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亚进[1]2004年在《关于中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探讨》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通过新闻研究的逻辑分析及对新闻客观性在阶级社会中的认识，比较中西方由于历史环境、社会背景、经济制度与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在新闻专业理念之——客观性理念上产生的巨大差异，并试图借鉴西方客观性理念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合理要素为中国新闻业服务，整合与重建中国新闻界客观性专业理念。文章首先考察了中西方对客观性的不同理解——一个当作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问题、一种信念、一种价值、一种程式来认真对待、努力追求；一个联系媒介政治宣传的功能和影响，将其当作既可以增加新闻报道权威性，又可能引发社会主流政治方向变化、威胁政党统治的双刃剑小心对待、再叁权衡；进而对中西方客观性的源起及发展进程作了历史性的考察与沉思——中西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产生都是特定条件下对社会信息需求的必然回应，这说明客观性原则趋势的不可逆转性。而在历史长河的激流中，中西在发展客观性原则和实践时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然后分析得出中西方对客观性原理形成不同理解的深层原因——中西方媒体属性不同、报道主体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之后作者提出整合与重建中国新闻界客观性理念的七大意见：新闻从宏观阶级属性来看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观。客观性理念从更大意义上是套用在普通事件的一般报道中，不适用于阶级对立明显情况下的极端例子；客观性是一个系统的专业理念，在新闻专业领域有其通用性；在具体报道中应先有客观报道思想，并严格遵守客观报道方式；它与坚持立场并不矛盾；客观性所提倡的坚持中立、避免主观倾向是多方面的；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树立起客观报道的操作要求和方法是使中国新闻业更加科学规范的必然要求。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逻辑分析、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中西方客观性的纵深比较，又从双方现状进行横向比较，也从经济、文化、道德价值的角度进行交叉对比影响研究，力求对客观性得出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孔令华[2]2003年在《理念·规范·方法——中西方新闻客观性差异之比较》文中研究表明新闻客观性是新闻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许多人或从客观性理念,或从客观性的表现形式即客观报道的实践来探讨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单从一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本文试图从理念、规范和方法叁个方面来探讨中西方新闻客观性的差异,以期求得新闻客观性的大义。
俞莉霞[3]2008年在《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哲学反思》文中认为被尊为新闻界理念、信条、规范的新闻客观性原理总是疲于抵抗来自政治学的、经济上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等不同角度的批判。本文使用文献整理法和对比研究法,试图澄清有“新闻学上的迷思”之称的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哲学基础,使其地位更加巩固,能更深入地应用于新闻实践中。通过对新闻客观性原理内涵的讨论,对中西方新闻客观性原理的渊源和发展历程脉络的把握,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变化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的螺旋式上升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新闻客观性原理进行研究,发现新闻客观性原理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新闻客观性有其必然性,客观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植根于人的精神交往和心理需求,新闻本质和传播功能等决定了客观性。新闻的倾向性与客观性并不矛盾,客观性是倾向性的基础和前提,客观性制约倾向性,客观主义不等于客观性,要正确把握客观性与倾向性的度。
孙健[4]2012年在《民国时期报刊客观性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西方，客观性不仅是一种报道规则，还是一种职业理想。那么，在中国民族报业发展的高潮时期，这种客观性思想是否出现过？这一思想在西方客观性思想传入之前是一种什么状态？西方客观性思想的传入对其有什么影响？它在民国时期是如何发展的？这一思想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怎样的关系？发展趋势如何？笔者希望能够抓住“客观性”理念的变迁过程，将当时的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从而能够对上述问题做一个基本的回答。文章最主要的创新有两点:第一，文章对客观性在民国报业中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探寻，并对其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特点进行了一些思考。之前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关注很少。第二，客观性思想具体到不同的报人、报刊，表现有所不同，却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甚至在表述上也未必用“客观性”的说法，文章对这些零散的、隐藏的思想进行了挖掘。论文具体章节要点如下：第一章简要介绍了民国时期的传媒生态，对民国前后报业发展的条件进行了介绍。在宏观上，主要条件有：政治上，封建制度解体，政治民主化初步发展；经济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短暂的繁荣；社会上，家庭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瓦解，人际关系开放化；文化上，新文化运动等，人们思想得到解放。在微观上，科技方面，印刷/交通/电报等技术的推动，新的媒介技术营造出新的制度环境；社会多变动，信息需求大。第二章描述了客观性思想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介绍了王韬、汪康年等人的客观性报刊思想。同时对于有闻必录这一在中国出现的独特的报界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一种扭曲的报刊客观性思想。随后对早期报刊客观性思想的特点作了分析。第叁章介绍了客观性报刊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与盛行。这一时期，中国早期的传播学理论开始出现，徐宝璜、邵飘萍等人从学理方面对客观性思想作了一些研究和介绍。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和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成为了中国报刊客观性思想和实践发展的高潮，然而亦存在缺点和不足，文章也对其局限性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展现了国民党新闻统制下的报业生态，在这一新的报业生态下，客观性赖以发展的自由报业环境受到侵损，客观性的报刊思想开始出现衰落的趋势。随着抗战的结束，国民党的新闻统制进一步加强，民营报业逐渐走向衰落，客观性报刊思想逐渐终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把报纸作为党的喉舌，坚持全党办报，坚持党性原则。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中，真实、客观这些客观性的本质原则，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所坚持，客观性原则获得了一种新生。总之，客观性作为一种报业准则，产生于特定的报业环境之中，需要在适合的土壤之中才能为继，并且在不同的报业环境下，客观性也会有着不同的特点。然而，由于新闻与政治的交合，以及报人自身价值观、知识结构等原因，客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而存在的。
杨凯[5]2013年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新闻业所处的由政府、市场和公众构成的媒介生态也需要借鉴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传播价值和研究价值凸显，值得研究。本文在专业社会学的基础上厘清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将它作为新闻业在争取专业地位和权利过程中的一套价值标准体系(包含新闻自治、职业标准--客观性原则、媒体公共服务、新闻专业协会和新闻伦理道德以及新闻教育等)和相应的实践，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文章将其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论述各阶段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背景、主要理论基础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各方面进行建构的具体措施，效果和局限。本文最后探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对美国新闻业以及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并总结其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启示。全文共分为绪论、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起步阶段、媒介社会责任论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完善、公共新闻学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新语境下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和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等六个部分。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起步（1890~1942）阶段，新闻业内外部条件基本齐备。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主要理论基础。具体在1910年左右，新闻客观性理念从作为一种操作原则，上升到新闻业的职业标准和理想。新闻公共服务成为业界普遍观念。全国性的新闻专业组织形成并在全国范围制订了一批职业道德规约，新闻教育逐渐被接受为一种职业训练的专门途径在全国铺开；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42~1988），由于美国新闻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改变，媒介在与政府、公众关系恶化的困境下通过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来改善与外部的关系。媒介社会责任论发展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成为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主要理论依据。新闻客观性通过新闻组织人员多元化来加强平衡性，尤其是族裔平衡。调查性新闻彰显了媒体的独立立场。公共广播电视系统扩大了公共服务。媒体专业协会重新修订和制订了一批职业道德规约，完善了新闻自律机制。新闻教育也通过传播学加强了专业教育的学术性；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第叁个发展阶段（1988~2001），美国民主政治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弱了新闻业的合法性和民主功能。基于杜威哲学和社群主义等理论基础的公共新闻学/事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内容，其根本目的是提升新闻业的政治民主功能，进行自我救赎。进行公共新闻实践的媒体不满足仅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还致力于发现和解决社群的问题，培养更加积极参与民主生活的公民。新闻专业协会为了解决新的职业伦理道德问题重新修订道德规约，对新闻工作者的约束加强。但在危机缓解的同时也酝酿着新的危机。新闻工作者的参与者身份与传统新闻客观性理念有所冲突，社群的地理局限与公共新闻追求普遍的“善”相抵触。新闻教育不能提供新闻业界满意的具有技能的学生；在第四个阶段（21世纪以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建构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语境。媒介经济持续恶化，互联网以及新媒体技术发展强劲，同时“9.11”后政府信息控制加强，爱国主义情绪也时常影响新闻实践。新闻媒体无论在新闻生产、公共服务和新闻伦理道德方面都受到严峻挑战。笔者提出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重构的方向：提倡公司社会责任论，媒体集团管理者应承担更多责任，减轻媒体经济负担；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使媒体在公民新闻时期处于适度的民主压力下。本文最后一章探讨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对美国新闻业和中国（大陆）新闻业的影响。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发展中始终面临危机的事实说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先天的结构性缺陷，无法摆脱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作为新闻主体导致的必然的不足。但也说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通过不断发展和调整，至今仍然作为美国新闻业的主流意识形态，本身也具备一定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对美国新闻业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关系的协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大陆）的影响。1949年前，中国商业报刊和新闻学研究、新闻教育受到美国很深影响，国民党宣传体系在抗战胜利前后也受到一定影响。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再度传播，对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当前中国新闻媒体所处的复杂媒体生态和舆论生态，既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又要面临市场竞争和提供公共服务，中国新闻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美国经验。但可以借鉴美国新闻专业主义中强调事实、真相的客观性原则和新闻的平衡性。以及他们将公众作为公民的服务理念和媒体自律机制的完善。
韦娜[6]2014年在《争议性消息新闻客观性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闻客观性被喻为新闻界的“不死之神”,是新闻界始终恪守的新闻专业主义信条之一。新闻客观性关乎着新闻业的生死存亡,因此开展对新闻客观性的研究实则重要,也是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日久弥新的问题。本研究在大量的文献阅读基础上制定出争议性消息的新闻客观性内容分析框架,将客观性分解为真实与公正两个主要部分,并利用内容分析法展开了对争议性消息新闻客观性的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在争议性消息中还存在着影响客观性的因素,如导语叁要素可核实度较低、评论语句稍多、形容词使用的级别偏向中等感情色彩、全知全能视角的使用稍多、消息源内部多样性不足等等。针对数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恪守争议性消息新闻客观性的方法,即导语提及确切的新闻要素,多运用倒金字塔结构；使用确切消息源,慎用匿名消息源；正确使用引语,力保与说话者原意相符；事实与价值分离；超然叙述,不偏不倚；呈现双方(或多方)意见,平衡话语权。
张宏莹[7]2014年在《中西方对外传播话语权制度建构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社会是由若干相互竞争且半自主的制度秩序所构成。制度是一种权力关系,社会制度的功能体现在其权力行使中。新闻制度因其“社会介质”的制度特性而成为社会整体制度冲突与互动的平台。在对新闻制度的社会行为结果作出解释时,一方面要考量新闻制度本身的制度自主性所产生的制度效率,同时更需将其与社会制度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优先加以评估才具有足够的阐释力。本文将影响新闻制度行为结果的社会制度权力关系因素主要概括为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叁要素。新闻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主要是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新闻制度自身的权力因素将共同作用于新闻话语的制度化形塑过程以及结果。对外传播话语权是新闻制度对国家话语的建构结果。话语权建构是处在特定制度情境即社会权力关系中的新闻制度,通过话语建构来行使其制度权力、建构社会现实的过程。话语的制度建构过程是制度(权力关系)运用话语(符号权力)建构社会想象和社会认同,并通过制度化、职业化和一体化的实施,最终实现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新闻制度是话语权建构过程的实施者,也是话语权建构结果的决定因素之一社会制度权力的行使是指权力关系通过社会现实建构来实现其社会生活的“普遍存在”,权力的行使者运用制度权力建构“普遍真理”并框架社会行为。所谓“普遍真理”,意即社会权力的“知识”框架,是社会制度权力的拥有者(民族国家或群体)建构、传播以供人们应用的一整套社会标准和规范体系。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情境中,话语实践的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了正式的“知识”系统,新闻制度既是知识系统的参与建构者同时也是知识的介质系统,话语的建构过程亦是知识系统的框架过程。基于对制度行为的效果评估,本文建构了较为广泛的新闻制度分析框架,将新闻制度与整体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起纳入影响话语权建构这一社会行为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的概念框架中,用以评估新闻制度的有效性,同时也解释了新闻制度的社会权力关系对制度行为的影响。中西方新闻制度的差异,究其根源是中西方新闻制度理论原则的根本差异。在中西方对外传播话语权制度建构的发展历程中,中西方新闻制度的原则差异决定了其话语建构过程和结果的根本差异,其中话语冲突是政治制度根本差异的最显着符号表征。对新闻事件和新闻话语的接近是制度权力话语再现的主要元素,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传播媒体的新闻话语分析验证了中西方社会制度优先权力顺序的差异以及权力垄断程度和媒介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对外传播话语权建构差异的制度影响因素主要来自新闻的社会制度权力关系模式的差异,它导致了新闻制度权力的制度偏好与差异,其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新闻话语生产功能的促进和抑制是话语建构差异的最显着制度影响因素。通过对中美两国媒体的政治话语进行内容分析,本文系统证明了经济驱动型的美国新闻制度与政治驱动型的中国新闻制度在新闻话语基调和新闻图式使用中呈现的显着差异。商业化的汹涌浪潮正在逐渐消减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对外传播中的新闻话语功能也呈现国际融合的趋势,然而受政治制度影响的中西方新闻话语框架差异却几乎未曾改变。对外传播话语权的制度建构是新闻制度对话语生产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构过程。按照社会结构二重性的观点,建构中国标准的新闻专业化权力即新闻知识系统的制度化,以及从国家介入的角度,建立更具制度分配优势的话语传播新机制,将是我国媒体在激烈竞争的国际传播中提升对外传播话语权的制度优化路径。
胡妤[8]2018年在《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文中指出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 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 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陈孖川[9]2015年在《论客观性与倾向性统一的新闻文本建构策略》文中认为新闻文本的客观性与主观倾向性这对矛盾和新闻报道活动相伴相生。时至今日,大部分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承认:新闻客观性是无法实现的神话,但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目标,记者可以努力无限接近地实现它;同时,作为记者个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新闻文本的倾向性亦无法彻底排除。缘于此,指导新闻工作者实践的“现实主义客观性”应运而生。它一方面通过各项规则和操作流程来规范记者们的采访与写作内容,将新闻客观性的达成依赖于“一套采写新闻的实践和统一的技术标准”,使得新闻看起来具有形式上的客观;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诸多的漏洞和间隙,使得记者们能够通过其他手段见缝插针,将倾向(甚至偏见)置放其中,而且很难被觉察到。那么,记者们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是如何一方面保持文本表层(形式)的客观性(通过贯彻那一套客观报道的写作策略),符合一般受众以及同行对于客观报道的要求;又同时实现文本深层(内涵)的倾向性,并且使得这种倾向性被看作是事实所携带的“自然”观点。本文的重点就是考察这一目标在具体的新闻文本构建中是如何实现的。第一章:绪论。从选题缘由、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关键概念阐释等四个方面对于本论文的立论依据以及各种关键概念进行详细阐释。第二章:新闻文本客观性建构。通过对一系列新闻文本的分析,总结经过百年发展到如今的新闻客观性所使用的一系列保证新闻客观的操作规范和写作流程。探索所谓“客观新闻”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第叁章:新闻文本倾向性建构。通过对一系列符合“客观新闻”标准的新闻文本的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的分析,揭示记者们是如何在这些新闻文本中嵌入自己的偏见和倾向的。第四章:结语。对整篇论文做总结,通过对于新闻客观性与倾向性之间关系的分析,得出虽然一方面新闻从业者们使用了一整套的客观报道操作规范来保证新闻的客观公正。但同时,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与控制,记者们也不断创造出更多写作技巧和方法,将他们自己或者其他机构、利益集团的倾向完美嵌入到那些所谓的客观新闻文本中,最终实现了新闻文本形式上的客观与内涵上倾向的完美统一。
贺明华[10]2009年在《30年来新闻客观性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中国知网,30年来新闻客观性研究论文数量呈现出波浪形的迭进式的分布状态,据此可以把新闻客观性研究分成四个阶段。30年来新闻客观性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新闻客观性实务研究、理论研究和西方新闻客观性研究上,研究收获甚多,但也存在不足和局限。
参考文献：
[1]. 关于中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探讨[D]. 吕亚进.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理念·规范·方法——中西方新闻客观性差异之比较[J]. 孔令华. 新闻知识. 2003
[3]. 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哲学反思[D]. 俞莉霞. 新疆大学. 2008
[4]. 民国时期报刊客观性思想研究[D]. 孙健. 上海大学. 2012
[5]. 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研究[D]. 杨凯. 暨南大学. 2013
[6]. 争议性消息新闻客观性实证研究[D]. 韦娜. 广西大学. 2014
[7]. 中西方对外传播话语权制度建构的比较研究[D]. 张宏莹. 武汉大学. 2014
[8]. 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D]. 胡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9]. 论客观性与倾向性统一的新闻文本建构策略[D]. 陈孖川.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10]. 30年来新闻客观性研究述评[J]. 贺明华.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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