如下评论：“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3](P185)孔子把柳下惠列为“逸民”。所谓“逸民”，指的是被遗落之人，即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化的角色。孔子对柳下惠所作的这种定性，使得这个角色与社会政治拉开了距离，开始摆脱这个人物历史原型的政治属性，而向其他方面演变。
《论语·微子》主要是从道德方面评价柳下惠。先是赞扬他正道直行，不因为遭到贬谪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后面又认为柳下惠忍辱含垢，使自己的人格受到玷污，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言语有度、行为经过思虑而已。这些评价都是着眼于人格修养，专注于道德层面。
孔子对柳下惠所作的定性使得柳下惠由《左传》、《国语》中的历史人物变成传说人物，由政治人物变成道德人物。而把柳下惠视为怀才不遇之人则是他由历史人物向传说人物、由政治角色向道德角色演变的中间环节。没有这个中间环节，柳下惠的形象无法实现上述转变。
孔子对柳下惠所做的定性，对于孟子和荀子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明显，因为“孟子毕生以学习孔子为目标”[4](P32)，孔子的一言一行都会深深地影响着孟子。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如下话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谐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3](P240)
孟子对柳下惠所做的评价，基本是承续孔子而来。孟子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评论柳下惠。《万章下》称：“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孟子一方面赞扬柳下惠的忍辱含垢、和光同尘，同时又指出他的“不恭”。柳下惠作为一位正面的道德角色出现，他有正道直行、兼容宽恕的美德，同时在行为上又流于简慢的缺欠。也就是说，柳下惠在道德上不是尽善尽美，却又多有可取之处，属于圣贤之列。
《公孙丑下》和《万章下》都引述柳下惠的如下话语：“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袒裼，指把罩衣脱掉；裸裎，指脱衣露体，光着身子。这段话是说柳下惠有很强的定力，即使有人在他身边赤身裸体，对柳下惠也不会有所玷污。孟子对柳下惠的评论集中在道德层面，并且深入到私密的个人生活领域。
《荀子·大略》篇称：“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对此，王先谦《集解》写道：
王念孙曰：“案《钟山札记》又引《吕氏春秋·长利》篇云：‘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高诱注：‘后门，日夕门已闭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暮而后门。’”[5](P339)
后门，指傍晚关闭门户。后门者，谓因傍晚关闭门户而无处投宿者。柳下惠接待了这样一个人，并且与之“共衣”。这里的衣是指覆被、遮蔽之物。柳下惠与无处投宿者“共衣”，就是和他同盖一条被子。荀子讲述这个故事赞扬柳下惠，并说他的这种举措没有受到别人的猜疑，仍是从道德层面评论柳下惠，援引的是幽深的私密之事，至于与柳下惠同盖被子者究竟为男性还是女性，荀子没有明言。不过，从言说者的语气判断，女性的可能性较大，否则，不存在是否引起别人猜疑的问题。
西汉毛诗解释《诗经·小雅·巷伯》时，云：
鲁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釐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间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曰：柳下惠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6](P717)
所谓的“妪不逮门之女”，指用身体温暖因闭门而无处投宿的女性。妪，谓给人以爱抚，送去温暖。柳下惠的上述传说，出自毛诗学派。《初学记》卷二十一写道：
孔子以《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汉人鲁国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人毛苌。[9](P171)
在《诗经》的这个传承谱系中，毛诗出自荀子，为《诗经》作《诂训传》的毛亨是荀子的弟子，传授《诗经》的毛苌则是荀子的再传弟子。由此可以推断，《荀子·大略》篇所说的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指的就是毛诗所说的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两个传说故事出自同一源头。先秦儒家对柳下惠所作的道德认可，在汉初毛诗学派那里再次得到确证。
从《论语》到《孟子》、《荀子》，再到毛诗，柳下惠所充当的角色经历了微妙的变化。孔子使柳下惠的角色由政治领域转向道德领域，孟子则把柳下惠在道德领域的担当由社会深入到个人的私密空间。荀子及毛诗学派，则把柳下惠在私密空间的操守进一步具体化为坐怀不乱，是在两性亲密接触中保持情操之士，是令人钦佩的贤人。
《礼记·中庸》首章写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3](P17)按照这种理念进行衡量，幽隐细微之处最能检验人的操行品德，尤其在独处时更需谨慎。《孟子》、《荀子》及毛诗中的柳下惠传说，就是在儒家“慎独”理念统辖下生成的，体现的是在私密的个人空间中所达到的至高的道德境界。
三、《庄子》中的柳下惠兄弟
《左传》、《国语》中的柳下惠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论语》、《孟子》、《荀子》及毛诗中的柳下惠，是由历史原型演变而来的故事主角。至于《庄子》中的柳下惠兄弟，则是寓言中的人物形象。
《庄子·盗跖》开篇写道：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车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8](P990)
这则寓言是虚拟的，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古人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成玄英疏写道：
展禽是鲁庄公时，孔子相去百余岁，而言友者，盖寓言也。[8](P990)
成玄英的辨析是有道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则寓言是怎样生成的？为什么把柳下惠说成孔子之友？又为什么把柳下惠之弟说成是大盗？
如前所述，孔子对柳下惠做过评论，赞扬他的正道直行，并且把他说成是受臧文仲挤压的怀才不遇之人。孔子同情柳下惠，因此，到了《庄子·盗跖》篇，就超越两个人所处历史阶段的先后悬隔，把他们说成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朋友。《庄子》寓言经常采用这种虚拟笔法，这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
《盗跖》篇将柳下惠说成是孔子之友，其原因很简单，较易理解。至于把柳下惠之弟说成是盗跖，原因则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柳下惠之弟展喜，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史书对他的记载只有这一处，其他文献也没有提及。这样一来，必然使人产生疑问。展喜的去向如何？他的人生结局怎样？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会生发出各种猜测。
第二，《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1](P336)夷伯之庙是展氏祖庙，它被雷电所击，人们由此猜测展氏有人所不知的罪恶而加以隐蔽，因此遭到上天的惩罚。直到西汉后期的刘歆，还是持《左传》的上述看法。《汉书·五行志》记载刘歆的观点：“展氏有隐慝，故天加诛于其祖夷伯之庙以谴责知也。”[9](P1445)雷击夷伯之庙，发生在柳下惠拟定应对齐国辞令的前十一年，以理推断，柳下惠当时已进入成年。可是，展氏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罪恶，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庄子·盗跖》的作者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把展氏的罪恶和展喜挂钩，把他写成大盗。
第三，在先秦儒家那里，柳下惠是与伯夷等高士相提并论的贤人，有很高的声望。而在《庄子》作者看来，贤人与强盗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胼拇》所持的就是此观念：
伯夷死于首阳之下，盗跖死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若其残生伤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8](P323)
在《胼拇》作者看来，伯夷、柳下惠这类贤人，与盗跖那类恶人，其人生取向殊途同归。所谓殊途，指的是贤人殉名，而恶人殉利。所谓同归，这两类人都是残生伤性。这样一来，就把贤人和强盗划了等号。《盗跖》篇把盗跖说成是贤人柳下惠之弟，所持的正是上述理念，是以调侃的方式颠覆儒家的善恶之分、贤愚之辨。
把盗跖写成柳下惠之弟，这则寓言是虚拟的。但是，盗跖作为文学形象，又留了展喜的某些投影。
《庄子·盗跖》篇称，孔子不听柳下惠的忠告，坚持要面见盗跖，对他加以劝导。相见之际，“盗跖方休卒徒大山之阳”。大山，指太山，亦即泰山。《庄子·大宗师》：“肩吾得之，以处大山。”[8](P247)成玄英疏：“肩吾，神名也。得道，故处东岳为太山之神。”[8](P429)盗跖率众处于“太山之阳”，即在泰山的南边驻留。柳下惠是鲁国人，春秋时期的鲁国正处于泰山之南。盗跖所处的地域，与柳下惠所居鲁国的版图相吻合。
柳下惠及其弟展喜，都以擅长辞令著称。《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的辞令，由柳下惠拟定，展喜出面向齐孝公陈述。一席话使得齐孝公哑口无言，只好退兵。历史传说和寓言故事中的盗跖，同样是伶牙俐齿，长于辞令。《荀子·不苟》篇先是提到惠施、邓析的善辩，接着写道：“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尧舜俱传而不息。”[5](P24)这里所说的“吟口”，实指能言善辩，与惠施、邓析属同一类型，《说文·口部》：“呻，吟也，从口，申声。吟，呻也，从口，今声。”段玉裁注：“呻者吟之舒，吟者呻之急，浑言则不别也。”[10](P60)吟，指的说话的语速很快，盗跖“吟口”，指他的语言表达流畅，能言善辩。《庄子·盗跖》篇假借柳下惠之口说道：
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8](P991)
文中的盗跖确实能言善辩，用大段话语教训、羞辱孔子，以至于孔子丧魂落魄：“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7](P1001)盗跖言辞所具有的杀伤力，被渲染到极致。
《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的展氏兄弟，都是擅长辞令的贤人君子，堪称展氏双杰。可是，到了《庄子·盗跖》篇，还是这两位展氏兄弟，却变成兄为贤人，与孔子为友；弟则是强盗，与孔子为敌。从展氏双杰到兄贤弟盗，这种演变是在《庄子》书中完成的，也是柳下惠由历史人物向文学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柳下惠从历史人物演变为故事传说的主角，道德化倾向日益明显。而作为文学形象出现在《庄子·盗跖》篇的柳下惠兄弟，则通过盗跖之口彻底颠覆儒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在先秦儒家和道家那里，展氏兄弟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异，道德取向也大相径庭。
收稿日期：201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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