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初期对强藩的分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晋一朝，方镇势力强大，皇权式微。地方势力跋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都督所辖区域大，实力强。在东晋诸多方镇中，能够给朝廷造成威胁的主要是建康上游的荆州及下游的徐兖州。“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宋书·临川王义庆传》），故荆州刺史能屡启兵端。徐兖刺史寄居京口，江北广陵由其兼统。这一带是江左北方流民最集中的地区。北来流民久经战乱，流民组织的武装最为骁勇善战。江南的京口、晋陵，江北的广陵、江淮一带聚居的大量北方流民，成为这一地区不断出现精兵猛将之渊薮。东晋初年，徐兖刺史郗鉴凭此实力两次制止即将顺流而下的荆州之兵；东晋末年，徐兖州实力已在荆州之上，桓玄凭此篡晋；刘裕更凭此打败桓玄，掌握东晋大权。〔1〕
刘裕代晋，东晋方镇凌驾于朝廷之上的教训，历历在目。为巩固皇权，宋初诸帝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加强对荆、徐兖等方镇的控制。例如，对地方官任意发展屯田池塞的限制，对荆州等方镇将、吏人数的限制以及规定荆、徐兖等非宗室不得为刺史等等。〔2〕而最主要的措施是将这两个强藩的辖区予以分割。由于刘宋内部政争及南北民族矛盾的影响，荆及徐兖屡分屡合，过程曲折反复，历时四十余年，到孝武帝时对两镇的分割才成定局。这一曲折过程，治史者似未措意。本文试图对此过程中各次分合的背景，略加叙述，以期对晋末宋初皇权重振这一政治变化的认识有所裨益。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西晋时荆州辖地甚广，故怀帝时曾分荆州立湘州。东晋成帝时又省湘入荆。此时的荆州辖地虽较西晋时为小，但仍是江东地区最大之方镇。由是之故，刘宋分割荆州，首先是分荆立湘。宋武、文之世，荆、湘屡分屡合。现据《宋书·州郡志三》“湘州”条所记荆、湘之分合，结合《纪》、《传》，对这些分合的背景，略作陈述。
《州郡志三》云：湘州刺史，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长沙……江州之桂阳八郡立，治临湘。成帝咸和三年省（按，《晋书·成帝纪》、《通鉴》等均记为咸和四年）。安帝义熙八
年复立，十二年又省。
按义熙八年刘裕平刘毅，入荆州。这是刘裕当政以来方镇、中枢第一次兵戎相见，也是刘裕剪除北府集团内部异己，为其代晋称帝扫平道路的第一步。荆州自东晋以来，一直不断对下游建康造成威胁，刘裕当政后当然要改变这一状况，平刘毅后即“分荆州十郡为湘州。”（《宋书·武帝纪中》）刘裕此举尚有防备继任的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之意。
刘毅平，朝廷以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刘裕本不欲司马休之出镇荆州，但当初他起兵讨桓玄，是以扶晋室为名，况且此时刘裕尚不能完全左右政局，不得不借重司马氏的影响以安定荆州。刘裕要完全控制荆州，尚须等待时机。义熙七年，刘裕借诛杀会稽大族虞亮“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宋书·武帝纪中》）之势，雷厉风行推行土断，禁止豪强禁锢山泽，来强化他的威权。义熙十一年，刘裕率众西讨，司马休之奔魏，荆州再度落入刘裕手中。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湘州再并入荆州。此时荆州刺史为刘裕之弟道怜。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刘裕使腹心谢方明辅之。“道怜府中众事，皆咨决于方明。”（《通鉴》卷一一七安帝义熙十一年条）所以省湘入荆不会造成对下游的威胁。
《州郡志三》又云：（湘州）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
《宋书·武帝纪下》亦云：“（永初三年二月）又分荆州十郡还立湘州”。三月，刘裕“不豫”。可见此次分荆州是刘裕为身后计的一个重要部署。刘裕即帝位，立其长子刘义符为太子。刘义符“狎群小而耽嬉游”，能否继大统、堪重任成为刘裕君臣极为担心的事。刘裕在病重期间与谢晦论此，曾有立庐陵王义真之意。但改嗣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在“负荷非才”的刘义符仍继大统的情况下，刘裕不能不有所措置。分荆立湘当即有关措施之一。
元嘉七年、八年，到彦之北伐失败，“府库、武库为之空虚。”（《通鉴》卷一二一文帝元嘉七年条）北魏攻宋滑台等镇，檀道济率军救援不及而退。滑台失守，使魏得以窥伺宋淮河之地。八年省湘入荆，即为加强上游的防御力量。荆州辖区扩大，宋文帝不能不慎选刺史。“荆州刺史江夏王义恭年浸长，欲专政事。长史刘湛每裁抑之，遂与湛有隙。”（《通鉴》卷一二二文帝元嘉八年条）第二年，文帝以义恭出任南兖州，以临川王义庆为荆州刺史。
初，刘裕以荆州居上流之重，遗诏令诸子居之。义庆非武帝子，而文帝用之，其主要原因当是鉴于义庆在宗室中是个一贯小心谨慎，不敢妄为之人。史称义庆“性谦虚”，“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义庆自少及长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宋书·临川王义庆传》）周一良先生论及此，曾深刻指出，这是刘义庆目睹文帝诛戮大臣、宗室，不得不小心谨慎、以避灾祸的缘故。〔3〕文帝省湘入荆，荆州实力大为增强， 不能不在刺史的人选上刻意斟酌。以一贯小心谨慎的刘义庆为之，可以避免宗王刺荆权重难制的情况发生。刘义庆在荆州八年，与中枢一直相安无事。
《州郡志三》又云：（湘州）十六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
元嘉十六年，文帝以刘义季刺荆州，并再分荆州立湘州。这与中枢权力斗争有重要关系。
元嘉六年，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入朝。义康为文帝亲兄弟，又得以侍中、录尚书事辅政，故“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通鉴》卷一二三文帝元嘉十七年条）文帝赢疾积年，屡至危殆，而义康亲信刘湛等以“威权尽在宰相，常欲倾移朝廷，使神器有归。”（《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对此，文帝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元嘉十六年，太子加元服，文帝使“东宫置兵与羽林等”（《通鉴》卷一二三文帝元嘉十六年条），加强身边的戍卫力量。同时文帝“自十六年秋，不复幸（义康）东府。”（《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凡此种种，都是为了防止建康城内非常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为防止外藩势力介入中枢的斗争，对重镇强藩刺史频繁调动，并分荆立湘。接替刘义庆为荆州的刘义季，也是属于小心谨慎、惟恐惹祸烧身之人。〔4〕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刘义康被文帝处死后，“义季惩义康祸难，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宋书·衡阳文王义季传》）可见文帝为防方镇用心良苦。
元嘉二十九年文帝并省湘州，与北伐有重要关系。二十七年，北魏拓跋焘大军南侵，破宋江北六州。江淮一带赤地千里，江南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通鉴》卷一二六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条）二十九年，文帝欲乘拓跋焘死亡之际北伐，为加强荆州的力量而并省湘州。当时荆州曾有甲士四万出征。
《州郡志三》又云：（湘州）孝武孝建元年又立。
元嘉三十年二月，太子刘劭弑文帝。三月，方镇起兵。五月，江州刺史刘骏攻入建康，杀太子劭，即位称帝，是为孝武帝。孝武帝一即位，就感到荆州的威胁。时荆州刺史刘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既首倡大义，威名著天下。”（《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使刘义宣“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义宣固辞内任，及（子）恺王爵，于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湘二州刺史。”（同上）《通鉴》文帝元嘉三十年此条胡注云：“今按是年四月，元凶劭以营道侯义纂为湘州刺史，盖以义宣以荆州举义，欲分其军府耳。（孝武）帝既即位遂以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湘州之立实在是年也。”据此，上引《州郡志》所云此次荆、湘之分不是在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而是在元嘉三十年（453年）。孝武帝虽表面尊崇刘义宣，但不改刘劭分荆立湘之事实，正说明他对上游的疑忌。
孝建元年，孝武帝在平定上游诸镇反叛后，即对荆、江等州予以分割。《通鉴》卷一二八孝武帝孝建元年条述此事云：“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出皆资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恶其强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扬州浙东五郡置东扬州，治会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晋宋以来荆州实力强大的问题，至此之后始得到解决。从刘裕当政到孝武帝即位的40余年间，荆、湘的多次分并，其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这一时期分割荆州是为了削弱地方实力。这是秦汉以来中央加强控制地方的一个主要方法。
其次，湘州的几次省并，皆与北魏的南侵和晋宋北伐有关。由于江左政权画江为守的地理形势，上游一个实力强大的方镇对于下游政治中心的安全是极为必要的。当外敌对下游造成威胁时，荆州之兵可以在江北侧击敌军；当北伐时，荆州之军可以出襄樊入河南。正因为荆州于对付北方敌对势力、维护南方安定有重要作用，所以晋末宋初在刘裕父子极力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过程中，荆州反而不断地恢复它原来的版图和实力。
孝武帝以方镇实力入主建康，故他对方镇格外提防，惟恐这一过程再现。对以往荆州实力强大威逼下游的局面，亟欲改变。所以在孝武之世，荆州版图一削再削。荆州的分割，固然有利于朝廷对荆州的控制，但同时也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宋书·何尚之传》述及此事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这一虚耗殆因荆州版图缩小，无力推持地方秩序而使问题久拖不决，致使境内凋弊。例如，宋初以来，蛮人的反叛活动连绵不断，尤以荆、雍州蛮为甚。《宋书·夷蛮传》云：“荆、雍州蛮……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又云：“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荆州为之虚敝。”可见荆州实力的削弱，对于荆州维持地方秩序、抵御北方强敌方面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自孝武帝分割荆、江等州立郢州后，建康上游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宋初荆州领郡三十一，后不断分割其所属郡县附它州，孝武帝之后，仅余十一郡。土地、人口大量减少，实力已今非昔比，“统府”的地位已经丧失。东晋时，荆州、建康以长江连接，荆州军可沿江而下，有顺流之势。建康上游，朝廷只有江州为屏蔽。孝武帝设立郢州后，郢、江两州分据南北两岸，如铁锁一般锁住大江。刘宋末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十万、铁甲二千顺流而下。当他攻郢州不下，雍州兵却已攻下江陵，断其归路，终致失败。这说明，荆州对下游建康已无法构成大的威胁。
二
东晋建立之初，徐、兖州刺史皆驻江北，随军事形势而进退。王敦之乱后，兖州刺史郗鉴驻广陵。后郗鉴又兼徐州刺史。咸和四年，徐兖刺史郗鉴自广陵移镇京口后，东晋徐、兖二州刺史多由一人兼领，京口、广陵也由此联为一体。京口、广陵东晋时成为一镇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从地理上说，广陵、京口隔江相对， 是古来长江下游津渡之一〔5〕。永嘉之乱，北方流民大量南来，或散居在江淮广陵间，或自广陵南渡，寄居京口、晋陵一带。东晋时这两个北方流民聚居之区，其联系应该是十分紧密的。
从政治上看，京口成为江东重镇始于高平大族郗鉴。郗鉴本人是流民帅，其实力基础是北方流民〔6〕。 郗鉴以徐兖刺史居京口而控广陵，可以不断吸引广陵左近、江淮之间的流民加入北府兵，成为郗鉴在纷纭变幻的东晋政局中保持家族势力不坠的实力基础。郗鉴经营徐兖十年，其家族实力在此盘据四十余年。太元二年，兖州刺史谢玄、徐州刺史王蕴分镇广陵、京口，两地分为两镇。谢玄在广陵募兵，再组北府兵，太元四年又兼领徐州刺史，广陵、京口复为一镇，谢氏统治这一地区十余年。所以，京口、广陵联为一镇，乃是东晋门阀政治下士族利益所导致。
京口在军事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是拱卫建康、控制三吴的重镇。它又是东晋北伐出兵的集结之地。江北广陵在保障京口安全和保证北上军队补给上又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京口方镇与建康中枢反目时，广陵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陵与京口联手，京口则无后顾之忧。否则，京口必处两面受敌的境地。刘裕在京口反桓玄举事时人数并不多，还一定要分兵使袭广陵，其用意就在于防止陷于南（建康）北（广陵）的夹击之中。
在晋末刘裕执政的近二十年中，徐兖刺史或由刘裕亲任，或由其子弟统领。北府兵和北府系统的文武吏，成为刘裕代晋的实力所在。
刘裕称帝后，京口虽为“皇基旧乡”，也是地方实力极强的重镇。它既可以为刘裕代晋所用，也可能对新皇权造成威胁。永初三年，刘裕在死前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故在南徐兖刺史刘道怜死后以檀道济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彭城王刘义康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刘裕虽使京口、广陵分处两镇，但南兖州仍在南徐都督的统辖之下。
《宋书·州郡志一》“南兖州”条云：“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按，此处所云南兖州元嘉八年治广陵，实际上永初三年起就已治广陵〔7〕，不复寄治京口。这一年除了“始割江淮间为境”， 还有使兖州成为独立的都督区，不再受南徐州都督节制这一重要变化。
《宋书·文帝纪》云：元嘉八年六月乙卯，“割江南及扬州晋陵属南徐州，江北属兖州。以（南）徐州刺史竟陵王义宣为南兖州刺史”。义宣为南徐州刺史时，其军职则为“都督（南）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宋书·南郡王义宣传》）〔8〕义宣在南徐任时， 刘遵考刺南兖州，其军职为“督南徐兖州之江北淮南诸军事。”（《宋书·营浦侯遵考传》）从刘义宣为“都督南徐兖”和遵考为“督南徐兖州之江北”来看，在这段时间内，南兖州都督仍受南徐州都督的节制。刘义宣接替刘遵考为南兖州刺史，其军职为“都督南兖”。义宣自南徐调任南兖，刘义康接任南徐州刺史。〔9〕《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对义康此次入南徐情况缺载。若从刘义宣已单“都督南兖”看，则南徐州刺史刘义康在军事上已无节度南兖州的权力。元嘉九年，刘义季代义康刺南徐，刘义恭代义宣刺南兖。二人职衔分别是“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右将军、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南兖州刺史，镇广陵。”从这两个材料看，南徐、南兖两个都督业经分治。可以这样认为，元嘉八年宋文帝划分南徐、南兖州境时，南兖州在军事上已经不再受南徐州节度，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都督区。
京口、广陵分为两镇，首先是刘宋皇帝惟恐南徐兖实力过于强大而可能给皇权带来威胁。其次，晋末宋初，南朝疆域向北扩展，彭城、盱眙皆成重镇。广陵成为江北重镇，在军事上支持彭城、盱眙抗魏有重要意义。
元嘉三十年正月，宋文帝又“以南兖州并南徐。”（《宋书·文帝纪》）文帝如此处分与宫廷内争有重要关系。
文帝诸子中，刘劭以母为皇后被立为太子。在文帝诸多嫔妃中，潘淑妃有盛宠。潘妃所生始兴王刘浚因母有“至爱”，为文帝“甚留心”。太子劭生母元皇后，“以潘妃见幸，遂以愧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浚。浚虑将来受祸，乃曲意事劭，劭与之遂善。”（《宋书·二凶传》）元嘉二十九年七月，始兴王浚与太子劭共为巫蛊事发。文帝虽极为愤怒，但并未有所废置，仍以始兴王浚为荆州刺史。元嘉三十年正月，“荆州事方行，二月，浚（自京口）还朝。”（同上）随即与太子劭谋弑文帝。
巫蛊事发之后，文帝曾责浚与潘妃云：“汝母子可一日无我耶！”（同上）《通鉴》此条胡注云：“言一日无帝，则淑妃及浚将为劭所杀也。”这当然是文帝所不愿意的。所以文帝决定以始兴王刘浚出镇荆州。而大臣们“咸谓浚太子次弟，不宜远出”，表示反对。（《宋书·文帝纪》）太子劭与刘浚的矛盾为人所共知，所谓“太子次弟不宜远出”云云，实际上是大臣们为防止文帝身后方镇与中枢对抗的一个借口。但文帝仍坚持已见。文帝对群臣的反对不予理会，其原因就在于，以浚出镇荆州强藩，即使刘劭想除掉刘浚，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是文帝认为在他身后可以保全潘妃和刘浚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始兴王刘浚若居上流，总强藩（元嘉二十九年，湘州已并入荆州，其实力更强），也可能对下游不利。故文帝遣始兴王浚西镇荆州时，省南兖州入南徐州，并以江夏王刘义恭为刺史。南兖州并入南徐，通过加强京口的实力，可以使上游不敢轻易兴兵。而且以刘义恭出镇南徐，也是精心的选择。刘义恭在刘义康之后录尚书事。“义恭既小心恭慎，且戒义康之失，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故太祖安之。”（《宋书·彭城王义恭传》）这样的人虽握京口重兵，不会给朝廷造成威胁。所以，京口、广陵在此时合为一镇，实为文帝为平衡上下游力量的对比，防止在他死后王室内乱发生的一种措置。文帝以“慈爱”为怀，处心积虑地企图通过遣始兴王刘浚出藩、变动方镇使矛盾极深的二子在他身后各得其所，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儿子竟勾结起来加害于他。
京口、广陵合为一镇，是文帝为防止劭、浚兄弟在他死后互相残杀的一种措施。所以，当太子劭弑父、江州刺史刘骏率军进入建康后，这个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南兖并入南徐之后仅5个多月， 即元嘉三十年六月，“还分南徐立南兖”（《宋书·孝武帝纪》），以适应新皇权的需要。
京口、广陵分为两镇，使朝廷对建康以东地区的控制大为加强。徐兖刺史在晋末左右朝政的局面已不再出现。京口、广陵既分为两镇，刘宋皇帝又极重南徐、南兖刺史人选，故两镇很难联合起来对付朝廷。而一镇有事，则易为朝廷所平定。大明三年（459 年）孝武帝杀南兖州刺史刘诞，元徽四年（476年）后废帝杀南徐州刺史刘景素， 仅出动台军即得逞其志。
总之，刘宋皇帝吸取了东晋方镇实力强大的教训，对于强藩重镇，分其地以弱其力。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分割经过多次反复，到孝武帝时才完成这一过程。以刘宋一朝而言，孝武帝前后是一明显的分界。宋初武、文两朝虽然也在削弱地方权力上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地方势力强大的局面未能根本扭转，故孝武帝刘骏能以江州地方实力入主朝廷。刘骏即位以后，为防止这一情况重演，采取了诸如分隔扬、江、荆、南徐兖，设置典签，防禁诸王等抑制州镇的诸种措施。此后地方反叛虽屡有发生，但都被朝廷一一压服。这说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大为加强。
注释：
〔1〕参见拙文：《试述东晋徐兖地方势力》，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二期。
〔2〕分见《宋书·武帝纪中》、《宋书·武帝纪下》、 《宋书·刘延孙传》、《宋书·江夏王义恭传》。
〔3〕〔4〕《宋书札记》“《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骑马’条”，载《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5〕《读史方舆纪要》卷25引陆游之言曰：“古来江南有事， 从采石渡江者十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一。盖以（采石）江面狭于瓜州也”。陆游所云是概而言之。东晋时期，广陵、京口成为北方幽、冀、青、并、兖等州流民南下的主要津渡。
〔6〕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一章。
〔7〕《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兖州”条云：“（永初）三年檀道济始为南兖州，广陵因此为州。”胡三省也持此说，见《通鉴》卷一一九武帝永初三年条。
〔8〕《宋书·南郡王义宣传》云：“（元嘉）七年，迁使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徐州刺史，将军如故，仍戍石头。”《宋书·文帝纪》曰：“元嘉七年冬十月甲寅，以左将军竟陵王义宣为徐州刺史。”《通鉴》卷一二一文帝元嘉七年十月条：“以竟陵王义宣为南徐州刺史，犹戍石头。”按，当以《通鉴》所记为是。《义宣传》、《文帝纪》所记义宣为“徐州刺史”前皆脱一“南”字。是义宣所任都督，亦应为“南徐兖青冀幽五州”。
〔9〕清万斯同《宋方镇年表》自元嘉六年至九年南徐州刺史皆书刘义康。按，万表此处有误。刘义康六年为南徐。七年，刘义宣为南徐。八年，刘义宣由南徐转南兖，刘义康当再为南徐，并由南徐再调任扬州。故《宋书·文帝纪》云元嘉九年六月，“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改领扬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