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精神的缩影——写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缩影论文,写在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
时间，是一条无形流动的河，除了记忆、纪念或逆溯、反思，我们无法让它停止或重复。通过纪念，我们才能发现时间之流所摄入的人事沧桑；通过逆溯与反思，我们才能读出那些积淀已久的历史意味。公元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百年庆典，对于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及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学子来说，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人们从这一特殊文化群体的纪念日中可能读出的，却远不止“校庆”二字。由这一看似平常的日子，人们可以寻绎出许多并不平常的历史意味：依此上溯百年，每一个保持着历史记忆的中国人会想起中日甲午海战、戊戌变法等一连串发生在旧世纪末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提示着一个真理：一个民族的强大不仅需要先进的“物器”（物质科技），更需要先进合理的“政制”、文化和思想。19世纪中叶以降，中华民族在国际竞争、社会变革等方面之所以屡屡受挫，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民智”与“风气”的衰落，根本上是因为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已经将我们民族推到了一个新的抉择关口——只有用现代化的变革方式，我们才能真正强健自身，才能打开新世纪之门，走出传统社会的地平线。依此上溯约80年，人们还会想到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五四”之作为现代中国青年节和北京大学校庆日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无论北京大学是否真的是建校于1898年的5月4日（教育史家们的考证结果肯定与此不同），也无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们都会因为北京大学曾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教育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因为她最有资格拥有将“五四”确定为自己的校庆日这一历史事实，以及，因为她曾经拥有的和可能继续拥有的辉煌，而将她特殊的校庆典礼看作是一件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重大事件。或可说，北大校庆特有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使她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青年有了独特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世纪的北大
世纪的北大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从1898到1998，几乎与整个20世纪重叠。这期间，中国历史的年轮碾过了传统与现代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也留下了中国在脱出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追求现代民主、民族独立、阶级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艰难曲折的足迹。作为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正诞生于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前夕，由此，百年北大校史也就成为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侧面。
一百年前，清臣熊亦奇在其拟定的《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中陈言：“夫学校者，天下之公器也；今西人先得之，其国强矣，其民智开矣；故其国政与教分。前拟官书局设一新学馆，开风气育人才，不过粗引其端。因而扩充之，非广设学堂不可。今议：国家设立学部于京师，谓京师大学堂；延聘中西通儒，译编课本。自蒙课递及普通，依次分门，纂为定本；行此百年，而才俊不兴风气不变者，吾不信也。”其时，熊氏与大多数寻求“物器”、“政制”之变的社会先进分子一样，已经有了兴学启智、培风育人的观念转变，甚至有了行诸“百年”以求富国强民的坚定确信。熊氏所说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型高等学府，她幸运地成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可熊氏的“百年”预期是否已经成为现实？
答案肯定超过这一预期。百年中，北京大学不仅坚实地承诺了开民智、兴才俊、变风气的文化教育使命，而且也担当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先导。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清代大学士孙家鼐开立新（学）科、译介西学，到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移译西方近代科学和思想的巨典《天演论》，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整体文化变革方略；从蔡元培校长开创新北大“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崭新学风和“校格”，到“五四”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从北大学人倡导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新文明追求，到抗日救亡等一系列充满悲壮色彩的进步学潮，到80年代北大学子率先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口号……北大及其学人的所作所为，无一不与现代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休戚相关，其文化作用和历史地位早已远远超过了熊氏当年的预期。如果说，作为“戊戌维新”之产物的京师大学堂还只是担负着为变法时期富国强民的社会策略提供新型“才俊”、开创新文化风气的教育使命，那么，辛亥革命后的北京大学（1912年正式改名）则历史地担负起了领导中国现代文化新潮流的特殊责任。严复的西学译介显然不同于孙家鼐的西学译介：后者是纯粹科学意义上的西学引进，而前者却更多的是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传播，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和《法意》等系列西方近代著述，传达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学和孟德斯鸠的民主法哲学等当时最为先进的现代思想信息。众所周知，正是这些近代先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理论，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文化和价值观念系统，确立了诸如“自由”（政治权利的、经济行为的和思想言论的）、“理性（科学）”、“进步”（“进化”）和“法制”等“现代性社会”的文化价值理念。就此而论，严复的西学译介与其说是一种传播新知识的工作，不如说是一种新科学、新文化和新道德价值观念的思想启蒙。这一思想启蒙既给新生的北大注入了全新的文化教育活力，也给20世纪伊始的中国播撒了崭新的文明种子。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特殊努力，这种新的文化活力不仅伴随着北大走过了20世纪前半叶的风雨岁月，也使得北大始终都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生长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成为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步的新文化策源地。
文化的北大
作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之镜，北大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面文化之镜。毫无疑问，北京大学既是中国新文化的策源地，也是推进中国新文化发展最重要最强劲的原动力之一。这一特殊文化资历的获取，并不全在北大作为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时间优势，时间上的领先仅仅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必要条件。最关键的是，北大的先驱领导者和学人，尤其是以蔡元培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五四”前后北大学人们艰巨而智慧的努力，开创了北大的文化繁荣，为北大这一特殊文化群体的文化、学术和思想创造培奠了深厚的基础。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校长主持北大，这一时期不单对尔后的北大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元培先生以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崭新的治校方略、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重塑出一个新的文化的北大。上任之初，蔡先生大胆变革旧有的高等教育理念，他明确地指出：“大学不是养成资格，贩卖知识的地方”，也不只是“按时授课的场所”。大学是学术探索的所在，是养成学人人格的所在，是“学术自由”、独立思想的所在。因此，将文化考虑置于优先地位，使学术培养与人格培养和谐发展，当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取向，这正是蔡先生提倡“德、智、体、美和世界观”“五育”主张的理念基础。为实现这一主张，元培先生坚持学术自由、思想独立与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办学方针，广纳贤才，不拘一格，同时又持守文道，宽容百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使得北大成为本世纪初中国最为浩大的学术大师云集、先进思想交汇的文化学术共同体，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北大堪称现代中国的第一文化部落。
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开放的和充满文化生机和思想创造力的文化共同体！在这里，你既可以看到留着长辫讲授英国文学的辜鸿铭先生，也可以聆听以讲师身份执教北大的鲁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既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胡适先生所领导的抨击八股文、倡导白话文之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冲击，也可以领略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新人生、新思想、新道德运动的现代启蒙意义；既可以看到作为国民党人的北大教授，也可以看到作为共产党人的北大教授；既可以听到来自西方形形色色的“主义”，也可以听到同样产生于西方但却是经由东方（俄国）传入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既可以沉溺于各种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微言大义，也可以追赶时髦的西方数理化等许多科学知识新潮。文化的北大，真正是一个独特无朋的文化百花园，她使人想起近代英国哲人曼德威尔的《蜜蜂寓言》的文化借用：一个自由芬芳、充满个性和创造、以蜜蜂勤劳的采集创造蜜流如注的文化与思想的“蜂窝”。
自由的学术必定带来文化的繁荣，而自由的思想终将产生思想的张力。北大终于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坚，她和她的学人终于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思想创造的主体。白话文终于取代了八股文；科学的灵光终于划破了封闭达两千多年的封建铁幕；民主与自由终于成为了中国的新世纪理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终于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现代化终于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现代福音。而这些无一不与文化的北大息息相关。
精神的北大
本世纪初，一位被美国人誉为“创造了真正的美国哲学”的“哲学爱国者”的哈佛哲学教授威廉·詹姆士，曾经在该校的校庆典礼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真正的哈佛》的演讲，他坦言，“真正的哈佛”乃一“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何为“内在的精神的哈佛”？他的回答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无独有偶，1925年底，一位被中国人誉为“民族脊梁”、“一代文豪”的北大文学讲师鲁迅，在应北大学生急约为北大校庆27周年而写的《我观北大》一文中谈到，北大有两个重要传统：“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作之师’，北大还给了他一个‘思想陈腐，行为卑鄙’的待遇；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
两种说法，一样的精神：这就是学术自由、独立思想、创造革新、追求民主与科学、抗击黑暗与落后、担当社会道义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人类很难想象现代民主与科学的文明生活；为着这一精神，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马克思……等无数现代科学先锋与思想勇士，英勇奋斗，无私奉献，创造了人类现代文明的英雄史话。鲁迅先生所说的北大“校格”也就是“北大精神”。从蔡元培校长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办学方略中，从胡适先生的革故鼎新的语言文化革命中，从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人生思想运动中，从“五四运动”以来历次可歌可泣的反封建、反压迫、反内战、反卖国主义、反专制主义的北大学生运动中，以及从80年代北大学生率先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中，从自孙家鼐、严复开始的中西学兼容的教育定向中，甚至于，从著名的北大“三角地”层出不穷五彩缤纷的学术广告和橱窗展览中，……人们都不难发现这种精神的生命律动和勃勃生机。这是一种崇尚并执着于开放宽容、学术自由、独立思想和创造的“校格”，是一种追求真理、民主和科学的现代精神，一种敢于反抗黑暗与落后的社会批判精神，一种致力于民族强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却并不偏狭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种始终洋溢着学术、文化和思想之青春活力的理想主义精神。人们可以公正地用各种方式或不同的概念来概括“北大精神”，它属于北大，也属于20世纪的中国。但无论人们从哪一个角度，以哪一种方式来概括或言说这种精神，都不能不感到它与北大这一独特文化群体的内在关联。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叫做看不见的或无形的北大。
并非结语的结语
创造并周期性地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是人类保持意义记忆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类生命智慧的一部分。记念并不意味着衰老，相反，它意味着精神生命的延续与活力，意味着智慧的反思和理想的执着。匆匆掠过北大百年春秋史，我们重温了世纪的北大，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我们也重访了文化的北大，它是一个表征着20世纪中国新文化创生与发展之艰难历程的独特的文化共同体，其所创造和贡献的巨大文化财富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再一次地体会了精神的北大，它无疑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无形财富。而这一切又都是北大和她的学子们引以为自豪的。在北大百年校庆的非常时刻，我们在为她非凡的历史而赞叹而歌吟的同时，也在真诚地期待着她的今天和未来。人们有理由问：这所曾经以创造、自由和无畏的“北大精神”叩开20世纪大门、并不断刺激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将以怎样的姿态和怎样的精神去叩响21世纪的大门，为她和她所属的民族和人民贡献怎样的文化、思想与价值？
我于是想：过去的北大确实是世纪的、文化的和精神的，未来的北大也一定是属于新世纪、属于未来的。不同在于，未来的北大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应该属于世界，属于人类整个文明和文化。如此，当是北大之幸，中国之幸，人类文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