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变迁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特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发展方面的进程既定格局，均受到国内、国际背景的规定。迄今为止，以1992年为主要界线，经济特区经历了两种有显著差异的发展背景。
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既有突进，也有局限性。90年代国内、国际背景的加速演进，汇聚成了经济特区面临大挑战的场景，改变了其在全国的综合性的优越位势。经济特区需要在国内各区域之间相对平等的、多元化的进取格局中，实事求是地选择新的发展立足点，发挥自身的优势，完成阶段性的转变，实现新的跃迁。
一、经济特区十五年发展的两种背景
经济特区自80年代初建立至今，已经历了两次阶段性的背景转换。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其国内背景全面而彻底的变化。国际背景的变换，则发生在80～90年代之交，以“冷战”的消逝等因素为主要标志。
（一）体制背景及转换
1.1979年至1992年初：扩权让利和推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调节相结合的体制阶段。
此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两个时期：1984年之前，是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基本特点是：扩权让利，即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地方的财权和自主权；开始改革价格；放宽了对各种非国有制的企业及个人的经营限制；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包括引进外资，给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对外经济活动权。
1984年至1992年初是第二个时期，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又进一步明确，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企业、市场、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面的改革。此间，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总目标，框定了一切改革举措的边界。改革的特点是：侧重于突破旧体制、政策调整、单项改革、重点突破。但是，此间改革在取得历史性进展，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的同时，也显示出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局限性：“放权让利”、“承包制”、价格调放等解决不了塑造市场主体的任务，不能支撑市场体系全面而规范的建立，也不能从根本上改造政府的经济职能，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另外，人们也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中，“计划与市场”和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时起时伏；“市场经济”近于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即使在中国的经济特区，这也是一个不受政府欢迎的名词。
2.1992年初至今：中国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重要谈话和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以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总目标。1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最终实现了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战略转移。《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构造全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国的改革，由此进入了侧重于全面建立新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时期。经济特区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也因此随同全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总目标的引导下建立新体制。
小结：中国经济特区15年体制变迁的历史中，有近13年受到扩权让利、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背景的框定。经济特区进入建立市场经济新时期的时间并不长，其如何作为，是一个尚待实践来说明的问题。
（二）开放背景及转换
1.1979年至1992年上半年：有限的区域开放、实行地区倾斜政策的阶段。
1980年中国在广东省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在福建建立了厦门经济特区。这种既吸收了国际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经验，又是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各业并举的综合性经济特区是区域开放和实施地区倾斜政策的典型形态。 1984年4月，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又新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1988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并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的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辖县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几年又把一些市、县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以上开放城市、地区均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1988年4月，全国人大又批准成立了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
1990年6月，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实行了比原经济特区还优惠的政策。
1992年上半年，中国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中国政府的政策对市场控制很严。各级政府在审批外商投资项目时，严格规定了外商投资的内外销比例。(2)中国对外商投资的产业领域实行严格的控制。(3)中国尚未进入以高度化的产业结构和跨国公司为主要支撑点建立对外开放构架的时期。(4)中国尚未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这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没有可能较全面地按照国际准则来规范对外开放，二是在此前提下形成的地区倾斜政策及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多有不合之处，以至于形成了实行关贸总协定的规范，会对经济特区等开放地区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的。
由此可见，中国在1980年至1992年初，整个对外开放格局具有试验性、探索性、局限性的明显色彩。整个政策体系的设计，基本上是游离于关贸总协定的规范之外的。
2.1992年初至今：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向高层次、多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的阶段。
此间的特点是：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原则下，实现全国区域的全方位开放；加快各产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在对外开放中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等等。同时，加强了对外商投资进行产业导向，地区倾斜政策开始向产业倾斜转移。
随着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临近，政府也加快了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修订外贸、外经政策体系的工作。中国在实行地区倾斜政策时，对一些地区制定的优惠政策，依照非歧视原则，将被迫取消或者减让。
小结：中国经济特区的15年对外开放，有13年时间是在有限开放、地区倾斜政策的背景下实行的。其间，严格控制市场、产业的开放度和开放领域，没有可能全面地按照国际经济通行规则规范全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及运行机制等因素的存在，也是这个背景时期的基本特点。1992年十四大以后经济特区则融入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局面的渐进形成过程之中。
（三）经济发展背景及转换
1.1979年至1991年中期：经济增长的“轻型化”主导时期。
此间，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的作用。受消费需求的推动，带来了消费品工业的高速增长。这是对长期以来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增长方式的校正。由此，中国进入了“轻型化”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但消费品工业的高速增长同时带来了各地区间的产业同构或趋同和企业组织结构小型化，却未能带动原有重工业剩余生产能力的发挥。国内原有产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扩散反应迟滞，对下游工业的相关需求缺乏供给能力，且呈结构刚性。存量缺乏重组和淘汰的机制。市场需求变化引发的结构调节主要通过增量调节来实现。在中、下游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同时，存在着能源和基础材料的短缺，其程度因高速增长而加剧。这种结构性矛盾给中国的中长期发展设置了障碍，其根源是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缺陷。
2.1991年下半年至今：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变，出现重化工主导增长方式抬头的征兆。
原来以轻型化结构为支撑形成的区位优势、区域分工、资本配置和流向，这时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原与福建、广东两省经济特区发生协作关系的一些地区、企业，已将目光和资源北移，战略目标指向上海；上百亿的资金流出特区；外资流向也发生北上的变动，不仅跨国公司北上投资的重点选择已定，港、台资本也出现北上之势。显然，在这种新增长方式的成长过程中，区域之间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也就展开了，并会导致各区域在中国经济发展排序中的新变动。在这种氛围中，有较好重化工基础的地区，与没有这种基础的地区比较，一般而言应具有较大的优势。而同时具有轻型结构的各区域之间的竞争，显然会因此而加剧。例如，目前江、浙等地的工业消费品已经取代了广东省工业消费品在国内、省外市场所占的份额，使其在80年代建立起来的进口替代工业体系陷入需求缺乏的严重困难。
3.小结：中国经济特区15年的发展中，其经济增长方式有12年与全国占主导地位的增长方式一致；嗣后，则与新出现的、尚在发展中的重化工增长方式显出了距离，并面临区域间更为激烈的产业同构的竞争。
（四）国际背景及转换
1.1979年至1989年：世界处于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
此间，市场经济国家的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显著。原承接了欧美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程、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也开始了再一轮的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加速实现经济结构升级。这里，以在大陆投资居首位的港、台地区为例：
香港。香港以华资为主体的轻型化的加工制造业资本，一方面出现大资本的外流，另一方面为数众多的中小资本仍然不得不留在香港。因为，香港平均雇18人的小厂占香港工厂总数的80%，这类小规模、低技术的资本不可能对外作大规模投资。大陆成了香港中小资本投资的最优选择对象。至80年代末，香港制造业向大陆的转移过程已大体结束了高潮期。当然，港资也有在第三产业中投资的。至90年代初，香港对大陆的投资约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80%，在大陆吸收外资总额中约占60%，居首位。
台湾。台湾是已经建立起了多层次结构工业体系的地区，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都有，但台湾工业约95%属于传统中小型工业，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中小企业是台湾出口的主力军。同时，台湾当局禁止14类高科技产业到大陆投资。所以，台湾投向大陆地区的资本不能不是小规模、低技术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资本。再有，台湾当局也引导劳动密集型资本绕过大陆南下东盟诸国，因为，这些国家享有远比大陆优越的普遍优惠关税(GSP)待遇；并引导大资本进入发达工业国投资。结果，大陆并未成为台湾产业外移的主要目标。自1986年起，历年台湾对东盟的投资均倍于对大陆的投资。台湾与大陆的产业合作是低水平的，大陆比台湾要主动。但即使这样，到90年代初，台资在大陆吸收外资总额中已居第二位。
港资构成了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发展的最主要外资背景。台、港资构成了厦门经济特区发展的主要背景。海南岛的开发，也是以港、台资为主要背景。
2.1990年至今：冷战结束。
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经济化。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垄断势力加强。新技术革命步伐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地位进一步下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将继续缓慢增长。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面临第三世界及东欧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
但是，中国经济在90年代的高速增长，众多产业和巨大市场的开放度不断提高，按照关贸总协定有关规则和国际惯例修订现行的外资政策，这些都在不断拓宽、展平中国对外开放的长廊，随时在增强外资进入的冲动。香港、澳门在90年代回归中国，实际上也在牵动这两个地区更多的资本，包括一部分大中资本投向内地。1992年春邓小平讲话以来，当年外资进入中国超过100亿美元，相当于前13年总和的50%；1993年达257.6亿美元，其中又以香港、台湾资本名列前两位，就是一种征兆。同时，外商投资的平均规模有所扩大，例如，从1990年开始的上海浦东开放，在1602家外商投资项目中，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占绝大多数。也有少数外商对中国的基础产业、原材料产业进行投资。
再者，发达工业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对进入中国的兴趣有所增强，对华投资偏向中国的北部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和环渤海地区。当然，总体情况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不少项目都是试探性的。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大的跨国公司13年累计对华投资总额不足他们1992年在海外投资额的1%，其他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情况大体相似。
当然，如果中国在90年代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这势必彻底更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背景。
小结：中国在80年代引进外资的过程，其特点是在空间位置上主要依托于港、澳、台，承接了其小规模、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过程。这一局面已出现了某些改善的征兆，但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中国的经济特区，在迄今为止的开放中，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但是，经济特区依靠外资发展的基本方式，目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重北轻南的趋向发生了错位。
（五）综上所述，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特区在发展的时间轴上，经历了两种背景：
——局限性的体制目标，有节制的、探索性的开放目标和方式，“轻型化”主导的增长方式，冷战时期“四小龙”中尤以港、台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境外资本输入，构成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性背景。这些背景因素，分别占据了经济特区15年历程中的13年时间或近13年的时间。
——彻底创新的体制目标，全方位和力求适应国际通行准则的开放的启动，国家经济增长主导方式向重化工化的转折，国际大资本进入中国意向的增强，港、澳90年代回归中国等新变动，构成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性背景。经济特区在这些背景因素的作用下运行时间还很短。同时，在这种新背景中，以港、台为主的境外资本的进入过程仍然在延续和发展。
二、90年代：经济特区进入阶段性转换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背景在90年代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特区步入了面临大挑战的场景。
（一）国内、国际背景的转换，已经在客观上更新了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发展总格局中原有的优越地位，形成了迫使经济特区转换发展方式的一股巨大推力。
1.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的展开，使原来在经济特区进行的“指导性计划下的市场调节”的实验的重要性骤然下降，已经取得的体制创新的成绩，在新的体制目标制下也显得不足。例如，经济特区的企业均享有优惠的税收待遇。这种特惠待遇下进行的企业体制改革，缺乏广泛的示范作用。况且，即便有这些优惠待遇，经济特区国有企业亏损问题仍然突出。国有企业“破产难”的问题在经济特区也未获得根本性的解决。
固然，经济特区在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中的一些方面享有“先发优势”，但是，在全国共建市场经济取代了经济特区试建“新体制”的形势下，在逻辑上其他地区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做到后来居上。
还有一个问题应注意到，即经济结构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经济特区的成长是增量推动，形成的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型结构；中小企业居多，且多数属“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制度创新需求相对集中在吸引外资、保障企业特别是“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正常运营方面，没有也不可能萌生出大规范企业重组，实现存量调整的制度创新需求。而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一大难题却是存量调整乏力，在这方面有制度创新的强烈需求。由于这种需求存在，10余年来，企业集团、企业兼并、产权交易发展较快、较多的地区，都不是经济特区。在促进中国中、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体制创新方面，那些综合加工型、重加工型的省区，是有条件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特区提供的体制创新及示范效应，受到自身经济结构特点和发展方式的局限。上海浦东开发及其牵动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及制度变迁，如果获得成功，在这方面有可能提供更具有全局意义的示范效应。
2.全国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为“复关”所做的体制调整和政策体系调整，“复关”的前景依稀可见，产业倾斜政策的重要性开始压倒地区倾斜政策，上海浦东成为90年代中国开放、开发的重点等等，这些都使经济特区“窗口”式开放的作用下降，优惠政策的作用淡化。而在整体上，这些变化则反映出经济特区在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不再具有原来的重要地位。
3.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重化工方向的转折，使经济特区维持或转换“轻型化”增长方式的难度加大。一是中央政府和市场分配的资源，均会向重化工方向倾斜，并产生对外商投资的引导作用，这使经济特区无论在维持旧的增长方式，或是力争经济转型上，在资源分配上均处于不利地位。二是这种转折，强化了经济特区与其他产业同构地区的竞争，在这种竞争面前，经济特区的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使其竞争力削弱，处于不利的地位。深圳、厦门、海南特区的部分内联企业、三资企业外迁，以及一些外商在其周边地区的投资行为，就是一例。进一步分析，会看到这个事实还意味着，90年代经济特区进行产业选择、转换的环境已经显得严峻和狭小。往重化工转向或者是力不从心，或者是前景不明朗；维持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支柱产业则后继乏力；资本运行费用上升使周边地区和内地开始承接其制造业的再转移，出口加工区寿命周期已经开始在经济特区显示作用。
4.以港、澳、台资为主要外资背景的状况，使经济特区在90年代的发展状况具有不确定性。其一，港、澳、台资在90年代是以大陆地区而不是以某些地区为投资选择对象；其二，港、澳回归中国，意味着更直接地与亚洲其他区域性集团处于竞争对立面，而这些集团或其中某些成员国，在取代香港的国际地位上是有所行动和部署的；其三，台湾由于政治原因，与大陆的经济关系一直持保留的态度，已经形成的与大陆经贸格局对大陆一方是不平等的。在经济上，台湾与大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构程度很高，使两岸在日、美市场上有近一千项产品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这对两岸交流产生负面影响；其四，港、台自身也处在面临诸多困难的经济转型时期，新经济结构正在构建中，其中尤以香港的构建不甚明了，事实上正趋向“产业空心化”。这些因素，均使经济特区在90年代发展的境外资本背景具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里，更突出的一个迫切问题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内蕴的难题和不确定性。其一，香港回归的过程将中国经济特区的排头兵深圳特区纳入“一国两制”的试验区。前者典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如何与后者正在建立中的、尚不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衔接，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实践上均属高难度的课题。其二，香港又是我国的一个国际关系问题。其在1997年前后的经济走向，受到国内外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使与之紧密相联的深圳特区的走向也传染了相应的不确定性，而这对整个珠江三角洲及华南的经济发展都会发生影响，相应地，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岛均会因此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
再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选择向中国北部倾斜，向综合加工型、重加工型领域倾斜。而国家对外资的产业政策引导也在客观上加强这种倾向，并试图引导外资进入资源型、综合型领域。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区域性集团或其成员国，乃至印度、越南这样的国家，都在吸引外资上别具魅力。比如，日本在80年代末已在泰国办了400多家企业，吸收近9万工人，远远超过在中国大陆或经济特区的投资。这些都使经济特区90年代引入外资的选择空间相对狭小。
如果中国在90年代恢复了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并继而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完全兑现按照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来规范对外开放活动的承诺，那么，按照关贸总协定统一国内地区差别政策的规定，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将被迫取消或者减让；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国家对经济特区亏损企业的扶植、对出口企业的优惠等，都将被禁止。同时，经济特区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较为先进的工业，如感光材料、磁记录材料、电子、精细化工等，将因难与国外同类产品抗衡而受到较大冲击，反倒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会获得较为宽松的环境，从而保持参与低层次的国际分工，获取极低微的边际效益。但是，即使这样，从经济特区中长期的经济发展看，世界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却是不可忽视的。
小结：全国共建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特区实行的特殊体制丧失了特殊性，并要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走向新的体制目标；全国全方位开放和90年代中国开放重心移向上海浦东，使经济特区“窗口”式开放的特殊性丧失，重要地位下降，成为全国开放总格局中的一个部分，并且需要重新按照国际经济活动的通行规则来规范其运行方式：国家经济增长主导方式向重化工的转折，使经济特区维持或转换其“轻型化”增长方式的难度加大：境外资本在大陆布局的新趋势及走向的不确定性，关贸总协定规则对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体系及格局正在发生着的实质性改变，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等，这些变化使经济特区发展能否保持前15年的速度，未来的发展方向、模式等问题都具有了不确定性。总之，背景转换要求经济特区更新发展方式。
（二）经济特区现存发展格局内蕴的诸种严重制约，对其在9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形成挑战。转换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经济特区不可回避的内生性要求。
1.低技术的轻型化产业结构已难以持续支撑经济特区的高速增长，也难以成为支持经济特区达到“国际化大城市”和“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等发展目标的主杠杆。
1)小型化、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基本特征显示了经济特区现有工业档次过低。并且，这种工业基本上是依赖不讲效率的外延投入增长而发展的。以深圳为例，据当地经济发展局的测算，各生产要素对深圳工业增长的贡献比重分别是劳动力占0.53，资金占0.31，技术占0.16，这说明深圳特区的发展尚处在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资金投入量的外延发展阶段，技术进步作用不大。据1992年的文献反映，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净产值只有30%，低于全国平均35%的水平。深圳、珠海经国家认定的高新科技企业的产值，在两市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都不到10%，其他特区可能更低。显然，中国的经济特区要以这种低技术的工业结构去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及在90年展开的国内各区域之间新的一轮经济竞争，以此为依托去实现在90年代乃至2000年、2010年的长期发展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2)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抬高了资本运营费用，使经济特区吸引内资、外资的优势相对下降，使经济特区劳动密集型工业开始丧失竞争优势，制造业的再转移已经发生，出现了“出口加工区寿命周期”问题。在深圳特区，内联企业因资本运营成本不断升高而撤退的现象已延续若干年了。进入90年代，深圳资金外流量已超过内地在深圳的投资。港、台资本也滑向深圳周边地带投资，甚至到内地去投资。在厦门特区，1987年职工平均工资为1099元，分别比邻近的泉州、漳州高542元和641元，1991年厦门职工平均工资增至3694元，比1987年增长一倍以上，而与泉州、漳州的工资差距分别扩大为1275元和1083元，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厦门市土地价格骤然攀升，1989年市区一平方米土地价格为500多元，1991年达到2000～3000元，1992年最高竟达8000多元，大大高于泉州、漳州地区。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盈利水平急剧回落。1981～1992年厦门市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由18%降为6%，降幅达12个百分点。由于成本的提高，厦门吸引外资的优势相对下降。1985年厦门市利用外资额占福建省的61%，1990年降为25%，1991年则降至21%；而泉州、漳州、莆田等邻近县利用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已成为厦门强劲的竞争对手。可以说，现有劳动密集型工业已经成为厦门扩张经济总量中不令人乐观的因素。至1992年厦门工农业总产值、三资企业产值和新批外资合同增幅均落后于福州、漳州、泉州、莆田。可以认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经济特区所具有的“出口加工区”的功能是会发生显著退化的，“产业空洞化”的危险也难以避免。有的经济特区现在就提出要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有的提出要将制造业迁出区外，这些不同的说法，可能就是对这一趋势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应或响应。
3)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外市场日益狭小，竞争日趋激烈，从需求方面制约了经济特区现有产业格局的发展后劲。简言之，在大陆区域中，5个经济特区产业同构或趋同，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地区产业同构或趋同，国外市场也相对集中；亚洲其它与南中国相邻的国家和地区，或者是向中国转移过时产业，或者是也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如东盟，越南，因而也和中国的经济特区产生同构，国际市场也与中国相似。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一般在国际贸易中（越南除外）都享有或者可以变通利用中国不享有的优惠关税，如前面提到的GSP待遇等，因而产品出口较中国的容易，市场稳定度也较高，这些均从内、外两个方面导致经济特区贸易条件恶化，从需求方面抑制了经济特区的发展势头。
4)在既有的工业基础上，面对庞大的资产存量，经济特区无法依此整合出高度化、大规模的产业格局。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过程简单，技术含量低微，缺乏关联，设备简陋，专用性强，员工素质低，企业规模细小，管理水平低下。向产业高度化转换时，新产业生长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靠大量新增投资实现。至多通过日本的“下请制”方式对其部分所有利用。但大量这样的工业是要被淘汰的。
但是，这种转化对经济特区是否合适，或者说，是否对每个经济特区都合适？再者，如此所需资金，是否有保障；是否会因此加剧与综合加工型，重加工型省区的竞争；如果竞争，经济特区近、中期能否解决本不宜发展大型重化工的基础设施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可以研究。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可能已经反映了一个很明白的问题：90年代中国经济特区产业转型的启动和整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2.企业规模小型化及在现有产业格局中很低的规模成长预期，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特区持续扩大经济规模、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
企业规模小型化是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适应的组织形态。经济特区的工业发展既然是承接境外其他地区、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也就承接了中小型企业的组织形态。企业小型化的发展是经济特区经济增长中的一大特征。而这类企业中又以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占大头，他们是经济特区出口创汇的主力军。问题是，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的上升及市场竞争的激化，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经营上的劣势更加暴露。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企业固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特点，又很难对他们成长为采用更先进生产方式的大企业抱良好的预期。这类低技术的中不企业，不能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强有力的组织支撑点。
3.内部融资难以支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支持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经济特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成长，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国内储蓄的支撑和国外小额资本的直接投资。从深圳、厦门、海南岛三个特区看，80～9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30～40%为自筹资金，20～30%为国内贷款，利用外资为10～20%左右。进入90年代后，国内增长方式由需求拉动型转为投资推动型，国内资金供给偏紧，分配中实行产业倾斜，地区开发重点也已经北移。经济特区再依靠自筹资金与国内储蓄支撑规模扩张，支撑实现朝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以及支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遇到严重困难。国外小额资本的直接投资，仅适应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外商在个别大项目上的投入，目前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特区“紧金融”的状况。而大规模国际间接融资方式的使用，在经济特区进展甚微。
小结：中国经济特区在进入90年代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融资方式均在照旧维持下去方面发生了问题，从中长期发展的视野来看更是如此。经济特区在这些方面进行调整和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经济特区的进一步成长需要转换发展模式。
（三）正视内、外部的挑战，实事求是地选择90年代发展战略的新立足点和走向，是经济特区转换发展模式，继续为全国性的、区域性的发展目标做出特殊贡献的一项重要前提条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权衡这种选择：
1.在新的形势下，经济特区继续实行“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特殊体制，实行优惠政策，充当中国90年代改革、开放、发展的“领跑员”。这种战略立足点和走向，已经是极不现实的选择了。
2.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经济特区依靠自身的努力，保持或创造在体改方面的先进地位，给出既有优越的国内竞争力，也具备良好的国际竞争力的投资环境，顺利完成经济升级。从这个角度把握制定发展战略的立足点，对于处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海南特区会具有意义。但对直接承担着协同、整合特殊区际关系的那部分经济特区，则显得含义单薄。
3.在新的情况下，既依靠自身的努力，利用“先发优势”，保持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先进区的地位，力争实现经济升级，也立足于区位特点，在协同、整合港、澳关系，以及对台关系中，充分发挥应尽的职责和作用，并灵活地利用这种特殊的区际关系，更新自身的发展机会。将这种选择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立足点和下一步的走向，对于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福建的经济特区，具有现实的意义。
小结：在90年代，一度强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特区发展的两大杠杆，即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与特殊的优惠政策，已经不能继续支撑其发展，更无助于解决其在多年发展中积累起来的问题。各个经济特区需要凭借在改革、发展上的“先发优势”或区位优势，重新研究、判断、选择发展战略的立足点，并由此出发，审慎地制定90年代乃至跨世纪的发展战略规划。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研究下列问题对于把握经济特区在90年代乃至2000年初的走向，制定经济特区在90年代的发展战略可能是必要的：
1.近几年来，在经济特区产业升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时，与港、台、澳资本流向内地相呼应，经济特区的企业内迁和赴内地投资也呈持续发展的趋势。在90年代中、后期，经济特区的产业、要素向外转移的速度、规模预测；这种现象的成因、发展趋势和后果；境外、内地资金进入经济特区的近、中期趋势。
2.如果广东、福建的4个经济特区的非工业化倾向进一步发展下去，对香港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同时，处于这种丧失邻近腹地威胁下的香港，其感觉是好是坏，反过来又会怎么整合与经济特区的关系。
3.一种流行观点是：经济特区二次产业升级，是实现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工业的转换。目前，这些经济特区发展的境外主要投资地区，如香港、台湾、澳门，均未做到这一点。香港和澳门则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台湾当局也不支持大陆向这个方向升迁。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为二次产业基本特征的经济特区，如何实现这种升迁。依靠内地的高科技来实现升迁，目前有多少可行性；由于此种选择而发生的大规模、高风险的投资，主要由谁来承担；国内有无这样的投资者；发达工业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是否能来承担其大部分投资，或者，能否大规模利用国际上的间接融资方式，从而保证升级的顺畅完成。
4.各经济特区选择的二次产业升级途径大同小异，与沿海其他开放城市、地区也大同小异，甚至与内地部分省区相同。这种新时期的产业趋同，在现实中可行性如何，对全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利；这种产业同构的趋向一旦成型，是否经得起“复关”的冲击。“复关”与经济特区的走向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
5.经济特区发展三次产业的前景如何。各经济特区，及其与沿海其他城市、地区在发展三次产业上是否存在趋同的问题，成因及后果。
6.经济特区搞自由港、大保税区，能否彻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现在沿海许多城市和经济特区一样要求搞自由港或保税区，中国需要多少个自由港、保税区。
7.深圳特区对深、港衔接准备如何；对深、港衔接上、中、下三种后果的估计和对策储备。
8.厦门特区是否非得等待台资来开发，才能有大发展。台湾离开了厦门，是否就不能发展两岸经贸关系。
9.最落后的海南特区，在90年代的成长环境与80年代是否有明显落差，后果是什么。海南特殊的区域特点中，是否蕴含着异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方式。
10.按照国际经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外开放格局成熟的主要标志和国际经济战略的基本支架，是高度化的产业结构，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规范对外经济活动，还是实行了几个地区的对外开放。如果是前者，那么，应该如何把握90年代中、后期及2000年初，经济特区在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中的实际作用和地位。
显然，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有助于实事求是地制定经济特区发展战略、明确其走向的。回避这些问题，会违背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而继续讨论特区“特”与“不特”，再用昨天的眼光来制定今天、明天的战略，则会贻误战机的。在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中，理性的冷静抉择和更为大胆地闯关、攻坚，将是经济特区顺利实现经济成长阶段性转换的一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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