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战略”概念构建与政策现状
——基于战略叙述框架的分析
王守都
[内容提要]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总统及外交官员在公开场合有关亚洲事务的演讲中频繁提及“印太”，并且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外交与国防举措都在不断强化外界对“印太”概念的接受与认知。借助国际政治语言学的战略叙述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美国政府试图构建的“印太战略”能否维持叙述体系的稳定性，继而形成“话语联盟”。美日印澳四国对于“印太”这一叙述在政治、安全经济与文化领域存在认知差异，这种语义重叠的缺失以及特朗普政府的言行不一，导致这一战略可能最终难以最终成型。
[关 键 词] 战略叙述 印太战略 特朗普政府 美日印澳
2018年美国当地时间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夏威夷珍珠港正式宣布“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马蒂斯在更名仪式上表示，此举是“鉴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联性”，而不意味着“好斗”。[注] 参见《美军为何将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新华网，2018年6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8-06/07/c_129888882.htm[2019-03-16]。 同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的演讲中表示：“为了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更好的发展，我们正在与该地区和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从印度到萨摩亚——建立新的且更为强大的联系。”[注] 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4,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2019-03-16]. 同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ARIA)，以期强化美国在区域内的领导地位，并兑现对于“自由开放”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联想起2017年11月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以及美国官方在谈论有关亚洲地区的外交措辞，不难发现“印太”(Indo-Pacific)一词出现的频率呈现指数函数式的爆发趋势，似乎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与在政治叙述上与前任奥巴马的“亚太”(Asia-Pacific)决断，并新立“印太”一说。
本文借助战略叙述理论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框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从“亚太”到“印太”的作为纯粹地理概念以及地缘政治的概念的改变在涵盖范围有着怎样的变化？美日印澳四国分别采取怎样的政治叙述来定位自己在该区域的身份与战略规划？四国的政治叙述是相互竞争还是互相包含？美国试图构建的“印太”叙述体系是否存在维持的根基？自2017年11月至今，美国政府提出“印太战略”构想一年有余，如今其在地区盟友中的反响以及实行效果究竟如何？美国对于亚洲地区的地区战略构建对于中国有何政策启示？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和谐为纽带，将人与人有序地联结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如传统文化中，“人和气”“同群”“人能群”等等，体现了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统一。大学生通过和谐的人际交往，心胸开阔，宽容他人，能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沟通关系。同时传统的人格观如“德贵日新”“苟日新，日日新”“君子和而不同”也要求个体提高进取心、创新性和竞争意识。大学生人格修养要不断突破自己，在人格修养中增强自我发展、自我塑造与自我完善的能力。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树立自我效能感，顺应国家和社会创新创业的号召，不断接受挑战与竞争，挖掘自我潜能。
一、政治话语、叙述与身份：战略叙述理论
作为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叙述(narrative)可以让个体之间相互交流观念、情感以及信息，是一种重要的建构途径。[注] Prince,G.(1982)Narratology.Berlin:Mouton.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通过一些专业的、经验研究与试验，研究人员已经证实，人类在思考、感知、想象以及做出道德抉择的过程当中会凭借叙述框架(narrative structure)。[注] Sarbin,TR.(1986).“The 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sychology, ” in T.R.Sarbin(ed.),Narrative Psychology.New York:Praeger. 这种逻辑同样可以运用到人类集体行动这一研究层次，并且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研究领域的“语言学转向”的出现[注] 孙吉胜主编：《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203页。此外，国际政治领域建构主义研究领域的鼻祖亚历山大·温特在描述行为体身份时，认为建构这种身份的包括集体记忆、神话叙述以及风俗仪式三个方面。在孙吉胜主编的《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从叙述的本体地位、叙述作为行动前提以及国际关系的社会性和叙述性三个方面来阐述国际关系研究中叙述的重要性。参见：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孙吉胜主编：《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第210—212页。 ，叙述研究逐步从文学评论、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理论转身至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并让学界认识到叙述在塑造以及表达政治身份、政治观点以及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注] Shenhav,S.R.(2004).“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Nation: Narrative Conceptualization Analysis, the Concept of‘Nation’ in the Discourse of Israeli Likud Party Leaders,” Discourse and Society 15(1): 81-104，Cornog, E.(2004). The Power and the Story.New York:Penguin.
政治叙述在塑造国际身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一个国家的国际身份，因为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不仅如此，行为体存在于关系之中，所以一国的国际身份还取决于其与国际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即关系改变，其身份也会随之改变，因为在变化的过程中关系和身份都是具有流动性质的。[注] 参见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4期，第11页。另外，关于国际社会理论，是英国学派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有关详情参见：Hedley Bull, “Notes on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in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A History of English School”；石斌：《“英国学派” 国际关系理论概观》，《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第9—16页。 结合当下国际政治的话语，一国的国际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是从世界的视角来看待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与文化认同。[注] 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另外，关于一国国际身份的定义，也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视角切入，认为身份是“自我向世界呈现的”、“自我被呈现出来的”以及“自我被世界所承认的”。身份的构建是通过叙述达成的，并通过叙述身份将行为体展现在公共领域，并呈现出一种政治角色。参见孙吉胜主编：《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第五章：“叙述、身份与国际合作”。此外，也有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对身份进行分析，注重“观念”和“认同”的构建力量，认为国家观念在确定国家身份、影响国家行为和实现国家利益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并且，鉴于这种认同的基础有时可以刻意通过带有特定战略意涵的政治叙述加以引导，国家的国际身份就有了其语言结构以及动态属性，通过国际政治语言学的叙事角度研究其发展轨迹就有了其理论意义。
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对外决策考量中的重要因素。但是，近两年来，两国关系时起时伏，缺乏稳定性。2017年3月25日下午，刚刚自美国出席国际会议返回的澳外长毕晓普到李克强总理下榻酒店会见外交部长王毅。毕晓普表示，李克强总理此次访问澳大利亚非常成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一系列积极进展。澳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促进两国各领域关系与合作的发展，并希望澳中进一步加强反恐交流合作。王毅则表示，李克强总理此次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圆满成功，对外发出了“两国携手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元文明和谐共处的强有力信号。双方同意打造自贸繁荣的多元合作时代，并启动了创新、能源、安全三大对话机制，为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重要内涵”[注] 参见《王毅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3月25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448727.shtml[2019-03-16]。 。两国总理达成了双方应继续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共识。
美国对于“印太战略”的推动，可以被视为一种的带有特定导向性的政治叙述，而这种政治叙述，在除去美国国内复杂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考量之外，实际上是为了寻求自己在东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身份的承认的一种身份拓展。[注] 有关“叙述—参与实践—身份承认”的理论模型，参见孙吉胜主编：《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第246页。 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对外政策话语与行为体的身份认同是互相构建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的文本具有的不确定性，说明在政治叙述中的导向性对外政策与行为体身份的关系是处在不断调整和平衡之中的：一方面，在维持政策合法性的过程中，行为体身份会不断建构和重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对外政策话语也是行为体身份得以延续的保障。当这两者的关系的平衡被打破，变得不稳定，行为体则必须调整政策来匹配身份，或是改变身份以适应政策，以此维持行为体身份与对外政策的二元平衡。[注] 参见孙吉胜主编：《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第265—266页。
本文借助战略叙述理论(strategic narrative theory)作为理论框架，对于美国的“印太”叙述进行深入分析。战略叙述理论认为，对于特殊语言以及观点的使用，可以改变政治行为体的具体行为。而在充满各种竞争性的叙述之中，话语联盟(narrative alignment)对于充满变数和未知时期的安全共同体的凝聚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注] Ben Wellings,Serena Kelly, Bruce Wilson,Joe Burton,and Martin Holland:“Narrative Alignment and Misalignment:NATO as a Global Actor asSeen from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in Asian Security ,14:1,24-37,DOI: 10.1080/14799855.2017.1361731. 美国特朗普政府意图构建“印太”的战略概念作为宏观的叙述体系，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体系内美日印澳四国关于“印太”概念的战略话语的使用在语义层面是否有重叠，进而推断出在该叙述体系内各国能否达成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形成话语联盟。如果各方的身份认同差异巨大，甚至存在竞争性的政治话语，那么话语联盟将不存在得以维系的根基，而“印太战略”概念也将难以为继；若各方在多方面的角色定位以及身份认同相趋近，那么“印太”这一概念则具有实体化和延伸化的可能性。
根据电阻计算公式：，可知R跟电缆的长度和粗细有关，电缆越长，电阻越大，而电缆越粗，电阻越小。为减少压降，需要减少电缆本身的电阻。此次设计，采用6平方毫米（6×10^-6㎡）的铜线（铜线的电阻率为ρ=1.75 ×10^-8），取L=100m，由此得出，R= (1.75 ×10^-8×100)/(6×10^-6)=0.29Ω。由此得知电阻不大，对电压压降影响不大，通过实验也验证了相关结果。
二、从“亚太”到“印太”：作为战略叙述中地区概念界定与其变化内因
作为地缘政治概念的“亚太”从不是一个准确清晰的概念。自世界步入近代以来，拥有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西方，通过各种暴力或是非暴力的手段不断打开通往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大门，并在此过程当中构建出以西方为中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话语体系。从维也纳，到凡尔赛、华盛顿，到雅尔塔，再到二战后的两极格局下的冷战对峙，世界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也影响着特定区域的权力内涵。
在不列颠帝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话语体系之中，一般意义上东亚地区被称作“远东”(far east)。顾名思义，这里的“远”是指“远离”西方的政治权力中心，因此“远东”也就不具备战略优先度。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末期，随着当时的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美国对于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巩固以及贸易交流的依赖以及亚洲一些后发国家的经济崛起，该地区又被冠以“亚太”这一新的名号。[注] 参见陈峰君:《亚太概念辨析》，《当代亚太》1999年第7期，第5—8页。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对于“亚太”地区所涵盖的区域又有“环太平洋”(pacific rim)以及“太平洋盆地”(pacific basin)之称，使得这一地区“就如同帕斯卡尔所言的恐怖领域，其边界难以明确而其中心可能布于四海”[注] 原文是：“(something)akin to Pascal’s horrible sphere,with periphery indeterminable and a center that may be anywhere”。参见：ArifDirlik：“The Asia-Pacific Idea: Re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Invention of a Regional Structure”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3,No.1 (Spring, 1992),p.55。 。
“印太”也绝非新词。“印太”的概念一开始作为海洋科学中的独特区域，继而发展到在19世纪50年代在人种志研究(ethnography)中的特殊指称，再到20世纪初期和中叶对于改词的偶尔使用，“印太”一词从诞生之初至今日再度觉醒而得到使用，是经历过漫长的“冬眠期”的。[注] Rory Medcalf：“A Term Whose Time Has Come: The Indo-Pacific”，in The Diplomat, December 4th,2012, https://thediplomat.com/2012/12/a-term-whose-time-has-come-the-indo-pacific/[2019-01-20].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断演变的政治话语之中，原本作为生物地理(biogeographic)区域概念“印太”已经逐步完成了作为战略话语的转向，其主要原因还是在国际政治权力中心转移的大背景之下，该地区的政治及经济的战略意义开始走上台前，引人注目。
综上所述，在“印太战略”实施初期，美国试图构建的“印太”话语体系之中，政治领域美、日、印三国的政治叙述存在重叠，但在安全以及经济、文化领域，各国的政治叙述以及相关政策由于其利益诉求的差异存在竞争甚至矛盾的局面，这导致了整个叙述体系缺乏必要的重叠(共识)部分，话语联盟将不存在得以维系的根基，而“印太战略”概念也将难以为继。此外，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言行不一，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叙述力度与可信度，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印太战略”仅仅成为美国政府的一家之言，难以得到日、印、澳的积极反馈与大力支持。
另有学者如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马克·伯格(Mark T.Berger)指出，亚太经合组织的崛起以及该地区的一体化过程，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英美叙述视角(Anglo-U.S. Narratives)，而且这种叙述强调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繁荣。[注] Berger, Mark T:“A New East- West Synthesis? APEC and Competing Narrative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Asia-Pacific”, in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Vol.23, No.1(Jan.-Mar. 1998),pp.1-28.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的叙述力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力量方面是要弱于东亚的叙述模式。[注] Helen E. S.Nesadurai: “APEC: a tool for U.S.regional domination? ”in Pacific Review 9,No.1(1996):52.
（74）东亚鞭苔 Bazzania praerupta（Reinw.，Blume＆Nees）Trevis. 赵文浪等（2002）
这也反映在西方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量化研究之中。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西澳大利亚珀斯美国—亚洲研究中心、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社区、中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佳能全球研究院和韩国牙山政策研究所，分别在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对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进行了民意调查。[注] The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Sydney):“THE ASIAN RESEARCH NETWORK|SURVEY ON AMERICA’S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2017”,May 31,2017. https://www.ussc.edu.au/analysis/the-asian-research-network-survey-on-americas-role-in-the-indo-pacific[2019-03-16]. 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价值评估降低，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这几个国家。除中国外，所有被调查的国家都普遍认为美国对该地区有积极的影响，所有受访国家都认为自己与美国的贸易非常积极，所有国家都赞成自由贸易协定。印度(67%)、中国(54%)和印度尼西亚(37%)对于来自国外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表示欢迎，而韩国(26%)、日本(21%)特别是澳大利亚(18%)则对该领域的国外投资表示反对。根据调研报告，印度(50%)和澳大利亚(43%)的孤立主义倾向最高，而中国的则最低(18%)。[注] Simon Jackman and Luke Mansillo:“2017 Six Nations survey data:tables and preliminary analysis”,May 14,2017. 除去受访各国对于自由贸易的接受程度以及国家开放程度的差异性，亚洲地区主要国家(除中国外)在承认美国对于该地区的影响力的同时也预期其影响力的降低。在回答“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是美国”这一题时，相比上一次调查的48%，此次调查只有14%的日本受访者回答“是”，并且这一现象也在韩国和澳大利亚存在(回答“是”的韩国群众比例从60%降至31%，而在澳大利亚则是从22%降至11%)。[注] The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Sydney): “THE ASIAN RESEARCH NETWORK | SURVEY ON AMERICA’S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2017”,May 31,2017. https://www.ussc.edu.au/analysis/the-asian-research-network-survey-on-americas-role-in-the-indo-pacific[2019-03-16].
正是由于自身影响力在亚洲地区的式微以及国内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方面问题的凸显，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上台之后希望通过调整政治话语并构建新的政治叙述，来保持自己在亚洲地区的主导身份。美国的“印太战略”话语，实际上在地理层面的概念上扩大了原先的“亚太”叙述的范畴。究其原因，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将区域大国印度拉入自己战略叙述框架之中，希望形成新的话语联盟，以此对冲自身力量以及影响力在该地区日渐衰落的事实。
三、战略叙述框架的运用：美日印澳关于“亚洲—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叙述
诸如米斯基蒙(Alister Miskimmon)以及奥朗宁(Ben O’Loughlin)等战略叙述的研究专家认为，行为体通过构建国际政治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战略叙述，可以塑造该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建构行为体身份并形成结构。所以，行为体可以在战略叙述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于话语环境以及政治预期的调控延伸自己的影响力。[注] AlisterMiskimmon, Ben O’Loughlin, and Laura Roselle,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Routledge, 2013. 那么，美日印澳四国分别是如何通过构建政治叙述来定位自己的国际身份的？政治叙述是通过将政治话语经过逻辑联系以及时空联系而联结在一起的综合体。但是，政治话语同时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又具有其语言属性。语言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索绪尔曾说过：“当我们使用符号时，实物和所指的在场仅仅是一种假象、错觉，真正在场的只是代替它们的语言符号。”[注]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政治叙述”和“政治现实”之间并非完全等同。政治叙述不具备言说彻底的事实的特权而只能包含劝说的各种元素，并且与真实地表现“政治事实”的尝试是不同并互相冲突的。[注] Shenhav,Shaul R.:“Political Narratives and Political Reality”,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27,No.3 (Jul.,2006),p.249.本节将分别列出安全对话中美日印澳四国在“印太”概念提出初期对于“亚洲—印度洋—太平洋”[注] 鉴于“亚太”以及“印太”两种政治话语在地理内涵以及政治经济意涵并不相同，笔者在本节讨论该地区时统一采用涵盖更广的“亚洲—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此与“印太”和“亚太”加以区分。 这一地区的话语使用以及政治叙述方式，并分别指出这些政治叙述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
(一)美国：“美国优先”下的“印太”
如果没有竞争性话语的挑战，行为体的身份与对外政策话语是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但是，如果行为体认为自身在区域体系内的权力身份发生变化，或是遇到潜在的威胁自己地位的挑战者，也会刻意的调整政治叙述方式，构建竞争性的对外政策话语。在2006年安倍晋三初提“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之时，当时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并未对这一概念予以重视，也并未明确表示支持。而之后的奥巴马政府则在就任后的2010—2011年提出了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与安倍的“印太”构想在促进区域内部自由贸易发展以及区域秩序稳定方面有相同的初衷，但是“再平衡”更加注重提升美国在亚洲与中国的对话能力，并在一些关键的政权合法性问题(比如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推动安全领域方面(诸如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反恐)更加偏重。[注] Hill,Cameron:“Australia in the ‘Indo-Pacific’century: rewards, risks, relationships”,in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BriefingBook44p/IndoPacific[2019-03-16]. 美国特朗普政府通过推动“印太”这种竞争性政治话语的方式，却在不经意间鼓励其盟友在这一区域内使用对冲战略。例如，美国一方面试图以中国崛起的威胁作为理由以争取新的战略伙伴并加强现存的区域联盟，但在关于中国在该地区内关于海洋领土问题方面的纠纷，美国却又不愿意采取切实的行动，而是对于中国采取小心谨慎的措施(kid-glove treatment)。[注]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8/05/07/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changing-indo-pacific-power-dynamics/#.WvjQz6EjxrH[2019-03-16]. 2017年在访问印度的前夕，前美国国务卿理查德蒂勒森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言时，明确提到印度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印度和美国共同努力。2017年11月10日，特朗普在访问中日韩三国之后，在其亚洲之行的第四站中出席了于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并在其演讲中前后共八次谈及“印太”，并特意提及非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印度取得的卓越经济发展成就。[注] Trump, Donald: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AriyanaDa Nang Exhibition Center, Da Nang,Vietnam”,November 10,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11/10/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2019-03-16].
关于亚洲的区域安全问题，中国在区域内乃至全球的政治以及经济地位的崛起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17年蒂勒森在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发言中就多次强调：“世界的重心正在转移到印度洋太平洋的中心。”[注]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An Address by U.S.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October 18,2017，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2019-03-16]. 2018年初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引言的第三段中，直接称呼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并与俄罗斯、朝鲜、伊朗一起列为对美国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行为体之一。在第二部分“战略环境”中，分析了美国的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途径以及在巩固现有军事联盟的基础之上吸收新的防务合作伙伴。在谈及美国的亚洲战略时，该报告特别指出：“中国正在借助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动以及掠夺式的经济胁迫邻国重建对其有利的印太秩序。随着中国军事、经济实力的攀升，中国正在通过覆盖全球的长期战略夯实自身实力，并且会继续在印太地区推行军事现代化，寻求地区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注] 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by Jim Mattis,“strategic environment”,pp.1,2.
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在强调大力发展美国国内经济的同时，在对外贸易上的政策趋于保守主义，而且不仅仅对于中国，对其亚洲地区的盟友也毫不手软。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的数据统计，2017年，日本、印度、韩国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956亿美元，而中国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就达到3372亿美元。[注]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usitc.gov/[2019-03-16]. 特朗普政府不仅强迫韩国修改两国贸易方案，在信息技术领域上也对印度进行压榨，而且不顾日本方面对于美日双边协议协商的抵制，强迫安倍政府进行新一轮的美日贸易对话。[注] 参见Brahma Chellaney关于美国对其亚洲盟友在贸易及其他领域的强迫性政策的评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尽显无遗。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8/05/07/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changing-indo-pacific-power-dynamics/#.WvjQz6EjxrH[2019-03-16].
(二)日本：“两洋交汇”与“自由开放的印太”
日本方面，安倍晋三2012年再次上台以来，一直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的积极推动者。早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就任日本首相之前，他就是“自由开放的亚太”这一战略的倡导及推动者。与此同时，安倍也秉持着在这一区域实行自由经济秩序的原则，呼吁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共同捍卫区域内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普遍的政治观念以及全球海洋公共领域的自由出入。[注] Swaine，Michael D:“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The U.S.‘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in Foreign Policy, March 2,201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u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2019-03-16].
在区域海洋安全方面，日本政府除了紧跟签有《美日安全条约》的美国展开区域军事合作之外，还展开了与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印度之间的安全合作。2006年，日本与印度政府开始了两国的战略评估共享。[注] Mercy A. Kuo:“The Origin of ‘Indo-Pacific’as Geopolitical Construct”, in The Diplomat,January 1st, 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the-origin-of-indo-pacific-as-geopolitical-construct/[2019-01-20]. 2007年8月于印度议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题为《两洋交汇》(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的演讲中，安倍在开篇引用了印度精神宗师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的经典表述：“不同的河流虽源头各异，却在海中汇于一处。”[注] 演讲的原文有日文版、英文版和印度语版，此处是由笔者翻译的英文版，原文是“The different streams, having their sources in different places, all mingle their water in the sea.”日文版和印度语版的演讲参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by H.E.Mr.Shinzo Abe,Prime Minister of Japan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ugust 22,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2019-03-16]。 接着，引用莫卧儿时期印度神学家达罗·悉乔(Dara Shikoh)所著的一本书的书名，指出日本印度两国正处在“两洋交汇的历史转折点”。[注]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Speech by H.E.Mr. Shinzo Ab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August 22,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2019-03-16]. 安倍在演讲中强调了两国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并认为日印关系是环绕亚欧大陆外围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的重要环节。2013年5月29日，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继续坚持自己的对印政策，与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共同宣布加强日印防务合作。[注] Bloomberg News: Abe Pledges with Singh to Boost Japan-India Defense Cooperation.,May 29,2013.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5-29/abe-pledges-with-singh-to-boost-japan-india-defense-cooperation.html[2019-03-16].
主要采取了取样试验和钻孔压注水检查手段，结果均满足设计要求。通过钻孔提取芯样分析，墙体连续性和完整性较好，满足设计要求。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也一直保持谨慎态度。2018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访日，成为自2009年以来首位出访日本进行双边对话的中国外长。[注] Japan Times,“Changing Indo-Pacific power dynamics”,Brahma Chellaney,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8/05/07/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changing-indo-pacific-power-dynamics/#.WvjQz6EjxrH[2019-03-16]. 在同年4月末中印双方最高领导人举行会晤之后，5月初习近平主席应约与安倍首相通电话，对于日本方面做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表示肯定。李克强总理也于5月访问日本。中日双方的一系列外交对话，也反映出中国在日本政府的地区规划中的重要地位。
(三)印度：“东望”到“东进”
二战结束之后，尼赫鲁时期的印度在外交政策上一直坚持的是不结盟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当时的印度政府出于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开始了与东南亚国家在贸易上的频繁对话，此为“东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之开端。2015年，莫迪领导下的印度人民党在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新政府在上台之后更加重视外交与安全战略等议题，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定位高调，更是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些区域性制度建构方案明确表示反对。莫迪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持批评态度，公然声称“一带一路”倡议“缺乏透明，兼具掠夺性和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注] Japan Times,“Changing Indo-Pacific power dynamics”,Brahma Chellaney,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8/05/07/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changing-indo-pacific-power-dynamics/#.WvjQz6EjxrH[2019-03-16]. 。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与观望，如今印度政府已经从“东望”开始了“东进”(act east policy)的转变。从观望(look)到行动(act)的政策变化[注] 莫迪于2016年出访韩国时曾表示，印度的东向政策一直是在“看”东亚，“我们已经看够了，重要的是要采取行动”。转引自赵干城：《从“东向”到“东向行动”——印度莫迪政府的外交抱负及其限度》，《当代世界》2016年第1期。 ，不仅反映了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区域大国的政治经济大国的实际地位的巩固，更表现出印度政府对于经济与安全方面“东进”政策的战略诉求。
[10]新华社：《从数量激增到质量飞跃 中国立法进入转型新阶段》，2014年10月17日，http://www.ccdi.gov.cn/special/18jszqh/jjqh_sizqh/201410/t20141017_28892.html，2018年3月5日。
通过列表整理比对可以看出，首先，在政治领域，美日印澳四国的诉求存在一致性，这也有利于保持叙述体系的稳定并将叙述实体化为具体战略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在“亚洲—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式微，亚洲各国也更加注重与另一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外交互动。
(四)澳大利亚：“亚洲世纪”
在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对于“印太”的概念有直接的提及。这就如同对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附和一般，强调国际舞台上主要战略布景已然开始更替。[注] Vivek Mishra: “India and th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in The Diplomat, September 4th,2013， https://thediplomat.com/2013/09/india-and-the-rise-of-the-indo-pacific/[2019-03-16]. 著名分析人士罗伊·麦德卡夫(Rory Medcalf)指出，关于这一概念的“印太”方面，“重新塑造了一幅关于这一在全球范围内最为重要的战略区域的心理地图”。麦德卡夫认为，“印太”这一战略概念“加速了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在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联通，并孕育出一个整体的战略体系”。[注] Mark J.Valencia,“What Does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Actually Mean?”, in The Diplomat, March 30,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3/what-does-a-free-and-open-indo-pacific-actually-mean/[2019-03-16]. 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评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倾向于使用范围更具拓展意义的“印太”一词，因为：“作为世界最为繁忙的贸易走廊，印度洋的重要性如今正在超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南亚、东北亚以及东南亚飞速的经济发展正驱使这些地区与资源丰富的中东和非洲地区建立更为牢固的经济纽带。全球1/3的散货运输以及2/3的石油运输都途经印度洋。”[注] Hill, Cameron: “Australia in the ‘Indo-Pacific’century: rewards, risks, relationships”,in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BriefingBook44p/IndoPacific[2019-03-16].
卡梅伦·希尔(Cameron Hill)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澳大利亚在“‘印太’世纪”所面临的风险、回报以及与他国的关系。澳大利亚所要面对的风险就是处理好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并且处理好威胁到重要海上运输航线的各种海洋领土争端。至于回报，希尔认为澳大利亚靠近世界主要的人口中心(中国和印度)以及经济增长中心，所以“对于我们(指澳大利亚)的矿工、生产人员、农民以及各种服务提供者将会在亚洲世纪[注] “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这一口号最先由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进一步解读，相关文献参见：Australian Government,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Canberra, October 2012，Cameron Hill,‘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reg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dimensions’, FlagPost weblog, 12 November 2012，以及T Milner and S Wood, eds, Our place in the Asian Century: Southeast Asia as ‘the third way’,Asialink,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elbourne, November 2012。 中获得更多崭新的机会，成为最大的赢家”[注] Hill, Cameron:“Australia in the ‘Indo-Pacific’century: rewards, risks, relationships”,in Parliament of Australia,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BriefingBook44p/IndoPacific[2019-03-16]. 。
关于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方面，早在2012年10月，当时的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政府就发布名为《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的白皮书，并将澳大利亚与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韩国的双边关系视作区域内的五大战略优先双边关系。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政府时期，澳大利亚耗资一亿美元启动“新科伦坡计划”(New Colombo Plan)，旨在为澳大利亚留学生在亚洲各个大学的学习提供便利，促进区域内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并为本国注入更多创新与智慧。[注]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Coalition relaunches‘Colombo Plan’for Australian study overseas”,30 August 2013,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coalition-relaunches-colombo-plan-for-australian-study-overseas-20130830-2suge.html[2019-03-20].
莫迪政府时期印度的外交政策转移是有其国内经济基础作为铺垫的。自2015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开始执政之后，印度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7.3%，是2016—2018年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据预测显示，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于2018—2019年将会达到7.4%，并于2019—2020年间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注] Rahul Roy-Chaudhury: “Understanding Modi’s vision for the Indo-Pacific”, May 14th,2018, https://www.iiss.org/en/iiss%20voices/blogsections/iiss-voices-2018-2623/may-c4af/modis-vision-for-the-indo-pacific-dd0f[2019-03-20]. 在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增速保持高水平的前提下，莫迪政府进一步“东向”，在东南亚与新加坡和越南分别签订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比如印度与越南合作的国防预算达5亿美元，并为越南提供巡逻舰、进行海上战斗机训练；与新加坡建立了年度的双边的防长对话；在2018年1月于新德里召开的东盟—印度峰会上还签订了旨在加强区域海上合作的联合声明。[注] Rahul Roy-Chaudhury: “Understanding Modi’s vision for the Indo-Pacific”, May 14th,2018, https://www.iiss.org/en/iiss%20voices/blogsections/iiss-voices-2018-2623/may-c4af/modis-vision-for-the-indo-pacific-dd0f[2019-03-16]. 此外，莫迪政府对于印度在印度洋角色定位开始明确表态，这是几十年来印度政府从未公开官方表态过的，也标志着印度政府与之前一贯奉行保持中立的“不结盟”政策的割裂，开始走向寻求区域霸权的道路。2015年3月，莫迪公开表示印度对于印度洋地区的未来展望——SAGAR(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即“为区域内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发展”的计划)。[注] SAGAR的内容主要包括下面五个部分：深入经济和安全合作、强化海洋安全能力、和平与安全优先、紧急预警机制以及呼吁所有国际和地区应尊重国际海洋规范和准则。 有意思的是，“SAGAR”一词在印度语中有“海”与“湖”之意，莫迪政府觊觎南亚地区区域霸权的野心可见一斑。
对水文地貌要素评价标准的研究是本项目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借鉴德国的7级分类体系，从北京山区实际情况出发，以反映人类活动干扰的不同程度为主要分级原则，以人类大规模活动以前的生态状况为主要参照系，对北京山区建立了5级分类体系，具体分级标准见表3。
2017年11月12日，美日印澳四国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四国安全对话，就“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议题”展开讨论。特朗普在上任之后首次的亚洲之行，就重启了美日印澳的四国安全对话。不仅如此，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前国务卿蒂勒森在内的美国外交人员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及“印度—太平洋”这一概念，而这在之前的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是从未出现过的。[注] 在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亚洲之行之前，美国政府及其相关外交部门就多次提及“印太”。例如美国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中使用“印度洋—太平洋”这一措辞达23次之多。参见美国国务院官网，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10/274913.htm[2019-03-16]。
而2018年年初，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北京召开的“两会”记者会上谴责了2017年11月进行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并称用“印太”取代“亚太”的概念，这种观点“就像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浪花，一时引人耳目，转瞬归于平寂”。并且，关于四国高级外交官员声称的所谓“四国安全对话不针对任何国家，也并非想要遏制中国”，王毅表示“希望他们能够言行一致”。[注] 参见：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China mocks Australia over ‘Indo-Pacific’ concept it says will ‘dissipate’”，March 8,2018. http://www.abc.net.au/news/2018-03-08/china-mocks-australia-over-indo-pacific-concept/9529548[2019-03-16]；《王毅：再挑起冷战已不合时宜 再搞小圈子对抗更没有市场》，新华网，2018年3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8/c_137024207.htm[2019-03-16]。 报道中还举出了中国在周边国家进行“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在诸如斯里兰卡以及菲律宾等国家产生的一些消极反应，对于中国的地区制度建设显然抱有不满情绪。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澳大利亚官方对于中国在经济交流方面的依赖以及在区域安全以及制度构建方面的猜疑。
四、“印太战略”实施初期战略叙述框架下的语义差异评估
笔者根据美日印澳各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及文化这三个方面的不同诉求，绘制了如下表格：
表1 美日印澳四国的政治叙述及不同领域的诉求
“东进”作为印度政府“参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基石”[注] 英文表述为“the cornerstone of [the Indian government’s ]engagement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参见：Rahul Roy-Chaudhury:”India emerges as world’s big defence spender”。 ，与特朗普上台之后推行的“印太”战略有很大重合。2016年8月，美印两国就双方互相提供辅助设施的军事准入达成共识并签署备忘录，之后印度提升为美国的“主要防御伙伴”(Major U.S.Defense Partner)。面对中国这个在印度洋地区的“潜在对手”，莫迪政府更是在经济与安全两个领域对中国采取激进态度。除了反对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2017年6月18日中印边界发生洞朗对峙事件，使得两国边界安全形势一度十分紧张，也为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2018年4月27—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于中国武汉进行非正式会议。而莫迪的此次中国之行，也是为了缓和两国之前的紧张关系，为本国政府进一步实施“东向行动”营造相对稳定的区域环境。
和谐教学法有一个“五环节”的基本教学模式，即单元导入，明确目标—自学指导，合作探究—大组汇报，教师点拨—巩固练习，拓展提高—达标测试，课堂小结。
2016年，体重超重的前三位中，家庭医学、急救医学位列第2和第3，他们同时也位列2016年和2017年倦怠感最高的前三位，而皮肤和眼科医生超重比例最低，同时他们也是当年运动最多的和最幸福的。2017年调查显示，白人医生、日裔和菲律宾裔医生最爱运动(至少一周2次)，同时他们也是工作外幸福感较高的。
其次，四国在安全领域的分歧众多，并且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在“美国优先”的前提之下，特朗普政府认为亚洲盟友应该承担更多防务费用，并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支出。这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叙述力度与可信度，而且美日印三国在2017年7月进行的马拉巴尔海上军演还将澳大利亚排除在外，这也是不利于四国建立稳固的安全同盟的因素。
再次，在经济、文化领域，美、日、印三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程度高并且有历史积淀，在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方面，虽然美印关于此问题的立场一致，但是日澳在经济上对于中国的依赖导致两国在对华的双边贸易上无法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且，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便立刻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强迫韩国修改两国贸易方案，在信息技术领域上对印度进行压榨，对印度加收钢铝关税，而且不顾日本方面对于美日双边协议协商的抵制，强迫安倍政府进行新一轮的美日贸易对话，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无异于在捍卫地区“自由贸易”方面自扇耳光，而这种“言行不一”的自我矛盾的叙述构建不仅无法促成叙述体系内部成员的身份认同，甚至连维持这种叙述体系都变得非常困难。
就其范围而言，澳大利亚国内学界关于“印太”区域内的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并徘徊在“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亚洲—太平洋”(包括东亚、太平洋地区以及美国)以及“印度洋—太平洋”(亚太以及印度洋国家)几个概念之间。[注] Hill, Cameron: “Australia in the ‘Indo-Pacific’ century: rewards, risks, relationships”, in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BriefingBook44p/IndoPacific[2019-03-16]. 更为宽泛的“亚太”区域范围，可以包括“非洲东部、横跨印度洋，直到西部和中部太平洋”。[注] Vivek Mishra: “India and th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in The Diplomat, September 4th,2013，https://thediplomat.com/2013/09/india-and-the-rise-of-the-indo-pacific/[2019-03-16]. 著名的区域化与地区主义研究专家马克·比森(Mark Beeson)给出了一种连接“亚太”与“印太”概念的解读：“‘ 亚太’作为二战后西方赋予亚洲地区的一个标签，实际上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地理构建，包括东南亚，东北亚以及环太平洋的主要大国……(亚太)的概念实质上是对于是谁或者什么构成这一区域的共同认知……‘印太’实际上是亚太地区向西的扩展，包括了印度洋的北部沿海地区(并潜在地包括整个南亚、中东以及非洲东部)，使其成为现有的新的区域框架。”马克·比森还认为，尽管这种从“亚太”到“印太”的概念转移仍然存有争议，但是这种转移却标志着对于亚洲地区主义边界调整的诉求，而这种诉求也正是来源于新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地理因素的变化。[注] Beeson,M.& Wilson:“The Indo-Pacific:Reconceptualizing the Asian Regional Space”in. East Asia. April19, 2018,p.1-6,2,https://doi.org/10.1007/s12140-018-9289-2[2019-01-20].
五、“印太战略”现状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由此看来，由于美国在试图推行“印太”概念的初期，美日印澳四国的叙述话语在语义上没有很大的重叠，甚至在部分领域(如安全与经济领域)出现了言行不一的情况，这大大削弱了战略叙述构建的力度与信度，使得成员之间的身份定位和认同出现分歧，继而可能导致整个叙述体系的不稳定性急剧增加。“印太”区域安全概念和地缘战略构想，自特朗普2017年11月首次亚洲之行初次明确提出之后已经一载有余。当初美国政府的构想在如今“印太”区域内的布局、实行、拓展的程度又如何呢？
首先是区域内各国的态度。澳大利亚政府全面支持并参与“印太战略”，但是2018年11月1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澳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称“不要用对抗来定义美中关系”。日本政府出于国内经济方面的压力，在参与“印太战略”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善日中关系，并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印度政府并不视“印太”为“战略”，更加强调“印太”是一种包容的“构想”。但印度政府对“包容的印太”的一再强调，日本政府决定有选择地参与“一带一路”，以及两国各自的地缘政治立场和对华策略，都会影响美国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与落实程度。2018年6月1—3日，在新加坡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含蓄地批评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他多次强调必须建立“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认为“解决办法不可能在防护墙后面找到，而是在接纳改变的过程中找到。我们寻求的是对所有人而言都公平的竞技场”。[注] 参见理查德·贾瓦德·海达里：《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新的印度洋—太平洋秩序的两种观点》。 由此看来，在美国所希望的构建的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同盟为基础的“印太”政治叙述之中，印度已经率先公开表现其对于该叙述某些方面的不认同。
积极向上的大学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是大学生精神食粮获取的重要渠道。通过和谐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吸引年轻有激情的大学生的注意力，充实他们的大学生活，提高生活学习质量，引导他们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情观。因此高校应立足办学特点和校风校训，以高尚的健康的校园文化理念来引领校园文化建设，打造具有本校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人文环境氛围，让积极向上的校风学风渗透到学生内心，外化于学生行为，从而推进大学生精神文化建设，营造健康丰富的内心世界。
其次是“印太”区域内除美日印澳四国外的其他次区域行为体的反应。以最为主要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例，2018年10月莫迪出访日本会见安倍后，重申要坚定不移地建立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将印太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东盟的团结与其中心地位”，并强调这一概念要对所有国家包容和开放。2019年1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与会各方就东盟版本(ASEAN-version)的“印太战略”进行讨论。印尼外长莱特诺强调要以东盟为核心，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不会陷于对于自然资源和海洋主导权争夺之中”。
可以看出，目前美国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施情况与战略叙述框架的理论预测还是大致吻合的。而且，尽管特朗普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明确政策走向、加强对印太地区的军事介入、强化与区域内盟友的制度建设，“印太”这一概念仍然处在从构想到战略的过渡当中。“印太”这一战略概念，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家之言”。简要回顾本文的分析流程，美国政府及其一系列在亚洲地区的战略概念构建的尝试，为目前正在积极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中国提供了一些政策启示。
首先，美国特朗普政府尝试在亚洲地区推行“印太”概念的主要动机，是美国在亚洲地区实际影响范围和能力的式微。用国际政治语言学的话语来说，就是行为体的实力已经不匹配其对于体系叙述的维持，所以需要构建新的战略话语以及政治叙述来重新引导体系内部各行为体的身份认知，以此维持自己的影响能力。这可以被视作基于构建政治叙述的霸权护持。特朗普在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战略收缩，与其在竞选时力推的“美国优先”的口号具有一致性，而且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体现在稳定美国国内经济发展这一方面。
由于中职招生的不断扩大,一些中职学校校内实训条件与学生实际需求之间不匹配，如实训设备落后，实验室设备的配备相对于学生人数显得不充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中职学校校内实训条件发展的不均衡性，带有一定的滞后性。
其次，通过分析美国构建“印太战略”叙述体系的失败原因，可以发现日本、澳大利亚两国分别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与美国的“印太”概念不仅有差距，甚至还存在冲突。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突破口，在相关领域强化与日澳两国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同时可以有意识的构建自己在亚洲地区的“竞争性叙述”，并通过合理的机制构建、长远的地区规划以及有效的政策落实来增强自身话语构建的力度与信度，避免如美国政府构建“印太战略”的前车之鉴。
最后，中国需要防范美印之间的战略连线。本文通过对于国家政治叙述构建以及相应的政策取向的详细分析，认为印度的“东向行动”与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在其语义涵盖以及针对目标上有很大重叠。而且，2017年正值美印建交70周年，美国一直称赞印度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认为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一致性有利于两国在长远战略规划上趋向一致。同年10月18日(印度的传统节日“排灯节”)，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的演讲中前后共八次提及“印太”。蒂勒森回顾了自己之前从事与印度在能源安全方面合作的个人经历，在拉近与印度百姓的关系之余，表达了对于“两大民主国家之间建立雄心勃勃的伙伴关系”的希望。[注]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An Address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October 18,201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2019-03-16].
美国在“印太战略”中将印度推至台前，其遏制中国的意图不言而喻。2015年莫迪上台之后，印度的国内经济增长愈发迅猛，且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突破南亚的地理疆界伸向了东南亚，并且在区域安全、边界纠纷上的立场变得相比之前更加激进。在未来，印度具备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大国的潜力。[注] Chansoria M.(2016) From Reluctance to Readiness: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tic Strateg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Braveboy-Wagner J.(eds) Diplomatic Strategies of Nations in the Global South.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pp.99-123. 但是，目前印度当局仍然需要一定的战略定力，因为印度政府希望得到的是战略自制，而非美国主导下的区域霸权，所以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与中国还是有很大合作空间。[注] Zhang L.(2016) The China-India-USA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East Asian Regionalism.In:Arase D.(eds) China’s Rise and Changing Order in East Asi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pp.243-258. 中国也需要注重加强与印度尤其是在区域安全方面的合作，打消印度的战略疑虑，防止美印战略连线的形成。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新闻传播学界对“一带一路”的传播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本文基于国内相关文献分析，探讨目前“一带一路”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突破路径。
[作者简介] 王守都，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京 邮编：210046)
[中图分类号] D8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3-0108-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及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编号：15AZD027)。
[责任编辑：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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