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1918—192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平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2)03-0011-010
一、北大“平民教育”的发端：1918年的“校役夜班”
五四运动前后北大面向下层民众的教育活动，发端于1918年4月成立的“校役夜班”。这一年初，北大“第一寄宿舍诸生”集体致信校长蔡元培，称赞舍中校役何以庄热心向学，且“四书多能背诵，洵仆从中所仅见”，因此，“生等仰体先生奖学惠困之心，谨特奉陈钧座。……想君子成人之美，亦吾师所乐从焉。”①
这封信无意间流露出的，是在所谓“僮仆”与“士林”之间强烈的身份意识，这一点显然是蔡元培不能认可的，他除了将何氏“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酌增月给”以了结此事之外，在复信中便列举古今中外的不少例子来说明“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作工，并无贵贱之别”，并提出“本校对于校役，本有开设夜班之计划，他日刻期开课，尚须请诸君及其他寄宿舍诸君分门教授，必为诸君所赞成”。②稍后，蔡元培便以校长名义发布文告，称“本校于春假后开设校役夜班”，计划开有国文(“识字及读本”和“文法造句”两项)、算术、理科、修身、外国语(“英文或法文或世界语”)等课目，每晚授课2时，“欲请诸君各以所长分任教科，愿任者务于一星期内函告校长室”。③
这份布告刊出后不久，据说“报名愿任教科者已有三十余人”，很快又增加到50多人，可见学生的响应相当积极。④到了3月27日便召开“教员会”，商定了夜班的初步办法，计划分为3部，“国文、修身为一部，算术、理科为一部，外国语(世界语，英、法、德语)为一部”，“国文用白话，修身用演讲体，均不用教科书；算术兼用珠算，外国语为随意科”，入学范围以校役为限，“校外愿学者暂不兼收，俟本班办有成效时再议扩张”。⑤到4月上旬，筹备工作大致完成，遂于当月14日举行了夜班的“开学礼”。⑥
在夜班开设的5科中，“国文”是占据核心位置的科目。理科、外语等科目，均依照国文程度分班并配合授课。⑦不过，担当夜班国文教学的北大学生们，并没有完全按照蔡元培原本的设想那样“用白话”而“不用教科书”，而是另行拟定了一个“国文教授办法”。他们首先决定“各班教授所用之参考书，采用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所出版者之二种”，随后根据全体校役现有的学力，分出甲乙丙丁4级和特、别2级共六班。其中甲、乙二班，学生均是已能作文，稍通文理者，故分别以1年或2年“造成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教授的是“文法”和“实用之模范文”读本，并须“按周作课艺”；丙班识字不多，拟“以一年至初等小学毕业程度”，也讲文法和“实用模范文”。丁班多属不识字者，“以令其识字为主要条件”，“文法从阙，读本以关涉常识之一事，依每课约含新字十字至十五字，编为白话短文”。至于特、别二班，前者“已超过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故“读本得酌量采用浅近实用之古文，文法暂定以一年略讲字句章节之法”，别班则“为粗识字及不识字而年已逾四十者而设，无成文之读本及文法，仅以演讲之形式，输入常识及新知识为主旨”。⑧总的来说，夜班初期的国文教学，模仿的是当时一般初、高等小学的办法，按照规范的“学校教育”方式，循序渐进地养成文言能力；至于对“已超过高等小学”程度的校役，授以“浅近实用之古文”，也是对当时中等学校“国文”理念的模拟，可以说这两点都和蔡元培原先的设计相去甚远。
蔡元培在校役夜班开学演说词中，强调的主要是“常人之意，以学校为学生而设，与校役何涉。不知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一责任”⑨。至于发端于校内的这些活动在什么时候，又如何向校外“扩充”，或者说学校又怎样和更广阔的“大社会”形成“联络”，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因应，他相当谨慎。虽在商定初步办法时，曾留了一个“办有成效时再议扩张”的伏笔，但直到1918年下半年，他在北京大学秋季学期开学时的演说中，仍强调对担任夜班教员的学生而言，其功用在于“养成人格”，并不急于将校内的“平民教育”推向校外。⑩这种谨慎态度，与其说是理念未及，不如说是一个实行的次第问题，其中首要的因素不是思想观念，而是客观条件。当时在北大，首先受到《新青年》系统的“新文化”较深影响的，是文科的青年学生，法科、工科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较浅。仅从小小的夜班“国文”问题上也可看出，学生们的立场并不统一。这种实际情况，自然是蔡元培在酝酿、发起北大“校役夜班”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他在夜班的“平民教育”向校外扩张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的原因之一。
到了1918年10月，曾在夜班修身科任教，于当年夏天赴美留学的刘光颐写信给蔡元培，介绍他所就读的“惠斯康新省大学”的“校外服务(University Extension Service)”，认为此类“供给全州人民之不能来大学者以专门或普通智识”的事业，有必要在中国提倡，特别是“北京大学为灌输高深智识之唯一机关，倘能酌量情形，仿欧美校外服务办法，供给国人之不能来校者以求学之机会，夫子其许之乎”。(11)这种“校外服务”，其中根本的观念在于——
社会文化之普及，受惠于大智大贤者，固不可没，而尤要有常识充足之中流社会，为之砥柱。盖社会风气，中流社会实左右之，中流社会之程度高，则力足以吸取同社会中先觉者之精神，遵其训导，而改进社会，中流以下者，模仿而已矣，观美国College教育之普及可知焉。吾国中流社会，缺乏常识，虽有贤者奔走呼号于上，视若未见，听若未闻，此改良社会之所以谓难也。(12)
刘光颐所描述的理想社会结构，需要大学通过自身的教育“扩张”(Extension)，来带动一个“常识充足之中流社会”的养成。他这封信的主旨，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在蔡氏带头下，北大能以类似的方式，成为“社会文化之普及”的中心，并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砥柱”，凭借“智识”来“左右社会”。蔡元培自己对于这条思路，也并不陌生。早在1918年初。他就已经和北高师校长陈宝泉、京师学务局局长张谨等人共同发起“学术讲演会”，“特仿外国平民大学之例”，“请国立高等学校各教员以其专门研究之学术分期讲演”。(13)到了1918年下半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日趋明朗，用“世界主义”来克服“国家主义”，以“社会革命”来超越“政治革命”，一时成为中国知识界颇为流行的论调。在这个思想潮流下，以“文化”而不是“政治”为中心来改造中国的思路，迅速形成声势。陶孟和当年6月在“学术讲演会”上讲“二十世纪教育新义”时便声言，国家所统摄的不过是“特限于社会一方面、社会生活之一部”，“凡不干涉政府若政治，而有影响于人人者，皆社会之属也”，所有“社会事业，皆可括于学校之中”，以“学校为其中心”。(14)
1918年9月北大的“开学式”上，蔡元培讲话后，陶孟和便又接着发言补充说，学生“当深明个人在大学中之地位，及大学在社会上之地位；大学中不特自行研究学问，同时且以其研究之结果普及于平民”。蔡元培遂进一步“提出三问题，促学者注意”，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校役夜班，陶先生所谓普及学问于平民者，此其发端”。(15)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蔡元培不仅在学校内部整顿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意义上，而且也在“普及学问于平民”的意义上来谈北大的“校役夜班”，正是以这番表态作为开端。稍后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演说上，他进一步宣布“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同叫做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16)前文曾提及，他在1918年初发起“学术演说会”的时候，便已是“仿外国平民大学之例”了，何以又称天安门前的演说为“平民大学”之发端呢？个中缘故，胡适后来曾经明言，“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17)
在“天安门演说”之后，紧接着于11月28日至30日在中央公园举行的讲演大会，有不少北大学生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领衔发起人和最初两名“总务干事”之一的廖书仓，便是中央公园的演说者之一。(18)《北京大学日刊》上，随即陆续刊出他们的讲稿。这些举措，进一步“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同时也使得走到校外去“讲演”，作为一种以“大学”为中心开展“平民教育”的可行办法，获得了重视。
首先受到1918年底的演讲风气影响的，是已有的“校役夜班”。夜班主事者当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宣布“为增进校役智识起见，决定于每星期日开演说会”。这一尝试，实际上说明“校役夜班”自身在做某种调整。原本分立的“国文”与“修身”二科，便在此时酝酿合并。到1919年4月进行了正式改组，将“两部并为一部，举出正副主任共四人”，并将国文改为“国语”，“排斥原用的教本而编白话讲义”，“编订的方法是按照校役夜班的班次、程度、年限和每年授课的时数，分编为若干课，合而为一种以五年速成由国民学校一年级至高等小学校毕业程度的系统的教本”。(19)
1919年4月北大“校役夜班”的改组，废除“文言”而改用白话，但也并没有全盘改用“演说”形式，而是保留了用教本、定学程的“学校”方式。实际上，当时北大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已经成立，学生们对于演说的兴趣，可以通过讲演团在校外更大的空间里实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落实校役夜班“星期演说会”的构想了。
二、走向校外：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初期活动
凭借“平民大学”的口号，将代表着“高深学术”的“大学”重建为“社会重心”——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两位领衔发起人，对于这条思路都并不陌生。其中廖书仓与“中央公园讲演”的关系，上一节已经提及，至于另一位发起人邓康(中夏)，也曾在1919年2月致信蔡元培，转述同学来信中的意见，认为“大学”“为教育最高机关，有转移风气指导人民之责”，应带头发动设立民间“阅书报室”等下层启蒙教育机关，以便让“人民耳目心知有所寄托，有所开发”。(20)到了3月初讲演团征集团员时，刊出的启事，正是直接承接蔡元培“平民大学”的提法，宣言“北京大学固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也”，“平民主义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发起兹团，所以达斯旨也”。(21)
北大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1919年3月想要开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平民教育”？由于讲演团成立未及两月即发生了“五四”运动，而讲演团骨干成员几乎全体成为这一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因此这个问题也就包含着“平民教育讲演”和“五四”大规模街头讲演之间的关系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便需要厘清讲演团和当时校内两个主要的革新社团——《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关系。
许德珩是《国民》杂志社和平民教育讲演团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说法，一直很有影响。按他的说法，平民教育讲演团是由和《国民》杂志社有直接关系的“学生救国会”，作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准备而组织起来的。(22)这一提法，出现得很早，就在“五四”刚过去不久，在讲演团1919年10月12日举行的“第二次大会并欢送许德珩、陈宝锷两君赴法留学”的集会上，许德珩便已经将“五四”和讲演团活动直接挂钩，称——
我们讲演团成立在三月初间，不到两个月，居然有“五四”的运动、“六三”的运动。这虽有其他团体的活动，但是我们同志讲演的影响也就不小了。从此猛勇进行，那效果一定无限。(23)
不过，这里其实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区分“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团体”活动与讲演团“团员”的活动；另一个问题则是恰恰要考虑在此“不到两个月”之间，即从1919年3月底到“五四”期间，讲演团的活动方式是否有所变化。
讲演团最初发出“征集团员启”的时候，由邓康、廖书仓领衔，并由他们二人和周炳琳负责联络“报名”，此外还有11名共同发起人。从3月7日到同月23日开“成立大会”，又有25人响应。此后陆续还有成员加入，其中在1919年3到5月之间加入者15人。(24)考虑到14名发起人在3月初已拟定了简章，确定了讲演团的基本组织和活动方式，因此可看作讲演团成立初的“核心”人员。从这14人的组成来看，“国民”社11人，“新潮”社2人。讲演团与“国民”社有较深渊源，是颇为明显的。问题是如果从“国民”社的角度反过来看，在近200名社员中仅有这11人参与了讲演团发起；即使只从《国民》杂志社的“职员”角度来看，在第一期46名职员中也只有11人属于讲演团成立时的39名成员，其中在“国民”社和五四运动中相当活跃的张国焘等人还不在最初发起人之列，而是登出启事后被“征集”来的团员。到5月底以前(6月以后的情况类似)，大部分响应者既不是“国民”社，也不是“新潮”社员，其中原属“国民”社的仅6人。倘若讲演团确实像许德珩说的那样，是由“学生救国会”筹备且曾“酝酿”很久，这种现象就不免显得有些蹊跷。
为深入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弄清楚平民教育讲演团初期讲演的实况。讲演团成立时所商量的讲演形式，“分为定期与不定期两种”。(25)朱务善后来解释说，前者便是指“每逢星期日借京内各处讲演所举行之”(26)，也就是平民教育讲演团从1919年5月起开始进行的，在京师学务局下属的“东南西北四城宣讲所举行定期演讲”(27)这项日常活动。这个说法是可靠的。从《北京大学日刊》可以了解到，讲演团成立后几天，便已将全体团员分为4组，(28)这种办法明显是为了配合在“四城”讲演所讲演的需要。
在“定期讲演”落实以前的1919年4月举行的两次“不定期讲演”，分别在蟠桃宫和护国寺进行。从这两次讲演的52个题目来看，一部分属于自然常识，如罗运磷讲《空气》(4月3日)、陈云程讲《植物对于人生之利益》(4月27日)；大部分则属于生活道德，如周长宪讲《赌博之害》(4月3日)、朱一鹗讲《信用》(4月4日)、康白情讲《头彩十万元》(4月27日)等；少部分谈到“国民”、“国家”问题的题目，也更侧重从伦理方面着眼，并不明显关系“时事”。(29)从命题范围和思考角度而言，和民初以来京师学务机关持续开展多年的“通俗教育宣讲”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更很难说其中有直接为“五四”街头演讲作“预演”之意。
学生的“平民教育讲演”，自然会有其特定的理念与诉求在内。虽然绝大部分讲稿今已无从寻觅，难以还原当年“现场”。不过其中许德珩4月3日在蟠桃宫讲《勤劳与知识》的讲稿，却在《北京大学日刊》“附张”上刊载而得以留存。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唯一能反映讲演团初期活动面貌的文本，且迄今似乎未经征引，这里便略作分析。(30)
许德珩的讲演，有许多不连贯的地方。例如解释“知识”，先从比较“通俗”的角度说知识便是“会说话，会穿衣，会住房子”，紧接着便说“就应该于天赋的本能外，求点高深的识见。莫蠢蠢的同那些无进化的动物一般便了”，但并不解释什么是“天赋的本能”、“无进化的动物”。又如先举出“吃烟的老头子，游荡的兄弟，偷懒的妇人”等种种恶例，总结出“一家人都有职业，都勤奋，那一家就兴旺了”，随后推广到“一国也是这样”——本来承接的相当顺畅，可是突然“又说起知识来了”，并迅速推导出“做个有知识的劳动家，莫终日做那些有钱人的机器，富贵人家的牛马”这一结论。这些地方，恐怕都会妨碍听众对他所说内容的了解。
白话演讲本身是一种模拟的“口语”，用这种口语来解释“勤”就是“莫偷懒”、“劳”便是“爱做事”、“知识”意味着“会穿衣”，没有什么问题，“各位是很懂得的”。问题是许德珩所说的“劳动”、“知识”背后，还另外有一套更为复杂的新式观念——“本能”、“进化”、“有知识的劳动家”。这些观念，在1919年4月的蟠桃宫，并没有真正传递给各位“店坊中的伙计”、“劳苦的工人”，而是和前一套观念形成简单的并列关系，凝结为某种“新名词”。演讲者因此必须反复自问，各位“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瞎说呢”？
演说者对于听众能在怎样程度上“接收”自己演讲中信息并不确定，进一步来说，他暂时也还缺乏对于自己“讲演”对象的某种清晰的想象，这个想象中的“民众”，自己到底要召唤他们去做什么？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其实相当游移不定——是要“开通民智”？还是要“砥砺民气”？从对“提鸟笼，啣烟袋，捏文明杖，吃雪茄，坐马车、汽车的荡子”之类人的斥责中，某个更富于“群众运动”经验的演说者，可以推导出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更严厉的批评，努力激发出一种更激烈的对抗情绪；不过，许德珩在1919年4月的蟠桃宫，还是将话题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他最后的结论，是希望听众，“若是肯花工夫将做事的余闲去看白话报，入贫民学校，听演讲，知识渐渐就会充足”，至于具体的途径，则有“警察厅与高等师范所设的贫民学校，不要钱；白话报花钱不多；更有我们的讲演团，是专为大家设的，常常出来演讲，若是肯来听，稍稍总有点益处”。
1919年4月初“庙会讲演”的实际效果如何？讲演团稍后发布的报告，称“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31)不过那几日“黄沙满天，不堪张目”，演讲者和听众恐怕都会大受影响。康白情稍后追记蟠桃宫演说，便称：
今年春天，开始演讲于蟠桃宫的“庙会”。北京警察总厅特派大队巡警前来围绕讲台，藉资保护，又派书记七八人前来记录讲演词料。但因保护的和记录的过多，而听的倒少：他们见听的既少，后来也就不来保护，不来记录了。但无论有没有保护的和记录的，而台上的讲演始终总是不受拘束的。(32)
其实，在庙会等民间活动期间举行“庙会讲演”，并事先将讲演计划通知警厅以便其派员“保护”，不说清末，起码从民初以来，已是京师学务局“通俗教育宣讲”的通例。讲演团4月底举行第二次“临时讲演”之前，就主动遵循先例，将演讲题目“先期报告京师警察厅”。(33)从巡警“始勤终怠”的态度来看，警察总厅的“保护”、“记录”，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对“学生演讲”这一新奇举动本身的警惕，而未必是由于学生们据说“始终总是不受拘束的”演讲内容，当真表现出对于现存政治秩序有直接对抗之意。从这个角度看，倘若“庙会讲演”的实际效果，并没有吸引“意料之外”的“踊跃”听众，而是像康白情所说的那样听者甚少，其中至少一部分原因在于，讲演团所讲的内容，特别是其中下层民众较易了解的部分，在听众看来多已见惯听惯，缺乏新意，早已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
在4月两次“临时讲演”的同时，讲演团与京师学务局之间关于“定期讲演”的交涉，也在持续进行，双方陆续有公文往来。4月22日，学务局方面回函称：
本局所办各讲演所，星期日并不停讲。贵团欲假地讲演，可于各所讲演钟点外，或前或后加讲一点钟。惟讲员姓名暨各所时间、地址均须先为规定。今将各所地址暨讲演时间送上，请即酌填见复，以凭知照各所届时接待。(34)
学务局在公函里，完全不提自从1914年修订“宣讲所规则”以来严禁外人“假地演说”的规定，同时又开列下属各讲演所的详细清单任凭学生们选择，从这两方面来看，局方的态度相当配合，虽然讲演团方面拟讲两小时而学务局只允“加讲一点钟”，但也在公函里作了合理的解释，似不应视为有意留难。讲演团收到此函后，便着手准备，到5月2日发出启事，确定了“本星期日(五月四日)愿前往各所讲演之团员”的分组名单。(35)这个星期天的讲演，本应是讲演团计划中的首次“定期讲演”，由于五四运动的骤然爆发，未能完全按照原先计划举行。不过仍有少部分讲演团成员未去参加天安门集会和随后的游行，而是按照原计划进行了首次“定期演讲”——尉松涛在地安门外第十讲演所讲了“互助”，陈云程则讲了“国民共国家之关系”。(36)
随后4个星期内(5月11、18、25日，6月1日)均在狭义的五四“运动”期间。除了5月11日那次之外，1919年5、6月间讲演团的历次“定期讲演”，均事先对团员作有“分组”安排。(37)将这些分组计划和事后刊出的“讲演题及讲演员”情况加以比较，可以得出两个较重要的结论。一是团员在所中发表“激烈言辞”，似乎并未受到干扰，例如严建章11日讲了《痛史》，18日又在第四讲演所讲《警察》，25日仍在第四讲演所讲《国家和我们》；黄耀华25日在同所讲《李完用与朝鲜》，6月1日又在第五讲演所讲《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二是在原定4个讲演所的讲演，均大体能按计划进行，也就是并未出现在某个讲演所无法开展活动，而使得演讲集中于其他讲演所的情况。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们能够在学务局各公立讲演所里，持续举行这么多次题旨激烈的“定期讲演”，应当说是一件并不寻常的事情。
京师学务局当时采取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四前后青年学生们的“校役夜学”、“补习学校”、“校外讲演”等活动，在时人眼中正是民初以来“社会教育”、“通俗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借助学校、学生的力量来开展“社会教育”，本来就是学务局方面数年以来一直提倡的事情。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可见于《顺天时报》，该报直到五四前夕，在提及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时候，还是将其作为提倡“社会教育”、“通俗教育”的事例来谈论，盛赞学生们“启导贫民”、“启发民智”的活动，“实于社会教育大有裨益”。(38)这种论调，是五四以前的报道中相当常见的一种提法。更值得注意的是，《顺天时报》的这两条报道，均被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会刊《通俗教育丛刊》作为“社会教育时闻”转载，而且转载的时间点恰恰在五四运动期间，这意味着，直到那个时候，教育部、京师学务局等官方教育行政机构，对学生们的这类活动，主要也还是当作自己“社会教育”事业的同调来理解的。(39)
学务局的看法，显然也并不是一相情愿。从前文的简略叙述已可看出，当时北大青年学生们的“平民教育”活动，在开展方式以及思想资源方面，与民初以来的“社会教育”、“通俗教育”之间，本来就还是处在一种相互渗透的状态。许德珩在1919年4月的演说末尾，之所以会主要诉诸原有的“社会教育”、“通俗教育”办法，来解决他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恐怕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北大讲演团与京师学务局在1919年4月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受到五四运动的太大影响。1919年夏，少部分留京的学生很快便恢复和学务局的联系，学务局方面的复函则称：“所商假用前门大街、东安门大街两讲演所，每所讲演三次。查该两所讲演钟点与来函所拟钟点尚无冲突，应准假用，惟所用旗帜与佩带识别，请画式样送局，以凭转知经理员识认接洽，至前往讲演日期，自本星期五、六两日开始可也。”(40)轻描淡写之间，仿佛3个星期前刚刚结束的“五四”运动，根本从未发生一般。
然而，“五四”确实是一个“转折的时刻”。在五四运动的强烈影响下，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间北大的“平民教育”活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
三、平民教育与激进的学生运动
1919年秋北大开学后，校役夜班和讲演团各自召开大会，着手重新开始日常活动。夜班方面首先“于十月一号在马神庙校舍校长室”开会，讨论“续办”问题。(41)讲演团也在10月12日“假理科校长室开第二次大会”，将成立以来一直实行的“分组”办法正式增补入《简章》，同时重新选举职员和各组书记，(42)并由团员自行认定加入某组。(43)这些举措，均可看作是学生们在五四运动后的重新定位和自我调整，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调整，也在酝酿当中。
10月26日，北京大学学生会“评议部”在法科礼堂开成立大会，方豪、康白情、许德珩、陈兆畴、张国焘等一群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相继登台演说。在这批从“运动”中兴起的青年看来，北大学生会先天便是和某种指向“平民政治”的“文化运动”紧扣在一起的，而且理应成为这个运动的中枢。当时主持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的方豪，在致词中就表示，“吾人以后救国之根本方法，为文化运动，欲使国民人人悉能为共和国之健全分子，以实行真正的平民政治，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此学生永久机关组织之所由来也。”黄耀华也在代表原“学生干事会”所致的“祝词”中说，“大学对于社会，应有批评指导的义务，而学生会的产生，亦即以此为根据，而尽我大学的天职。……凡所以扶持我大学，保护我国家，增进世界文化，谋人类幸福，种种都是大学生的责任”。(44)
北大学生会当时的抱负很大，一度有着以“文化运动”为核心，将视野内全部“新事业”整合起来而充当其中轴的气势。(45)这种立场，罗家伦后来曾总结为“学生万能”，属于一种从“五四”的胜利中产生的冲动——“以为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46)当时持有这种心态的，其实也不单是青年们自己。一向持稳重态度的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此时便刊曾刊载长篇社论，文中将“外交后盾”、“普及教育”、“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改良末俗”等种种事业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学生”们身上。(47)
五四运动所造成的这种心态，对于平民教育活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青年学生们先前以“夜校”、“演说”等形式分散开展的活动，这时都被看作“社会的文化运动”的关键一环，应当整合到学生会的“新事业”计划中。(48)在1919年11月成立的北大学生会“教育股”，正是按照这一设想而组建的机构。(49)这个“教育股”设有“掌理开办平民学校，及平民夜校内一切事宜”的“学校科”，“掌理讲演及与讲演有关一切事宜”的“讲演科”，以及“掌理编辑及排演新剧”的“新剧科”。(50)从组织形式来看，显然是意在将各种平民教育实践整合到一起。不过，根据康白情的记载，“旧有的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和北京大学校役夜班，依历史的关系，仍听其保持其独立的生命”。(51)学生会教育股实际负责的，主要是1920年初开办的北大“平民夜校”。
北大这所平民夜校，据说“成绩很好”，刚开办3个多月，已招收了350名学生，“年龄最大的三十八岁，最小的六岁。程度最高的高小四年及中学一年的程度，最低的不识字”，“因其程度高下，分作三级十六班，男女老少共学”——
学校原定六科(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算术、理科)之外，现在添设英文、乐歌、讲演、游戏……还有缝纫、跳舞、手工、注音字母等科在筹备中。(52)
平民夜校在1920年初，实际上成为“北大平民教育”对外的一个代表，引起的注意，远远超过先前的讲演团和“校役夜班”。1月18日“行开学礼”当天，便有来宾“七八百人”到场观礼。(53)此后到校参观者也连日不绝，使得夜校方面“几有迎接不暇之势”，不得不登出启事，以“每星期一、三、五……为接待参观之日，凡有欲参观者，请按上定日期来校，以便接待”。(54)小小的“夜校”，兴办伊始便获得如此盛名，显然主要不是因为学校本身的成绩，而是由于学生运动造成的声势。
不过，对于学生们的“教育”事业来说，“运动”也并不总是构成一个正面的因素。从1919年秋到1920年春，北京连续不断的学潮，占去了青年学生的大部分精力，许多人连自己的学业尚不能正常进行，也就很难顾及政治运动以外的“文化运动”。在1920年初，开办“平民夜校”并保持学校的日常运转，已是北大学生会教育股尽全力维持的结果。至于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校役夜班”这两项“平民教育”事业，在学生运动期间，其实已经无暇顾及。
“校役夜班”在1919年10月“整顿”后不久，便由于“各主任奔走京沪，或另有要务，主持无人”，而且新开办的“平民夜校”，也“借用”了不少夜班原有的资源，“因种种的关系，进行停顿”，一度遂有将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合并的提议，“后来因为性质不同，彼此间不便的地方甚多，中止未行”。直到1920年3、4月间才重新组织“教授会和教务处”，准备复课。(55)平民教育讲演团自从1919年10月大会之后，也只来得及举行了一次“定期讲演”，便卷入北京地区再度高涨的学运中，“因特别情形遂陷于停顿之地位”，同样直到1920年3月14日才“开第三次常会”，“议决重新整顿”。(56)
五四运动中学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成功”经验，造成了“学生万能”的幻觉，也为青年学生们在五四以后种种雄心万丈的计划，提供了直接的动力。1919年底到1920年初的学生运动，却恰恰与五四时大不一样，始终处在一种缺乏呼应的状态，到了学运退潮后，“学生万能”的冲动随之转变为相当普遍的幻灭情绪。北大的学生会，也随着运动的受挫濒于解体——
评议部久已开会不成，多无结果。干事部则大部分无人负责，致庶事股主任于半年内辞职者不下十余人。凡种种重要的事情，都不免一齐延搁。……(57)
平民夜校、校役夜班和讲演团这几项“平民教育”事业，这时也显得缺乏动力。平民夜校的教员，从很早就开始“多有既不告假又不到校者”，“渐有不敷之势”。(58)夜班复课后，很快也出现类似情形，不得不几次征集教员。(59)全靠少数成员坚持，才得以维持不坠。(60)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不少成员直接参加了学运期间的街头讲演，挫败感也更强烈。他们在1919年12月便体会到，要和真正的“平民”“打在一块”，并不像五四运动刚结束时设想的那么容易——“在外讲演也很久了，可是仔细考虑起来，收效还是不大”。(61)
学生运动的严重挫折，加上在实际讲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两个因素均使得不少团员此时态度相当消极，基本不再参加活动，事实上已自行“脱团”。为了克服这种消极情绪，讲演团也曾采取过一些办法，例如在原有分组的基础上，每组内部再分为固定的4队，硬性规定“每月挨次轮流讲演”。(62)不过这种办法其实并不能有效地将团员们重新动员起来，实际上也没有能够真正贯彻下去。(63)
讲演团在1920年4月初，利用春假在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举行“乡村讲演”，主要的用意恐怕就是想借此重新凝聚团员，同时寻找新的活动空间。这次春假演说之后，讲演团正式恢复了在公立讲演所的“定期演讲”。他们此时的讲演宗旨，也重新调整回五四运动以前的情形，重点讲的是卫生、科学，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常识”，穿插着谈一些“世界和国内底大事情”——“若救国爱国底空话，以少说为贵”。(64)这个态度中，包含着对刚刚过去的学生运动的反思，同时也反映着运动暂时告一段落的现实状况。
青年学生们的“平民教育”，在过去一年间，始终是和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五四退潮期”开始之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重新确定位置。胡适在五四周年纪念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将“平民夜校”、“通俗讲演”、“破除迷信”、“改良风俗”等学生事业，都作为青年学生“社会服务的生活”内容来理解——“这种事业，一来是救国的根本办法；二来是学生的能力做得到的；三来可以发展学生自己的学问与才干；四来可以训练学生待人接物的经验”。胡适其实也很清楚，五四运动后之所以“各处都有平民夜学、平民讲演的发起”，其中根本的冲动更多属于政治范畴，“是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利害发生兴趣的表示”，他此时所希望的，是将这些“平民教育”活动，与政治意味强烈的学生“运动”脱钩，转换为“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65)
胡适的看法与蔡元培、黄炎培等人较为接近，在学潮实际上处于低谷时，对于一部分学生而言，也具有某种说服力，构成1920年代“平民教育”的一条线索。另一部分青年，此时则无法继续安于这种渐进的立场，开始寻求政治行动其他的可能性，并将他们在“平民教育”和群众运动中获得的经验，转向新的方向——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是一条通向中国革命的道路。
附录：五四前夕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篇讲演词
勤劳与知识(66)
讲演者：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许德珩
时间地点：1919年4月3日，蟠桃宫庙会
兄弟今天开始与各位谈话。这回谈的题目，是“勤劳与知识”。就这个题目的意义看起来，各位是很懂得的。但是其中恐有些人还不大清楚。我不免略略的解释一番。
勤是“勤奋”，就是说莫偷懒。劳是“劳动”，就是说要爱做事。各位想一想，人生活在世上，要穿衣、吃饭、住房子，及其他种种的事。若是大家都偷懒不做事，岂不是都要冻死饿死，或漂流无定的吗？
那知识两个字，意义也很明瞭，本不待解释。若必须要说，就是说人会说话，会穿衣，会住房子，和别的动物不同。就应该于天赋的本能外，求点高深的识见。莫蠢蠢的同那些无进化的动物一般便了。
解释稍稍的完了。我且讲到本题。我这题目是勤劳与知识。在场的各位，大多数是做小买卖的，拉洋车的，或店坊中的伙计，与劳苦的工人。终日在那里拼命的“作工”“做事”，难到还不知道勤劳，还要我来空空的讲几句吗。但是我今天从马神庙来，沿路却有些不做事感触。我且说来与各位听听。
我出门不多远，就有些八九岁的男孩子，十多岁的女孩子，和那些中年的妇人，跟着我要钱。“先生”、“老爷”、“你修好”、“越花越有”等等可怜的话，叫一个不了。十步一叩头，五步一作揖。我想那些孩子们，不是各位的妹弟，就是各位的儿女。那些妇人们，不是各位的妻子，就是各位的姐妹。既然是出来“讨饭”、“要钱”，那生活必定是狠艰苦。糊口的事体多得很，难到各位晓得“拉车”、“当伙计”、“做苦力”，他们就一点儿事都不会做，都要做那寄生虫的叫花子吗。更有那手提鸟笼的汉子，口啣汉烟袋的老头儿，终日在街市上游荡。那一种怠惰的状态，真是难看。俗话说得好，“男也勤，女也勤，三餐茶饭不求人。”各位想想，若是那家里有吃烟的老头子，游荡的兄弟，偷懒的妇人，恐怕各位就是拼命的拉车，□苦力也还供他不来罢？一家人都有职业，都勤奋，那一家就兴旺了。一国也是这样。你看我们中国，这几年来闹得那么凶，还不是那些提鸟笼，啣烟袋，捏文明杖，吃雪茄，坐马车、汽车的荡子太多了么？各位！要想好，要大家做事。怎么又说起知识来了呢？各位今天不是来听我们的讲演吗？但是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瞎说呢？岂不是因为我们是大学生，稍稍有点知识，各位就来听听么？那知识不是天生的，是学得来的，听得来的。各位劳动的精神，我们是狠佩服的。若是再能求点知识，做个有知识的劳动家，莫终日做那些有钱人的机器，富贵人家的牛马，这是我们所盼望的。
那知识又是怎样求得呢？各位若是肯花工夫将做事的余闲去看白话报，入贫民学校，听演讲，知识渐渐就会充足。警察厅与高等师范所设的贫民学校，不要钱。白话报花钱不多。更有我们的讲演团，是专为大家设的，常常出来演讲。若是肯来听，稍稍总有点益处。各位——要努力。有儿女的，要送他读书，或做事，万万不要叫他要饭，讨钱。
收稿日期：2012－02－16
注释：
①《第一寄宿舍诸生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56号，1918年1月26日。
②《蔡校长复函》，同前引刊。
③《校长告白》，《北京大学日刊》95号，1918年3月19日。
④《校役夜班教员会不日成立》，《北京大学日刊》100号，1918年3月25日；《校役夜班教员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04号，1918年3月29日。
⑤同上。
⑥“本校纪事”《校役夜班开学详情》，《北京大学日刊》112号，1918年4月16日。
⑦李四杰《校役夜班外国语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05号，1918年3月30日；《校役夜班理科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08号，1918年4月11日。
⑧《校役夜班国文教授会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15、116号，1918年4月19、20日。
⑨“本校纪事”《校役夜班开学详情》所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12号，1918年4月16日。
⑩《本校开学纪事》，《北京大学日刊》209号，1918年9月21日。
(11)《刘君光颐自美致校长函》；写于10月20日，刊于《北京大学日刊》265号，1918年12月6日。
(12)同上。
(13)《学术讲演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72号，1918年2月20日。此事发起人为蔡元培、张谨、陈宝泉、汤尔和、金邦正、吴家驹、洪镕。
(14)陶履恭(陶孟和)《社会与教育》，《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31日至6月11日，151至160号连载。引文见6月1日的日刊152号。
(15)《本校开学纪事》，《北京大学日刊》209号，1918年9月21日。
(16)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北京大学日刊》260号，1918年11月27日。
(17)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卷第577页。这同样也从一个侧面说明1918年上半年的“校役夜班”，仍属于“内部改造”的性质。
(18)他讲的题目是《国民之责任》，《北京大学日刊》271号，1918年12月13日。
(19)《校役夜班国文教授会报告书》，《北京大学日刊》366号，1919年5月1日。
(20)《邓康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309号，1919年2月15日。
(21)《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北京大学日刊》326号，1919年3月7日。
(22)许德珩《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五四运动的片段回忆》，《红旗》1979年第5期，第50页。
(23)《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461号，1919年10月15日。
(24)这些成员的情况，可参考下列几个文件考察清楚：讲演团在五四以前的成员名单，可据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326号《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1919年3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339号《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及此后各期有关材料。团员与《国民》和《新潮》的关系，可据1919年1月《国民》1卷1号《国民杂志第一期职员录》、同卷及1919年2月1卷2号连载的《国民杂志社社员录》，以及1919年1月《新潮》1卷1号《社员》名录。
(25)《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343号，1919年3月27日。
(26)朱务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9月29日。
(27)《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372号，1919年5月8日。
(28)《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345号，1919年3月29日。
(29)这两次讲演的题目可见于《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1日349号及4月29日364号两份《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又已收入《五四时期的社团》，兹不录。
(30)许德珩讲演的全文，见《北京大学日刊》357、358号“附张”，1919年4月21、22日。收入附录《五四前夕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篇讲演词》。本文下面的分析中所引文句，均出此，不另注。
(31)《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349号，1919年4月11日。
(32)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1919年12月作)，《少年世界》1卷1期，1920年1月。
(33)《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358号，1919年4月22日。
(34)《致国立北京大学公函》(1919年4月22日)，《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卷2期，1919年12月。
(35)《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367号，1919年5月2日。
(36)《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372号，1919年5月8日。
(37)这些情况可见5、6月有关各期《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而均为《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失收。
(38)《庙会讲演教育》，《顺天时报》，1919年4月28日。
(39)《通俗教育丛刊》，第2辑，1919年6月。
(40)《致国立北京大学学生讲演团函》(1919年7月16日)，《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卷4期，1920年2月。
(41)《罗家伦、唐伟启事》，《北京大学日刊》449号，1919年9月29日；《校役夜班教务处启事》，《北京大学日刊》456号，1919年10月7日。
(42)《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460号，1919年10月14日。选出的人员为：总务干事，丁肇青、易克嶷；编辑干事，康白情、邓康；文牍干事，周炳琳；会计干事，黄耀华。又据同月16日和21日《北京大学日刊》462、465号两期《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此时各组书记是：第一组，杨贤江、刘正经；第二组，王光祈、孟寿椿；第三组，潘元耿、许宝驹；第四组，张国焘、周长宪。
(43)分组的详细名单可见于1919年10月16、22、23、30日《北京大学日刊》462、466、469、473号《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此批“启事”《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失收。从名单看，此时讲演团实际有团员50余人。
(44)《本校学生会评议部开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472号，1919年10月29日。
(45)当时学生会干事部下属的“实业股”，就“认定为平民谋福利，以发展平民经济为第一着，实业股所属各科，规模极为宏大，当其口办之初，对于内地各省须有精密普通之调查，实行之际，对于城镇乡里须有剀切勤恳之指导”。参见《学生会干事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510号，1919年12月12日。
(46)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
(47)《再论少年中华》，《学生杂志》，第6卷第8期，1919年8月。
(48)许德珩和康白情的讲演，《本校学生会评议部开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472号，1919年10月29日。
(49)据1919年11月24日第494号《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学生会评议部二十日开会纪略》，该股成立时的“主任干事”，是同时担任平民教育讲演团总务干事的陈兆畴。
(50)《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前晚开会纪略》，《北京大学日刊》510号，1919年12月12日；《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通告》，《北京大学日刊》511号，1919年12月13日。
(51)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1919年12月作)，《少年世界》1卷1期，1920年1月。
(52)《本校学生会附设的平民学校》，《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3号，1920年3月28日。
(53)《平民夜校开学纪略》，《北京大学日刊》519号，1920年1月20日。
(54)《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582号，1920年4月15日。
(55)《校役夜班教授会、教务处报告》，《北京大学日刊》577号，1920年4月9日。
(56)《平民教育讲演团开第三次常会纪略》，《北京大学日刊》563号，1920年3月16日。
(57)《学生会改组委员制的理由及章程草案》，《北京大学日刊》624号，1920年6月3日。
(58)《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564号，1920年3月17日；《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610号，1920年5月19日。
(59)《校役夜班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583号，1920年4月16日；《黄绍谷启事》，《北京大学日刊》635号，1920年6月16日。
(60)平民夜校在1920年6月征集教员时，便强调新加入者“要自问能绝对的负责任，无论如何，决不旷误”，“要自问能始终其事，绝不半途辞卸”。《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629号，1920年6月9日。
(61)《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509号，1920年12月11日。
(62)《平民教育讲演团第四组通告》，《北京大学日刊》594号，1920年4月29日；《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二组通告》，《北京大学日刊》595号，1920年4月30日；《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三组通告》，《北京大学日刊》597号，1920年5月3日。这几条“通告”，《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失收。
(63)参考同一时期自1920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586号起恢复刊出的城市讲演“讲演题目及人名”“报告”。
(64)《平民教育讲演团通告》，《北京大学日刊》636号，1920年6月17日。朱务善后来也回忆，他们当时讲演的内容，“除一些关于时事问题的宣传外，主要是关于普通常识的问题”。见《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前后所起的作用》，《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第2册，第253页。
(65)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新教育》第2卷第5期，原刊所标出版日期为1920年1月，从所收胡适、蔡元培等人文章来看，实际出版日期似当在1920年5月或5月以后。
(66)《北京大学日刊》357、358号“附张”，1919年4月21、22日。原件疑有排印错误处，及用字用词与今不同处，存原貌；字迹模糊处以□号表示；并重新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