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成就与经验教训——建国50周年沉思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思论文,经验教训论文,周年论文,伟大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泱泱古国迄今至少已经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五千年也就是50个世纪。近半个世纪只是我国文明历史长河的百分之一。然而这短暂的一瞬却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开天辟地的巨变：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由封建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国家变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由只有极少现代工业的落后的农业文明国家变为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的先进的工业文明国家。我们伟大祖国发生如此巨大、深刻质变的根本原因是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大路。
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近现代众多国家的历史必然选择。然而我国自明朝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发展算起，后经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间近400年有过8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和努力，终因内部封建主义势力过于强大和外部资本主义列强的阻挠，都未能走通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注：详见拙文《中国为什么走不通资本主义道路》，收入高放文集之二《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998年版。）以致国家日益衰败、沉伦。可是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开始全面传播以来，只用了近30年时间就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并且近五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活生生的实践和现实验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社会主义本来是既继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弊病，创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一种新型制度。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在我国这样原来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而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前人从未遇到并解决好的新课题。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特定规律的认识总要经过反复实践的验证。因此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大道这五十年，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往直前的“一”字路，而是迂迴曲折、曲径通幽的“之”字路。这五十年，我国在社会主义大路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49-1957年约8年，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已开始走向偏“左”，出现不少问题；第二，1957-1978年有21年多，推行比苏联更“左”的模式，虽然也有成就，但是遇到越来越大的挫折；第三，1978-1999年近21年，逐步纠正“左”的错误，独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形成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空前巨大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老大难问题。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既有正面的，又有反面的，既有成功的，又有失败的。值此喜迎建国五十大庆之际，我们要深情回顾，深沉思考，认真总结，扬清激浊，再接再厉，更创辉煌。本文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结合上，尽量多讲真话、实话、新话。
一、1949-1957年，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已开始偏向“左”，出现不少问题
苏联是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国，打败了法西斯后又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我们建国后苏联在贷款、物资、技术、管理、人才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援助。所以这个阶段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的经验，初学难免基本上照搬。当时全国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但是我国在建国前已有22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经验，毛泽东很有创造性，不会完全照搬苏联经验，所以这个阶段又有自己的新创造，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
总起来看，头八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并且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实现了土地制度改革，镇压了反革命，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当时称为三大运动），开展了“三反”运动（指在党政机关内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运动（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情报），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全面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了准备。
第二，从1953年到1956年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方面我国有很多新创造。例如在农业合作化中采取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多种形式，从中农中划分出下中农，把贫农下中农都作为依靠对象，富农也允许其参加合作社作为候补社员，监督劳动，不像当年苏联把富农作为敌人赶出集体农庄集中到边远地区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采取苏联当年的排挤、没收政策，而是实行逐步赎买政策，从统购统销到公私合营，“四马分肥”，即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资本家所得约占盈余的四分之一，在1956年全行业合营之后，还发给他们年息百分之五的股息，共发10年。这些合情合理、逐步改造的方针政策很有特色，很有成效。
第三，1953-1957年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工业化建设，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大力发展了国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许多旧中国前所未有产业，如汽车、飞机、重型和精密机器、发电设备等等制造业都创建起来了。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使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普遍有了显著改善。1954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召开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新领导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政治地位也有显著提高。
但是，不断取得的成绩使领导上头脑不清醒，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我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少应有的正确认识，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忽视民主革命的深层任务尚未完成，忽视封建主义残余对我们的影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消灭了，然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分散手工个体劳动、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大量存在。不实现生产劳动的社会化，不通过商品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在手工劳动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对此我们缺少必要的认识。同时，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家长制、平均主义、君主专制等等也均未批判和铲除，而且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了，对此我们长期缺少清醒的认识。具体表现为干部的等级观念滋长了，特权制度愈益严重，官僚主义大肆膨胀，党政权力越来越过度集中，在群众中误把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当作按劳分配。党内民主不足，本来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集一次，可是党的八大推迟到1956年，即相隔11年之久才召开。其间关于建国共同纲领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样重大的问题均未通过党代表大会来讨论并作出决定。
第二，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已经抬头。最突出的表现是忽视了不发达国家的特点，从1952年起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本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其主要之点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较长时间内有较大的发展，待将来实现国家工业化之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在建国前夕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而不是规定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到1952年，由于内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有效改造旧社会，加上外部的强大压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禁运封锁，苏联要我国加快向社会主义前进，否则就不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给予大力援助），于是促使毛泽东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论。1953年他明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时把这条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又把工业化比喻为鸟身，把“三改”比喻为鸟的两翼，即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为一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另一翼。这条总路线在贯彻执行中急于求成仅执行三年，就在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宣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鸟身才起动，两翼却提前先飞到彼岸了。俄国原有工业基础远比我国强（约42%，我国只约占10%）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用了19年（1917-1936年），我国只用了7年（1949-1956年）。这一时的成功埋下了后来长期失误和挫折的根子。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不论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是苏联帮助制定的，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忽视商品市场经济和地方、企业的积极作用，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和沿海地区，忽视轻工业和西部地区，造成经济结构和地区结构失衡。苏联从1918年起就实行的一长制的好经验，我们又不学，从1952年后我国就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样做说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是以党代政，以党代企。苏联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仅限于上层，在基层党政、党企还是分开的；学校推行校长负责制，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我国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则是从上到下一竿插到底。还有，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臃肿庞大的党政机构，盘根错节的官僚主义，等级授职的干部制度，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额指定的选举方式，管得过死的文教体制，分离分割的科技体制，僵化偏激的意识形态，无限上纲的思想批判，等等，无不基本上都是照搬苏联模式，在我国甚至有过而无不及之，实践证明有严重弊病。以思想批判为例，从1951年到1955年的《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梁漱溟思想批判、胡风思想批判，全搞错了或者有很大的片面性。
由上可见，从1949到1956年，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已经开始走向偏“左”，出现或者潜伏不少问题。1956-1957年本来是难得的及时改正的机会。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一些重大错误。毛泽东这时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强调以苏联为鉴，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不能只以重工业为主，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等等。特别是他提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艺术与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都是突破苏联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崭新创造。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宣布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及时制定了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正确路线，同时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尤其是在新党章中规定今后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即每届代表任期五年，每年举行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4月中共中央进而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可是这些英明论断和措施犹如昙花一现。到1957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后，党的指导思想就完全转向“左”的方面。整风运动实际上中断了，并未收到预期成效。
二、1957-1978年推行比苏联更“左”的模式，虽然也有成就，但是遇到越来越大的挫折
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估计分析不当，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6年秋天，波兰、匈牙利发生动乱，本质上是反映了波、匈人民要摆脱苏联大国主义控制和苏联模式，力求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之路，其中渗杂着一些反苏反社会主义情绪或因素。毛泽东却把波、匈事件看成完全是坏事，是由于东欧党不抓阶级斗争造成的。由此他夸大了许多真诚爱党爱国人士在整风运动中“错误言行”的严重性，结果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50多万直言不讳对党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知识分子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给予降职降薪、下放劳动等处分和处理。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重大打击，是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一次重大破坏。1957年10月毛泽东进而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力排众议，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既然如此，他应该按照党章和党内民主程序，召开党代会年会，经过大会讨论予以纠正。可是却由他个人改变党代会的路线，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完全转向“左”的方面。
1958年掀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在急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急于要通过更高级的人民公社化早日进入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在三、五年之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把农村评工记分的按劳分配制度改为衣食住用等“十包”或“十三包”的供给制，其实这是对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莫大误解。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党政干部中也在广泛酝酿如何把工资制改为供给制。正是在1958年，我国取消了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认为它们包含更多“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了工人之间的差别。这样，1957年政治上的“左”，进而发展到1958年经济上的“左”。当时还听传达说：我们要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先让苏联在上午宣布，我国在下午再宣布。为了照顾老大哥一天都不让，只让半天。
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本来是纠正党的指导思想“左”倾错误的一次极好机会。但是由于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已经讳莫如深，缺少党内正常的自由与民主，以致一夜之间突然由反“左”变为反右，会后又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子虚乌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于是“左”的错误就愈益严重了。经过1960-1962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被迫暂时后退一点，允许农民保留自留地，承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渡过了这三年因天灾人祸造成的严重困难之后，毛泽东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依然错误地批判了其他中央领导人提出的正确主张，指责了所谓“翻案风”（指为1959年反右倾翻案）、“单干风”（指正确的包产到户试验）和“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扩大化和绝对化，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都将存在。这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的思想又向前更加发展了。
1963-1964年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公开大论战。中共先后发表了九篇批判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集团搞的是假社会主义、假共产主义，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实际上赫鲁晓夫是执意要对斯大林时期某些“左”的政策进行修正。他的指导思想依旧是“左”，突出表现为他在1961年还主张苏联要在20年之内过渡到共产主义，还继续要由苏联来领导无产阶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来彻底埋葬帝国主义。只是由于我们当时存在很严重的“左”的思想，所以才认为他是右了。还因为他首先揭开了盖子，揭发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毛泽东很担心也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由苏联挑起的中苏大论战的结果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不仅使我国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同苏联还长期处于对立、对抗状态）而且使我国错过了从60年代起正席卷全球的以电子信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拉大了我国同先进国家科技和经济的差距，同时也开始越来越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在国内更加推行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在1963-1965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误认为全国基层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过火的政治批判，把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作品中许多正常的不同意见，甚至把不少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观点，都胡乱上纲，加以批判，都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进行大论战、大讨伐。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的路线推行到极端和顶峰。这时盛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毛泽东1962年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确定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9种人列为斗争对象和专政对象。知识分子排列在末后第9位，所以又通称“臭老九”。“文革”一开始就到处揪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把各级党政领导人和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打倒了，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都停止活动，全国人大也是要相隔十一年之后的1975年才开会。到1976年毛泽东进而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注：转引自《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社论。）这样又进一步把党内走资派上升为党内资产阶级。当时理论界也有人紧跟“左”风跑，居然著文去论证党内资产阶级是继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之后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的资产阶级，蓄意要把党政军大部分领导人都当作党内资产阶级打倒。“文革”初期对外也推行“左”的路线，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明确宣布中国已取代苏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要进行世界革命。群众中盛行“井岗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如果说50年代流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这时则变为“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实际上这时中国搞的比当年苏联、比1958年大跃进时更“左”。这时连斯大林在30年代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都加以批判，认为这样是否定了政治与群众的作用；还批判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认为给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先进工人发重奖是搞物资刺激，不要政治挂帅。在农村还要把农民的一点点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1975年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注：见《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这又一次表现出要急于消灭商品市场货币，急于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倾向。这时有些地方又急于要在一、二年之内飞步奔向共产主义。实际上到“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然而报刊上依然宣传“到处莺歌燕舞”，繁*
华似锦。到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粉碎江青等“四人帮”之后，党政新领导人还继续推行“左”的路线，当然，在60-70年代，我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也有成就，例如电力等工业获得发展，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与众多国家建交，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等等。但是遇到的挫折却更大。
三、1978-1999年逐步纠正“左”的错误，独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了党内自由民主，批判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端正了党的路线。邓小平被推举出来主持中央工作之后，首先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存在。中央决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走资派”的论断，为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许多老干部平反；承认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为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绝大多数人平反；原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复查、表现好的予以摘帽；知识分子也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邓小平在1977年就指出“‘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1988年他讲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进而强调：“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这就表明，在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的首要部分。把“老九”变为“第一”，这是思想认识上多么重大的变化！我们广大知识分子应该不辜负时代的嘱托和人民的厚望。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时语重心长地指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这就是说，过去我们企图在手工劳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实在是从根本上误解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邓小平还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又说：“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9页。）把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断归纳起来，依我体会，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最主要的应该明确两点，即发展生产力与发展民主。由此，可以用二十六个字给社会主义下个最简明的定义：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社会化劳动、社会化大生产，这是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内容，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根本基础；劳动人民掌权，这是社会主义要发展民主的具体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应该做到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能自己当家作主。以往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主要在于：忽视了发展社会化劳动和大生产，急于在个体手工劳动和小生产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忽视了正确引导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过多地由党包揽一切，甚至包办一切。邓小平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这两条实际上就是纠正以往的过失，着力要发展民主、发展生产力，而且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由发展民主来带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以往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上的这两大失误，固然有我国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思想根源，但是也同我们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有很大关系。
评论苏联模式时，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可见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就是为了摆脱苏联模式，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病，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应有的特别出色的特点。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就在于缺少民主和忽视发展生产力这两点。苏联在列宁领导时期（1917-1923年）很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可是后来斯大林带头搞了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于一身）、领导职务终身制（从1922年担任总书记至1953年逝世）和指定接班人制（指定曾担任过他的秘书的马林科夫接班）。这“三制”明显是受封建君主专制影响的产物，背离民主共和国的原则。民主共和国应该实行新三制，即权力制衡制、领导限任制和民主选举制。在制度建设这方面毛泽东也犯过类似斯大林的错误。比如：毛泽东的终身制到1976年83岁，斯大林是73岁逝世；斯大林指定一个接班人，虽然一步到位，但是并不成功；毛泽东先后指定四个接班人，都不成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深切指明：“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这里所讲的不好制度就是指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等等。苏联模式忽视发展生产力主要表现在过早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忽视不发达国家要加快发展生产力，不能急于搞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要较长期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商品市场经济的作用。苏联虽然追赶上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但是，由于死抱住原来的经济体制不改，在战后却无法追赶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以信息化为标志的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这是深受教条主义影响的结果，只记住社会主义要发展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忽视了不发达国家国情的特点，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所致。正是由于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病根病源，才使得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4年之中推行“左”倾路线长达近60年之久，到1987年之后才由“左”倾急剧转向右倾，最终导致苏联于*
1991年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左”的路线若长期不改会被迫加速转向右面，先“左”后右合葬了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时于1992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1978年以来，邓小平正是力求在完整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既继承又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就要认清中国将在上百年的很长时间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逐步清除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余毒。这一理论已经指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惊人的成就。我们为此感到自慰和自豪。经过近半个世纪在社会主义大路上的曲折前进，终于找到了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坦途和捷径，认清了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其要点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四个主义的关系，即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适当发展资本主义，不能急于搞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奔向共产主义；要认清这四个主义大体上是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不能随意跳跃，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但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要力戒教条主义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坦陈过去的失误并不是苛求前人，而是要说明人们的认识总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规律，逐步螺旋式上升的，不可能直线上升。同时我们不应该自满和自傲，要清醒地估计到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及其溶合衍生的“左”的思想在我国的深远影响。因此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贯彻并且向前去发展邓小平理论。当前，不少老大难问题，还有待我们认真加以解决。例如党政分开，发展民主，实现法治，健全体制，惩治腐败，铲除特权，搞好国有企业改革，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等等。我们更要牢记邓小平的忠言与警告：“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苏联的覆灭不就是明证与教训吗？而要根治腐败，只有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对各级领导人、尤其是对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切实有效的监督。
鉴往知来，我们既不要“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也不要“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我们要力争建设成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中国再过半个世纪能够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国。到那时，我们的好经验、好榜样对别国会有启迪和示范作用，同时我们也有实力可以多为人类福祉和世界大同作出应有的贡献。只要遵循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沿着已经找到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必能迎来达到初步发达的百年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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