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抢新闻、超前报道——宋逊风口述实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口论文,超前论文,实录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逊风，《农民日报》资深记者、吉林长春人。年轻时就热爱农村新闻工作，1982年调入《农民日报》，起初担任群工部主任，后担任《中外种业》主编。在几十年的新闻工作中，他深入农村，细致观察，认真思考，善抢新闻，超前报道，曾多次获得全国百佳记者和中国新闻奖等重要奖项。
一、少年立志当记者借助办报练写作
我之所以从事新闻行业，得从高中说起。十五六岁富于理想，我给自己树立了两个目标：当记者或者当作家。因为我觉得数理化不容易发表自己的见解，而记者和作家可以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从而立言于天下。我觉得人生在世就应当立言，为广大百姓疾呼。于是我集中精力背范文、练作文，报考中文系。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全国百佳记者，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分会会员。
1964年，我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大三时，毛主席号召全社会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对搞运动不感兴趣，就觉得自己费那么大劲考上大学，大学生活不应该是每天搞运动。我就想，怎样才能抓住这个时机继续学习中文知识，提高写作的本领？后来，我得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都办报纸了，我就特别想在学校办一份报纸。
于是，我就找来中文、政治、历史等系的同学组成一个编辑部。东北师大有印刷厂，可以印刷报纸。报纸出版以后，都是靠我们自己发行。校刊编辑部共有十几个人，每周出一期报纸。我在校刊担任了四年的主编。当时，中央报刊经常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各地报纸都得紧跟步伐，抓紧落实。我也连夜写过社论，写编辑部文章，另外还要写新闻消息、通讯、特写等。新闻写作的“十八般武艺”就是在我当主编那几年练出来的。1968年学校成立“革委会”之后，校“革委会”留任我在学校校刊继续当主编，我又继续干了两年多。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主席还看过这份报刊。
之后，只要毛主席一发指示，省报、省电台就打电话邀我去写稿子。我写完稿件之后录音，隔半个多小时全省广播就会听到：“下面由东北师范大学学生代表宋逊风同学发表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我的这个名字也是后来才改的。我原名叫宋森，因为跟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的女儿重名，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宋逊风这个名字是借用毛主席诗词里的话：“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那时候，我经常在中央及省报刊上发表作品，也算是小有名气。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大学生中的名记者、名作者。
那个时期我有一个终身难忘的宝贵经历。1966年8月31日下午，毛主席接见全国学生代表，我是有幸被接见的学生之一。在天安门广场西华表附近，学生们像潮水似的把毛主席的敞篷吉普车围住。我被挤到毛主席车门旁，近距离仰视伟大领袖的形象，长达半个小时之久。在那个珍贵的时刻，毛泽东的思想、诗魂与光辉形象“三维”地铭刻在我年轻的心田，播下了终生信仰的精神种子……在大家的注视下，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向我们挥帽子招手，一直到傍晚。大家站在金水桥畔，拿着《毛主席语录》一直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回来以后，我满怀激动地写了篇散文，标题是“我见到了毛主席”，后来被编辑改为“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刊登在1966年9月的《吉林日报》上。
二、由于好抢新闻 调入农民日报
1969年大学毕业时，党中央倡导大学毕业生四个面向：面向农村、边疆、矿山、基层。我被分配到了吉林省白城地区的长岭县的一个县师范学校教了两年书。之后调到教师进修学校给中小学教师讲课辅导，教了三年。期间我还坚持为新闻单位撰写通讯报道。1976年，我加入共产党，之后被调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专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三年。这三年我写了大量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散文，从省内到中央报纸、电台、电视台频频发表。1976年7月1日我在《吉林日报》发表了散文体长篇通讯《翠竹青青》，在吉林省引起了轰动。这篇散文对我的政治生命起了关键作用。在党委讨论我入党时，有人出于嫉妒提出反对。党委书记拿起登有《翠竹青青》的报纸反驳说：“这篇文章就证明了宋逊风同志对党有深厚感情。”此话一锤定音，党委委员一致同意我入党。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去县里借调我。之后我在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干了六年，在新闻部农村组，由记者、编辑做到了负责人。1980年，《农民日报》创办。1982年农民日报社总编辑来吉林省选调记者，正好我到农安县给全县新闻通讯员做新闻讲座，在现场遇到了农民日报社的总编辑。后来，经吉林省委和农民日报社双方考核，决定调我去《农民日报》工作。我在《农民日报》从记者做起，不久担任驻吉林省记者站站长。
1995年是我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我被中央宣传部、中国记协评选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同时被评聘为首批高级记者。同年，我被调回报社北京总部，任群工部主任。一年以后，我发现种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无可估量的发展潜力，于是在1998年我便辞去群工部主任，在报社成立了种业编辑部。之后，我便担任《中国种业》及后来的《中外种业》主编。2004年退休以后，报社领导觉得种业编辑部还需要我，就继续返聘我达十年之久。
在众多的新闻从业人员中，我有什么优势被选中调入农民日报社？凭什么本事被评选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回顾个人历史，总结其中的缘由，我的体会就是一句话：好抢新闻，长于超前报道。
我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父母教育我，业务长进和政治成长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同志曾说：“全省有众多媒体，包括中央驻省新闻单位，农民日报记者站的工作突出，主要是宋逊风同志勤于努力、善于争取。”
我往哪儿努力？我争取什么呢？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强调“这一个”。我所写的新闻，力求有个性化，争取超前性。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个新闻大国，新闻从业人员达百万之多。记者多，作品广；但往往出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倾向，从而造成新闻不新，报道滞后。形象地说，有亡羊补牢式的、拍手称快式的、跟喊口号式的等等。
1978年，我被调到省电台后，经常独家播发重要新闻，第二天《吉林日报》再全文转载我的新闻原稿。省报社屡屡被动，经常埋怨我抢新闻。因为按照常规，应当是中央党报、省党报刊登要闻后，中央电台、省电台才能全文照播。久而久之，省内新闻单位及政府机关都知道我好抢新闻的特性。
1982年，农民日报社委派记者部主任专程到吉林省委农村工作部，考察我是否符合他们报社选调记者的标准，并打算找我当面面试。不凑巧，当时我恰好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采访。省委农工部的秘书长对农民日报社记者部主任讲：“宋逊风同志工作勤奋敬业，采访的报道数量很多，质量也很好。其他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有个最突出的毛病，就是好抢新闻，这是他今后要克服的缺点。”
农民日报社记者部主任听了这位秘书长介绍我的“缺点”、“毛病”后，心中暗喜。在新闻界看来，好抢新闻不仅不是缺点，而且还是难能可贵的优点；不是毛病，而是长处。我恰好符合报社选调记者的标准。于是，记者部主任决定没必要再等我采访回来面试，便买车票返京回报社汇报了。1983年，报社正式调我做农民日报驻吉林省记者，第二年又任命我为记者站站长（正处、正县级）。
三、长于“超前报道” 评上“百佳记者”
我所说的“超前报道”，是指在中央、国务院尚未发出或者即将发出新的政令之前，就能够写出符合其政令精神的新闻报道。所谓“超前”是指事件具有与中央精神不谋而合，提前起到为中央政令鸣锣开道、呼之欲出的作用。
有人会问：“这可能吗？”我认为，不仅可能，而且可以做到。因为中央的政令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反映广大人民呼声的，中央与人民是休戚与共、息息相通的。而我的方法，是深入社会底层，调查了解广大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和最强烈的愿望，然后进行采访，写出来的新闻报道，就会成为中央即将出台的新政令的“超前报道”。当然，这对我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有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的勇气；二是要有深入调研的作风；三是要有高度的新闻敏感。
1984年中央即将发布《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共“十条”，其中第九条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际，吉林省农科院有个选育“101”玉米种子的课题组，选育出来的种子产量是其他种子产量的好几倍。省委省政府为表彰他们为农民、为全国农业做出的贡献，特奖励他们两万元的科研奖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赶赴吉林省农科院进行采访。但是课题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欲言又止，好像不太欢迎采访。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埋怨上级拖延克扣他们的科研奖金。半年快过去了，奖金还没有发下来。我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感到很气愤，想为他们鸣不平。科研有功人员应该得到应有的奖励，而且省委省政府早已做出了《决定》的。于是我调转笔锋，反过来追问这两万元奖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给科研人员。
新闻工作者要为人民群众办事，要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是记者应有的一种责任心。我们不能只唱颂歌，认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得罪人。问题不揭露出来，就不会解决；问题不解决，工作就不会推动；工作不推动，事业就不会发展。针对这件事情我写了一篇消息，题目是“给六位农科人员的两万元奖金至今未发”，副标题是“吉林省科委主管奖励人员对省领导机关决定拖着不办”，刊登在1984年11月8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当天，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就进行播发。那天刚一上班，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紧急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指示有关领导：“《农民日报》的记者宋逊风把咱们省奖励科研人员这个事儿曝光了，要查一查事情是否属实。”
记者搞批评报道要有一种原则性，即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记者在采写的时候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只有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批评报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管是谁查，都不怕。当时“四人帮”倒台，中央要求全党开展整党。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如果有问题，就会被开除党籍。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跟我谈话时说：“小宋啊，你要犯事儿了。你写的农科院课题组奖金没给发的批评报道，省委整党领导小组亲自查呢。你要争取主动，先写个检查承认错误，这样的话，你的党籍还有可能保留。要不然你就会被开除出党。”我回答说：“我不怕查，因为我写的这个报道完全是事实，没有一点的虚构，对这个报道，我敢以我的党性担保。”一个月过后，省委整党领导小组调查结果证实了我写的报道完全符合事实，没有问题，是吉林省科委犯了错误。他们不仅没把奖金发下去，还退回了财政厅。后来，大家一致公认这个报道好，对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都是很好的监督，对有关部门也是有力的鞭策。我写的这篇消息刊发不到一个星期，两万元奖金即发送到选育“101”玉米有功科研人员手里。这个批评报道是对知识、对人才是否尊重的生动典型，当年被评为中国新闻奖。这是我调入农民日报社的第一篇获奖新闻作品，也是当年即被破格提拔为记者站站长的“奠基礼”。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对土地承包户、粮食生产专业户、蔬菜生产专业户都已逐渐接受了。但是有些领导的思想仍然不解放，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阴影下，把买卖粮食视为是“投机倒把”犯罪。吉林省是全国贡献商品粮的冠军省，当时产量300多亿斤，省内吃不了、销不掉、储不下，有的地方出现了粮食霉变的问题。针对这种现象，吉林省磐石县有个农民——梁栋，他率先成立粮食运销专业户，通过运销调剂粮食余缺，既减少了粮食积压，又满足了外地粮食短缺的需求。但是吉林省检察院系统把梁栋认定为“投机倒把”，并逮捕入狱。1986年1月6至9日，我随中央委员、吉林省委书记高狄同志下乡调研。高狄书记发现此案后，立即指示：“粮食运销专业户是帮助粮食部门缓解积压，调剂余缺的新生事物，应当支持而不该治罪，必须立即放人！”
记者遇到新闻线索，首先要分析其性质，把它放在党的政策的“天平”上称量一下，看其有无新闻价值，在哪方面有新闻价值。对待这件事，不能就事论事，不仅仅是一个抓人、一个放人的问题，而必须透过现象看其本质，记者才能在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不仅需要记者的新闻敏感性，更需要记者高度的政策水平。根据我个人的分析，我认为对梁栋是抓还是放，是如何对待专业户的新生事物、如何保持党在农村政策的一贯性、稳定性，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仅有新闻价值，而且在全国有普遍指导意义。于是，我拟定主题“吉林省委书记高狄在农村调研提出——要坚持政策的稳定性，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我的这个标题及其消息正文里边的这句话，并非出自于高狄同志的讲话，而是我从这个新闻事件中提炼、升华出来的。
这篇报道在1986年1月中旬的《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当天上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持召开全体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大会，特邀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作关于农村改革的专题报告。杜润生同志是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负责人，他的重要讲话都会变成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的文件。杜润生同志在那个中央新闻界首脑会议上拿起手中的《农民日报》开门见山地讲：“宣传部长让我来讲一讲当前农村改革的形势和任务，我没什么好讲的，请大家看看今天的《农民日报》记者写的头条消息的题目——“要坚持政策的稳定性，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就是当前农村改革的形势和任务。”杜润生主任讲完话，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央台的领导纷纷表示要转载、转播这篇重要消息。本报社领导回来说：“宋逊风采写的这篇报道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表扬，在全国具有导向性、超前性，符合中央即将颁布的政策精神。”见报不久，运销专业户梁栋就被宣布无罪释放了。
1993年11月，我去吉林省双阳县采访农业丰收的情况，文化局长不经意地对宣传部长说：“我现在安排县剧团下乡巡演忙得不可开交，各个乡镇都争先恐后抢剧团。”说者无心，我听后觉得这是多年来罕见的农村文化新鲜事，脑子即刻出现一个大问号：全国的文艺团体及文艺工作者怎样尽快适应农村文艺的大市场，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渴求？
写稿子的时候，不能就事论事，要从新闻事件中跳出来，寻找具有现实意义、超前性的主题，要站到当下社会热点和焦点的平台上。《农民抢剧团》通讯的开头，我是这样写的：“衣食足文艺兴，在当前全国戏剧舞台不景气的情势下，吉林省农村却涌起了一股饶有风趣的农民抢剧团的风潮，它给文艺团体及文艺工作者出了个题目，如何尽快转向农村文化大市场，适应即将兴起的农村文化热？”农民抢剧团是个极具广泛代表性的典型新闻素材，我要通过农民抢剧团这件事把主题升华：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大包干，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了，温饱思娱乐，他们渴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享受；农民抢剧团集中而强烈地体现了农民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在文化上的饥渴，在精神上的诉求。
这篇《农民抢剧团》的通讯于1993年12月9日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获得中国新闻奖。其后农村文化的兴旺发展的事实，包括赵本山等文艺工作者推出的“农村大舞台”已经验证了我提出的“衣食足、文艺兴，如何尽快适应即将兴起的农村文化热”的热点问题，在当年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1996年我调到农民日报社总社，担任群众工作部主任。当时群工部分了两个组——编辑组和分稿组。报社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来稿都有几麻袋。分稿组的同事们经过筛选后，把认为没用的稿件、信件都扔到垃圾堆了。我调到群工部不久，下了班没事，就在办公室翻翻稿子。在垃圾堆里我发现了江苏省睢宁县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写给《农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她说平日自己对父亲很孝敬，父亲因病去世时，她觉得应该简办丧事，老人都去世了，花再多钱也没用，还增加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但亲戚朋友都不理解，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也都不理解她。当时农村的习惯是红白喜事办的越大越好，越铺张浪费越好。村民们说她的风凉话，指责她丧尽良心，不孝父母。
我看了之后，觉得这封信很重要。它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简化丧事，移风易俗。过去大办丧事的旧风气就是应该改变了。我连夜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何谓孝敬，何应谴责”。农村旧风气认为大操大办是孝敬，简办丧事不是孝敬，是破了农村的风俗，伤了风化。我这篇文章就是与旧习俗针锋相对的，副标题是“如何为厚养薄葬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讨论开篇话”。我希望可以全国大讨论，因为这件事在全国农村有普遍代表性。1996年6月3日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当天，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转播了。这件事在全国就引起强烈反响，群众积极响应移风易俗、提倡厚养薄葬。那名写信的农村妇女后来变成全地区被表彰的模范，成为江苏省一个践行厚养薄葬、营造社会良好风气的典型。但我想这不能算完事，大家思想上还没有理清，需要继续讨论，弄个“经纬分明”“水落石出”。当时，群工部有的编辑对此不感兴趣，不太积极。可是，我在群工部当着编辑面说：“这场大讨论意义重大，只要开展到底，必然会有轰动效应，肯定能够获得中国新闻奖！”于是我继续组织报社群工部的编辑们把讨论坚持搞下去，邀请中央高层和民俗专家为我们写稿子，发表意见。全国各地的农民也来信选登，这场讨论在全国的影响非常大。一篇好的报道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报道要呼应中央的政策精神，这才是记者的本事；第二，要符合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或者说能写出人民所想所需所求的文章；第三，就是要有较大的社会反应，有社会效应。关于“厚养薄葬”的大讨论之后不久，中央就颁布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的文件。事实验证那场大讨论为中央新精神的提出营造了正面舆论。这场关于“厚养薄葬”的大讨论果然于1997年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应验了当时我认为“肯定能够获中国新闻奖”的预言。
新闻记者一定要具备灵敏的新闻敏感性，要有预见性。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没有爆发大事件之前，中央没有发出新政令之前，你就能够捕捉到跟中央发布的政令精神相吻合的新闻题材。在舆论上为中央的政策找到了注脚，找到了奠基石。中央的政策和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呼声都是一致的。中央政策从哪来？是从基层来的。名记者不是想当就能当的，他应该具备两个优良品质：一是人品，人品起码得正直；二是文品，文品得过硬。谈到人品要正直，必须要有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疾呼的精神，这很关键。业务能力要强，作为一名好记者，“十八般武艺”都要会，新闻常用的是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还有评论等，这都应该练会，还得练精，那才行。
四、创办专刊 助推种业 走向世界
如果说上述的社会新闻，我注重超前性；那么1998年8月28日我在《农民日报》上创办种业专刊也是“超前性”报道的延伸和发展。1996年，我到安徽采访，回良玉同志时任安徽省省长，他向我推荐报道种业，他说安徽省有个合肥丰乐种子公司，快要上市了。这个种业公司的种子能覆盖全国一多半，确实很值得采访报道。丰乐种子公司董事长叫张海银，他是公司的创始人，把这个农业类公司扶植上市，成为“中国种业第一股”。公司院里有一个大铜牛，特别引人注目。1996年采访他之后我写了一大版通讯《黄牛奉献丰乐种》，黄牛取自它的勤耕奉献寓意。
这是我首次涉足种业的报道。此后，我对种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尽管种业在农业及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国家没有颁布相关法律，农业部没有一个种业机构，各地也没有形成体系和产业，就连“种业”这个词都没有。关于种子行业的媒体，全国更是一家没有。
在这种法律无有、机构无设、产业无型、媒体无视的情况下，1997年初我给报社打了一份《关于创办种业报纸的报告》。当时报社领导并不认同，但我还不死心，就到农业部农业司去征求意见。农业司粮油处的处长、副处长一致认为，全国种子行业不景气，没有宣传必要，即使报道也没什么内容，没有读者。如果按照他们看法，我提出创办种业报纸是大大地“超前”了，甚至是“破天荒”了。唯一可喜的是，农业部党组成员、农业司司长崔世安同志支持我的创意。
在报社内部，我提出创办种业报纸行不通，我就采取“曲径通幽”的办法——在《农民日报》上创办《中国种业》的周刊。与我志同道合的是原辽宁省种子局长、辽宁东亚种子公司董事长陶承光同志（现任辽宁省农科院院长），他以单位名义独家赞助协办《中国种业》专刊。
经历了一年多的申请和筹备，1998年8月28日《中国种业》专刊在《农民日报》上创办。创刊后不久，合肥丰乐种业、山西屯玉种业、山东登海种业、北京德农种业、湖南亚华种业等20余家骨干种子企业竞相赞助协办，版面也由一块版扩大到四块版。后来，原农业部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杜青林同志在《农民日报》种业专刊创刊100期时亲自撰写致贺文章给予充分肯定：“种业周刊创办以前，全国种子系统尚没有‘种业’这个提法，企业也只称种子公司。《农民日报》创办了种业周刊以后，一些种子公司便改名为种业公司。由此看来，种业周刊对种子这个产业系统的影响真不小，推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1999年4月至5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选择10名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组成中国新闻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华盛顿期间，我约访了美国种子贸易协会总裁，赢得了该协会对我创办的种业专刊的赞助，更名为《中外种业》。当年9月，该协会邀请我去美国采访了10余个跨国种子公司，并在《中外种业》上陆续进行报道。
2001年12月5日，我应邀赴美国芝加哥参加全美洲的种子大会。大会为我安排了专场新闻发布会，我站在世界种业的讲坛上作了长达90分钟的独家新闻发布，《中外种业》专刊报纸也在会场展出。当日美国报刊对我的讲话及照片进行即时刊发。创办《中国种业》一年多以后，《种子法》颁布，农业部农业司设立了种子处。2011年农业部设立了种子局。全国的种业公司已发展壮大成8000多家的产业体系，其中骨干企业达近百家，注册资金由原来的几万元、几十万元增至亿元。
事实证明了农民日报种业专刊的创办不仅助推了中国种业的发展，而且走向了世界，引起了世界超级种业大国的关注。1998年创刊至2013年，专刊已出版15年之久。
至此，可以算作我人生的第三个高峰——创办种业报刊，从中国走向世界。
这段经历让我体悟到，一个好的记者或者一个好的报刊，不仅善于发现问题、揭示问题，进而还可以借助报刊的舆论解决问题。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记者，就应该把新闻作为推动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有力工具。
五、搞超前报道 要讲究策略
要想把“超前报道”搞得有理有据有节，记者要善于变角度，改渠道，讲究方法策略。比如2006年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良种补贴政策，财政补贴的钱由中央划拨到省、省到县。但是濒临倒闭的县种子公司收到财政种子补贴款后，发给农民的不是高产优质的好种子，甚至是多年积压的陈种子，农民依然没有得到实惠。我发现这个问题后，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约访全国人大代表、辽宁丹东农科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何晶，她也向我反映了这个问题。她说中央良种补贴政策很好，但是农民不能直接得到政策实惠，党中央的实惠农民尝不到甜头，这个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后来，经她同意，我以何晶的口气写了《良种补贴应该公开公平公正——访辽宁丹东农科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何晶》。这篇报道见报后，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的重视，后来农业部出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财政补贴的钱“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拨到农民手里了。这件事情给我的启发，是有些报道正面揭露可能不太容易、不大方便，记者要学会“曲径通幽”，换个渠道报道出去，才能更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的影响力。
新闻线索的来源是四面八方的。我基本上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要广交朋友，包括省委农工部、农业厅、各地市县政府、县委及乡镇、村的干部们，经常跟他们联系，有些事情你就会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二是要腿勤，多跑路。多跑路就是到处去了解采集新闻线索，对待新闻线索不能“守株待兔”。
我更多的新闻线索都是下基层，第一时间深入到现场获得的。只有到第一现场，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才能为采访的事件、人物感染，写出真情实感。作者不受感动，作品绝不会感动读者。1989年深秋，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草原发生大火，我连夜赶去采访。到达第一线火场现场后，我发现那里一片烟雾弥漫，完全辨不出方向来。我一开始跟武警战士在一起，但是火场烟雾随风飘移，方向不定，我就被烟海淹没了。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武警战士找到了我，把我拽出了烟海。如果他晚来二三分钟，我可能就窒息在烟海里了，也算是为新闻事业捐躯了。采访后，我写了一篇通讯《颠倒的钱口袋》登在《农民日报》头版上，揭露了重视灭火，忽视防火的投资误区，引起了国务院林业部的重视。这些问题，只有身临其境才会发掘出来的。
要想采访到农民的真话，你必须首先取信于农民，让农民信任你。记者需跟农民交朋友，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才能跟他们培养出一种感情，他们才会愿意跟你说话。
现在有些农村报道已经陷入到一种单一的套路模式中，千篇一律，像过去的八股文。我认为这都是因为记者没有深入到基层去采访，或者采访得不深入，写出来的文章没感情，内容不丰富，非常干瘪。现在有些记者坐在宾馆里边，把采访对象叫过来问上几句，就回去写稿子，这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做法。新闻记者必须自己到现场，受启发，受感染，受感动，然后才能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记者这一行确实很辛苦，如果有志于当一个好记者、名记者，那就得心无旁骛，不为仕途不为金钱所诱惑。此外，还需要有坚定的信念，执着地把新闻事业当作人生的事业去做，时间长了就会有感情。
现在中国出类拔萃的记者也有一批，但是不多，这跟中国现在的发展很不相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需要一大批优秀记者去配合和推动的。我认为记者应该立志为人民鼓与呼，为人民立言。既然选择当记者，就要给这个社会留下一批好的报道、好的言论、好的观点，这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好的报道一定是有它独特的个性，不要人云亦云。记者在练好“十八般武艺”的同时，还得善于学习，多向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请教，所谓“自学三年不如名师一点”就是这个道理。在新闻采访的实践中，要多体会、提炼、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自己从个人实践里揣摩出的经验、技巧、方法才是最宝贵的也是最管用的。
只要新闻事业需要，我也力所能及，把新闻工作当作我毕生的事业，一辈子将农村报道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