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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 1000—5218（1999）—06—0096—0102
一、图书产品质量的定义
图书产品质量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图书消费者能享有他们所购买的标准可靠、称心满意的图书产品及其系列服务，以满足他们心理（精神）和生理上的需要。具体包括出版社的图书产品及其价格、装帧、设计、内容、价值、印制、特色、品牌、文化品位、系列服务等方面。因此，可以这样讲，图书产品质量，就是指出版社生产的图书产品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越多、越大，则该图书产品的质量越高；反之，则越差。
传统的看法认为，图书产品主要满足读者（消费者）精神上（心理上）的需求。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已经大大过时。如果还要坚持这种传统看法，就势必会对现代出版业造成严重的束缚和阻碍。物质和精神、生理和心理，这两对范畴，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耦合，相互协同，相互控制，是不能割裂的。例如，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社生产的产品——交际舞、韵律操、气功之类，就是直接应用于消费者的形体运动的。正是首先通过消费者的形体运动，才最终达到增进消费者的心智（或精神愉悦）的目的。之所以这样认识该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直接关系到现代图书产品质量的内涵、价值及其质量管理。另一个需要纠正的问题是，不少出版人习惯地认为，所谓图书产品就是指图书本身，图书产品质量就是指图书产品本身的质量。其实，这种看法同样是片面的，不仅不符合现代出版业的潮流和走向未来的趋势，极不利于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而且也同现代图书产品及图书产品质量的定义、定位与质量管理的实际和科学要求不符。正确的看法应当是：现代图书产品及其产品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不仅指图书产品本身及其产品质量本身，而且应包括产品的生产者——出版社（出版人）投注或沉淀于其图书产品中的一切信息及其价值。例如：某消费者从书店买了一本现代重印的古籍，那么，这本古籍的质量、价值，并不只是简单地等同于古籍本身。除了这个具体的图书产品——这本古籍外，还应包括这本古籍的原作者、原创作年代、出版社（出版人）对此的理解、这本现代重印古籍对原意（广义上）的符合（印证、诠释、理解、歪曲、损坏、误解等）程度、适时性，以及出版社（出版人）为此书提供的系列服务（如：有残损者可直接到出版社调换，邮寄费用由出版社承担等）诸多元素。
图书质量管理上的漏洞，往往就出现在这些在过去被忽视的元素上。例如：某消费者从外地一家出版社邮购了一本档次很高的画册，货到时取回一看，书脊严重损坏变形，封面蹭上了油污，就好像美人跌进了猪圈一样。消费者大为不悦，给出版社写信要求赔偿或调换，出版社却置之不理，认为这是邮购部门的事，与出版社两不相干。其实，出版社这种认为和做法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图书产品质量的管理不完善不严格上，因为消费者购买图书产品是要求其质量完美的。消费者不仅购买了该图书产品，同时也购买了该图书产品的质量，而该图书产品的质量，是应当把邮购的质量也包括在内的。因此，现代图书产品质量的内涵，为了适应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已经大大地拓展了。美国希尔顿公司的管理格言“质量第一——我们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必须使宾客满意。这是我们放在第一位考虑的优先目标。”在此完全适用，值得我们玩味、深思。
二、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的原则
图书产品质量的设计，是指出版社针对所生产的图书产品质量进行的原控制及其内涵规定。这一设计既是直接关于图书产品质量初衷的规定，也是关于图书产品质量目的的规定。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图书产品的设计、开发，主要指的是关于图书产品质量的设计和开发。这才是关于图书产品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是图书产品的灵魂所在。因此，图书产品质量的设计，并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工艺问题，而是一个思想和艺术集中与统一并且科学合理地再现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图书产品质量的设计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笔者认为，这些原则主要有：
（一）系统原则。一本图书的质量如何，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出版社的质量如何。这二者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全息关系。也可以说，一本图书是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分形元。有经验的读者从一本图书上就可以窥见到一个出版社的综合信息（诸如：形象、管理、编辑素质、实力等）。出版社（出版商）应该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富有价值，然而往往却被忽视的读者购买现象，即：经验老到的读者（消费者）在已确定购买图书时，往往都要习惯地浏览一下该图书是哪家出版社（出版商）出的。在同样情况下，对于那些久负盛名的出版社（出版商）出的图书，他们（消费者）都从内心深处表现出熟悉、亲切而可信的认同感，同时对其图书产品也格外青睐。这种现象告诉出版社（出版商）这样一条真理：一本图书的质量浓缩地反映了一家出版社的质量。因此，在对图书产品质量进行设计时，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认识，依据系统原则进行具体设计。实行这一原则的焦点及其实际价值在于，要把出版社的诸多优势优化组合在一起，镕铸于图书产品质量，使其质量设计与产品的终端质量完美如一。坚持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的系统原则，同时也为图书产品质量实行系统管理创造了相应的基本条件，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协同机制。
（二）读者第一原则。读者，亦即图书产品的消费者。无疑，凡是商品经济中适用的一切规律、法则、经验，对于图书产品（商品）之于读者（消费者），都同样适用。实际上，图书产品质量的设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目标，因为读者（消费者）才是图书产品经市场转化为商品后价值的最终实现者及其真正归宿（所有者）。出版社（出版商）进行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生产相应的图书产品，并不是为了自身的直接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读者（消费者）的需要。也只有充分地满足了读者（消费者）的需要后，出版社（出版商）才可能充分地再满足（经市场转化）自身的利润需要。读者第一原则，也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原则。例如：有些读者喜欢看黄色下流等不健康的图书，对此，出版社（出版商）理应不予满足，则更毋论对该类图书产品进行质量设计了。读者第一原则，应是在法律和伦理范围内有效的原则。这一点，也是由图书产品不同于其它产品之特性所决定的。读者第一原则，表明出版社（出版商）生产的图书产品，要切合读者实际，符合读者需要，满足读者口味，有利于读者。这就要求出版社（出版商）在进行图书产品质量设计时，应该时时刻刻了解、掌握读者的实际需求，以及读者需求的发展与变化历程。读者第一原则，还特别意味着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的正确与否、到位与否、成功与否，必须得最终由读者（消费者）来作出检验，下定结论，予以信息反馈，促使出版社（出版商）改进图书质量设计工作。
（三）知识原则。图书产品的主要功能是向读者（消费者）传播知识与文化。从狭义上讲，有时候知识并不等同于文化。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一定的知识与一定的文化二者之间也并不完全是等量关系，更不可能是等同关系。从广义上讲，文化似应与知识同一。这正如在我国把有文化的人称为知识分子，也称为文化人一样。因此，知识原则理应成为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之于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的价值在于：图书产品的知识含金量（或文化含金量）的多少，是衡量图书产品质量高低优劣的法码。换言之，图书产品质量的好与坏同图书产品本身知识含金量的多与少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这就要求在进行图书产品质量设计时，逻辑上一定要把知识含金量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作为其质量设计的追求目标。知识含金量这个概念，在此还特别强调图书产品质量必须传播真知识、真文化、真经验和真智慧，反对并排斥传播虚假乃至误人害人的知识。知识原则，要求出版社（出版商）系统内各元素，尤其是系统内的所有人，从社长、总编到普通的打字员、发行员都应当具有相当的知识。这样才更能全面保证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的可靠性。在当今愈来愈强烈展现的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原则对于图书产品的质量设计赋予了新的内容、新的含义和新的启示。
（四）理性原则。在此讲理性原则，并不是排斥感性的意思。它的真正意思是：图书产品质量应具有人类理性的价值，其设计应是一种理性化的工作。只有这样，设计出的图书产品才会是人类知识升华后的结晶，也才可能具有永恒的质量品质，而不致沦为“昙花一现”式的短命产品。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家伯恩斯坦说，“他评论书的原则，是选择严肃读者喜爱的书，至于如何找男朋友，如何发财之类的书，即使畅销，也不在评论之列。”他一再强调“严肃的作品，严肃的评论，严肃的读者”。（注：严建平：《书评家伯恩斯坦》，见《新民晚报》1999年4月12日，第20版。）这里所谓的“严肃”， 同我们所讲的“理性”意思很接近。因此，理性原则的价值在于：设计图书产品质量，一定要以理性的头脑充分考虑图书产品质量的恒久品质，并且把这种理性灌注于图书产品质量的设计之中。理性原则的自觉程度及其实现程度，也是出版社（出版商）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最有论证和说服力的例子是：《论语》、《孟子》、《五卷书》、《圣经》、《古兰经》和《伊索寓言》这些作品，为什么会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呢？一言以答之，曰：皆为人类理性的顶尖级作品。以近世而论，例如创刊于1888年，去年刚刚度过了110岁生日的世界著名杂志——美国《国家地理》， 其质量设计原则——“不可引发争议”和“一切报道都必须是善意的”（“不论是对哪个国家，哪个族群，只有善意的报道，我们才会刊登，刻薄或牵强的批评，都应加以避免。”）（注：《中国摄影报》1998年7月31日载《“找一项似乎是不可能的题材，把它拍成一篇报道”——〈国家地理〉摄影报道传统的形成》、《“只有善意的报道，我们才会刊登”——〈国家地理〉的编辑原则和编辑群》二文。）即是对理性原则的成功贯彻和体现。理性原则不仅是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的直接原则，更重要的它还是出版社（出版商）品质设计的基本原则。
（五）科学原则。图书产品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消灭读者（消费者）世界中存在的迷信、愚昧、无知现象，不断拓展并加深有知世界，向未知世界进军。科学原则正是基于图书产品的这一功能而产生的，它在图书产品质量设计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科学原则要求图书产品质量设计一定要严格符合科学性。既使是假设，也应当是科学的假设，而不应是胡乱猜测，更不应是胡编乱造。亦即：不仅图书产品本身应具有科学的质量，而且它所传播的知识信息及其诉求于读者的沟通方式，也应是科学的。在此，科学这一概念应是广义上的，当然，在诸多具体条件下，科学一词的各项具体意义也均适用。例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在图书产品质量设计中即极具特色。
科学原则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防止图书产品质量设计中的一切作伪意识及其不良行为。凡是违背国际版权公约等出版法则的图书产品质量设计，诸如盗版、盗印、盗名之类皆为科学原则所不许。科学原则的贯彻实施，并不一味是指深奥的专业图书，也并不只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图书。作为一种精神原则，它对所有图书产品（诸如：科普图书、文学艺术类图书等）的质量设计，均具有普适意义及普适价值。例如：图书的封面设计，既是一种科学（设计者应掌握色彩学、黄金分割定律、视觉规律、焦点知识等），又是一种艺术。它应是科学与艺术二者的完美结合。简单地讲，如果一本在版权页上标明“30万字”的书，而实际上只有25万字；或者，在一本书中把《红楼梦》的作者误为蒲松龄，把蚂蚁称为哺乳动物之类，那么，读者就有理由认为这些不符合科学原则。再例如，国内某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古籍今译本《随园诗话》一书，竟被一位细心的读者找出差错5600处以上，并写成一篇《差错冠军》（注：周靖竹：《差错冠军》，载《新民晚报》1999年4月19日，第21版。）的千字文章，登在发行国内外、发行量巨大的《新民晚报》上。这家出版社的粗制滥造行为又哪里称得上“科学”二字！
（六）美育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图书产品质量设计应带给读者（消费者）以“美”的品相。过去，我们把这种美仅只理解为图书的形式美，例如装帧设计（包装）美，而忽略了它的内容的美和品质的美。所以，在此笔者才提出了品相美这一说法。这一说法的科学根据在于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的美是一个完整体，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按照这一说法，当我们谈到图书产品之美时，应是指它综合意义的质量。严格地讲，例如一本图书的装帧设计（外包装）很美，可是内文却有不少校对上的错误，那么，这本图书的质量就不能称之为美。因此，美育原则客观上要达到的目的是：图书产品的质量要完美。美育原则意味着真、善、美的和谐与统一。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优势互补的协同机制。无论借用中国古代宋明理学的“理”为思想根据，还是借用西方哲学大师黑格尔的哲学根据“理念”而言，美育原则都具有完整的恒定性及其自我保持之根性。因此，美育原则这一系统具有自创生性，亦即它以某种方式（内在地）再生产自己以保持其组织，就是说保持它的同一性。其实，这也可视为美育原则系统自组织原理的一个主要体现。据此，美育原则系统的自创生性客观上要求不断排除异质——不稳定因素——图书产品质量设计中的熵值，亦即与真善美对立的假丑恶。只有这样，才能确实获得具体的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的美的保证。美育原则之于图书产品质量设计，还应该是纯粹的，且纯度越高越好，亦即杂质越少越好。此外，美育原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伦理原则。
（七）创造原则。有创新才有进步，才有发展，才有新生命，也才有永恒可言。因此，创造原则要求在图书产品质量设计中力避重复（更毋论抄袭），力避步人后尘，力避简单模仿，力避食人之嚼食，至于盗版盗印之类不法行为，则更是创造原则之大忌。创造原则客观上要求图书产品的质量设计应是富有创造价值的，应是常新的或说是常青不老的。不过，这一原则同再版图书的质量设计并不矛盾，而是同一的。例如：古籍的再版、名著的再版，尽管在内容上必须保持并尊重原著，不允许有丝毫改动，然而在标点、翻译、装帧设计、插图、序和跋及其印制等质量设计方面，却大有文章可作，是完全允许创新的。在同一种书由多家出版社再版的情况下，例如读者（消费者）之所以比较钟情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古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文学名著，其原因同这些出版社在质量设计上的创意就不无关系。对于出版社（出版商）而言，创造原则更特别要求其不断更新知识，不断学习，不断补充新的能量，新陈代谢，以保持其系统内部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创造原则是上述诸原则中对于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系统最具有突破性和开放性的一个重要原则。正是这一活力原则才不断改变着该质量设计系统的封闭性，克服着其日趋增长的熵值，作为重要的负熵力量，给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系统带来无尽的生机和活力。有道是“生命靠负熵养活”（注：[加]A ·拉波波特著，钱兆华译，闵家胤校：《一般系统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158页。），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可以说图书产品质量设计系统靠创造原则养活。
三、与图书产品质量管理密切关联的几个问题
（一）精品图书与图书质量管理。精品图书是图书中的精华。精品图书的主要标志及衡量标准是质量精。一般而言，精品图书是图书产品质量管理的成功体现及其结晶；反过来，图书产品质量管理的目的就是要生产精品。精品图书不一定就是高层次的学术书，而是指适合各类各层次读者（消费者）需求的具有高质量的图书。精品图书的质量之精，应体现在图书的一切构成要素上，诸如：选题、策划、创意、内容、装帧、插图、文字、印刷等。一般来讲，高品位的图书大致皆可称为精品，然而精品图书却不一定都是高品位的图书。应当指明的是，“精品”一词的出现，主要是针对粗制滥造、庸俗、伪劣图书产品泛滥成灾而言的。这也有助于我们对精品图书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二）名牌类图书与图书质量管理。所谓名牌类图书，指的是质量优异的图书类。这类图书品牌的创立，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积累乃至积淀。企图一朝一夕就创立名牌类图书，那是绝不可能的。从读者（消费者）方面来看，名牌类图书是他们对某类图书精品的一种可靠的认同。名牌类图书的形成，也标志着图书质量管理及其出版社（出版商）的成熟与成功。我国的名牌类图书，提起来读书人并不陌生。诸如：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理论类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类图书，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籍及其研究类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翻译类图书，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学术名著系列图书，三联书店的高品位文化类图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书类图书，新华出版社的新闻类图书，中国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类图书，文物出版社的文物类图书，金盾出版社的生活实用类图书等。名牌类图书本身便是质量可靠的证明，也是信誉与荣誉的象征。
（三）名牌出版社（或可称之为特色出版社）与图书质量管理。名牌出版社，是指在读者（消费者）心目中久负盛名、具有成熟的出版特色的出版社。这类出版社的形成，大抵不外乎三种途径：一种是缘于建社之初的专业分工，经过一定时间的摸索和苦心经营而形成的，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电子出版社等；一种是缘于出版人最初的出版思路定位而形成的，例如西冷印社、商务印书馆等；一种则是在不断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名牌出版出自名牌出版社之手。这二者之间，是一种母集与子集的关系。也可以说，名牌类图书是名牌出版社系统优化的产品结晶。名牌出版社是出版社系统全面质量优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的成功典范，当然也是图书产品质量管理的至境。名牌出版社本身就是一个优化的自组织系统。正是靠这一系统全面严格的质量管理，靠其对图书各要素的全面优化协同，才产生并创造出了优异的主要的信息元——名牌类图书，并且通过这样一条双向性的有序组织机制，不断保持着名牌出版社的可靠质量。应该指出的是，要想创造名牌出版社及其名牌类图书，就必须注意并合理解决一个“定位”（读者定位、市场定位、内容定位）问题。没有准确可靠的定位，也就不会有特色、有名牌。
（四）著名出版家（出版人）与图书质量管理。名出版家（出版人）以其才智学识、经验和人格力量对图书产品质量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作用。这些人往往都是当时社会中的文化精英，反映并体现着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他们也是当时社会主要的文化继承、传播与创造者之一。他们的出版工作，对于一个时代的出版风貌、特征以及图书产品的质量特色均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他们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经历与经验，及其流传下来的出版物，也都是后继者宝贵的足资借鉴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们凝聚在图书产品质量中的才识和心血，更是弥足珍贵。例如：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出版家张元济（1867—1959年）先生，1902年应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并继任经理、董事、董事长等职。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的事业蒸蒸日上，以至誉冠天下。他广闻博识，学贯中西，思想开放，目光敏锐，严于律己，严于律人，以身作则，强调“操守廉洁、勤谨尽责”的工作作风，成为全体职工效法的质量榜样。即以改进印刷质量与提高印刷水平而言，商务印书馆的一系列措施当时就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注：参阅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89—190页。）再例如，近现代大出版家王云五先生，亲任总编纂者，一手主持策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万有文库》，迄今为止，仍是我国近代以来出版业上手屈一指的“大制作”。
（五）著名编辑与图书质量管理。名编辑不仅能够慧眼识宝，发现优秀的书稿，润色、加工、创造、完善书稿，使成品书品相俱佳，而且还能够发现、提携并培养优秀的书稿作者。再者，名编辑的成功经验，对于图书产品质量管理而言，同样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例如：著名作家巴金，最初就是由《小说月报》代理总编辑叶圣陶发现的。1928年9月， 其时尚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巴金写完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寄回上海，经叶圣陶编辑，次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从此，一个文学大师诞生了。巴金后来说：“在发表《灭亡》之前，我作梦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作家’”。（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1）巴金：《谈灭亡》一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409页。）由此也可看出名编辑发现之功的伟大不凡。再例如，著名出版家邹韬奋“空手起家”创办了著名的《生活》周刊，并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7月又创办了同样著名的“生活书店”。他“勤于治事，严于律己，对任何工作决不以琐细而不为。小而至于刊物上错排一个字，一个标点，他都是校过又校，决不肯轻易放过。”（注：参阅刘景华：《新闻出版工作先驱邹韬奋》，见《编辑杂谈》（第2辑），北京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220—222页。）通过他的事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生活书店在著名编辑家、出版家邹韬奋先生主持下，其图书产品质量管理所体现出的全面质量管理盛况之感人。即使在今日，邹韬奋先生的这种精神及其生活书店的盛况，相对于其它出版社而言，似已不再，且确已不再。
（六）著名作者（作家）与图书质量管理。名作者往往都有自己的成名作。他们是作者群中的佼佼者，可谓出类拔萃。一旦成名之后，一般而言，他们的文稿往往都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因而也具有较为广泛的读者群（或消费市场）。例如，据报载，当今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新作《霜冷长河》，第一次征订就达230000册。这在当今出版界，的确是罕有其匹的大数字。（注：米舒：《名人之累》，载《新民晚报》1999年4月14日，第27版。）因此，名作者对于图书产品质量， 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创性决定作用。这也是出版社（出版商）竟相求取并出版名作者书稿的原因所在。
然而，有一点需要指明的是，并不是名作者的所有文稿都是最好或较好的。因此，名作者的稿件并不能代替出版社（出版商）的图书产品质量管理。相反，出版社在图书产品质量管理上必须一视同仁，严格把关。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名作者文稿质量的保证，而且也有利于发现、培养并推出新人新作。当然，尊重名作者，与名作者一起交换看法，共同探讨文稿的质量，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收稿日期：1999—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