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比较看职业指导阶段的发展_人力资源开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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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指导发展的原动力

从1908年至今,职业指导正好诞生100周年。回顾她所走过的历程,笔者发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指导都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革与发展,而且这几次重要的变革正好在时间上与该国的产业变革相吻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考察,职业指导同样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并且职业指导总是较为直接地反映出社会生产对人力资源的要求,职业指导也都较好地完成了把学生转变为劳动力的任务。

职业指导产生的标志是上世纪初美国人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建立了波士顿职业指导局。从大背景看,美国当时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改革日新月异的时期。19世纪初期,美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而内战之后,则步入成熟阶段。在从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到50年时间内,她从一个农村化的共和国变成了城市化的国家。机器代替了手工,产品大量增加。全国性的铁道网,增进了货品流通。应大众的需要,许多新发明问市了。银行业提供贷款,促成工商业经营的扩大。故从1890到1917年的近30年间被称为所谓“进步时期”。在这种迅速进步的时代,学校教育没能及时跟上工业社会的进程,教育与工作世界严重脱节了。正如帕森斯在《选择职业》(choosing a vocation)中的观点,传统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走向工作社会这一环节上是失败的,学校教育没有跟上工业社会的脚步;这种失败不仅仅影响了个体的生涯发展,也不利于社会工业的生产[1]。因此,不难理解,职业指导是为了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这种矛盾而产生的。

在我国,现代意义职业指导的真正产生是在改革开放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教育与劳动人事制度和就业制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职业指导理论研究得以恢复与发展,1986年劳动人事部就业培训司编写了《就业指导》一书,标志着新中国的职业指导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具体而言,就是在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分配工作渐渐转变成双向选择;大量的农业人口需要转变成工业劳动者,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这就必须建立一个连接学校与工作世界的桥梁。所以说,新中国职业指导的产生也是为了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再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职业指导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开始,当时的新加坡可谓百废待兴,国家以职业技术教育为首要发展目标,整个教育体系的口号是“生存驱动”(survivaldriven)。当务之急是创造就业机会,以支持经济和培训工人,职业指导最初便以提供就业信息的方式出现。社会发展需要创造就业机会,新的生产岗位需要工人,但学校教育与工作世界之间信息不够通畅,导致从学生向工人的转变不够迅捷,于是职业指导出现以解决这一矛盾。[2]

综上所述,职业指导发展与变革的原动力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变革。职业指导的社会价值就是联系教育与社会生产,促进受教育者向劳动力的转变;职业指导的个体价值则应该是促进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而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来说,直接决定职业指导产生和发展的是社会对劳动力规模和质量的需要与学校教育培养人的规模和质量之间的矛盾。

二、职业指导的阶段发展

根据上面的论断,一旦社会生产出现大的变革,两者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职业指导就会随之产生变革与发展。为了验证这一推论,笔者比较了各国职业指导的发展历程,发现尽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各国的职业指导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因而,笔者尝试着提出职业指导的阶段发展说。

(一)工业革命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背景的,笔者姑且称之为“工业革命阶段”。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个阶段的职业指导都有以下共同特征:

1.侧重于人力资源数量的开发

职业指导产生于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就美国而言,职业指导就是为了满足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力资源的需要。尽管帕森斯的职业指导局既服务于由于产业革命而大量失业的青年,也服务于已获得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但事实上其工作重点还是前者。职业指导帮助美国当时一大批失业人员和退伍军人迅速转变角色,获得工作岗位,满足了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要,用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来说,第一阶段的职业指导发挥了人力资源数量开发的功能,这种方式并不考虑人力资源的结构,而是着重于个体开发。而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职业指导的出现是因为社会经济的重大转型和迅速发展。如中国是因为改革开放,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则是由于在国家的独立后,社会经济的转型和迅速发展。以马来西亚为例。1957年,马来西亚脱离英联邦取得独立,社会经济由过去的农业和矿业为主迅速向工业化转型,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以每年7%的速度持续增长。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中虽然继承了英国统治时期教育体系中的职业指导部分,但在这个阶段进行了改革。概括而言,马来西亚职业指导改革的重点就是将过去农矿业导向的职业指导转变为工业化导向的职业指导;把大量的以第一产业为职业志向的青年变成第二产业的人力资源。[3]

2.关注静态的就业,忽视动态的发展

美国职业指导诞生的标志是相对独立的机构——职业指导局,在这里接受指导的对象要么是失业人员和退伍军人,要么是即将毕业的学生。从指导的方法和手段看,主要运用心理测验探知个体的“职业特性”,然后提供就业信息,以谋求二者的匹配。这也就是帕森斯的特性——因素理论,其原则就是个体的特性与就业岗位对劳动力需求的各种因素取得统一。[4]这种匹配其实就是着力于一个点,对于个体之前的教育和今后在岗位上的发展需要没有具体的关注。就我国而言,职业指导建立之初并不称为职业指导,而是叫做就业指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关注的是学校毕业生跨入工作世界这一个点。从方法手段上看,由于受社会本位的影响,最初的就业指导甚至对入职匹配的观念都没有太深的认识,基本不关注个人的身心特征。说白了,我国初期的职业指导就是提供岗位信息。这一点还可以从新加坡的职业指导发展中得到证明。新加坡独立之后,职业指导也并没有与学校教育结合,而只是想为就业人员提供岗位信息而已,学者称为“信息给予阶段(information-giving stage)”。[5]

(二)科技革命阶段

职业指导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结果,与第一个阶段相比,这个时期的职业指导有以下共同特征:

1.侧重于人力资源质量的开发

众所周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就是新兴科技的发展,所以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美国是率先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国家,其职业指导的发展也率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表现出新的特点。二战后,世界格局相对稳定,科技日新月异,第二产业继续发展,第三产业也日益蓬勃,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工人所需的受教育年限也不断增长。新加坡继“生存驱动”之后,教育发展的原则也在1987年发生了变化,新的原则不再是生存,而是效率。可以说,生存反映了对人力资源数量的需求,而效率则是对人力资源质量的渴求。可见,这个阶段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是质量,而非单纯的数量;而本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反映了质量取向的职业指导。

2.开始关注职业生涯的发展,学校职业指导体系建立

美国学者金斯伯格(Ginzberg)和舒伯(Super)等人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一直致力于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的研究。他们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归纳为几个时期,这几个时期贯穿人的一生。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美国的职业指导开始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职匹配的过程,这也是体系化的学校职业指导出现的一个催化剂。[6]

为了提升劳动力的质量,二十世纪40-50年代末,美国在职业指导方面,先后尝试将职业指导的重点放在接受高等教育者和加强对咨询人员的培训,如1953年“美国学校咨询工作者协会”的正式成立可作为一个旁证;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再次提升了学校指导和咨询的地位,并规定每年提供1500万美元予以支持。从这里开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了体系化的学校职业指导。同[4]新加坡在这个阶段也是如此,教育以“效率”为新的工作原则,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将职业指导课程化,迅速融入学校教育。[7]

(三)信息革命阶段

第三个阶段的职业指导发展则是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所催生的。今天,职业指导发展到第三阶段的只有少数西方国家,他们既是信息革命风暴的核心,也是全球化的主导。在信息化时代,工作岗位的要求随着信息的突飞猛进而不断变化,而个人变换工作也更加频繁;工作者的某一项专业技能便不堪其用,唯有不断地学习,以满足工作发展的需要或新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公平,和谐发展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少数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将这个阶段的特征简单归纳如下:

1.践行终身教育,追求社会公平

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1984年,《卡尔·D·波金斯职业教育法》取代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该法更关注于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并加强了州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权利。同[4]欧洲各国在成立欧盟之后,于2004年发布《职业指导——决策者手册》,该文件用了大量篇幅专门介绍失业者、老人、残疾人等弱势人群的职业指导问题,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公平的诉求。[8]

终身教育思潮也是这一阶段职业指导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联邦职业指导纲要》(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Guidelines,简称NCDG)。这个纲要规定每个公民在不同时期都需要在职业素质的三个维度达到一定的指标。这三个维度分别是自我认知、教育和职业能力扩展和生涯规划。后来,该纲要又经过修订以更好地服务于个人的终身发展。[9]

可以看出,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职业指导更多地体现出了个人价值,为个人的终身发展服务,为社会公平而努力。

2.职业指导网络化

第二个阶段学校职业指导体系化是指在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都融入职业指导课程与活动,以系统化地服务个体的生涯发展。但基于上述终身教育与社会公平的理念,职业指导在第三阶段又跨出学校教育,进一步服务于特殊需要人群、失业者、再就业者甚至老年人。一些新的职业指导理论和观点也更加突出自我构建、家庭、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宗教等对职业指导的作用;强调职业指导的对象不仅仅是从业者,也包括招聘方等等。如美国学者温迪和玛丽麦克马洪的职业指导系统理论框架。这个系统框架可以为生涯辅导提供一个地图,因为它不仅容纳了传统的理论和观点,并且以建构生涯辅导的办法,联结了理论与实践。温迪和麦克马洪强调指出,职业指导教师(咨询者)作为一个因素,对整个职业指导系统产生影响,他们以个人的经验去投射个体的职业发展。系统理论强调的相互关联性和重要性,强调整体性,而非部分。因此,个人不能脱离其背景和行为,要站在一个网络化的而非我的框架中。生涯规划能力不是一种可以传授的知识,而是一种个体自我建构的过程,因此,职业指导不能是传授、代理、训练,而应该是一种服务和帮助,为个体建立自我的生涯发展技能。也就是说,职业指导不再是一座桥,而更像一个网,也不再仅仅是连接教育与工业世界,而是包囊了个人的整个生存发展与工业世界。[10]

上述职业指导发展各阶段的状况如下表所示:

三、我国职业指导发展的应然之路

根据以上分析,绝大多数国家的职业指导工作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循着这样一个阶段性的道路发展。我国由于几次产业革命几乎同时到来,而且城乡发展、东西发展不平衡,因此,我国目前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的职业指导已经处在第二阶段,而农村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多数城市还停留在第一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由于劳动力所需的技术含量不高,且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简单的职前培训已经能够满足工作世界的需要,职业指导派不上用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发达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向科技密集型转型,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加剧。1994年颁布了《普通中学职业指导纲要(试行)》,意味着职业指导向整个学校教育渗透。但严格来说,时至今日,我国的职业指导尚处在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水平,即着眼于大学生的职业指导,大多数中小学的职业指导有名无实,更谈不上体系化的学校职业指导。

为了适应地区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不同地区以及城市和农村的职业指导应该有所区别。就农村来说,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新农村建设。所以,农村职业指导应该在迅速迈过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在学校教育中设置能够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职业指导课程和内容。发达地区和城市职业指导的未来发展则是在完善学校职业指导体系的基础上,关注终身教育和社会公平。所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当务之急都是建立和完善学校职业指导体系,让职业指导在学校教育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并且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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