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的两大主要问题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党论文,两大论文,史上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式的革命与建设道路问题
客观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们党在自身革命与建设进程中深受俄国革命与前苏联经济体制影响。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首先，前苏联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革命成功的经验必然影响其他正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东欧的一些共产党是如此，东方的中国共产党亦不能例外。其次，大革命失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者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是从前苏联留学归来者。他们在列宁的故乡学习、考察，深得苏俄革命之体会，深谙俄国革命之方式、方法，并深信其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将俄国革命经验移植到中国在他们看来是顺理成章之事。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把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为判断一切主张之正确与否的标准，由之而把不同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所有主张统统视为错误的东西而一概加以排斥。即便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已反复证明了俄国革命模式在中国行不通时他们仍对其深信不疑。因而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八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革命一直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甚至是左右下进行的，这也是中国革命之所以坎坷曲折的原因所在。
俄国革命的模式没有错。中国革命受其影响或指导也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接受其影响和指导。因此，在对待俄国革命经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我们党内有两种态度和两种方法。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照搬马列主义，原封不动地沿袭俄国革命的道路。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当前者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候，革命发展就顺利，党的事业就生机勃勃；当后者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革命发展就困难，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事实上，党从开展革命斗争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态度和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较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重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他认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这一点与苏俄及其他共产党进行革命的方式是相同的。但区别在于中国不能完全按照俄国革命的道路走，这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敌我力量之区域分布所决定的。毛泽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索之后，遂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即提出了党和无产阶级必须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退却、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乡村进攻、开展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主张。这就是独具中国革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这一主张的提出，在党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错误的“富农路线”，因而极力地加以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道路也被认作“异端”，甚至有人因之而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
其实，“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反对这一道路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历来就是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当他们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篇章时，自然就认为这一道路是反马列主义的。
共产国际中有人视这一道路为“异端”同样也不奇怪。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然也必须由纯粹的城市无产阶级所组成；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的革命必然也必须由统一的无产阶级进行以城市为阵地的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而中国革命的队伍却有绝对多数的农民成份，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阵地发动和武装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这的确是史无先例的。因此，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受其反对也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尽管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但由于党内党外和国内国际的反对而使之未能被确定下来。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由于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条道路才被确定为中国革命遵循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之路，一条引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的成功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前七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也仍然是受前苏联的影响，实行的是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走的是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事求是地说，这同样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说其必然，是因为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引导前苏联当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而冲破了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并成为足以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相抗衡、在国际事务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和强国，由之深为世界所瞩目，特别是深受共产党国家的尊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是按照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规划和实施本国的经济建设方略的。中国共产党早就确定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当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建设的新课题，党选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就成为必然。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便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包围；同时，美国将侵朝的战火烧至鸭绿江畔；退踞台湾的民国党“反攻大陆”的狂妄叫嚣及屡屡侵犯，反映出国内国际局势的紧张，反映出新生政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为了巩固红色政权，为了早日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在建国之初就从政治、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并在经济建设上必然地采用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
另一方面，建国后头几年的实践证明，苏联模式适用于中国。无论是抗美援朝、进行土地改革，还是恢复民国经济；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在一系列的工作中都发挥了无可代替的积极作用。因此，新中国在开国之初沿用苏联模式是正确的。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加快，苏联模式不适宜日益深入的经济建设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在此情况下，如何突破苏联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我党首当考虑并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问题，并勇敢地向苏联模式挑战。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包括改革经济体制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思想和变革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探索及其已经取得的成果未能被坚持下去。并由于受国内国际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也发生了逆转，从而使这场伟大的探索未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六十年代初期对民国经济的调整，以及以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都出自于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愿望和目的，但其结果失败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首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以后进行的各项制度改革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标志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使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孜孜不倦的探索终于有了光辉的结果。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引导中国和中国人民走向富强、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关于中共党史上的“左”与右问题
可以说，“左”和右的问题困绕着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领域，还是在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左”和右几乎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进程。所以，反“左”反右如同党探索中国式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一样，贯穿于党的70余年历史的始终。正由于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特别强调反倾向斗争，在制定和落实党的方针路线过程中党不断地告诫人们要反“左”要反右。特别是邓小平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左”和右的倾向及危害有较多的论述，反复强调右的东西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的东西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教导人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既是针对新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有“的”放“矢”，同时也是根据历史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因此，它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是理论界多有研讨的重点话题。大家在总结历史、现实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左”比右的危害更大的结论。这一结论是符合事实的。其一，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所犯的“左”的路线错误从次数上要比右的路线错误多；其二，中国革命及建设因“左”倾路线错误而受到的损失从程度上远比右倾路线错误的危害严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右的倾向。70余年来，我们党的事业因右的错误而遭受的挫折是很大的，其教训也是极其沉重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发生的第一次路线错误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其危害我们认为应从两方面去认识。第一，当时右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是造成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突然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致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处于夭折的境地。第二，这次右倾错误埋下的隐患，成为以后不久发生的“左”倾错误的诱因：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带着对右倾错误的愤怒情绪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在具体实践中采取了一些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截然不同的行动，这本来无可非议，但遗憾的是没有把握住“度”，反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譬如陈独秀的右倾表现之一就是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步步进逼采取了步步退让，而有些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则对民国党反动派采取盲目进攻，从而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犯过两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对这两次“左”倾错误在此不必细说，我们仅想提出：“左”的产生总与右相关连。譬如，建国后第一次“左”倾错误的结果是“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在“大跃进”发生之前，我们党几乎是接连不断地进行着反右倾斗争。从1955年的反右倾，到1957年的反右派，再到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我们党把反右倾斗争不断“升级”，并把右倾机会主义视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①]。而实际上，我们在反右的时候，“左”的倾向则实实在在地不断升级、不断膨胀，从而使“左”的错误占踞主导，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生。
但是，我们不能由于“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比右倾大就忽视对右倾错误的警惕。因为，右倾错误的危害同样能够致党的事业于绝境，而且它往往可以成为党内发生“左”倾错误的起因。正由于如此，我们党从不松懈对右和“左”的倾向的警惕，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党一直将反“左”反右问题纳入党和国家整体战略并付之以具体的应对方针。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的一段话中可获得一些了解。他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改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尽管毛泽东的这番话是针对战争年代的具体事例而谈的，但在建设时期亦依然具有指导和教育意义。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左”右倾向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将1948年毛泽东所说的反“左”反右内容作进一步引伸：即在经济建设取得较快发展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经济增长较慢或处于徘徊时期，必须防止右倾；从区域经济来讲，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必须反对右倾，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必须注意防止“左”倾。
几点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的革命与建设道路及反“左”反右的历程，犹如建造万丈高楼的支柱，构成为党的76年历史全部内容的框架，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同时，完成这一框架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由之而留给后人的启示是极其深刻的。
启示之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必须既反“左”也反右。
在民主革命时期，不反“左”反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难以确立。如上已经提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在土地革命刚刚开始一年后的1928年10月就已经提出，到1930年1月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的发表为标志，他的这一理论已臻成熟和完善。但是，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未被全党尤其是中央主要负责人所认同、所接受，相反，却遭到了历次“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攻击和排挤。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之后，这条中国式的道路才被确定为中国革命遵循的道路。由此可反映出历次“左”倾路线的一个共同点：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从来不注重探索中国特色之路，他们进行革命的方法和要走的道路与中国特色之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只要“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不结束，那末，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难以确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右倾错误直接影响着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上述可知，党在1956年前后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的努力所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及其一系列思想，依稀可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雏型。然而，这一十分可贵的探索及其产生的绚丽多彩的理论没有在建设的实践中得以实施便旋即发生了逆转。近年来，人们在无不扼腕痛惜的同时，对发生这一反常现象之因作了不少的探讨，获得了许多有益的认识。我们认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发生逆转的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是“左”倾思想的产生、发展极至膨胀，导致了这次探索的中止和逆转。对之，在这里无须再作赘述，人们仅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发生的一连串的反右斗争和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中进行分析，便可了解“左”倾思想是怎样产生、逐步发展以至急剧膨胀起来的；人们仅从反右斗争的内容及“大跃进”的所作所为上，便可知道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其是怎样的大相径庭。因此，受其“左”的影响，这场极富意义的探索归于中止、逆转则成为必然。
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天灾人祸”的发生及其带来的恶果，使人们的思想从高度膨胀的状态中冷却下来，并重新开始新的探索。然而，随着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并取得显著的成就，“左”的思想再度复生。这次“左”的倾向蔓延的时间长，波及的范围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因此，在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新的探索随着“文革”这一极“左”的出现而停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进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成功之因也是很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结束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时时不忘警惕右和防止“左”，由之而坚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
因此，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能否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而具有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获得与党始终不渝地反“左”反右密切相关。从正面来说，对中国特色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每次探索，总是在反“左”取得胜利之前提下才能获得成功；反过来说，如果受“左”影响，党对中国特色之路的探索就很难取得成功。
启示之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一直倡导并遵循的基本准则。党的76年的历史反复说明，无论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或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都不能背离实事求是这一准则。从正面来看，在革命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功并形成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概因于毛泽东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能够将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设时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功并形成伟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因于邓小平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能够将马列主义原理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从反面来看，在革命年代，历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屡犯错误，几致中国革命于绝地，概因于他们背离了实事求是，僵硬理解马列主义，机械模仿外国的经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中共党史上民主革命时期发生的几次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其代表人物似无将中国革命引入绝境的本意：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将中国革命早日引向胜利。然而，正是由于他们自认为必能将中国尽早引向胜利的那一套主张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才导致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在建设时期，毛泽东为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路子而殚精竭虑，并不遗余力地奋斗至生命的终点。应该说，毛泽东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的探索未能始终如一地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在一定时期内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准则，他的一些理论也包括一些实践，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从而使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远不如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探索那样卓有成就，那样影响巨大。因此，无论从正面或是反面，历史以铁的实事证明：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够取得成功；背离了实事求是，就必然要走向失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是如此，在其他的方方面面也是如此。
启示之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前苏联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理论界对前苏联模式多有非议。前苏联模式束缚了中国社会几十年，人们对之从反面探讨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就我们自身而言，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和怎样对待前苏联模式的问题。
从认识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运用什么体制搞经济发展，都应当是根据本国具体实际而做出科学选择。列宁和斯大林领导前苏联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不外乎出自于两种需要。第一，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需要它率先按照马克思早经设计好的计划经济的路子来发展。第二，前苏联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处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这种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它需要有较强的指令性和计划性来搞集中的突击性生产。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使前苏联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出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国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对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身并不应过多的责备和批评。
关键是我们怎样认识和对待前苏联模式。从40余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看，以往我们对一个国家所应采取的经济管理体制的认识，总是表现出一些局限性，即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换句话说，实行了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受这一认识局限的影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表现得僵化和呆板，缺少灵活和多样。即使在进行改革开放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有人对实行市场经济发出姓“社”姓“资”的质疑。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在他视察南方谈话中对此问题作了一语破的的回答：“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应该同其他国家一样：根据本国国情、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合理地选择“经济手段”，即什么经济手段适应社会发展，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大可不必在经济发展这一有关社会进步与否的重大问题上人为地受姓“资”还是姓“社”的束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社会经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就是因为一味地陈守一种经济体制的结果。
由之我们认为，对前苏联模式应作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不能因中国经济受之影响而发展缓慢就将前苏联模式视为洪水猛兽，对之大加挞伐，从而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我们只能从以往不合理的一味沿用前苏联模式的僵化状态中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正确地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及作用，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尚需对宏观调控在经济建设中的意义确立端正的认识，这也是历史给予的深刻启示。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7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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