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二难（上）——《白鹿原》与关中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之二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文化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一个曾经生长在或生活在关中的人，在他或她第一次阅读《白鹿原》后，得出了一个令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异的结论，原来自己并没有真正懂得关中，只有在读了这部书以后，才开始知道，什么是关中？什么是关中文化？这儿的土究竟有多厚？这儿的地究竟有多大？这部书，把他们原已熟悉的生活，原本已融入的生活，从他们的身边，从他们的记忆中剥离下来，置于一个他们可以反观的最佳视界上，重新审视，重新观照，于是，他们才真正懂得了关中，又由关中而延及中国的北方，延及整个中国，最后进入一个对世界对人类的思考。于是他们发现，《白鹿原》是一部大书，历史学教科书，社会学教科书，政治学教科书。心理学教科书，综括起来说，它是一部文化大书。——这，就是《白鹿原》带给我们的审美感觉。
《白鹿原》的作者生于关中，长于关中，小说中的那个“原”，就是他的生长之地。正是那个“原”，给予了他生命，孕育了他的精神。如果仅仅是这样，他还不能成其为他，还不能造就出《白鹿原》来。可幸的是，他走出了那个“原”，来到了千年古都的所在地，来到了充满文明与传统碰撞的西安。其实在西安，文明与传统也许并不仅仅是碰撞，都市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悖逆于传统的，可以说，作者进入的是一个与关中、与关中文化相悖反的地域和文化之中，于是，一直在关中文化氛围中成长的他，离开了母体，在母体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漩流中，对自我文化格局做着整合与重塑；于是，一个对关中文化拥有血肉之情的他，无形中把关中文化推到一个观照的位置之上，他对它有了更明确更理性的认同和肯定，同时又有了更清醒更尖锐的反思和批判。双重态度，双重情感，交织在作者感性和理性的心理天平上。哪一个作者在进入创作状态时，能具有这种复杂多层的情感和思考？哪一个作家能对自己所要叙写的生活和文化给予理性和感性的透彻把握？——是他，《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
《白鹿原》的创作时间是在1987年到1992年。《白鹿原》的构思起之于80年代中期。在这一历史时段当中，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伴随经济改革大潮而来的是文化大潮的涌起。西方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大量引入，致使中国学人纷纷调整研究视点和研究思路，比较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新儒学的探索，在80年代中期直至90年代，一潮高过一潮。拉美文学的劲风吹来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哈蒙契尔，这使中国作家们在文学式微的情景中开始了艰难的深层的探索。于是，在这文化和文学的背景之中，陈忠实开始了对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反思，对人生目标的重构，他不满足于以往的成绩，他要写一部压轴之作，用关中农村的话说，就是要给自己死后造一个“枕头”。枕头工程从起动到竣工，都是在文学和文化的潮勇之中。文学的潮涌，给予他的是创作的新视角、新方法，这方面的影响，他本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文化的潮涌给予他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理解、新思考，这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潜在的，处在特定时代的每一个文化人都从一个个文化的潮涌中获得着文化的滋养。陈忠实1990年1月6日发表的《从〈跳底子〉看关中人的心理结构》，阐述了对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的深刻尖锐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姻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这是作者对关中文化的理性解说。继这一解说之后的是《白鹿原》的诞生。《白鹿原》形象而感性地把作者的解说再现出来，从而使《白鹿原》成为一部解说关中文化的溶感性理性于一体的文化文本。这一文本，既得慧于文化大潮的滋育，同时它本身就是文化大潮的一朵最耀眼的浪花。——这，就是《白鹿原》的文化背景和它的文化文本价值。
（二）“仁义”之二难
——对关中伦理观念的解说
关中伦理观念的核心可以用“仁义”两个字概括。
关于仁，《说文》：“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注曰：“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字从人二。”《辞源》注释为：“人所以为人之理也，爱人无私者谓之仁。”另外，《中庸》又曰：“仁者，人也。”《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综括这两方面的意思，仁就是为人处人之道，就是亲人爱人，以人之理待人。其具体到生活行为的准则又体现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宽、信、敏、惠”等等。
关于义，《说文》，“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徐铉注曰：“此与善同意，故从羊。”段玉裁注曰：“威仪出于己，故从我。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从羊者，与善美同意。”《释名·释言语》：“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辞源》对义解释为二，一是解释为“宜，适宜。合理适宜的事称义”，二是解释为“善”。由此可见，义乃是处事适宜合度，待人友善至诚之意。可以说，义就是仁的一种具体形态。怨不得，仁义二字的连用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典册中。《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在《白鹿原》中，出现最多最频繁的也是仁义这两个字。比如：
朱先生为缓和白嘉轩与唐子霖争买李寡妇六分水地的矛盾，分别给两人一个同样内容的纸笺，其中有“为富思仁兼重义”一句，含仁义两字于其中；
县令命名白鹿村为“仁义白鹿村”，并凿石碑，立于祠堂院中，接着，围绕这个仁义石碑，又上演了砸碑、修碑和要求重塑新碑的故事；
朱先生的两个儿子以仁义取名，一为怀仁，一为怀义；
学馆徐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说：“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两字就尽心尽职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俩字”；
鹿三对黑娃说：“白家人老几辈儿，都是仁义居家。”
一句话，仁义之村，有着众多的仁义之人，众多的仁义之人又做着许多仁义的或有悖仁义的事情，几十年间，仁义之村的仁义之人围绕着仁义，上演了数不清的悲剧和喜剧。于是，仁义就不能不成为我们解读《白鹿原》的钥匙。通过仁义的悲喜剧，我们或可看出作者对仁义的态度？看到作者对关中伦理观念的解读？——本文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
仁义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核心，也是关中伦理观念的核心。在关中农村的乡约族规家法民俗之中，仁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为人处世准则，二是以注重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三是以贞洁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这三个方面，是仁义意识的具体形态，集中代表和体现着关中的伦理观念，又以关中人最易接受的方式建构着仁义意识，强化着关中的伦理观念。于是，历经数千年，一整套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框架便在关中这块殷实的富于历史传统的黄土地上，绵延着，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浸入乡民的血液中，最后甚至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通过遗传继承的因子，传给了一代一代的后人们。《白鹿原》对关中伦理观念的解说，也正是呈现为这样三条流向。
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为人处世准则最集中地体现在主人公白嘉轩身上。白嘉轩与长工鹿三的关系，主要是用来解说赞美关中人文精神的重义轻利的道德原则的。白嘉轩与鹿三的关系从实质上说是雇佣与被雇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尖锐对立的经济关系。然而，精明务实、工于心计的白喜轩，处理这种对立经济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却完全超出了经济利益的层面，进入了一种自觉的道德完善的高度。他从不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麦收打下的头一场麦子，秋后轧下的头一茬棉花，都是鹿三的，遇上好年景，还要多加二斗麦，让鹿三过个好年。甚至黑娃的学费也要由白嘉轩来交，女儿白灵的干爸也要请鹿三来做。同样，鹿三也是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主人的信任，并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议定的薪俸。对于这种被雇佣的地位，鹿三自有自己的解说：“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咱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挣了人家生的，吃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于是，尖锐的经济对立关系在重义轻利的道德感召下，被化解了，成为一种充满温情的亲和关系，在这里，关中人特有的狭肝义胆被放大和凸显出来了。
如果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鹿三对白嘉轩还有一种经济互利关系在其中，白嘉轩对鹿三也存在着“义，利之本也”、“义，利之足也”、“有义然后利立”的实用功利因素在其中，（这个富于辨证意蕴的哲理，在关中人口中，以最通俗易懂的形式流传下来，那就是朱先生引用买卖人的一句话：“心狠蚀本”。）那么，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也就是鹿三衰老之后，白嘉轩的重义就已经彻底摆脱了功利目的，而具有了道德完善的意味。他反复对儿子说：“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哪怕啥活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粗噪门吼他都不准许。”他把鹿三当成自己家的一个成员，媳妇进门，儿了归宗，一律得给三伯磕头。白嘉轩这样的义举，实在有一种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量，让人为之而动。
然而，令我们遗憾的是，在仁义之村中，重利践义之为也并不鲜见。我们同样以白嘉轩为例，这个仁义村的一族之长，先后做了许多的违背仁义之事，其中最严重的要数换地。连着死了六房媳妇、家财几乎荡尽的白嘉轩，见到白鹿的吉兆，决心要买回鹿家二亩坡地以荫福子孙。就为了这个大“利”，他不能再顾忌那个大“义”。他十分精密地谋算着，不露蛛丝马迹地表演着，以卖地开始，以换地结束，最后以损人利己、践义重利的代价，完成了自己人生发达致富的关键一步。固然，白嘉轩的这一行为，无疑是发源于人的生存本能的，是可以理解的，它所带来的人生的成功——历史大动荡中一直保持财旺人安家和，似乎更使得白嘉轩的这一践义之举带有一定的精明果决的豪气和道德牺牲的悲壮成分，可是，透过这一现象，我们还看到了其中的另一层涵义，那就是道德意义上的“义”，无法与生存意义上的“利”相抗衡，在生存的大利面前，义不能不显出了它的虚弱、泛浮的一面。
由上述可见，《白鹿原》对义、利的解说，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矛盾状况。这种矛盾，不是作者的错误，它正是关中伦理观念自身本来就存在的。作者通过作品形象地展现出关中伦理观念的这种矛盾性，应该说是作者高明之所在，是《白鹿原》意蕴深厚之所在。
以注重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是《白鹿原》所展示的关中伦理观念的重要侧面。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结构单位的，社会道德的培养是以家庭道德的培育为基础的，梅贻宝在《中国社会思想与行为上的个人地位》一文中指出：“家庭恰好是培养锻炼仁德最早与最适当的机遇，可视为仁德的暖室或温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观念最终都要通过家庭这个文化温床，以最浅易晓白的形式传输给它的成员。在家庭道德的诸多观念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孝悌。《礼记·礼运》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十义。”十义之中有八义是属于家庭道德范畴的。由于关中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关中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以家庭道德观为主要内容的，而家庭道德观又是以孝悌为本体的。他们把家风的培育和承传置于家庭本体的位置上，把家风的好坏与家运的兴衰紧密联系起来，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由重孝亲、论长幼而延展到“三从四德”等诸多层面。在《白鹿原》所写的几个家庭中，最重家风最讲孝悌的就是白嘉轩家。这个门楼上镌着“耕读传家”，明柱上刻着“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家庭，素以家教严家风正立足乡里。在这个家庭之中，长与幼，夫与妇，父与子，夫与妻，都严格按着祖宗传下的家规习俗处人行事，都自觉地用孝悌道德塑造着自己的人格。就白家的人际关系而言，白嘉轩在父亲死后，当然地坐在了“父亲在世时常坐的那把靠背椅上”，重复着父亲做过的动作，“喝着酽茶，用父亲死后留下的那把白铜水烟袋”过着烟瘾，尽管这靠背椅、白铜水烟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而具有一种家庭权力的象征意蕴，它标志着白嘉轩已经成为家庭经济的中心，居于家庭生活的权威位置之上，然而，白嘉轩仍然每天早晚到母亲房中问安，拉家常。在白嘉轩的意念中，这“完全是为尽守孝道”。白母面对儿子的成熟，也“自觉地悄悄地”退出了丈夫亡故后自己对家庭的主宰位置，遵循三从四德的“夫亡从子”的规范，不再干预家政，恰当地站在含饴弄孙、慈爱晚辈并被晚辈尊敬的家庭位置上。就白家的生活习惯而言，每天必须早起，为母为妻者清晨洒扫之后各摇一架纺车，长工鹿三牵马套犁，儿子上学，白嘉轩向母亲问安后就开始一天的劳作。一切都是有序不紊的，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整个四合院中弥漫着沉稳和谐、勤劳节俭的气氛，天天如此，年年如是。这是关中农村理想的家庭模式。在过去以至于当今90年代，关在一带仍旧有很多人以这种家庭模式作为自己的治家模本。
透析白嘉轩精心教子、苦心持家的精神意向，从根本上讲是从家庭的角度维护和促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具体落实和贯彻，当然，对这一行为的本质意义，白嘉轩是不可能认识得如此透彻的，但他有着自己最朴素的解释，那就是凡事须要“顾住脸面”。白灵私自退婚，白嘉轩用数倍于彩礼的麦子和棉花归还王家，并抱拳打恭，对族人说：“我给本族白鹿两姓的人丢了脸。”为此，朱先生的妻子朱白氏也对白灵说：“你脸皮厚，你爸脸皮薄，你不要脸你爸可是要脸的人！”“你爸苦就苦在一张脸上。孝文揭了他脸上的一层皮，你接着再揭一层。”这种惧怕“伤脸蹭皮”的心理，正是关中农民对伦理道德的最浅显的最真切的把握。关中人常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在关中人的意识里，这张脸的涵义就是道德的涵义，有脸和没脸的界限，就在于孝悌这个标界。
然而，令白嘉轩遗憾的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杜绝家庭逆子的出现。白孝文和白灵就是这个家庭的两个叛逆者。白孝文是在极严的家教中成长的，父亲的言传身教，祖传的家规习俗，本来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一个“既有学识又懂礼仪而且仪表堂堂的族长”，一个仪态端庄持重的孝子良兄，可是，在女色的诱惑下，白孝文一夜之间就走向了反面，先是性的堕落，继之而来的是赌博，是卖房子卖地。在关中农村，卖房卖地是败家行径，而败家的精神意义就是“踢先人的脸”，是最大的不孝。白灵的叛逆是另一种形态的叛逆。白灵从小所受的家教相应宽松一些，这种宽松造成了她活泼开朗、胆大倔强的性格，她没有按父亲铺设的人生道路行走，自己写了退婚书，私订终身，并走上叛逆封建社会的革命之路。在白嘉轩的眼里，白灵同样是个不孝的逆子，“那是个海兽”，宣布白姓中没有这个人，“死了”。由此，孝悌教育对人性的扼杀，对自由的禁锢，通过白孝文和白灵身上得到有力的揭示，从中我们发现，孝悌并不是持家教子的良方，孝悌更不能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孝悌道德的另一侧面——虚弱性和伪饰性，是显而易见的。
由上述可见，《白鹿原》以注重孝悌为核心，展示了关中伦理观念在家庭这个领域的真实景况，它在促成社会家庭的和谐安稳、家庭成员的自我约束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它又因其虚弱性和伪饰性而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白鹿原》真实地展示出孝悌文化的二难境地，这种展示本身，就是对关中伦理观念的形象解说。无疑，认识孝悌的二难，冲出二难的孝悌，正是作者对关中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所做出的解说，也是我们走现代化之路的现代人所应持的态度。
以贞洁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集中体现在对小娥和兆鹏媳妇这两个性话题的叙说上。性观念在人类文化观念中居于最本质最核心的位置，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关中文化对性一直采取一种抑制的态度，但《白鹿原》中对性的叙说，以及涉及关中性文化方面的内容，仍然是最重要的，最初近文化本质的，讨论《白鹿原》对观念的解说，当然不能离开这一视角，更不能偏离小娥和兆鹏媳妇这两个重要的性话题。小娥是《白鹿原》女性角色之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可以说，没有一个女性角色能像小娥那样占有如此多量的笔墨，也没有一个女性角色能像小娥那样牵动了诸多的男人，与他们演绎了一个个或欢乐或悲惨或恐怖或哀婉的故事。这些笔墨这些故事的核心，说透了就是性的问题。小娥从一开始就是以被扭曲的性角色出现的，她是郭财主的二房女人，她的存在并不是为满足郭财主的性欲，只是为了泡枣，以便使之采阴补阳，返老还童。可以说，小娥的人生价值比普通女性的传宗接代、渲泻性欲的工具价值还要低下和悲惨。对这样一个女性，以仁义为本的文化本来是会予以同情的，条件是她必须接受这个命运，安守这个人生位置，然而，就怨小娥没有安份于这种命运和位置，她勾引黑娃，并双双私奔，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当然不能被社会所见容。首先不容她的是鹿三，他见到这罕见的漂亮女人，顿时疑云四起，在得知真情后，便将黑娃和“婊子”都赶出了家门。白嘉轩只看小娥一眼，就凭着本能知道她“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拾掇下这号女人是要招祸的。于是黑娃和小娥不能进祠堂拜祖宗，只能在村外破窑中安身，失去了做“人”的机会和条件。当然，如果此后俩人相安度日，生有一男半女，那么归门认亲，入祠拜祖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就怨小娥淫乱无度，同流于鹿子霖，害死狗蛋，又毁了白孝文，真正是一个灾星祸水。戮杀小娥的行为，具有消灭灾星祸水的性道德意蕴。不过，对小娥这一性话题的叙写，并没有因为小娥的死亡而结束，这个失去贞操的凶死鬼又掀起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夺去了白鹿村和原上诸多村落的无数生命。处置鬼魂的办法是白嘉轩提出的，他要把小娥的尸骨架在硬柴上烧三天三夜，烧成灰末。朱先生建议把骨灰封在瓷缸里埋了，并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于是祛鬼镇邪的六棱砖塔以“日月正气”、白鹿瑞气镇住了鬼妖魂魄，“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与小娥对立的女性角色是仙草。她是关中伦理文化的女性模本，她朴实勤劳，事夫敬老，更重要的是她为白家养了三儿一女，成功地完成了中国女性所肩负的传宗接代的重任，是贤妻良母的典范。仙草的塑造，从正面阐说了关中文化意识中的女性观念，而小娥的叙写，则是从反面强化印证了同一命题。贤妻良母与婊子祸水，泾渭分明，誉毁各异，关中文化中的对妩媚女子的恐惧、对失贞女性的厌恶，以及对贤妻良母的认同，正是通过这最普通的故事，一代一代地口耳相传，绵延而续的。
然而，揭去《白鹿原》贤妻良母女性观念的面纱，我们还可看到关中性文化观的另一侧面——惨忍和杀人。关于小娥的性话题还有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制造“婊子”的罪魁是谁？是郭财主，是鹿三，是白嘉轩。郭财主对小娥的戕害是赤裸裸的，令人憎恶的，鹿三和白嘉轩对小娥的戕害则是打着仁义的旗帜，他们有正统的道德作武器，有宗法的祠堂做依仗，还有与人为善的良好动机作借口，剥夺了小娥正常生存的一切条件，逼其为娼。是她们制造了“婊子”，罪魁不是别人。
对另一个性话题兆鹏媳妇的叙说，采取了与小娥截然相反的人生模式。兆鹏媳妇对自己的命运不做任何反抗，只一唯地顺从和等待，但是她也不能逃脱被杀的命运。从媒妁之言，父母钦定，从一而终，到梦景中的交欢自愉，公公的醉酒失态，最后发展到狂颠疯痴，直至死亡，整个过程之中，没有郭财主式的暴虐，没有鹿三白嘉轩式的逼迫，一切都是善意的，一切都是平和的，就在这善意平和之中，她的亲人们害了她，杀了她。在这个过程之中，她矛盾过，也挣扎过，她给公公的碗里放过麦草，随后又被公公污之以麦草。在关中的话语体系中，麦草是诅咒乱伦的代码，“与牲畜一样”，表达着关中人对乱伦的深恶痛绝。可悲的是，兆鹏媳妇诅咒乱伦，同时又渴望冲破乱伦的禁忌以获得异性之爱，这个在现实与观念的夹缝中生存的女人，最终只能以疯癫的形式摆脱矛盾，返归自然。她的被杀，比小娥的被杀更有强烈的悲剧意蕴和震撼之力。
另外，从性心理学的角度讲，中国男权社会中的男人们，在制造一整套贞洁妇道的女性观念禁锢扭曲女性的同时，也禁锢扭曲了他们自己。白孝文有“脸”时所表现的性无能，鹿三刺杀小娥，白嘉轩对小娥认祖的阻挠等等，都显示出被禁锢扭曲了的男性心理情态，说透了，刺杀小娥的行为实际上是被禁锢扭曲的男性向女性肉体施暴的一种变异形式，而镇压小娥的灵魂，则是在道统武装下的虚弱无力的男性向充满张力的女性灵魂所做的一次徒劳无益的挣扎。最可悲的是，就连道德完善的朱先生也搅进了这一场杀人施暴和灵魂挣扎的活动中。他虽然凡心已尽，心纯如水，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不能乱其方寸，但是，对一颗充满反抗性欲压迫的女性灵魂，一颗张扬着生命强力的女性灵魂，竟然也显出惧色，提出用瓷封死造塔镇邪的方法。杀人，同时害己，这就是《白鹿原》对传统性观念的另一种言说。
关于女性观念的话题，还有一个很小的环节需要提起，那就是“借种”。为了延续三儿子的子嗣，白嘉轩策划了向兔娃借种的方案，并委托母亲白赵氏执行。按理说，这种行为是违背传统性观念的，也是违背白家淳正家风的，然而，在中国文化中生子传宗是高于一切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在“有后”这个大计面前，贞洁观念不能不退避三舍，所谓的棒槌会就是由婆婆带领下所进行的一次合法的失贞行为。以白嘉轩之精明，当然是不主张上棒槌会的，于是他便自觉地策划出这一违背仁义的失贞行为。当然，这其中蕴含有无奈的悲凉意蕴和原始生命意识，然而，透过这种无奈，我们正可窥见，以贞洁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中的实用功利性和虚伪性。
由上述可见，以贞洁妇道为核心的性观念在《白鹿原》中的解说，也是呈现为两种层面的，一个是它在教化民风、和睦家庭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个是它的杀人和虚伪——兆鹏媳妇无奈地走着贞洁之路，结果是被杀；小娥无奈地走上失贞之路，其结果仍是被杀；只有在仁义大旗掩盖下的失贞活动才具有合法性，才会被社会所认同；制造禁锢和扭曲的男性自己也同时被禁锢和扭曲着。这种解说，显然比其他小说的解说要丰富得，真实得多。
综上所述，在关中文化氛围中生长和在都市文化氛围中生存的陈忠实，对关中文化的仁义观念，具有一种认同肯定、批判反思的双重情感和态度，他对关中文化既有感性的直觉，又有理性的认识，从而形象地深刻地展示出关中文化观念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通过解说关中仁义观的二难困境，表达了对中国以伦理为本体的传统观念的深层认识，使《白鹿原》成为认识中国传统观念的一部优秀的文化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