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与演化增长理论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内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2-0019-08
20世纪50年代以来，索洛等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将经济增长正式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但是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阐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特别是不能阐明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致使增长理论研究一度陷入“萧条”。这一状况至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改观，并以两种影响深远的增长理论诞生为标志，即内生增长理论与演化增长理论。①这两种增长理论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产生的背景上，两者都批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外生化的做法，都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作为研究重心；在理论来源上，都强调熊彼特理论是其主要来源，都把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与竞争的思想整合入增长分析的视野；研究结论也类似，如纳尔森与温特通过计算机模仿，得出了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模型相近的结论，Cihan与Dutta分别运用演化分析法和内生增长分析法研究19个OECD国家中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表明两种增长理论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1] 此外，演化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在一些基本原理上，如对规模报酬递增、干中学效应、网络外部性和技术溢出等思想也具有类似性。基于这些相同或者相类似的方面，Heertje、Castellacci、Hunt等学者提出这两种理论是否可以统一的问题。[2-5] 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统一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本文将较为详细地对两种增长理论作以比较，总结二者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以说明目前两种增长理论难以统一的原因，并对两种增长理论的发展前景作一前瞻。
一、两种增长理论的观点分歧
内生增长理论的诞生以Romer、Lucas的开拓性论文的发表为标志，目前主要形成了两大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一是知识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的外溢效应模型，二是以Aghion与Howitt为代表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创新增长模型。由纳尔森与温特的研究所激发的纳尔森—温特传统的演化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微观的演化增长模型有Chiaromonte与Dosi、Silverberg与Verspagen、Fagiolo与Dosi模型等；宏观的演化增长模型有Conlisk、Metcalfe、Verspagen、Silverberg与Lehnert模型等。[6]
两类增长理论主要差异如下：
第一，增长机制。内生增长模型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之上，提出两种方式抵消资本积累收益递减：一种是使人力资本持续增长，另一种是通过“干中学”或者“R&D”增加知识积累。按照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与知识积累的外部性与知识溢出产生递增收益，从而实现总的规模收益递增。[7] 139-140演化增长模型没有采取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而是提出了两种主要的经济演化机制：一是搜寻新技术的创新机制，系统的搜寻产生技术的新奇性，并体现于惯例中，激发惯例的改变、形成、复制；二是选择机制，它作为一种运行标准，对新技术进行甄别与筛选。选择机制依赖于一定环境，通过搜寻的选择过程持续地变更技术，在竞争的驱使下，企业搜寻最赢利的技术，把不赢利技术赶出市场，具有优势技术的厂商实现扩张。这一技术搜寻过程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6] 因此，这两种机制所产生的新技术，成为经济增长驱动力。
第二，生产函数。内生增长模型具有明确的生产函数，它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不同企业只是同一生产函数上不同的运动点。演化增长理论反对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它认为内生增长理论的生产函数仅仅是具有投入产出形式的简约函数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对于生产函数的变动，较难分辨出究竟是技术要素还是非技术要素的变化引起，故演化增长理论不主张统一的生产函数。此外，两者对生产率长期变化的解释也不同。内生增长理论中，生产率的变化是指从一种生产函数转移到另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而在演化增长理论中，以“搜寻和选择”替代最大化和均衡，没有明确的生产函数。在具体的演化分析的模拟模型中，没有设置生产函数，只有可能的活动的集合，生产率的变化是两种不同状态的比较。
第三，技术进步。演化增长理论赞同内生增长理论对Solow-Swan模型的批评，同时也认为内生增长模型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因为它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与机制。内生增长模型在涉及技术进步时，未能考虑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技术扩散的复杂性、企业差异等问题，以至于不能在个别企业和个别创新层次上来深入研究技术进步问题。相反，演化增长理论关于厂商技术的论述更具现实性，对“技术”黑箱的解剖比新古典主义更具有说服力，它说明企业技术状态的多样性导致了整个系统的非均衡。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两种增长理论都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认识不一。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是非竞争性、部分排它性的经济物品。在演化增长理论中，知识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不能纯粹从经济物品来分析，许多知识是默示的(tacit knowledge)[8]，它体现于个体与组织的惯例内，而非贮藏于图纸设计中。
第四，时间认识。在时间的认识上，内生增长理论不涉及时间的问题，他们把时间看成是对称的、可逆的，市场的力量对经济的调整最终将趋向均衡，研究的着力点在于对均衡本身研究以及如何消除市场失灵上。相反，在演化增长理论中时间的地位至关重要，它认为社会经济过程是不可逆的、不具有对称性，过去的时间与将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由于对时间的感知不一，两者对技术创新过程中是否存在路径依赖现象的认识也不完全相同。演化增长理论还认为，由于历史的作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内生增长模型中几乎没有涉及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性，他们把技术的调整视同其他要素调整一样，不考虑历史的影响。
第五，企业差异。内生增长理论把企业当作一个质点来看待。企业是同质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依据相同的规则行动，各个企业间不存在差异。具体地，新古典范式的企业被假设具有下列特点：企业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在给定的偏好和技术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企业的行为被假定为给定的选择集下能容易地选择到最佳行动方案；不同企业获得新技术知识与途径没有差异；不考虑企业在采用技术时的价值判断；企业决策风格不影响生产率。基于这些假设，内生增长理论没有深入分析企业的内部结构，未将企业差异作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变量来考虑，企业仅是一个“黑箱”。与之相反，演化增长理论承认企业在技术和行为方面的差异性，并视之为产生新奇(颖)性的关键。这种企业差异表现为：企业具有复杂的各不相同的科层结构；企业中的个人是各不相同，具有个性的人；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包括体现的知识与默示知识，企业具有不同的战略、结构及核心竞争能力。[8]
第六，经济组织。企业的技术进步是在一定的经济组织环境下实现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与经济组织孤立开来，对大学、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不作任何考虑。相反，演化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组织的存在可以孕育并促进技术进步活动。事实上，应把组织制度的演变视同与技术进步同时进行的演化过程，技术进步是一套复杂组织系统运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能引导和支持R&D的新组织形式的发展，就不可能获得技术进步。[9] 133正是组织上的差异，形成了企业间持久、不易模仿的差异，组织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创新成功与否。这样，在对待经济组织上，演化增长理论认为自己更具有说服力，它试图包含对那些对技术进步相关的组织制度做出历史解释的核心因素，而内生增长理论未将组织制度因素引入内生增长理论中，以至没有达到与经验事实相一致的程度。两种增长理论对待经济组织的不同，反映了思想史上“规范性推理”与“评价性推理”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差异。②
第七，增长源泉。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源泉。最新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但通常将它们作为分离的要素单独作以研究。演化增长理论也将技术与资本积累作为增长的源泉，但它们处理的方式与前者不一样。演化增长理论认为各种增长因素具有互补性，但这些因素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考察。此外，演化增长理论还提出，增长的分析既要考虑影响增长的因素，也要考虑影响增长因素的经济环境、政治与社会制度，考虑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由此，纳尔森提出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Dosi、Pavitt等则强调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6] 内生增长理论则没有考虑这一点，在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内生的同时，它忽略了制度要素。虽然在其近期研究中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仍然没有构建出一个严格的制度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第八，科技政策。两种增长理论都强调政府的科技政策对于增长的重要意义，但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不一致的。其差异表现在：内生增长理论忽略了现实性，对理论作了高度抽象，而演化增长理论采取“评价性推理”，从演化的角度提供了贴近实际的做法。依据内生增长理论，由于市场失灵，对R&D投资不足，政府应通过补贴、专利制度等激励私人投资。而演化增长理论则认为，政府对技术政策引导的意义仅在于防止R&D投入在任何时候都追求“最优”的简单化倾向，不应规定一种达到“最优状态”的政策结构，科技政策应该具有渐进性。技术政策的各个方面，如R&D、从发明到扩散、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等，都应该体现这种思想。此外，演化增长理论比前者考虑了更广泛的内容，它指出不能单纯考虑技术的经济性质，需要深刻挖掘技术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并认为后者是决定技术渐进演化的关键，它是形成不同国家技术政策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理论差异的原因分析
以上研究表明，两种增长理论差异甚大。究其原因，在于各自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不同。作为内生增长理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类比作为基础。这种类比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简化论，以代表性企业、当事人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企业、个人的差异和多样性；二是还原论，新古典主义把复杂的经济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忽略了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的相互作用；三是决定论，新古典主义通过给定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放弃了风险与不确定性，排除了随机与偶然因素，将企业活动处理成追求帕累托最优的均衡过程。[10] 与之相反，演化增长理论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遗传基因理论作为基础，广泛借鉴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作为立论基础。它反对简化论、还原论与决定性，主张有限理性，而非最大化原则；厂商行为遵循“惯例”的决策，追求满意利润而非最大化利润；强调“强不确定性”，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
具体地，由于不同的立论基础，导致二者存在下列七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总合层次。如何处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理论上称之为总合层次的问题，经济思想史上对此有三种处理方法：一是古典、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个体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采用的整体主义，三是凡勃伦等人提出的非归纳主义。[3，11] 内生增长模型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法。该方法从分析消费者、厂商的微观经济行为来分析宏观经济特性，它的微观基础建立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之上，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用一个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这样，宏观经济中只是隐含微观基础，但这一微观基础并不十分牢固。而演化增长理论则选择第三种方法，强调不同层次之间的协同演化与互动关系。它试图建立一个非归纳主义的理论，具有异质性当事人的假设、个人技能和厂商惯例是微观分析的基本单元，当事人的惯例和思维习惯受到他们所居住的宏观经济与制度环境的影响，总合现象被理解为远离平衡的微观个体相互作用。可见，演化增长理论具有明确的微观基础，能够从微观经济层次出发解释宏观含义。
第二，当事人类型。如何认识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作为微观的当事人具有什么特性？按照对上述简化论的认识程度不同，经济思想史上将当事人类型分成五种情况：类型思考、斯密类型思考、马克思主义类型思考、熊彼特类型思考、凡勃伦群体思考。[3，11] 内生增长理论对当事人的处理采用的是类型思考，它沿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假设，当事人是同质的，追求自利，并一直保持理性的个体，所有个体与厂商在既定环境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同质行为。演化增长理论的当事人则采取的是凡勃伦群体思考，个体的认知过程以及思维习惯形成异质成分，产生新奇(颖)性。需要指出的是，内生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品的多样性”与“产品差别化”思想和演化增长理论中的“异质性”与“多样性”具有本质的差异。内生增长模型中，多样性是同质性当事人创新与干中学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前提。而演化增长理论中的异质性是个体、厂商等当事人的本质的、内在的特征，它不是生产过程的结果，而是其本质前提。
第三，创新机制。几乎所有的增长理论都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技术创新的形成机制各有不同。古典增长理论中，如斯密认为技术进步是劳动分工与工人“干中学型”的“次级创新”。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资本家在劳资对立中被迫引入劳动节约型创新，技术进步的机制是内生的。熊彼特增长理论中，创新是指一种激进的新技术对旧技术的“创造性破坏”。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处理是最简单的，它不追究技术来源，仅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型”的，技术是公共物品，能被无约束地使用，厂商总能获得最好的技术。凡勃伦则提出，人们天生对未知事情具有探索的好奇心与灵动性，即“有闲的好奇心”是创新的源泉。他认为“有闲的好奇心”类似于达尔文生物演化的“突变”，它是经济系统演变与多样性持续的来源。[3] 内生增长理论的创新机制属于第二种类型，即“干中学”机制。最近内生增长理论的新分支——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模型部分吸收了第四种创新机制思想，认为主动的R&D是创新源泉。由于技术知识的非竞争性与局部排它性，激励厂商致力于创新活动。与前者不同，演化增长理论的创新机制建立在熊彼特创新、凡勃伦创新机制之上，它吸收了激进创新与组织创新等观点，并采纳了技术史学家所说的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性质。企业差异的演化是企业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来源，是异质性厂商进行持续创新的源泉。新奇(颖)性来自生产的无目的、自动的结果，或者是因厂商追求新技术，通过创新与模仿进行的有意识的R&D。
第四，不确定性。由于机械唯物主义与生物演化论所持的不同历史观，以致两者对待技术创新的重要特点——不确定性存在不同的认识。前者认为创新是“弱不确定性”(weak uncertainty)，后者认为创新是“强不确定性”(strong uncertainty)。③ 所谓“弱不确定性”，是指假设事件发生具有一定的概率分布，在这些概率分布下，理性经济人能进行复杂的计算，对事件发生的概率进行加权，寻找到最优化行为。所谓“强不确定性”，是指不确定过程的可能结果不能提前知道。不确定性不能用概率分布来表示，不能使用概率加权的结果来衡量一个随机过程的期望值。在决策中，内生增长理论的“弱不确定性”对应于“完全理性”与“利润最大化”，厂商能够估计创新概率，更多的R&D可以得到更多的成功回报。根据R&D预期收益的成本效益分析，厂商能作出最优的R&D安排。在演化增长观点下，厂商创新存在“强不确定性”，在单个厂商层次上，决策者是有限理性的，每一企业都不可能准确知道未来情况，企业对技术的搜寻与选择是以“试错法”进行的。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用概率分布描述不确定性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演化过程的长期趋势很难预测，经济增长大体上只能被描述成一个马尔可夫过程。[7] 243-244
第五，可预测性。由于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不一，关于经济前景是否可以预测，形成了可预测与不可预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受原子论与机械力学发展的启示，为内生增长理论所采用。此观点认为，若给定初始条件，任何将来状态是机械的、决定性的，能完全预测，因而，它意味着将来经济结果的可预测性。在经济增长的处理上，它说明增长是一个可以决定、可以预测的过程，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它是弱不确定性与可计算的风险，未来是可预测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有目的的行为、有意识的选择以及个体的创造性决定了经济世界中的非机械主义、非决定性，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强不确定性”，其风险不可计算，给定初始条件，也不可能预测经济系统的将来。[3] 这一观点被演化增长理论所采用。它将经济增长看作一个无法预测的过程，因为经济系统中存在不确定性的基本来源。演化模型中的不确定性、非决定性创新活动以泊松分布表示，意味着风险的不可计算和未来的不可预测。
第六，动态过程。如何划分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过渡，两种增长划分理论应用了不同的方法。内生增长理论沿用了新古典主义以来的方法论，建立在边际主义的基础上，承认资本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转移动态，动态是向着长期均衡以稳定的速度转移的扩展，动态变化可以用数理方程来精确描述，历史是动态过程，是可逆的、非质变的过程；内生增长理论把历史视作向稳态的转移动态的过程，干中学与R&D部门的研究活动决定了渐进动态，由此，经济系统将平滑地向稳态移动，整个过程可被视为以稳定的速度转移动态。经济系统的动态主要是渐进的，其特点是缓慢、连续的变化与转化。不同的是，演化增长理论充分吸收了凡勃伦与熊彼特的思想，认为经济动态是渐进的演化动态与突变动态的结合。一方面，经济演化具有历史的依赖性与变化过程的不可逆性，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既有质变，又有量变；另一方面，思维习惯与制度惯性共同决定了渐进演化过程，历史是一个质变与因果累积的演化过程。演化增长学者倾向于寻找一种“跳跃”与“渐进”动态的融合，“惯例”导向的创新对持续性与渐进演化提供动力，当达到一定阶段时，量变与质变的互动转化推动增长过程，激进的创新决定了激烈的跳跃动态与长期波动。在这一过程中，与激进的技术有关的制度变迁也会出现于思维的惯性与习惯的惯性中，这是演化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变化的不同特点。
第七，经济均衡。长期经济增长将走向何处，是收敛于长期均衡的最终状态，还是作永不终结的运动？对此，两种增长理论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内生增长理论从机械唯物主义出发，认为经济增长像时钟摆动一样，增长的经济过程倾向于平衡增长的稳态，经济收敛于更高收入水平上新的均衡。即使是难以处理的技术创新因素，也可以在均衡框架下分析。创新的随机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波动不会永久偏离长期均衡趋势。而演化增长理论强调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不可逆性。它反对均衡的观点，认为经济变迁是经济转型与质变的复杂过程，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对稳态的转移。微观个体的相互作用，推动经济演化呈现随机的、非线性的系统惯性，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结果是经济结构变化、增长的路径依赖性与内生模式，技术创新只会使系统更远地偏离常态。因此，与内生增长理论的稳态思想不同，演化增长理论建立了一个不断变化、远离均衡、永无止境的增长和转形的过程。事实上，演化增长中，经济演化是一个原因与结果持续变化的盲目的累积过程，没有趋势，也没有最终期限，经济增长是永不终结的过程，它不会趋向任何平衡稳态。
三、两种增长理论发展趋势的初步判断
前面两部分说明了两种增长理论在若干问题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源于它们哲学基础与方法论的迥异，因此，Heertje、Castellacci等人尝试将两种理论统一起来的设想还难以实现。对于两种增长理论将来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各种增长理论内部的综合，如内生增长理论中基于资本的增长模型与基于技术创新的增长模型的综合[12]，演化增长理论中强调技术的演化理论与强调制度、组织等因素的演化理论的综合。[6] 最近，新演化经济学家对老制度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新熊彼特主义、法国调节学派这四大分支之间相互联系的研究就反映了这一趋势。[13] 40二是两种增长理论可以相互借鉴，以促进各自理论的发展。三是提出新的理论基础，实现两者的结合，如Hunt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对纳尔森—温特传统的演化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所作的初步尝试就代表了这一发展动向。[5] 这里，笔者着重谈一下两种增长理论之间相互借鉴的问题。
第一，演化增长理论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启示。
演化增长理论在解释个体的行为及其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时，能较好地说明技术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真实地表现经济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因而这种理论比内生增长理论更加接近实际，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内生增长理论至少可以从演化增长理论的发展中借鉴三个方面的思想：演化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路径依赖性质的思考方法、对企业差异和技术“黑箱”的解剖以及对组织因素对技术形成的影响。内生增长理论应转向更具现实的模型以容纳这些问题。事实上，近年来，演化分析的兴起促进了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熊彼特主义模型的广泛使用，后者吸收了演化增长分析的诸多思想，试图改变以往对企业生产函数不切现实的设置，它比以前的增长模型更接近现实。[14] 219-220如Aghion和Howitt的模型把技术进步当作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Redding吸收了演化增长理论的思想，从技术演化的路径依赖性来研究技术创新的微观过程，构建起内生增长的微观机制，提出建立在路径依赖之上的创新与增长的模型，从而发展了熊彼特主义创新增长理论。[12] 这些改进间接说明了内生增长理论对演化分析的肯定。内生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的解释，可以借鉴Eicher提出的“演化的搜寻算术”[15]。需要说明的是，就内生增长理论而言，尽管吸收了演化增长理论的诸多思想，并试图局部地矫正其正统增长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太倚重于传统的新古典假设，如依赖于理性预期、完全信息，忽视制度和交易费用等，在理论运用中仍然受到较大的限制。
第二，内生增长理论对演化增长理论的启示。
演化增长理论受到指责最多的方面是它采取“评价性推理”分析方法，忽视了对经济现象的理论抽象，其建立在自组织理论和混沌理论之上的过于复杂的模型排除了分析的便利，以致技术的演化机制并没有像内生增长理论一样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因此，演化增长理论应减少评价性的分析方法，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严谨推理，如采用数学工具建立起简单但说明问题的模型，特别是构建起演化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模型。对经验的检验，要突破旧方法，发展一种超越模拟的研究方法。演化增长理论创始人纳尔森与温特认为这一工作非常迫切[8] 227。事实上，自纳尔森与温特1982年的名著《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出版以来，尽管演化分析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在正式推理上仍然进展缓慢，演化增长模型因为没有对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宏观驱动机制提出多少新颖的观点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备受指责。此外，演化增长理论没有清晰的技术进步或创新概念，以至研究时难以把握研究范围。对于演化增长理论，将来研究中一项挑战性的任务是把内生技术分析和演化分析结合起来提高对技术进步与其他宏观和微观过程关系的理解。
纵观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一个好的增长理论的构建需要考虑以下特点：第一，要按照技术本身变化的特点来设计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即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性及技术的累积性与技术的“创造性破坏”。而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技术进步的这些特点。第二，在技术创新中，应关注R&D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统一性，因为技术创新应该是具备一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一定投资下进行的创新行为。第三，技术创新是内生的，应建立起更具现实性的技术创新的微观与宏观的传导机制；第四，技术创新的形成受制度创新的影响，应考虑经济组织在技术进步与创新中的作用；第五，应考虑作为技术进步微观基础的企业差异性对技术创新、传导的影响速度、范围等。[7] 285-286
内生增长理论与演化增长理论都是因应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危机而出现的，尽管它们对经济现象都具有一定的相似解释力，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从其理论内容上看，两种增长理论在处理不确定性、技术进步、时间认识、企业差异等方面存在理论分歧。这些差异从更深层次上看，反映了它们所基于的不同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具体地说，两种增长理论在总合层次、当事人类型、创新机制、不确定性、增长动态、增长可预测性、增长均衡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的思想主张。因此，在目前的理论背景下，还不可能将两种理论统一起来。今后，增长理论发展趋势是两种增长理论内部不同模型的整合，两种增长理论的相互借鉴，以促进各自理论的发展，或者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寻求两者的统一。
注释：
①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更准确地应该叫“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post-neoclassical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也有人称为“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new 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演化增长理论主要有四种，即纳尔森—温特传统、新熊彼特理论、技术差距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本文主要以纳尔森—温特传统的演化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作比较。
②根据纳尔森与温特的文章，经济推理有两种方法，即“规范性推理”与“评价性推理”(appreciative theorizing)，前者又称作“正式推理”(formal theorizing)或“经验事实”，而内生增长理论的推理属于规范性理论，演化增长理论的推理属于评价性理论。
③Fagerberg等人采用了“根本的不确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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