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研究中的知识传承——德国文学研究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视角论文,性别论文,知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4)03-0091-07 性别研究在德国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科领域，它仍在为获得认可而不懈地努力，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不是所有专业学科的传统内容中自然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性别研究近几年来还与其内在的矛盾进行着抗争，这一矛盾已威胁到有40多年历史的性别研究传统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危机状况在性别研究领域已越来越多地被认识到，特别是关系到西方社会性别研究目前的范例时。本文希望详细探究这一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才能对其加以化解。 一、西方的性别研究危机与困境 1.性别研究的危机 性别研究危机的表现是由性别研究中一个原本积极的特质所影响而造成的问题：不仅对主导性的学术文化，同时也对自身进行反思，并始终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然而，性别研究从一开始便显示出的这种原本积极且极富成效的发展势头，扩展至今到了一种程度，使得那些坚定的女性学者们已经吃惊地意识到了反女权主义的后果，并且认识到所梳理出的性别理论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因而开始寻求其他的出路。概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妇女研究发展成为社会性别研究，而社会性别研究最晚从世纪之交就成为了性别理论的核心体系，这一发展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和损害，尤其是自身知识的流失，而这些状况在目前都已引起学界的重视。 是什么导致了西方性别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希望从女性文学研究者的角度，通过实例来对此加以说明。多年来笔者致力研究的主题是：对18世纪以来德国女性在文学和学术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重新发现和正名。由此调查了1770－1810年间德语女作家被人们所遗忘的小说，共找到了300多本，并对其进行了编目，其中的一些小说自问世以后首次重新得以出版，许多匿名撰写历史小说、家庭小说或者游记的女作家的名字也开始为人所知。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努力展现出这些女性作家是怎样不受约束、别具一格地进行写作，以及怎样对某些特定的体裁进行了创新，即使她们始终处于大家所熟悉的、带有男性烙印的文学传统之中。此外，笔者努力尝试重新发现女性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人文科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女性学者如凯特·汉姆博格(
Hamburger)、理卡达·胡赫(Ricarda Huch)、玛格丽特·苏斯曼(Margarete Susman)或者克里斯蒂娜·陀咏(Christine Touaillon)在20世纪初就对文学研究中浪漫时期的重新评价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们的著作很少被视作经典，在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里也没有得到多少认可，部分1800年左右出版的女作家的小说也一样，它们很少被视作德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长久以来，对于这些被遗忘和失传的女作家及女学者的历史研究，被批评为在性别理论研究上过于简单。然而，这种批评忽略了一点，即研究在关注“女性”并对性别对立进行批评时，也对其进行构建，并以此稳定了以异性恋为主体的性别秩序。 2.性别研究所处的困境 在那些从事女性历史及其文化成就的研究领域中，也遇到了类似的研究困境：诸如为女性争取历史的公平这样具有政治和解放色彩的目标，与前沿的性别理论的研究方法似乎不再相容。在最新一期《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ischen Studien)中，安娜·弗莱克(Anne Fleig)对这一困境描述到：“对女性尤其是对女性作家的生平和作品进行历史性研究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因而社会性别研究的成功导致了女性(再次)从文学史中消失。”[1]安娜·弗莱克略带挑衅地断言，“社会性别研究促使刚被发现的女性再次消失，并使得这一女权主义项目最终解体。”[1]弗莱克所指的女权主义项目恰恰是“为可能改变世界指出方向，并致力于全面把握一个变得越来越庞杂的领域。”[1] 如果简述一下过去几十年中性别理论的发展，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当前西方的性别理论没有能力实现上述目标，或者说它的力量还不够；以及为什么它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使得女性从文学中“消失”。柏林洪堡大学加布里尔·迪策(Gabriele Dietze)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富有远见地指出：西方的性别研究不是呈线性发展，而是伴随着危机，并且新的实例给人们坚信的性别理论所带来的一系列动摇或许还没有结束。[2]如果能就有关西方与中国的性别研究发展中所存在的不同或者类似之处进行探讨，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再次回到女权主义的出发点，笔者对18世纪以来被遗忘与排斥的女作家以及女学者的研究也基于这一点：席薇雅·包芬逊(Silvia Bovenschen)在其1984年发表的《想象中的女性特征》(Die imaginierte Weiblichkeit)一文中分析了“女性在文化史与文学方面的表现形式”。她得出的结论是，女性被理想化，并被划归于一种需要被保护的群体范围，以使其远离不利的社会环境，这一点应该被看做女性在历史研究中缺失的一个主要原因。[3]那些发表作品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其女人“天性”，并危及了(如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给妻子、著名女作家索菲·梅罗的信中所写)其作为女性的吸引力和道德声望。努力重新发现那些即使在这样的界定下却仍然在1800年代(大多是匿名)发表作品的女作家时，始终有这样一些问题：对于女性而言，在这种矛盾的条件下写作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文本又有什么意义？她们怎样面对既定的女性形象？她们在无法也不想达到的、由诸如歌德或席勒等男性主导的“经典文学”(
)中，怎样来定位自己？ 中国的妇女及性别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关注这些主题，正如1995年臧健就中国“女性历史”的研究所表明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诸多研究以往女性社会状况及中国文化中女性形象的重要论著。[4](PP119－126)或许可以认定，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也发现了一系列女作家，她们对既定的固定角色和女性形象持批判性的态度，并对其进行了反驳。 二、女权主义理论基础和主观认知的动摇 今天，那些在西方早期的女权主义研究中所集中探讨的前几个世纪中女性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德国被大多数人以“妇女研究”这样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来称呼，并作为“女英雄故事”而遭到拒绝，其理论基础和主观的认知正在逐步动摇。由此又回到加布里尔·迪策的论点上，她将这种动摇称为“非普遍性的学习经验”并描述了下列危机时刻：第一次的学习经验与开始使用社会性别概念相关，这让人不再把“女人与男人在身体、行为以及社会地位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2]不仅女性，男性也不再被当做“自然的”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那些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通过关注“性别特征的对立”(Karin Hausen)共同建构了这样的力量对比，这种认知严重动摇了她们对女权主义理论的信念。 第二种动摇来自那些不属于西方白种人、特别是英美中产阶级的女性，她们批评那种认为只有西方女权主义的要求具有唯一合法性，以及强调女性中间存在差异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两个方面令人难以接受：其一，西方女权运动的这种普遍性要求无视其他的不平等，尤其是“种族”方面的不平等；其二，它超越了历史、地区、种族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将女性想象为一个集合体，因而隐含了一种无意识的霸权要求。 第三种，也是最根本的动摇源自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极具影响的立场，她不仅将社会性别(gender)，而且也将生理性别(sex)定义为一种建构过程的结果，并对把女性生理功能(例如与母性相关的)普遍化提出批评。巴特勒认为，这样会使得一种以异性恋为常态的性别观念普遍化，并导致那些同性恋性取向的人被边缘化。 对迪策来说，第四种(在当时还是一种预见，期间已经实现)目前是最后一种动摇，是对另外一些性别存在形式的关注，这些形式不能被明确地划归于传统的两性，即双性或变性现象。迪策指出，这一认知从根本上引起了对“性别定义的两性规划体系本身”，[2]即认为只有两种性别这一观念的论争。 正如安娜·弗莱克所断言的那样，所有这些动摇，特别是最后一种，导致了对女性在文化领域所作贡献的研究被置于“意识形态怀疑”之下：如果在当前以及未来的社会性别研究中，不可避免要面对多样的、而非仅仅两性的性别形式，那么在性别理论方面，将目光锁定在女性(作为集合体)身上，不仅显得简单，而且更是反解放的。 在性别研究内部，除去所有这些动摇，长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涉及研究女性生平的反传记趋势。这种研究被诋毁为以一种简单及缺乏理论支撑的态度来对待(个体和一般的)历史。传记这一体裁，尤其是广为流传的书籍，在整体上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质疑，特别是涉及对女性生活的描述时，因为这比对男性的描述更容易被指控为偷窥行为和谣言。就女性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她们的生活比她们的作品更具吸引力。在传记方面的情形再次印证了传统上将女性划归于私人空间的偏见，人们通常的观念是，女人关注日常生活、孩子和爱情，而男人则从事艺术或学术研究。 三、摆脱困境的途径 1.历史语境的研究方法 在这样的状况下，怎样对那些被遗忘的女作家和女学者的重新发现进行研究而不至于陷入以下困境呢？诸如肯定性别差异，无视“女性”群体中的差异，规范看似“自然的”事实(如母性)，以及相信只有两种性别这一幻觉。我们能否研究历史上女性的生平，而又不会犯以其生活取代其作品的错误，或者更甚，设计一些“牺牲者”的生平故事，通过对“女性”个体命运的复述，来纪录不断遭受边缘化和阻碍“女性”的文化贡献？ 笔者接下来想要指出摆脱这种困境的途径。研究的目的正如女历史学家克劳蒂亚·奥皮茨(Claudia Opitz)在她的《性别研究的结束也是其开始》(Nach der Gender－Forschung ist vor der Gender－Forschung)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坚守‘重新书写历史’的项目”，[5](P24)在兼顾性别因素的同时继续重构历史进程。这并非完全要单纯地以性别理论的形式来完成，慕尼黑著名英语文学女学者伊娜·沙贝特(Ina Schabert)早在1997年就已经在她的《性别研究视角下的英国文学史》(Engli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aus der Sicht der Geschlechterforschung,1997)一书中阐明了这点。[6]沙贝特论述的基础是被她称为“性别的历史性”的理念，即指每个历史时期都形成了对性别以及性别关系的特有观念，而将其扩展到世界各地的每种文化中。沙贝特以不断变化并不断重新形成的性别思想与性别关系为参照，对英国文学史进行了审视，并从这个角度出发，成功改写了英国文学的历史。 继续发展这一注重历史背景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当前的性别理论研究，即在20世纪末的西方社会背景下追溯其历史和根源。具体来说，不能未经思考地把在性别理论方面获取的一些较新的认知，比如有关性别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认识，借用到较早的时期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18世纪时，才刚刚确立了两性的人类学意义，它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认知影响巨大，因而若推测性别的不明确性并作为主题在当时的文学中占据中心，则完全是荒谬的。 与此同时，性别作为社会与文化概念的界定所具有的意义，不应当作为一种普遍性前提，而是应当针对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具体而精确的研究，以确认性别作为一种有差异的特征是否真的很重要，以及性别秩序与其他秩序系统和不平等因素(例如社会和种族出身、年龄、宗教信仰等)之间如何连接。 2.以实证研究重新定位 上述所有这一切并不陌生，而笔者则希望为陷入危机的西方性别研究推荐另一条出路。这条路虽不壮观，但是却能提供多种研究的可能，尤其是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即在性别研究中更多地使用一种归纳的方法，回到以历史资料为主导的、材料翔实的研究设计上，并放弃那种简化的、以印证当前性别理论为目的的方法。 与弗莱克不同，笔者认为寻找一种新的(或许更为激进的)模式，或寻找更进一步的“非普遍性震动”并非出路，而只有在学术上进行重新定位，即(重新)更多地转向实证研究以及对整个历史和文学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同时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关于一个具体的时期、一种特定的传统和社会与文化秩序体系，以及有效的性别秩序方面的认知，不是要接受它们，而是要引出问题和争议，并以此对普遍性的性别理论从根本上提出质疑。在这方面，个案研究尤其适合这种需要，因为它可以从文化比较和跨民族的角度对其进行讨论，或许还能在涉及性状态问题时显示出乎意料的区别(或者共同点)。 只要对性别范畴的相关问题事先不予界定，那么它作为个案研究具有启发性的出发点来探索以下问题就有意义：例如关于(文化)过程中的纳入与排除；中心与边缘的群体和个人的位置；有特权的和被边缘化的个人或群体特定的交往；等等。在这些群体中，性别、种族、社会、宗教或基于性取向的排除与界定机制是否占有主导地位，不应当成为分析的前提条件，而应被当做结果。在认识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收获是，发现那些在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过程中产生的、多种多样且极富创意的交往方式，并以此对所谓的颠覆性的传统，即指一种原则上对“大的”理论和解释模型持批评性态度的传统，加以研究。 前面提到，笔者的一项实证研究是对出版的作品进行书目调查，并确认发表这些作品的女作家(其中一部分匿名)。结果显示，在1770年至1810年之间发表了300多本小说。在对内容进行分析时，证实了一场1800年左右所进行的、关于性别角色和差异的激烈的哲学辩论是一个主要参考点，不仅对于写作的自我理解，而且对于文学中的主要问题与人物状况都是如此。卢梭是这一哲学辩论的主角。概括而言，在辩论中，男人被看做主动的、富于创造的性别，而女人被确定为被动的、模仿的性别，从而推导出的是：女人被简化到只具有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私人功能，她们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才能以及在公众领域活动的权利(包括出版书籍)则遭到剥夺。 在重新发现之旅中，研究这些文本中对女性写作者的工作条件进行的文学加工，它们几乎都或多或少地类似。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多种不同的反思与反应方式，从对主导的性别观念完全认可，到对其加以反驳直至公开予以拒绝。研究表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性状态都被以极为多样的方式进行了文学加工，即使依然与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有关联。只有认识到这些文学内容的“难以预料”，且不受当时的性别观念，甚至是现代的以及后现代的性别理论的影响，才会得出非常出乎意料的结果。就这些内容中以文学方式刻画的被边缘化的经验而言，不应当只研究其讲述的内容，而是应特别研究其进行描述的方式，以及谁站在哪种立场来讲述。其中完全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描述的内容(例如表达出的对女性在社会中所处从属地位的接受)和(女)描述者的创作之间存在着偏差，因而很难从内容中得出一种一致的性别观念，或许也正是想要通过文学形式来表明，在理论上对性别、两性和性状态进行界定非常困难。 很长一段时间，对性别的文学研究集中显示了女性在18世纪是怎样处理赋予她们的理想化的性别特征的。人们研究了女作者的小说中“女性”对被动的、家庭型的、有道德的、集中于私人空间的“美好灵魂”这一理想的反应，分析了诸如爱情、诱惑、婚姻、母性和少女教育等主题。那些女作家以令人不解的方式对历史和政治等所谓的“男性”主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则极少能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显然正是这些主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在不同的叙述层面中与性别观念展开一场游戏，使得那个时代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所持的观念显得极为牵强。 以其中一位女作家为例，从她身上能够特别显示出上述的问题，她就是现今为专家所熟知的德文历史小说的开创者——贝内迪克特·诺伯特(Benedikte Naubert)(1752－1819)。诺伯特创作了不少于25本长篇幅的历史小说和几套多卷本的童话集，没有任何一位女作家像她一样对欧洲历史，另外也对埃及历史进行过研究，并将自己的知识融进小说中。笔者和几位加拿大女同行一起再版了她的《德国新民间童话》(Neue
der Deutschen)集。正如在调查研究原始资料时所证实的那样，诺伯特不仅熟知常规的和著名的历史描写，而且也获得了偏远地区以及当时新发现和发表的资料，而在当时，女性极少能接触到这些资料。在诺伯特的小说中，历史与虚构事件紧密交织在一起。从表面来看，“大的”历史构成了“个人”家庭事件的背景。传统的角色观念在表面上没有被质疑：“女主内，男主外”(女性负责家庭与炉灶，男性进行战争和统治)。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便能发现，在诺伯特的大部分历史小说中，历史上极有权势的(男性)人物没有理解或者误解了那些发生的事件，而边缘人物则有着一种深刻的理解力，特别是当他们从所经受的压迫和战争中形成另一种视角，并且这一视角令他们对历史的意义产生怀疑时。从不属于统治阶层的角度出发，诺伯特为这种历史的视角找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在她的作品《特克拉·冯·图尔恩女伯爵的故事》(Geschichte der
Thekla von Thurn)的前几句，她把对30年战争的历史审视与波涛汹涌的大海作了比较，人们在其中无法找到一个不会立刻就被海浪吞没的固定点。诺伯特不断地提醒人们，从历史中学习极为重要。但与此同时，如果不能意识到流传下来的东西并不完整，尤其是人们的知识和经验的流失，例如女性由于性别或者社会及种族出身的原因而被剥夺了理解和塑造历史的权力这一事实，那么很容易会产生误解。 类似于针对“大的”历史叙述所持有的怀疑，也能在普遍化的性别叙事中找到。如前所述，诺伯特的历史叙事在表面上印证了那个时代将女性作为被动而且敏感的“自然生灵”的观念，在内容中巧妙地将历史与个人事件交织在一起，然而其中也掺杂了很多所谓典型的“男性”才能(例如史学修养、注重原始资料、学术色彩)和“女性”特征(对家庭主题的钟爱、注重对话)，因而无法明确界定这种叙述属于哪一个性别。这也给同时代人造成了迷惑，以至于几十年来对其小说所作的完全积极的评论中，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这一匿名作者有可能是一名女性。叙述者以及历史作者本人不仅以此对那个时代角色的刻板印象提出质疑，而且在文学上表明了主观上设想的对女人和男人“本质”的确定，如同对历史“本质”的确定一样，很难通过一种不变的理论知识来实现。尝试寻找一个不变的支撑点，就犹如置身于翻滚的大海之中，没有带来确定性，反而造成了迷惑。 3.抢救现存知识 如果没有所谓的“妇女研究”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对文学史上那些被遗忘的女性给予关注，那么诸如贝内迪克特·诺伯特的文本，以及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便永远不会重新被阅读，而德国历史小说的发展史，在这一发现之后得到了应有的改写。此外，认为18世纪“妇女文学”相对单一、文学水平不高的观念也得到了完全的修正。因而，保障并继续开展这种考古一样的工作很有必要，特别是在考虑到文学与文化史的完整性时。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否有可能不受到上文所提到的在性别理论研究方面流于简单的指责呢？ 另外，还可以从笔者的第二个研究领域，即20世纪上半叶的女性人文主义学者中举例来说明，弗莱克所抱怨的、刚被发现的女性所做的文化贡献，在新的性别理论框架下的“消失”，也可能导致“女性前驱们”对“女性”传统所进行的反思行为被遗忘，并以此显示了一种方法，它或许能将我们从所描述的西方性别研究的困境中带领出来。 汉娜·阿伦特于1956年出版了她的著作《拉赫尔·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Rahel Varnhagen.Lebensgeschichte einer Jüdin aus der deutschen Romantik)，这原本是她获得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计划。然而，在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分子夺取了政权，并在她移民之后无法继续实现。战后，阿伦特完成了这一附有文献目录的著作，并在前言中阐述了自己的意图。她在研究中首创了一种方法，该方法被伊美拉·冯·德·吕赫称作“出自陌生人笔下的自传”[7]以及“披着历史传记外套的、隐藏［……］且睿智的［……］自传”。[7]阿伦特自己这样描述她的意图：“我所关注的只是以一种方式来再述拉赫尔的生平，就像她自己所能够讲述的那样。”[8](P10)想要在吸引自己的历史对象身上寻找不可能的认同，这听上去有些自负，而事实上却另有所指：阿伦特所实践的这种写作方式在现代的传记理论中被称作后传(metabiographisch)：她不仅对研究对象，即历史人物拉赫尔·法恩哈根进行反思，而且同时也对自己和她进行分析(该书写于犹太大屠杀之前，而结语写于之后)的历史地点进行反思。此外，她还对“接近生平”这一体裁本身，以及这一体裁在面对原始资料时的可能性和界限进行了反思。在此过程中，她成功地重建了拉赫尔·法恩哈根活动于其中的、各种不同的复杂秩序，特别是犹太女性知识分子于1800年左右所处的境况。阿伦特在其中实践了一种我们或许会轻率称作交叉视角(intersektionale perspektive)的元素：对拉赫尔·法恩哈根来说，作为一个不符合同时代女性观念的女人起着怎样的作用？而其中她的犹太出身又起着怎样的作用？阿伦特对此进行了反思。阿伦特没有抹去自己作为20世纪的犹太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与拉赫尔·法恩哈根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历史距离，而是将其作为陌生因素来丰富对生平的描写，在这个方面，阿伦特取得了成功。这一与主观设想相似、而非认识中所呈现的陌生视角，使阿伦特的拉赫尔一书成为研究女性文化传统的样板。 四、结语 “历史上的女性”在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对于性别研究仍是一个取之不尽且至关重要的源泉。这些贡献拓宽了我们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经济史及政治层面的，乃至于在有关家庭、日常生活、代际关系历史以及社会与文化差异等领域的知识。继续进行重新发现和传承的工作，并保存已经获得的知识，对于那些被排除在文化和学术历史之外的个人和集体来说，不仅仅是历史的公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亦并非如被批评的那样，想要构建一个与占主导的“男性”历史相抗衡的“女性”历史。 通过研究那些被边缘化的作者的作品可以发现，文学作品以及学术著作是怎样的与环境相关联。同时，这些作品也以一种最好的状况将我们自己在性别理论方面的设想和其历史的局限性呈现出来。它们为我们在面对普遍化的解释模型时提供一种基本的怀疑，对于每一种困惑，不论是历史性的，还是诸如通过跨国交流所呈现出的一种空间的及文化方面的，我们都应当心存感激。性别研究只有重新注重实证，不排斥自己的研究史，并能自信地确定自己的根源，才能克服自身所处的危机。即：它关注的是正义以及在历史上和现阶段消除歧视；它的目的不是确定一种理论，而是建立一种“询问的艺术”——正如不久前由阿丽妮·欧罗夫(Aline Oloff)所提出的那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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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研究中的知识继承--以德国文学研究为视角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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