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经学中的仁孝及忠孝之辨——兼论玄学与理学性情论之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魏论文,经学论文,玄学论文,理学论文,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忠孝孰先”与“仁孝孰先”，是东汉魏晋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唐长孺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一书，其中有〈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一篇，就上述两个问题作了深入的考辨，对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细读唐文，觉其主要是从史学角度论说，注重研究“忠孝”及“仁孝”问题及其争论的社会政治背景，考证精详，读之深受启发。今距唐文之发表，已历二十余年，觉唐文在当今学术背景下仍有重要意义，若在唐文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竟是极有兴味的。粗略地讲，忠孝之辨与仁孝之辨乃是汉魏经学中的论题，这两个论题相互关联，又与《春秋》公羊学的“大复仇”论以及《论语》学的“孝者仁之本”论密切相关。若是从经学的角度加以梳理，会看出“孝大于忠”、“孝先于仁”乃是今文经学的意见，并且是玄学性情论之渊源；而“忠大于孝”、“仁大于孝”则是古文经学的意见，并且是理学心性论的思想前提。
一 经学中的“君父先后”及“忠孝先后”论
唐长孺先生所探讨的魏晋时期流行的“君父先后”论，可表述为“忠孝先后”论。而推敲“君父先后”或“忠孝先后”之说的渊源，可上溯到《春秋》学领域关于“复仇”问题的争论。两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齐学与鲁学之争，多集中在《春秋》学领域。例如在汉武帝时期，公孙弘、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胜过《春秋》谷梁学，而在汉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上，谷梁学又胜过公羊学，这些都是经学中齐学与鲁学争论的缩影。又如在两汉之间，刘歆等人喜好《左氏春秋》，与官方公羊学博士相冲突。至东汉晚期，何休长篇著论，申说《公羊》之“墨守”、《左氏》之“膏肓”、《谷梁》之“废疾”，郑玄又针锋相对，“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这些都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缩影。考察《春秋》公羊家与左氏家的诸多争议，有一项是以“复仇”问题为焦点，公羊学主张“凡君非礼杀臣”，“子可复仇”，意谓父先于君，孝大于忠；左氏学主张君主之权威为绝对，臣子不可复仇，意谓君先于父，忠大于孝。在汉代，今文经学占据优势地位，故而汉帝除创始者外，均以“孝”为谥。东汉以后，古文经学兴盛，故而不断有“君父先后”的争议。
且先考察一下《春秋》公羊学的“复仇”之说。《春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说：
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耳？远祖也。（齐）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齐）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①
文中所谓“国”，指诸侯之国；文中所谓“家”，指卿大夫之家。公羊学以为诸侯可复百世之仇，此仇乃为家族之仇与国仇的复合体。文中所谓“家亦可乎？曰：不可”，不是说卿大夫不可复仇，而是说卿大夫之复仇不及百世。
卿大夫复仇之例，以伍子胥之事最为著名。伍子胥本为楚臣，为报父仇，而杀楚王，《公羊传》定公四年以赞扬的语气记述此事，并为之辩解：
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②
文中所谓“受诛”，指“罪不当诛”（何休注语）；文中所谓“推刃”，指无原则的复仇如同械斗，如兵刃之往来。《公羊传》此处以伍子胥为例，公然主张卿大夫可复父仇。当然，此种复仇以其父“罪不当诛”为前提，而这前提在古代的现实生活中却是普遍存在的。
自春秋末期始，“士”的地位上升，渐与大夫接近，致有“士大夫”一词产生。《公羊传》之称许伍子胥复仇，在战国秦汉时期可衍生抽象的“子可复仇”理论。《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引子沈子言：
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③
此语往往为汉代公羊家所重申，如《春秋繁露·王道篇》称：“《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子不复仇，非子也。”《白虎通·诛伐篇》称：“父之仇，不与共天下；兄弟之仇，不与共国；朋友之仇，不与同朝；族人之仇，不共邻。”④其中《白虎通》之言又本于《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⑤由此看来，“子可复仇”乃为《春秋》公羊学乃至全部今文经学之通义。
在这里，应当指出，古文经学对于《公羊》的“复仇”说，并非一味反对，如
许慎《五经异义》记述：
《公羊》说：复百世之仇。古《周礼》说：复仇之义，不过五世。⑥
此处“五世”与“百世”虽悬殊，但古文经学也主张复仇是无疑的。唯在“凡君非礼杀臣”的前提下，今古文经学才有分歧。《礼记·曲礼》孔颖达疏引许慎《五经异义》记载：
凡君非理杀臣，《公羊》说：子可复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贤之。《左氏》说：君命，天也。是不可复仇。⑦
此处“《公羊》说、《左氏》说”的“说”字，可视为名词，同于“经传说记”中的“说”。而此处所载的《左氏》之说，又见于《左传》定公四年的传文：
君讨臣，谢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⑧
看来，《左传》等古文经典略有君权至上主义的倾向，对《公羊》家所主张的“凡君非理杀臣，子可复仇”是坚决反对的。
《三国志·魏志·邴原传》裴注引〈邴原别传〉言：
太子（曹丕）燕会，从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纷，或父或君。时（邴）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悖然对日：“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⑨
唐长孺先生曾引此文，指出“有一个政治背景在后面”⑩，我在1997年受唐文启发，亦引此文，说明邴原对“当救君邪父邪”的问题作出“父也”的回答，与公羊学一致，与左氏学相反。(11)今检上述〈邴原别传〉记载，邴原曾“讲述礼乐，吟咏诗书”，与郑玄学派分庭抗礼，以“邴、郑之学”齐名，与古文经学家之看重《左传》、《周礼》及费氏《易》不同，他与郑玄、马融等人之注释群经、专注训诂的风格亦异，邴原之主张救父先于救君，与《公羊传》之主张“子可复仇”相似，都是认定父先于君，孝大于忠。
学者早已注意到，西汉诸帝除高祖外，东汉诸帝除光武帝外，一概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明”、“孝章”等。对于此种谥例，很多人根据《孝经》去解释。其实，汉代诸帝谥“孝”的依据，不在于《孝经》而在于《春秋公羊传》。两汉官方经学纯为今文经学，而在今文诸经当中，《公羊春秋》最受尊崇，《公羊传》则为解释公羊《春秋》的首要依据。在这种情势之下，《公羊传》关于“子可复仇”的申说，使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父先于君，孝大于忠。就汉帝而言，“孝”的规范尤为重要，盖帝位之世继乃以继位者之“孝”为前提，不孝则不会有继位的资格。东汉灵帝以后，公羊学随着统一格局的破坏而失去统治地位，父先于君、孝大于忠的信条遂招致怀疑，致使君父之辨、忠孝之辨成为思想界关注的论题。
二 从“忠孝之辨”到“仁孝之辨”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中，对忠孝关系与仁孝关系同时加以探讨，指出两者的关联十分密切，这种见解是十分中肯的。郭店竹书〈忠信之道〉一篇已有“忠，仁之实也”的论断，中古时期亦多有“君仁则臣忠”的说法，可见忠孝关系与仁孝关系应看作是一一对应的。《论语·学而》篇第二章所引有子之语，先指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又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显示出忠孝的问题与仁孝的问题可归而为一。有若此语，当是承袭孔子，其说孝悌则不犯上，当为后世忠孝之辨的起源；其说孝悌为仁之本，当为后世仁孝之辨的发端。
古代哲人常以本、末对举，本大于末乃是常识。《论语》所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已有孝重于仁的意思。汉魏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却还要争论“仁孝孰先”，是不是过于轻视《论语》了呢？我以为，这问题原本是不存在的，因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也本与”中的“仁”字曾有异文。何晏《论语集解》今存各本的经文多作“仁之本”，而郑玄《论语》注本却作“人之本”。这一字之差，使汉魏学者有了很大的争论余地。
现存的《论语》诸本，多是依据何晏的《集解》本，如邢昺《论语正义》、皇侃《论语义疏》，都以何晏本为底本，以何晏《集解》为权威注释。而考察邢、皇两本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注本，其〈学而〉篇第二章有子语均为“仁之本”，不作“人之本”。朱熹《集注》本亦作“仁之本”，或是受了北宋邢昺本的影响。程树德《论语集释》载陈善、王恕、焦氏、朱彬、江声、黄汝成诸家之说，以为“仁”、“人”古通用，《论语》此处原文当为“人之本”，“仁之本”为传写之误。最近出版的黄怀信《论语新校释》据敦煌一唐写本，参照程树德所引数家，指出“仁”字必误。此说虽精，然各本何晏《集解》均言：
本，基也。基立而后可以大成。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
可见东汉包咸及何晏所用的底本此处原作“仁之本”，不作“人之本”。敦煌唐写本虽作“其为人之本与”，然句下亦有“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之注文，可见这一唐写本中的“人之本”乃传写之误，其原文当同于何晏《集解》今存众本，写为“其为仁之本与”。另外，唐开成石经本《论语》此处亦作“仁”，不作“人”。可见何晏《集解》本的原文当与今本同，将孝悌归结为仁道之根本。这种说法与理学、心学不合，却是由来已久，如《管子·戒篇》云：“孝弟者，仁之祖也。”《孝经》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吕氏春秋·孝行览》首章云：“务本莫贵于孝。”又云：“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12)诸书都以为仁义本于孝悌。郭店竹书〈唐虞之道〉云：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施，爱天下之民。……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
在这里，“孝”是“爱亲”，由“爱亲”扩及“爱天下之民”，便是“仁”。这一说法，可能是关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说的推论。若是再加推论，便可构成“孝先于仁”或“孝重于仁”的命题。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郑玄注本与何晏注本并行。今郑本已佚，上述有若之语之郑本原貌，仅可通过郑注佚文来推测。《孝敬·三才章》：“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邢昺《疏》引郑玄《论语注》说：
孝为百行之本，言人之为行，莫先于孝。(13)
其说“孝为百行之本”，似是针对《论语·学而》“君子务本”一章文义而发，当是此章注释。由此注释的内容，可推断郑本《论语》此章后两句原作：“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另外，《臣轨》注引郑本《论语》此章亦作“其为人之本与”，又引郑注：“言人有其本性，则成功立行。”这正是关于“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的解释。郑本《论语》既作“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便使“仁大于孝”的主张有了原典依据。
《论语·学而》何本作“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郑本作“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一字之差，有极大的意义。《隋书·经籍志》记述了《论语》何、郑两本的敌对关系：
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
意即两晋南北朝时的《论语》学界，呈郑玄、何晏两家对立的格局，具体而言，即何、郑二本并立，何、郑二注并行。何、郑二本都以张禹所编校的《论语》为底本，而以古《论语》参校。上述〈学而〉篇中“人”、“仁”二字的差异，或是由于何、郑二本与古文《论语》的关系不同。
据《汉书·艺文志》、何晏〈论语集解序〉、〈经典释文叙录〉及《隋书·经籍志》等书所载，西汉流传的《论语》原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西汉中期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何晏序）。《张侯论》的本文，显然是以《鲁论》为主。东汉包咸与周氏曾为《张侯论》撰写章句，两人都以《张侯论》为底本。汉末郑玄的《论语注》影响很大，其本文的特点是“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释文叙录〉），亦即以包、周所诠释的《张侯论》为底本，以《齐论》、《古论》参校。至曹魏正始时期，何晏及荀
、曹羲等五人又综结张禹、包咸、周氏、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人之说，编撰成《论语集解》一书。所谓《集解》，是集录诸家“义说”之“善”，《集解》之名似无“集校”之义。《集解》所用的底本显即《张侯论》，源自《鲁论》，正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所言：
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14)
可见何晏《集解》之底本为《张侯论》无疑。郑玄曾据《古论》大量校改《张侯论》的文字，对他的校勘成果，何晏或加采用，或有不从。例如《论语·学而》第四章“传不习乎”的“传”字，《经典释文·论语音义》引郑玄注云：
《鲁》读“传”为“专”，今从《古》。(15)
意谓今本“传不习乎”的“传”字，在张禹所校定的《鲁论》原作“专”，在《古论》写为“传”。郑玄从《古论》，将此字校改为“传”。何晏《集解》亦作“传”，乃是依从郑玄，依据《古论》。据《经典释文》，何晏如此依据《古论》、采用郑说而校改《张侯论》之例，乃二十有余。然而也有数例，与此相反。例如《经典释文·论语音义》出《论语·子罕》篇“冕衣裳者”中的“冕”字，释云：
郑本作“弁”，云：“《鲁》读‘弁’为‘絻’，今从《古》。”(16)
其中“絻”为“冕”之古字，两字为异体字。《张侯论》或《鲁论》此字原作“冕”，郑玄据《古论》校改为“弁”。何晏《集解》本写为“冕”，是保留了《鲁论》原貌而未从郑玄。又例如《论语·先进》末章“咏而归”，《论语音义》释“归”字云：
如字。郑本作“馈”，馈酒食也。《鲁》读“馈”为“归”，今从《古》。(17)
意即《鲁论》原文为“咏而归”，郑玄据《古论》改“归”为“馈”。何晏本写为“归”，不作“馈”，亦是保存《鲁论》原貌而未从《古论》。如此之例，在何晏本绝非罕见。由此可以看出何晏《集解》本较之郑本，与今文《鲁论》的关系更为接近。《论语·学而》何晏本“其为仁之本与”一句，当是袭自今文《鲁论语》。郑玄注本写为“其为人之本与”，当是依从《古论语》。
过去，学者注意到王弼注释《周易》乃是本于费氏学，多以为玄学乃是由古文经学演变而成。今说玄学创始者何晏主张“孝大于仁”，是根据今文的《鲁论语》，这能否成立呢？我以为，玄学既以清谈为首要的讨论方式，便与今文经学之“信口说而背传记”（刘歆语）相契合，而与古文经学家之勤于著书训诂有所不同。玄学家注重发挥玄理，在形式上与今文经学之阐发微言大义有相似之处，与郑玄之文字训诂亦有不同。玄学实是融合今古文经学而成，绝非纯由古文经学发展而来。
三 从忠孝及仁孝之辨看玄学与理学性情论的渊源
汉晋之间的“忠孝之辨”与“仁孝之辨”，是为玄学性情论及理学心性论之发端。大致上说，“孝先于忠”及“孝先于仁”两论，乃为玄学性情论的思想基础；而“忠大于孝”及“仁大于孝”两论，乃为理学心性论的前提。
考察朱熹《论语集注》的本文，其〈学而〉第二章为：“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文字几与何晏《集解》本全同，作“仁之本”而非“人之本”。然而朱熹所据本文如此，却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倾向也是如此。他在《集注》当中曲为之说：
程子曰：“……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8)
程、朱显然都主张“仁义礼智”为性、为体，在乎形上；孝为用、为事，在乎形下。其理论前提是“仁大于孝”。假如程、朱见到《论语》郑玄注本“其为人之本与”的异文，定然大喜过望。可惜《论语》郑本久佚，《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经籍考》均未著录，推测郑本《论语》当亡于五代时期。而在程、朱的时代，敦煌本郑注《论语》尚未出现，当时亦无人根据零星的佚文考辨郑本的原貌，可见程、朱及其弟子不可能见到“其为人之本与”的异文，只能根据何晏本“其为仁之本与”的文字曲为之说。其仁为性体、孝为事用的说法，以《孟子》为首要的原典依据，以汉晋间“仁大于孝”的学说为其理论前提。
魏晋玄学与理学的共同点很多，但在“仁孝”及“忠孝”的问题上却与理学相反。皇侃《论语义疏》引王弼《论语释疑》说：
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19)
文中“亲爱”即“爱亲”之倒装，意谓对双亲之“爱”。文中所谓“物”指众人、群众等，此乃魏晋南朝之惯用语。从表面上看，王弼这两句文义简单，新意不明显。魏文帝（典论）已提到“在亲曰孝，施物曰仁”(20)，东汉延笃〈仁孝论〉已提到“孝在事亲，仁施品物”(21)，似与王弼的文义接近。然而王弼此二句的新颖之处，不在“亲爱为孝”及“推爱及物”，而在于“自然”二字。所谓“自然亲爱为孝”，意指“孝”为自然情感，而非强制性的伦常规范。玄学家如此看待“孝”，与东汉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魏末阮籍亦可说是玄学家，其“孝”与王弼接近。《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性至孝”，其母去世，竟“吐血数升”。当时有“子杀母”的事件发生，阮籍评论：“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司马昭责问：“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阮籍答：“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由这些言论可看出，阮籍之“孝”纯为自然情感，亦即王弼所谓的“自然亲爱”。又据《晋书·何曾传》，阮籍“沮丧无礼”，何曾抨击其为“纵情背礼”、“败俗”、“污染华夏”，令“时人敬惮”。由何曾之言，可看出当时传统的“孝”观念，乃是礼俗的规范；而阮籍之“孝”却是出之于“情”，“纵情”正是“至孝”的表现。
王弼、阮籍将“孝”归入“情”之范畴，有极深的用意。推敲王弼“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两句，可看出“孝”的确是“仁”之根本。王弼既注重于“孝”之“自然”或自发，又承认“孝大于仁”，结果是“仁”以及更为次要的义、信之类，都归入“情”的范畴之中了。王弼解释性情关系，大致上是主张性静而情动，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性为形上之体，情为形下之用。情既包括仁义孝慈之类，则仁义孝慈都被贬人形下的领域。
今由“仁孝”及“忠孝”之辨析，澄清了玄学与理学之人性论旨趣相异，起源相反。理学在近现代常被看作是儒学的正统，然而玄学以仁义孝慈为“情”的观念确是源远流长，如郭店竹书〈性自命出〉提到“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即与玄学的性情学说更为贴近。另外，玄学与理学都标榜形上的境界，所谓“形上”指超出现象界，隐藏在现象界的背后。“仁义孝慈”均属“有名”之类，“有名”出自“有形”，又如何能归入“形上”呢？这样看来，玄学较之理学虽是驳杂不纯，却更像是形上之学。
注释：
①《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226页。
②同上书，第2337页。
③同上书，第2210页。
④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19页。
⑤《十三经注疏》，第1250页。
⑥《十三经注疏》，第1250页。
⑦同上。
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46页。
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53-354页。
⑩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4页。
(11)参见拙著《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12)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733页。
(13)《十三经注疏》，第2550页。
(14)《论语集解义疏》，《四库全书》本，第195卷，第337页。
(15)陈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5页
(16)同上书，第349页。
(17)同上书，第351页。
(18)《论语集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7卷，第14页。
(19)《论语集解义疏》，第195卷，第341页。
(20)马缌：《意林》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3页。
(21)《后汉书》第六十四卷上，缩印有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3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