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强国[1]2002年在《冷战后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的动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利用国际系统层次分析法和国内政治层次分析法，分析比较威胁、战略、技术、军控和费用5因素在冷战后对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政策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认为： 第一、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动因是威胁、战略、技术、军控和费用等5个因素相互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威胁、战略、技术、军控和费用等5个因素对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的影响作用不同。这些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4个方面：在同一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因素对最终政策的影响程度不同；每个因素既可能表现为推动作用，也可能表现为制约作用；每个因素既可能从相对的客观存在出发，也可能从主观的判断出发影响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的进程；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同一因素对最终的政策影响程度可能不同。 第叁、在每个时期，威胁、战略、技术、军控和费用等5个因素都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大于国际政治的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对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观点主要有左、中、右叁种，政府的立场往往采取中间路线。 第四、影响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的核心因素是战略因素。 第五、威胁因素是调整国家导弹防御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六、技术因素的客观决定作用受国内政治影响而减弱。 第七、军控因素、费用因素很重要，但作用有限。
安雨康[2]2018年在《论导弹防御对美国亚太军事同盟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冷战后,美国对导弹防御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将其纳入延伸威慑,使之成为联盟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通过梳理导弹防御融入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过程,归纳盟国在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中的定位与作用,以及亚太盟国参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不同路径与模式。本文认为,美盟国面对的外部导弹威胁、导弹防御的威慑和防御功能的实现、导弹防御对延伸威慑可信性的影响,是影响其对导弹防御部署态度的主要因素。导弹防御是美国强化其同盟体系的一种强制性外交手段。美国借助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既向盟国提供保护,又借此管控盟国,遏制其离心倾向。其管控盟国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恶化地区安全困境,在地区国家间制造新矛盾,从而为维系联盟提供新动力。二是利用导弹防御技术密集的特性,以导弹防御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攻防兼备的军事优势驱使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参与该系统,使之成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认为,美国的亚太盟国在选择是否与美国进行导弹防御合作,以及决定介入程度时,有不同考虑,并形成叁种不同模式。日本有着最严重的导弹不安全感,将导弹防御转化为正常国家化的驱动力,体现为“追随模式”。韩国认识到参与导弹防御要付出高额成本,但为了安全利益并确保延伸威慑可信,既接受萨德部署又强化进攻性装备,体现为“对冲模式”。澳大利亚以朝鲜洲际弹道导弹威胁为借口,强化对南太平洋防空监控能力,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体现为“投机模式”。
刘雨辰[3]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指出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李小军[4]2006年在《导弹扩散及其控制制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导弹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佳运载工具，导弹的扩散给人类生存和国际安全带来了现实威胁，是国际社会优先关注的安全议题，导弹控制机制则是国际社会治理导弹扩散的重要选项。在美国的主导和默许下，国际社会创立了“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准则”(ICOC)、“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和“全球导弹监控机制”(GCS)，其中MTCR是导弹控制的核心机制，ICOC、PSI和GCS是导弹控制的准机制。核心机制与准机制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导弹控制体系。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分析现有导弹控制制度控制内容、运行机制和决策程序的基础上，对导弹控制制度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估，寻找导弹控制制度功效低下的症结，指出未来导弹控制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和评估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将力求在叁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尝试建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导弹控制研究的技术性、法理性和实践性很强，国内外研究基本上都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为评估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控制功效，本文把国际机制引入导弹控制领域，尝试为导弹控制研究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对导弹扩散和导弹控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西方学者对导弹扩散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无赖国家”、“导弹供应国”和第叁世界国家身上，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导弹扩散，没有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对导弹扩散应负的主要国际责任；没有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家与地区、横向扩散与纵向扩散结合的基础上研究导弹扩散问题；西方学者只把MTCR看作导弹控制的唯一核心机制，不认为ICOC、PSI和GCS是导弹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在克服这些研究缺陷的基础上，力争对导弹扩散和导弹控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叁是观点上有所突破。许多发展中国家把歧视性看作是MTCR的主要制度缺陷。叁大准机制的创立旨在克服和超越MTCR的缺陷，但努力的结果是制造出了更大的缺陷。因此，本文认为歧视性安排是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基础，如果完全消除歧视性，现有的导弹控制体系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全文近20万字，主要内容包括引论、正文叁部分和结论。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引论首先是提出问题，然后在分析和评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论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方法和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是评估国际机制功能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为评估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功效提供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在遴选和界定国际机制概念的基础上，从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局限性叁个方面建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运用国际机制研究导弹控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概述了导弹扩散的历史与现状，第叁章则具体分析了导弹扩散的动因，是为后面章节的研究提供背景知识。论文从国家和地区两个层次上分析了导弹扩散的历史与现状。在国家层次上，论文选取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在地区层次上，论文选取南亚、中东和东北亚叁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导弹大国和热点地区导弹扩散的分析，基本勾勒出全球导弹扩散的概貌。在此基础上，论文从导弹扩散的理论解释、导弹扩散的美国因素和导弹扩散的现实诱因叁个方面探讨了导弹扩散的动因和根源。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研究了导弹控制的核心机制和叁大准机制。MTCR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创立的，论文分析了美国导弹防扩散政策的形成对MTCR创立的影响，机制目标的实现路径，MTCR框架下的国家出口控制，MTCR与中国的关系。叁大准机制旨在克服和超越MTCR的缺陷，论文从机制创立的背景、机制控制内容和决策程序等方面对准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导弹控制体系的绩效评估。论文运用国际机制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案例研究方法，从有效性、局限性和合法性方面对现有导弹控制制度进行了全面的绩效评估。通过分析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歧视性安排是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基础；第二、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控制功效总体低下；第叁、导弹扩散的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现实必然性；第四、导弹控制的未来是建立全面的条约机制。
王璐[5]2013年在《政治话语权下的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略防御计划（SDI）是冷战后期美国历史上涉及学科领域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大科学工程。该计划是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崛起、前苏联政坛动荡的背景下实施的。它标志着美国核战略由“相互确保摧毁”转向“相互确保生存”。战略防御计划不仅带动全球以导弹防御技术为核心的空天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美苏军备竞赛走向尾声。本文借助美国国会解密档案及大量政府文献，采用历史学文献批判、案例分析等方法，并援引皮尔克的政治情境塑造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导弹防御政策的发展轨迹，探讨战略防御计划背后的国内政治决策与美苏政治博弈。文章从20世纪60年代初写起，以导弹防御史和美苏冷战史为大背景，从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考察战略防御计划在人类历史中的必然性，分析现代军事技术的符号功能，阐释战略防御计划出台过程中象征意义的政治建构历程。在此基础上，以雷克雅未克会晤和《中程核力量条约》的签订为转折点，论证象征意义在美苏争霸格局中的变化情况，揭示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战略防御计划对前苏联实施象征政治，并探索政治因素对战略防御计划乃至美国科技决策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正确判断美国科技政策的战略意图，并为我国的科技决策提供有益思考。
张杨[6]2005年在《冷战与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1945—1969）》文中研究表明上个世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是苏联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太空时代”。“太空时代”的到来不仅深刻影响了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思想观念,影响了民族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国际关系的演变,更因其与上个世纪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冷战――相结合,转而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外层空间强国之一的美国,其外空决策受冷战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最为深广。冷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还有苏联以及其它大国)外层空间政策发展的轨迹,反过来,“太空时代”的到来,空间大国外空政策的执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冷战的深度和广度,甚至促成了冷战形态的质变。本文利用美国政府的大量原始解密档案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试图追溯从杜鲁门政府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外层空间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从而揭示冷战对美国外空决策的巨大影响,以及作为双向互动的结果,美国的外层空间决策又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冷战的进程。由于外层空间在当代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更由于作为空间强国之一的美国至今仍保有冷战思维,因而厘清美国政府外层空间政策的发展脉络,探究美国政府外空决策的本质和动机,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其它致力于外空发展的国家应时而动,寻找本国外层空间发展的最好方式和策略。本文在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等学说理论的基础上,对来源广泛的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最终试图说明问题如下:(1)受冷战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从一开始就成为东西方两大集团冷战威信竞争、军事实力竞争和政治利益竞争的产物,冷战本身也因此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质变;(2)美国决策者制定外层空间政策的心理动因是根源于“过度威胁预期”和“记忆恐惧”的冷战认知,并最终导致冷战中对潜在对手的“过度防御心理”;(3)在进入“太空时代”甚至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怀有为美国的“绝对安全”和“最大利益”而控制外层空间这一“最后的高边疆”的战略考虑,并且这一“高边疆”战略在后冷战时代继续得到加强。
何涛[7]2006年在《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保守主义为视角,分析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调整变化,一直牵动着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的神经。冷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发展演变,保守主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值得研究。本文从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安全观入手,依据历史和逻辑两条主线,全面分析了老布什政府、克林顿两届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内关于NMD的政策辩论,在此基础上集中探讨保守主义发挥的影响及其限度。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国防务政策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做好应对准备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拓展国内对导弹防御的研究视角,弥补对保守主义研究的不足,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四章进行论述。前言简叙了论文提出的主要问题、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创新点等。第一章对保守主义的概念、基本原则和安全观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至第四章将冷战后的美国历史划分为老布什政府、克林顿两任政府以及小布什政府叁个阶段,进行细化的历史研究和比较分析。结语是是对前面历史研究的总结和深化,并就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建议。本文在四个方面有所创新:首先,本文打开了从保守主义研究导弹防御的新视角。第二,本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对保守主义在安全、防务领域研究的不足。第叁,在研究方法上突出了定量研究和辩证分析方法的运用,这些使得研究结果具有全面性和科学性。第四,结语部分就中国的应对之策大胆提出了新见解。以上探讨都带有相当的原创性。
王仲春[8]2000年在《核国家的核武器与核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核武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科学进步与大国战略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比较系统地分析核武器与核国家产生的背景，剖析冷战时期核国家的核战略与国际安全的内在联系与辩证关系，研究和判断未来国际战略态势与核国家的核战略走向，是关乎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性课题。 本文试图在尽可能广泛而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将核国家的核武器与核战略融入不同时期国际战略形势的大背景；在多项政策的结合上，采用史论结合与比较的方法，重点研究各个核国家不同的战略利益、战略需求和战略手段的运用；在此基础上，以比较的方法，分析核国家核战略的发展与调整，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并可望在此基础上得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学术性结论。 本论文分为四篇共二十二章。 第一篇：核武器与核国家的产生，分六章（1-6章）50多年前，为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进程，也为了进一步确立战后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美国迫不及待地将刚刚拥有的两枚原子弹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以其无与伦比的巨大毁伤力瞬间就将两座城市夷为平地并使10余万人倾刻丧生。核武器的出现和在战争中的首次使用，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在核战争威胁下生活的时代。 本篇就从半个多世纪前那震惊世界的一幕谈起，首先叙述了人类对原子核能的不懈探索与核武器巨大的杀伤破坏威力；继而分别论述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5个国家启动核武器研制工程前后的国际形势，具体分析了这几个国家研发核武器的历程和不同的战略意图。 第二篇：冷战时期的核武器与核战略，分八章（7-14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作为战胜法西斯的盟军主力的两大战胜国，美国和苏联迅速展开了全球性的争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争夺核优势为主轴的全球争霸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它使世界进入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 在美苏近半个世纪的激烈核军备竞赛中，双方各自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进行了1300余次核爆炸试验，发展了从地面到海洋，从空中到太空的庞大的核武器系统，冷战结束前，美苏两国庞大的核武库在峰巅时期拥有各类核弹头50000余枚，爆炸总当量超过130亿吨梯恩梯炸药的威力，相当于全世界每个人头上悬有2.5吨多梯恩梯炸药。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苏的这种针锋相对的战略——企图丝毫未能慑止对手与己争霸。相反，它使对方和己方都感受到日益严重的核威胁。 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先后掌握核武器的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贻常任理事国。尽管他们在发展核武器上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和战略需求上的差异，但核武器都是核国家最高决策当局直接控制和运用的战略武器，而核战略（核政策）则都是这些国家对外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庸首先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用级大国冷战时期的核争夺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人手，分析比较了美苏核战略思想的异同和内在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分别论述了冷战时期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5个核国家的核战略（核政策）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轨迹以及核力量的构成与规模；概述了冷战时期印度、以色列和南非等叁个核门槛国家的核动机与核武器（核装置）研发槽况。 第叁篇：冷战后的核战略态势，分6章＊5《0章）随着苏联这个核超级大国和以其为首的华约集团的解体，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战略格局最终瓦解，人类终于走出了冷战。世界多级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为谋求在世界未来战略格局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大国关系正在进行着深刻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各核国家的核战略也在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 然而，值得注意并未发生变化的是，能够将人类本身和几千年来所创造的文明毁于一旦的核武库依然存在，核战争的危险并未远离我们而去。核战帆然对核国家正在调整中的对外政策和未来国际战略态势的形成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本篇首先论述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对核武器地位的挑战；阐释了美国和俄罗斯两个核超级大国及中等核国家核战略（核政策）调整的原因及调整后核战略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冷战结束后国际核裁军与核军备控制所取得的新进展；分析了国际防止核武 散斗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第四篇：陇椭核战略的未来，颁章u1《2章）人类历史已，经跨人21世纪，但是核时代却并未结束。如果说，在冷战时期，核武器以其可以毁灭人类本身的巨大破坏力与核大国之间的核制衡曾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的话，那么今天，生活在新世纪的世界人民有什么理由把自身的安全托付给核大国的决策者而求得一种十分脆弱的生存权呢？人类的才智可以把核技术发展到今天的高度，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在无核（武器）的世界中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呢？ 应该指出，核时代的安全是全人类的共同安全，维护这种安全是文明人类的共同使命。不应有任何超越人类安全的国家和集团利益，因此，所有核国家都
许博[9]2004年在《冷战后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文中研究说明冷战后，中国相继加入了一系列军控和防扩散条约，逐步融入到国际军控机制。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军备控制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中美在军控政策、安全战略等多方面存在矛盾，致使两国间在军控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和对立。为此，处理好两国在军控领域的分歧有助于中美关系顺利发展，使两国建立更加稳定的战略关系，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时减少阻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笔者选定“冷战后军备控制和中美关系”为硕士毕业论文，就是试图认清中美两国在军控领域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并为我国在这种形势下做出相应的对策提供参考意见。 毋庸质疑，中美两国间任何领域的合作与斗争都受到中美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影响，都是以两国关系的好坏为前提的。军备控制也不例外，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在中美关系影响两国军控状况的同时，两国军备控制的发展也反过来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良好的军备控制可以使两国的关系构架更加稳定，使两国建立稳定的战略关系。而本文就是要从这个角度论述军备控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加全面的研究中美军备控制问题。这也是本文的精要所在。 本文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中美两国具体的军备控制形势为现实依据，着重从叁个角度分析了中美军控问题。 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军控的历史、理论和作用。第二章回顾了中美在军控方面的发展历程，力求将中美之间在军控领域由遏止与反遏止到合作与分歧并存的演变过程历史和逻辑的结合起来。第叁章着重分析了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两国军控政策及相互间的比较。第四章分析了中美两国在军控领域的主要分歧、产生分歧的原因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第五章是结论部分，通过前面四章的分析，文章在最后提出了军备控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两国开展军控交流的目的以及中国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采取的对策。 本文的创新点有叁:首先，对中美军控问题进行了总体研究而非阶段性的研究。其次，将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结合起来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分析了中美军备控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最后，针对中美目前的军备控制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具体的对策。这种尝试不仅要说明军备控制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而且要为中国稳定对美的战略关系，避免中美发生正面冲突或减少在未来冲突中的对抗程度提供参考意见。
刘丽莉[10]2016年在《同盟强化：21世纪初美韩同盟研究》文中提出自冷战结束已降,美国为维系全球霸权而在西欧、中东和亚太叁大地区进行了同盟体系的重构。其中,在亚太地区的美韩同盟是美国地区同盟架构中的重要环节。经历了六十余载战火洗礼与风雨同舟,美韩双边军事同盟几经调整,依然历久弥新。冷战结束后,虽然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有所降低,但是随着朝核问题与导弹问题的持续发酵,美韩同盟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不仅没有出现“历史的终结”,反而出现了“历史的重演”,美韩同盟在经历了冷战的洗礼和冷战后的沉淀后,在21世纪再次显露出军事同盟的刺眼寒光,这迫使人们对如下问题进行审慎的思考和回答: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的加速,美韩同盟出现了哪些具体的变化?美韩同盟在美国亚太安全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如何?随着朝核问题的发酵与中美关系的互动,美韩同盟未来的发展态势将会是什么?美韩同盟对21世纪的东北亚安全将显示出怎样的塑造?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本文将从六个章节展开必要的探讨。第一章对美韩同盟的历史和现实认知进行阐述。在冷战的热战中,美韩缔结了同盟关系。本章从军事、经济、观念叁个层面阐述了美韩同盟的演进,并在历史的维度中就叁个层面对同盟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估。进入21世纪,从美韩两国各自的角度就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同盟强化的动因做了详尽分析。进而指出,虽然美韩同盟关系在进一步强化,但纵观几年来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地区政治生态的恶化,充分说明美韩同盟的强化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第二章对美韩同盟内涵的拓展进行阐述。美韩同盟内涵扩展主要体现在常规军事合作、情报合作、核合作、导弹合作、网络太空合作等五个方面。常规军事合作领域美韩两国在防务贸易、海军、空军方面的合作加强;情报合作领域,美国持续为韩国提供自身无法获取的战略战术情报、韩国凭借其地理优势在美国全球情报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核能合作领域,美韩新的核能合作协定不再明文限制韩国进行铀浓缩和乏燃料再处理;导弹合作方面,美国对韩国进攻性导弹的限制逐渐放松,但是美韩导弹合作仍旧以美国为主导;网络太空领域,随着美韩两国在太空合作领域合作的推进,美国对韩国发展太空技术相关的导弹扩散和出口控制等问题的关注和担忧有所减少。第叁章介绍了美韩同盟机制扩容。21世纪初美韩同盟机制扩容主要体现在美韩安全合作机制和美韩经贸机制两个方面。美韩安全合作机制包括安全合作会议和军事演习,21世纪初美韩安全合作会议不仅在20世纪原有的战略性安全合作会议上有所扩展,而且又增加了具体议题层面的安全合作会议。进入21世纪以来,美韩同盟不仅在战略战役级的军事演习数目增加,而且参与演习的战机数量有所提高;对战时指挥权转移前后的同盟军事结构并基于“战略计划2015”对联合指挥控制系统进行了规划;该章还就2014年提出的有条件的战时指挥权转移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四章对美韩同盟的功能与困境进行了分析。美韩同盟的功能与困境存在互动。美韩同盟具有威慑功能、屏障功能和辐射功能。美韩同盟存在传统同盟困境和新同盟困境。美韩同盟的传统同盟困境指的是传统的抛弃与牵连困境,传统同盟困境主要从美韩战略目标分歧、成本分担问题等两个层面进行探讨。随后,本章还着重探讨了美韩同盟的新困境,即同盟对手与同盟经济伙伴的同一性困境,以及同一同盟体系内各个同盟之间的同盟间困境。第五章探讨了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分别探讨了美韩同盟与朝鲜、日本、中国的关系。从美韩同盟与朝核问题、美韩同盟与半岛统一两个方面就美韩同盟与朝鲜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安全和观念两个层面就美韩同盟与日本的关系展开分析,并探讨了美日韩叁边同盟的可能性;从安全、经济、观念叁个层面就美韩同盟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和分析。第六章探讨了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机制的关系。分别从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安全机制、美韩同盟与东北亚经济机制两个层面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中的作用两方面就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美韩FTA对中日韩FTA的影响、韩国加入TPP对中日韩FTA的冲击等方面就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的动因研究[D]. 朱强国. 外交学院. 2002
[2]. 论导弹防御对美国亚太军事同盟的影响[D]. 安雨康. 国际关系学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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