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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矛盾，目前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在高增长下出现了进一步扩张迹象，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有所提高和货币供应量明显放大，应该采取适当的货币紧缩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现在存在较大的产能过剩，而如何通过扩大需求，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是目前的主要矛盾。
这两种判断截然相反，所应该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是不同的。
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否出现了过热的现象？2006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27.7%，高出2005年同期近5个百分点。但应该看到，2005年的偏低增长率是建立在2004年高增长率(43%)的基础上的。因此，从短期比较上看，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显著过热，它一直保持在进入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后的一般水平上。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只是承接了过去几年势头，还不能说是新的“异常”变化。仅仅就这一数据就认为应该实施紧缩政策，根据并不充分。
但是，如果从长期均衡的观点看，这一数据确实不正常。改革开放27年来，我国平均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实际增长率约为13.5%左右，在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条件下，国民经济目前承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的波动幅度为9个百分点左右，即上限不超过 22.5%，下限不低于4.5%，国民经济大体能够承受。而自 2003年以来连续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率显著超过22.5%的上限，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再看货币供给。2006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1.05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高 4.7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1.2个百分点。不少人因此认为货币政策应该紧缩。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速度偏高。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具体分析引起这种增长的原因，才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2006年3月末，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计增长了14.64%，其中各项贷款（包括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增长率比2005年同期增长11.29%.对资金运用增长的贡献为52.11%，而外汇占款增长了34.96%，对资金运用增长的贡献为49.32%。
显然，贷款规模的变动完全在正常范围内，不存在什么商业银行过度发放贷款问题，资金运用总量的超常变动，主要在于外汇占款的迅速增加，因为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中国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它们并不会明显扩大国内需求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要减缓由于外汇占款而导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只有调整人民币的汇率。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空间和人们的预期之间目前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由于外汇占款的原因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情形还会持续。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问题，不能靠调整利率或存款准备金率这样通常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而要考虑应用汇率等政策。
通货紧缩与产能过剩
2006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8%，低于去年同期13.2%约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略高于2005年。从近年来消费品价格变化上看，消费需求并不活跃。消费的增长大幅度地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从价格变动水平看，消费品价格明显地低于生产资料上升的幅度。2006年一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明显的回落。消费品厂商存货在上升，资金周转速度降低，应收未收款提高，偿债能力下降。
商务部2006年的最新调查显示，国内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430种，占 71.7%；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 170种，占28.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与2005年下半年相比，基本持平。而在300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过于求的69种，占23%；供求平衡的218种，占 72.7%；供不应求的13种，占 4.3%。分类别看，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汽车、黑色金属、轻工纺织原料、农业生产资料、化工产品市场供给充裕，绝大多数商品将处于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状态；供需偏紧和供不应求商品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市场。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趋势都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2006年前两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1.4%，而春节以后的2月份当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更是降到了100.9%，涨幅降到了1%以下。在生产资料价格方面，从整体上看，原材料价格仍在上扬，涨幅约在5%左右，而加工工业则普遍开始下降，下降的幅度约在2%左右。尤其是一些近年来价格涨幅比较大的工业产品，2006年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如一季度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平均下降的幅度达到了10%左右，涨幅下降了15%以上。在需求相对减少的同时，基本生产资料的产出还在不断扩大，2006年前两个月，生铁、粗钢和钢材的产量，分别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 19.9%、16.8%和21.3%。氧化铝、铝材的产量，分别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44.0%和41.2%。水泥增长了21.3%。国家发改委指出，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①。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前两年出现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就有可能演变成为总量上的产能过剩，将会对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影响。
在对外贸易方面，2006年一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为 3713亿美元，同比增长25.8%。其中，出口1973亿美元，同比增长26.6%；进口1740亿美元，同比增长24.8%；进出口顺差 233亿美元，增长41.4%。对外贸易的这种巨额顺差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出口仍然强劲，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国内需求不足，对国际商品需求的增长在逐渐减缓。反映在进口结构上，在能源、原材料等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但对其它商品的需求量在减低。
从需求调节到供给管理
近些年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始终居高不下。 2004年的宏观调控，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异常的局面，但是没有根本上扭转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趋势。如果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我们又担心会丧失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完成的多项任务，如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能源和环境。国际收支平衡等，都离不开经济增长。我国的宏观调控正面临着一个两难局面。
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在需求方实施的，即所谓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是各国在宏观调控中普遍使用的方法，因为相对于供给管理而言，政府更容易通过需求管理在短期内达到自己的调控目标。而供给管理是在生产方进行的，它的见效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中国，随着转轨过程中计划管理的作用在不断弱化，需求管理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供给管理的实施，仍然要经过一个探索的过程。
由于是需求管理，在刺激需求时，我们更多地依靠的是财政政策，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尤其是投资支出）来拉动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在抑制需求时，则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周期中，事实上都是这样操作的。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本轮经济周期中的宏观调控，运用的都是货币政策。这也成为一种思维定式，2006年一季度面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重新加速，主张对这种扩张加以抑制的观点，开出的药方几乎都是实施货币紧缩。
那么，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管理的主导取向究竟应该是什么呢？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是短期调控还是中长期调整？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
要回答这些问题，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至少具有如下几个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特征：
第一、经济进入加速增长阶段，而且在高位运行了多年，但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反，通货紧缩更为经常地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威胁。上世纪70年代前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的过度应用，尤其是美国等国过度依赖于它刺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出现了“滞胀”的现象，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却在增加，通货膨胀得不到效的控制，凯恩斯主义受到置疑。政府调控手段因而也得到了调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即不是加速增长与通货膨胀并存，也不是“滞胀”，而是加速增长与通货紧缩（或低通胀）并存，如果用与“滞胀”相类似的名词，这种现象应该称为“长缩”。这是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对它的调控当然也会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用传统的货币政策的方法解决这一新的问题，作用肯定是有限的。
第二、货币流动性陷阱已经显现。利率虽然已经调至最低点，但居民的储蓄意愿仍然强烈，存款的增长率长期高于贷款。在中国，由于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原因，人们的储蓄偏好较高，虽然利率几经下调，但人们仍然在扩大储蓄，这就是所谓的“货币流动性陷阱”（或称为“凯恩斯陷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利率或其它紧缩政策，人们的储蓄倾向会更加严重，商业银行就会面临着更大的存贷压力，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长期高速增长，产能过剩或潜在的产能过剩已经出现，但投资的势头仍然不减。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影响，社会和居民的消费增长较慢。
中国的“增缩”是和现阶段的加速工业化过程相关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这种现代化的内涵，远比当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更为广泛，它反映了在体制上、经济上和科技上，中国正全面地缩小着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表现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过程中高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有代价的：一是它的投资拉动性。为了实现赶超目标，人们（尤其是各级政府）会牺牲一部分当前消费来扩大投资，由此导致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及自然和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二是发展的非均衡性。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增长，就必须鼓励效率，这必然会使条件较好的地区和人群得到优先发展，导致原有的收入和利益分配失衡，相对影响全社会支出总额中消费所占的份额。三是变化的非规则性增大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原有的社会福利体系（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被重建了，这种改革在许多领域理顺了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关系 （如住房改革），把不应该由政府或企业承担的福利由消费者自身来承担，但在改革中把一些应该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公共支出又重新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这种情况下，由社会负担公共福利开支在社会支出（包括政府和企业承担的部分）中的比重下降了，而居民家庭或个人在这一方面的支出增加了。更进一步，由于预期的不确定性，人们为了应付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如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的储备在增加，这又进一步降低了人们现实消费的意愿。
第四、作为大国经济，国内外发展均衡是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但中国的特定条件使其在经济增长中较多地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使得其外向型经济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这两个世界上经济规模及对外贸易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外贸依存度都在20%左右，而且保持了多年，但是在中国，由于近些年外向型经济的迅速扩张，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连续多年保持在20%以上，从这一比重现在已经提高到60%以上。
外向型经济所占比重的迅速变动，对中国投资增长的拉动是明显的。一方面，它大量地吸引着外商直接投资(FDI)，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最多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它又促使国内的众多厂商加大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由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是建立在出口导向基础上的，它对内需（尤其是消费内需）的贡献是有限的。外向型经济的增长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因为外贸依存度的迅速提高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扩大了发展中的风险，它对中国资源储备和环境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也值得重视。
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活动表现出了和常规的市场经济所不同的一系列特点。当前宏观经济的表现有其周期性因素影响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受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长期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增长中短期因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需求管理尤其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来引导。但对于长期因素，则更多地要依靠供给管理（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体制创新等）来影响。中国要保持长期、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改变其传统的增长方式，尤其是改变目前的以增加投入为特点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而改变目前的宏观调控方式，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
强化财政政策作用
2006年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这一举措对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影响。
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对贷款价格比较敏感的那些群体，尤其是对居民购买住宅的投资。但对那些需要贷款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企业，影响并不很大。对这些生产性企业而言，是否贷款往往不取决于他们对贷款价格（利率）的满意程度，而在于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是银行而不是他们自己决定了他们能否取得贷款。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的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和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目前货币政策仅仅是对投资的短期需求加以影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流动性陷阱”和消费需求增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国目前特殊的经济环境，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有效性已经开始降低。
单纯的总量上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满足中国调控宏观经济的要求，而应该更多地考虑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结合起来，把总量管理和结构管理结合起来，把短期管理和长期管理起来。落实到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上，重点应该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尤其应该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
财政政策的强化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通过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来鼓励消费和抑制投资，解决总需求中的结构性矛盾。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不断降低的投资需求，中国实施了以扩大基础建设投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和经济周期本身规律的影响下，2002年下半年前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加速。从那时开始，以鼓励投资为目标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向现在的中性财政政策转变。从现在的情况看，要调整总需求结构，仅仅靠货币政策仍然不够，需要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要调整中国目前的需求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均衡性。要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努力刺激消费需求。从发展意义上来说，必须尽最大努力缩小城乡经济二元性，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从增长意义上来说，必须努力深化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市场机制真正成为配置资源的有效的基础的支配机制，使增长与市场需求，尤其是与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从分配机制上说，应当适度提高分配上的均衡推动需求拉动增长的均衡性。从总量均衡上来说，除加强需求管理外，还应该深入和强化供给管理。
第二，要强化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的作用。上世纪 70年代末，由拉弗、蒙代尔等人创建的供给学派的一些观点被美国政府所采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谓“里根经济学”，对美国经济复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供给学派认为，应该通过“供给管理”，即运用财政政策影响供给方，创造条件让企业发展和开展自由竞争。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有可能导致增税。换句话说，通过降低税率鼓励投资和生产，从供给方调节经济，有可能会扩大税基而增加税收总量。中国目前的情况和美国当年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针对税收进行调节来影响供给，对中国当前的供给管理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货币政策更注重总量管理，而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具体税率的确定，对不同部门的供给进行调节。从供给管理的观点看，中国目前应该鼓励生产，促进就业，但对于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商品，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税率进行调整。
第三，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有助于社会公平，稳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财政政策要发挥其在调节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并把这种调节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结合起来。要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扩大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尤其是要提高为中低收入人群服务的社会消费需求。它即包括加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建设而增加的社会消费需求，也包括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增加对困难群体的生活津贴等形成个人消费需求。由于货币流动性陷阱的出现，目前居民的新增收入中储蓄倾向较强，高收入居民的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份额在减少，这就出现了收入增加而消费不增加的现象。要增加消费，就要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以扩大他们的消费及公共福利支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为我们解决社会发展和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国家可以通过发行国债、适当安排财政赤字等方式适度扩大公开支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第四，财政支出政策应该和财政收入政策相结合。就目前而言，在财政收入方面，应该是有紧有松，从供给方调节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和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而从财政支出方看，应该是适度放松，加大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公共支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与建立和谐社会。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时，应该考虑不同的政策间的结合，把鼓励消费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约束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把鼓励内需的宏观政策与调节国际收入的汇率政策结合起来，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作用下，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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