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峡江女性的形象及日常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峡江论文,唐宋论文,日常生活论文,时期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介古代巴楚之交的峡江一带，其进入文献的历史在南方不可谓晚。但其区域性的文化面目，直到唐代才渐趋明朗。作为其表征的文化现象在唐宋之间相当耀眼，其中包含有很多的女性因素。该地绝大多数的文化景观，都是赖有其女性而得以形成，而她们的形象非常独特，无论是体貌抑或文化。这些都导源于该地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制约这一方式的自然环境。以往的研究尚未注意及之，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零 问题的提出
峡江地区本来是以出美女而著名的。南宋的范成大曾在归州写道：
东邻男儿得湘累，西舍女儿生汉妃；城郭如村莫相笑，人家伐阅似渠稀。〔1〕
汉妃，指的是王昭君。传说四大古典美女“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的落雁之貌，形容的就是她。照理，这方水土养育的女子，总归是一样地钟灵毓秀，艳丽过人。可是不然，尽管她们的水色还不错，〔2 〕但她们给别人留下的观感，竟偏偏就是形象欠佳。早在唐代，张九龄就曾委婉地对此提出过批评：
楚国兹故都，兰台有余址；……方此全盛时，岂无婵娟子？〔3〕
言下之意当然不好再多加解释。杜甫为之辩解的诗句：“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4〕， 也正好可以反映她们确实有过类似的声誉。到了宋代，指责的口气十分尖锐，“夔女寝陋男不文”的恶谧，恰恰就写在王昭君的故宅。〔5〕不用说，这是对峡江女子的总体评价。
这种印象可谓富有戏剧意味，但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信口雌黄。它一方面是让王昭君激起的高度期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行人难免有苛责的情绪；另一方面则是该地女性的着妆习惯与外地有着明显的距离，使得已成定势的审美思维难以认同。前者可以姑置勿论，而后者则有若干的细节可以寻求。
一 灼面成痕
最让行人看着惹眼的是，峡江女子在唐宋时期普遍流行文面的习俗。她们喜欢在脸上烧灼出几点斑痕，让外乡的眼光莫名其妙。这一点首先予以明确记载的可能要算白居易，他在《过昭君村》诗中有云：
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斑痕。〔6〕
诗人并没有附加过多的情感，但不难看出他也认为村女是在自毁容颜。否则他不会相信当地的传说：这一举动的目的仅仅在于避免重蹈王昭君远嫁异域的覆辙。
这一解释饶有兴味，如果真是出自当地人之口，倒是可以展示其对乡邦女子丽质的自信。此说流传甚广，几乎成为定论。宋人的记载与此一脉相承，形之于诗的有：
十二巫峰下，明妃生处村；至今贫丑女，灼面亦成痕〔7〕。
写进笔记的如：
归州民家，自王昭君嫁异域，生女者无妍丑必灸其面，至今其俗犹然〔8〕。
几乎没有人怀疑其意义和由来是否果真如此。这一说法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也有一个恰当的榫口。但其实则令人难以置信：假如真是要故意弄得自己难看的话，索性邋里邋遢地也就足够，何必要弄得如此麻烦且不无痛苦？至少是无须再修边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下文将可以看到，该地的女子对于妆扮非常讲究。
其实文面只是文身习俗中的一种，而文身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与此可以类比的是海南的黎人。据《岭外代答》之“蛮俗”所载：海南的黎女也有这一习俗，“以绣面为饰”；其诠释也与此相仿：“盖黎女多美，昔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砺俗，至今慕而效之”。但揆诸其他史籍，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广东新语》之“人语”记载：其人“自谓恐死后祖宗不识也”。也就是说，这种文饰是其族类的一种标志，因而有人称之为图腾说。除此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9 〕但都不出这两者之外。两相比较，显然是后者的说服力更强。
峡江女子的文身情形已不得其详，知道其面部有之而已，举凡一切细节，诸如是否还存在于其他部位纹饰的图案、施术的规则及过程等均不得而知。但笔者已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习俗的兴起绝对不会是出于王昭君的缘故，它应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上述这一解释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造为此说的人已不能理解这一行为所包含的意义，所以觉得文过之后会变得丑陋。如果按照其本来的观念，或许认为这一举动会增添其美丽亦未可知。因为证之以其他资料，峡江女子是不乏爱美天性的。
二 “女儿高髻学昭君”
峡江女子的爱美标志，是她们头上变换多姿的发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地的女儿往往都梳着很高的发髻，如一位诗人所吟咏的：“女儿高髻学昭君”。〔10〕陆游在其诗中估计了这种高髻的大致尺寸：“古妆峨峨一尺髻”〔11〕；可见其高度确乎是不矮。当然这一数字不可能精确，也不可能每个人的发髻都那么规范，但诗人对其时代特征的把握则不会有问题；前述的“学昭君”三字也难以作出其他的理解，可以与此相互映证。这一古老髻型的渊源可能与炙面的传统不无联系，据《岭外代答》记载，黎族妇人也有“高髻”之风，就是与“绣面”之俗共生的。此地正好也是如此，可谓无独有偶。
须要细加品味的也就是这个“古”字。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中，很多东西都是以古为美的，可是这女性的妆束不然。一般人在艺术作品中看见古妆的女性还可以欣赏，要是在现实生活中看见这么一群活古董，其感觉便未免复杂得多。这个时候，“古”便不再是“古雅”，而是“古朴”，甚至“古旧”，很难说它不会引起某些人的嫌厌。
发髻耸然而立，如果只是光突突地，再好看也有限，于是上面少不了要插上一些饰物，通常是银钗，还有一些其他的物件。放翁描绘道：
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12〕。
此文所言的发髻高度与上引诗句大有出入，不过这已经无伤大雅，大可注意的是文中所载的发型名称。由此不难作出两点推论：其一，发髻号称“同心”，终须名花已经有主，闺中待字的姑娘是不会梳这种髻型的。这应该是女子从订婚到出嫁期间的身份标记。其二，结“同心”总归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既然要来谈婚论嫁，那么这些首饰就应该作为一种诚意的表示而由男方斥资购置，同时也为这笔不菲的开支寻得一个合乎情理的归口。这一点，正好有条资料可资印证。范石湖对此有句云：“行人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13〕这自然就是那些插在“同心髻”被人观赏的银钗。
有时，一些女子的发型并不显得高耸，那是在她们定婚之前。这种发型主要是以其有鬟作为特征。据杜甫《负薪行》所载，峡江女子要是还没有夫家，纵然到了四五十岁也都只是同一种扮相：“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宋代的苏辙也讲到该地有很多未嫁的处子头发都白了还“双鬟垂顶”。〔14〕看来是左右各结一个，形状往下垂。其他的资料虽然没有如此具体，但也不忘标明其中有鬟，如欧阳修在叙述峡州女子岁末出游时，曾有“游女髻鬟风俗古”的诗句；〔15〕陆游也曾在峡江目睹一些村女的头上“簪花髻鬟匝”。〔16〕这种发型不可能向空中发展，因而不会如高髻醒目。上面的饰物也比同心髻简单，一般只是插着些野花，不言而喻这是替她们买钗的人还没有出现，这也可以旁证上文就“同心髻”所作的第二点推论较为可信。
一旦嫁作人妇，社会角色发生关键性的转变，作为女性身份的象征，发型当然要有所改观。由于有繁琐家务的牵累，婚后的女性发型不可能朝着复杂的方向发展，只会从“同心髻”趋向简化。如范石湖所看到的：“白头老媪簪红花，黑头女娘三髻丫”〔17〕；这就展现了一个随社会角色嬗递而演化的发型序列。老媪的白头上既能簪住红花，花下之有髻自不待言，从其未能引诗人费半点笔墨，可见与黑头女娘的发髻属同一类型。所谓“三髻丫”，想必是将头丝挽成三股然后绾住的意思，显然其形状也是挺拔的，但高度已不见之突兀，应当比高达一、二尺的“同心髻”易于料理。
髻型虽然改变，但首饰一以贯之。范成大曾目击：
家家妇女布缠头，背负小儿领垂瘤；山深生理却不乏，人有银钗一双插。〔18〕
诗中值得玩味的是后面两句，其言外之意当然是该地的经济状况本不敢恭维，然而对首饰却舍得花钱，妇女们竞相披金戴银。银钗的数目，上述称多的可达六只。而此地看到的都是两只，看来这是一个起码的标准，足以维持配置贵金属的意思。除此之外，她们头上通常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饰物，那就是布。此诗的首句已足以说明这种妆饰的普遍程度，这当然是女性已婚的又一标识。诗中的“布缠头”不知到底什么样子，而陆放翁看到的则是“皆以青斑布帕首”，〔19〕即将布包在头上，而且用的布也不是乌溜溜的一块，联想到上述白发老媪头上的红花，此地女性对于美的追求可见一般。
三 “十人九瘿”
对美有所追求是一回事，但得到的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论，峡江女子的“寝陋”形象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无法强同的审美情趣，该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都有一些丑化女子姿色的因素，足以抵消她们对美的主动创造。其中最不可抗拒的是该地得天独薄的自然条件。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化学环境，该地女性大多拥有一个有碍观瞻的脖子。
本来当时很多峡江居民的脖子都有些特别，而且可能颇有点名气。陆游在其临来此地之前曾忧心忡忡：“但愁瘿累累，把镜羞自照”；为的是“夔民多瘿，无者十财一二耳”。〔20〕但抵达以后他未免觉得此前的忧虑纯属多余：“行人十有八九瘿，见惯何曾羞顾影”。〔21〕内中尤以女性较为突出，范石湖有诗状其景云：
婵娟钟美空万古，翻使乡山多丑女；灸眉作瘢亦不须，人人有瘿如悬壶〔22〕。
这一现象在现代医学上称为地方性甲状腺肿大，简称地甲病（End.G.）。状如悬壶，当然是形容其大；人人都有，则是极言其概率之高。在题注中，诗人特意强调：“三峡女子十人九瘿”。尽管这种语言不无夸张之嫌，但无论如何，该地为地甲病的严重地区则属无疑。
地甲病是一种典型的由环境因素引起的地方病，其分布之广，可谓具有世界性。在我国历史上，其分布也很广泛，宋代有人作过一篇《瘿赋》，其中含有地理分布内容的两句是：
汝颍之士兮，轸若为之丑，江汉之女兮，僧尔敌其妍。〔23〕
这就说明，江汉一带也是这一病症的高发地区，综合其他各种史料来看，这一论断是可以成立的。早在唐代，王维就曾有“地多齐后疟、人带荆州瘿”的诗句，〔24〕说明瘿是荆州一带的土产。不独此地，鄂西北一带也多有此一症状，宋人在房陵曾有“比屋蜂悬人带瘿”的诗句为证。〔25〕因而峡江一带有此病分布就不足为奇，它可与上述地区联成一片。
当时就有不少人感觉，这种病症与当地的生活习惯有关：“夔州苦无井，俗瘿殊可怜”。〔26〕而致病因子归根结蒂又取决于该地的自然环境：“峡江水性大恶，饮辄生瘿”；并且发病具有一定的人群选择，患者“妇人尤多”；范石湖的家人对此曾有过亲身体验：“前过此时，婢子辈汲江而饮，数日后发热，甫宿项领肿起，十余人悉然，至西川月余方渐散”，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地甲病的发生确实有其人群选择，一般青春期多发，而女多于男，尤以生育期妇女为多〔28〕。这样正好可以解释，何以有些史料简直把这一症状当作妇女的特有现象。
四 惯善负重
禀之于天地的固然无法逃避，但如果条件允许优游葆养，多少总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求得一些弥补，语云“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偏偏峡江女子并不具备这种幸运，由于该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女性在生活中要承担大量的劳动，有些甚至相当粗笨。这不能不说是影响她们容颜的人文因素。
该地女性的日常生活是很有特色的，她们承担着家务如洗涤之类，自然不在话下。王维从巴峡经过时便看到“晴江一女浣，朝日众鸡鸣”的景象。〔29〕但这实在不是她们最为常见的劳动，她们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惯善于负重。
在唐宋人眼里，峡江女子最有诗意的行为是负水。不知是当地的居民觉得反正有充足的地表水可资利用，抑或是该地的地质条件难于凿井，总之该地的饮用水源长期没有向地下发展，而是仰仗于地表水体。杜甫在峡中寄寓时，经常慨叹当地无井而不得不去汲涧。〔30〕此俗后世长期承袭，以致宋代有官员要奏称“夔峡州郡民间无井饮”而建议采取一些行政措施，〔31〕事实上直到明代仍有一些地方依然故我。〔32〕
由于地势起伏较大，水利资源丰富，该地很早就懂得了利用重力以引水的技术。杜甫曾在诗中咏及此事：
云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触热籍子修，通流与厨会；往来四十里，荒险崖谷大。〔33〕
虽然用的材料只是些竹筒，工艺不可能精致，但原理的掌握已比较熟练，直接可以流进厨房，实在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自来水了。尽管如此，饮水供给仍一直是峡江地区令人头痛的问题。一来并不是每个地方引水都那么便利，否则上述杜诗所言的供水工程也无须远求于数十里开外；二来人们已认识到这种不费力的水源其实用途相当有限，“竹筒喉不干，可浣不可煎”，〔34〕否则易于诱发瘿病。于是从地下水的露头取水也就成了峡江地区每日必做的功课。当然，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只好仍取之于江涧水体。
按照当地的习俗，此项任务一般都是由女性来完成。而且取水的方式也较独特，多为背负。刘禹锡曾写道：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35〕
可见负水是该地女性极富特色的一种行为。这一习俗至宋代无改，而且资料更加丰富，其中有些是趁着夜晚汲水，如陆游所注意的“妇盎有夜汲”。〔36〕想必一方面是夜晚江上清静，水质较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腾出白天的时间以作他用。也有一些是头天晚上没有来得及汲好，只好一大清早出去。但既然是在白天，难免被人看见，就不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同样是落在放翁眼中的，清晨女子出门汲水的景致便是：“木盎汲江人起早，银钗簇髻女妆新”。〔37〕这后一句所刻画的细节，再次显现出该地女性的爱美之心。
既然汲水的方式独异，因而其用具也就未免有些奇特。上述放翁看到的“木盎”，他在《入蜀记》中描述道：
妇人汲水，皆背负一全木盎，长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
这样的一种容器，当然是专为负水而制作，须要留意这种木盎乃是全木的，即以一段圆木掏空而成，这样既工艺简单，又结实耐用，只是对木材的要求较高，说明当地的森林资源比较丰富，此外，也有人用的是别样的容器。杜甫记载为“瓮”，〔38〕而宋代还有人看到“妇女提罂汲江水”〔39〕，显然都是些陶制的器具。证之以放翁所作的观察，用陶器的当属少数。
负水也还可以说只是家务，在传统社会中仍不过是女人的份内之事，但她们背负的内容远不止此。由于峡中地形崎岖、道路逼仄，挑担行走多有不便，故地面运输一般都是采用背负的形式，而这些工作仍然是由女性来承担。陆游概括道：
大抵峡中负物率著背，又多妇人，不独水也〔40〕。
这就不是普通家务所能比拟的了。其中又有两样活计比较多见，一是襁儿，二是负薪。
按照当地的习俗，女子在外出劳动时总要将婴儿背在背上，以此也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上述范至能的一首诗中已经提及此事，他还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45〕可见其出现频率之高。笔者推想，这大概是那些妇女还处在哺乳期的缘故，因为婴儿需要频繁地哺乳，如果不是随身携带，母亲外出劳动着实多有不便。较之于上述的负水，这件事更充分地反映了该地女性的勤劳：就连在哺乳期间都不得不出来忙乎，她们平常劳动量之大可想而知。
待到婴儿断乳之后，母亲自然是不必再一直驮着，但却可能转移到稍大几岁的女孩背上。上述陆游看到的“簪花髻鬟匝”的村女就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襁儿著背上，贴妥若在榻”。〔46〕村女的发型显示其尚未成年，因而背上背着的那位只能是其弟妹或者侄行。父亲是绝对不背的，笔者还没有看到该地丈夫背负小孩的记录。
相比之下，真正称得上高强度的活计是背柴火。峡江地处山区，森林资源丰富，居民生火主要用的是柴薪。尽管砍伐的工序可能部分地是由男人承担，上述刘禹锡“长刀短笠去烧畲”之句似为一证；但把柴火从山上背下来这一步骤，则主要是由女子来完成。这一习俗在峡江西部的夔州尤为显著。早在唐代，杜甫就曾为此深深地感动，专门写作了一篇《负薪行》，慨叹峡江女子“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当然，其中用作自家消耗的部分，已经不足挂齿。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一句。历来的注家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或以为是供给家政之需，或以为是供给官府诛求，但对本文意义的理解均无大碍，都可以看出女子的背负在当地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负薪的题材在杜甫之后几成绝响，但此俗在宋代依然存在。陆游有一首《书驿壁》的诗单道此事，并提供了一些《负薪行》之外的细节。
峡中山多甲天下，万嶂千峰通一罅；峒民无地习耕稼，射麋捕虎连昼夜；女儿簿命天不借，青灯独宿江边舍；黎明卖薪勿悲咤，女生岂有终不嫁？〔43〕
个中有两点须特别注意：其一，负薪似乎是未婚女子的专项任务。本来《负薪行》中只是记叙未婚女子直到四五十岁还在从事此项劳动，而此诗的末句则进一步披露，出嫁将是她们卖薪生涯的尽头。其二，该地女子之所以要卖薪，是其自然环境以及所制约的经济方式驱迫使然。这一点揭示得颇为深刻。由于地形破碎，谷地狭窄，可耕地相当稀少，以致该地居民的生计不能完全仰赖于农耕，而不得不寻求其他的经济形态作为补偿；因此女性在经济生活中除了负重，还注定要与商业结不解之缘。
五 习于经商
峡江一带的商业活动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一方面其农业生产的条件有限，存在一种生存的压力，上文已述；另一方面则地扼楚蜀咽喉，上下交通相当发达，很容易受到外地经济因素的诱导；因而该地很早就发育了多种经济方式。还在南朝时期，就已经有“建平郡少农桑，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记载。〔44〕建平郡治巫县，正处于峡中，由此不难想见整个峡江一带的经济结构。
这些经济方式到唐宋时期仍有相当明显的继承，商业在该地的经济结构中可能占有异乎寻常的比重。其中的从业人员，女性仍是当然的主角。杜甫在《负薪行》中记录该地女子的经销内容：“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前者指上述的卖薪，费力而利薄；而后者则是走私盐斤，利厚却有较大风险。诗人拈出如此两端，当然还有一些不烦枚举。
迨至宋代，赖有史料的增加，可以看到她们的经营活动显出了一些特色。除了上述的负薪卖力，她们主要是从事一些消费性的商业活动，销售当地的农副产品。销售的对象，主要是路过此地的行旅。
她们对于经商相当热衷，范石湖笔下“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的景象，〔45〕充分地烘托了她们对于商品的情绪。当然这可能只是来采购，与出售的感觉还有些两样，事实上她们对于后者同样地当行。
陆游在其《三峡歌》中有一句诗：“木盎银杯游客舟”，〔46〕讲的是有人到客舟上流动卖酒。这一点令人不无惊奇，上文已述峡江水性太恶，然而该地酿出的酒质却并不都劣。夔州的酒是“不佳”的，但云安的“曲米春”酒却“自唐以来称之”，〔47〕而东部的峡州甚至有“巴楚夷陵酒最醇”之誉。〔48〕当然真正让人感动的是卖酒人的服务品质。用的是也可负水的“木盎”，不用说那人只会是女性，放翁曾摹状其事：
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买之，长跪以献。〔49〕
此情此景，自然酒味又要甘醇几分。况且其价也不昂，范石湖称“云安酒浓曲米贱”。〔50〕
除了卖酒，也有人卖茶。上文曾述及妇女背负婴儿的采茶行为，可见茶叶也是当地的土产。陆游在经过黄牛庙的时候，就曾遇上“村人来卖茶者甚众”，其中有些是妇人，也有一些是未及成年的少女。照例经过了刻意的妆扮，还有人背上睡着的婴儿。〔51〕
此外还有人出卖自己的歌声。严格讲来这已经超出了商业的范围，但因与商业活动关系密切，需要在此一并论述。范石湖曾在夔州吟咏：
当筵女儿歌《竹枝》，一声三叠客忘归；万里桥边有船到，绣罗衣服生光辉。〔52〕
欣赏的看来是些行旅，显然这些女儿的歌声不会是出于义务。这还是在峡江当地，而有些操此职业的女子则沿江上下远走他乡，当时的主流是顺江而下客住荆州。陆游的《荆州歌》有谓：
伏波古庙占好风，武昌白帝在眼中；倚楼女儿笑迎客，清歌未尽千觞空。沙头巷陌三千家，烟雨冥冥开橘花；峡人住多楚人少，土铛争饷茱萸茶。〔53〕
在此居住的峡人比楚人还多，可见倚楼清歌的女儿有不少即源于峡江一带。沙头的市面远比峡江开阔，此地的峡人应该已主要从事商业，诗的末句暗示经营的仍是一些土产，但能够脱离故土专事射利，无疑得益于上述商业传统的熏陶。此类现象早在唐代就已露出端倪，王建在江陵有句称：“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54〕诗中以巴、蜀对举，显然与上述陆诗异曲同工，只是详细程度不逮而已。
六 凄婉悲怨的情感世界
如上所述，峡江的环境是那样地恶劣，居民生计又是那样地艰辛，该地女性的情感世界当然也会烙下深深的印记。
本来，峡江女子是拥有一片开心天地的。唐代有人觉得王昭君故里存在着一股“至今乡土尽风流”的诗意，〔55〕其立论的依据未闻细说，到了宋代有关的记载便相当具体。
首先是该地的女子与异性的交游比较自在。欧阳修曾在其诗中注道：“夷陵之俗多淫奔”。〔56〕其煞末二字无须多讲，显然是所谓“风流”的正解。而作为这一过程的前奏，她们有不少出门野游的机会。如峡州在岁末祭鬼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幅“男女数百相从而乐饮、妇女竞为野服以相游嬉”的风俗图卷。〔57〕这样的画面每一年都会翻版若干次。“好遨蜀风俗，夔人贫亦遨”，就是夔州居民在人日倾城出游的真实写照。〔58〕当地还有一些夜晚的聚会，这当然更是为了便利男女的交往。在这种场合，言辞无论如何都不足以达意，于是难免抒发成音乐。“月出行歌闻调笑”的感觉，〔59〕不断地可以在此找到。芳名远播的《竹枝》歌，有不少正是歌场的产物，“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60〕实在是“风流”的最佳注脚。
但检视当时峡江女性的生活实形，她们的欢乐简直微不足道。大部分的时间里，她们都沉浸在一种凄婉悲怨的情愫里。只要聆听她们的歌声，就不难窥见个中的堂奥。
她们抒发的所有声音，都汇聚在如泣如诉的《竹枝》歌里。时贤和前辈对此都已有大量的深入研究，本文无须过多陈述。其中有些论著已经注意到《竹枝》歌中的音乐情调。〔61〕它除了在歌场上有时比较美艳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凄惨艾怨的。凡在此地听过《竹枝》的人，都留下了雷同的强烈印象。在此聊举一二，苏辙有云：
路迷乡思渺何极，长怨歌声苦凄急，不知歌者乐与悲，远客乍闻皆掩泣。〔62〕
这是在普通的夜晚听到的，很有可能还是独唱。节日里集体出游时仍然如此，如夔州人日踏碛时，“《竹枝》惨戚云不动”，〔63〕这当然是在白天。就连在晚上男女踏歌两情相好之际往往都是如此，难怪白居易疑惑：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64〕
上述虽只三例，却涵盖了单独、集体、夜晚、白天、平时、节日以至踏歌聚会各种情形，更多的证据已无必要。但如果听到的是单纯的女声清唱，则于本文的讨论更有裨益：
扁舟日落驻平沙，茅屋竹篱三四家；连舂并汲各无语，齐唱《竹枝》如有嗟。〔65〕
这些唱者的性别无须多想便可以推知。她们在生活中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宣泄情感，只好在《竹枝》中寄托她们的心思，不难看出，其中充斥着幽怨悱恻。
透视的焦点是这一情调的成因。很早就有人对此进行过探索，白居易曾有一番叙说：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70〕
诗中的通州司马指元稹。照作者道来，《竹枝》歌中有很多竟是先有了元稹的词然后再谱的曲，所以才会那样悲苦。这显然是浇灌自家胸中块垒，未免曲解阿友之嫌。
苏轼则推测，《竹枝》歌之所以“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可能是“往昔之所见有足怨者”；因而他以此与楚国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觉得这是楚人“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情绪的延续。〔71〕这一解释当然比前述说法要客观一些，但实在过于高古，与题目缺乏衔接，笔者窃不敢深信。
笔者认为，《竹枝》歌中悲怨情绪的直接来源可能是该地独特的人生感受。只要洞察该地居民的现实生活，就不难发现其中无处不隐藏着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辛酸和苦痛。他们的每一项劳动都是那么艰难，每一口的生计都是那么困顿：
可怜楚人足悲诉，岁乐年丰尔何苦？钓鱼长江江水深，耕田种麦畏狼虎。〔68〕
万一要是遇上凶年或者不测，得到的回报便只是纯粹的酸楚。
这些苦痛对于女性来说尤为巨大。她们的工作是那么繁杂，从洗涤、舂米、负水、砍柴，到卖薪、卖酒、卖茶、卖唱，及至背负婴儿出门劳作，在生活中付出得更多。虽然没有看到她们成为船夫水手，但承受着比男性更多的劳累：
上山采薪多荆棘，负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龟，水重还家足无力。〔69〕
可以说，是她们用那柔弱的身躯支撑着一方贫瘠的土地。就连她们比较自由的与异性交往，其实也存在着无法向人言说的伤感。上文已经引述陆游“女儿薄命天不借，青灯独宿江边舍”的诗句，讲述卖薪女嘤嘤求偶的青春惆怅，事实上该地有不少女子到了年龄很大，甚至韶华已逝仍没有出嫁。杜甫的《负薪行》开篇就说：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
看来这种女子还为数不少，因为苏辙也曾描述过类似的现象，且待下文再引。老杜将个中原因归结于丧乱导致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这一详情已无从确考。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该地女性的情感生活不可能过得十分愉快：既然有这样一群高龄处女，那些得以顺利“淫奔”的女子显然有限。因此总体而言，峡江女性忍受着比在他乡更多的寂寞。
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身处其中的峡江女性还能随口飞出欢快的歌声，那才是令人惊诧的怪事。由此着眼，不难领悟何以缭绕在峡云之间的《竹枝》音乐，一般都是那样地悲怨凄婉，令人不忍卒听。
七 余论
以上揭示了唐宋时期峡江女性的生存状态，从中可以抽绎一些该地文化的类型特征。该地的文化形态大体上非常古老。炙面、高髻之俗已不必多说，显然是在华夏文化进据之前该地土著民族的固有文化。就连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古代南方社会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在其更南的地区直到晚近仍有留存。
宋代有不少人曾经指出，该地的汉化程度比较有限。如《方舆胜览》称归州：“虽云古地，尚习蛮风”。该地居民的民族结构是“夷夏相半”，其中“夷”的部分“有巴人焉，有白虎人焉，有蛮蜒人焉”，〔75〕他们各有其本民族的文化。“夷”人还保留其自己的文化，而“夏”人则已经习的是华风。然而当地的“夏”人竟然也带有一些非夏文化的东西，显然这些“夏”人原来也是“夷”人中的一个部分。即，华夏文化进据该地的过程主要是一种文化的进入，而不是将该地的原住民连根拔掉，因此该地的文化出现了“夏”中有“夷”的交融局面。
在该地所有的女性当中，女儿可能占有特别的地位。这一点在当地以及邻近地区的历史文献中较为暧昧，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非常清楚，直到近世仍然如此。女儿掌握着家庭的财政大仅，同时对家庭也负有很强的责任。〔71〕从现存峡江地区的资料分析，该地似乎也具有这一特点。首先透露出来的是杜甫《负薪行》中的两句：
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
须要注意，诗中所讲的是“女”而不是“妇”。也许光从字面上抠还不足以导出结论，关键在该诗通篇都讲的是“夔州处女”，与妇人无涉。而且上述陆游在诗中表示似乎一旦她们出嫁就不必再从事如此粗笨的活计，加之确实没有发现妇人负薪的记载，她们都是做些采茶、售货之类并非头等笨重的工作，由此可见老杜的措辞用字并非毫无讲究。负薪当然只是管中一斑，但它实在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老杜在诗中还讲到处女们“集市门”、“兼盐井”，以作为她们“应供给”的手段，显然其“应当门户”四个字不是没有着落。
由此笔者有一个推论，峡江地区那些年纪很大，很老还“嫁不售”的处女，很可能是属于“自梳”女性质。苏辙有一首诗可以为证：
俚人风俗非中原，处子不嫁如等闲；双鬟垂顶发已白，负水采薪长苦艰。〔72〕
诗中描述的现象与上述杜甫《负薪行》中所言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解释。按老杜的感觉似乎不嫁是迫不得已，否则未遭丧乱终归还是会要出嫁；但苏辙的观察则不然，不嫁的处子只是“等闲”。这里面可能有两层含义：其一，不嫁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二，未嫁的女子不慌不忙，直到头白都是如此。因而这些处子是自己“不嫁”而不是“嫁不售”，舍“自梳”之外无从解释。苏辙交待这一风俗导源于“俚人”，也许生长于中原的杜甫是有所不解，所以才不免替她们担忧。
元明以降，该地总体的文化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女性炙面、高髻的习俗都已从史料中消失殆尽，盛极一时的《竹枝》歌也在该地荡然无存。明人曾特意记载：宋代三峡“长年犹能歌之”的《竹枝》歌“今则亡矣”。〔73〕而与此同时，有些习俗出现了相当重要的演变。最显著的是婚俗，尤其巫山、琵琶峡一带。有关资料非常繁富，明代即有人称：
巫山女子皆善吹箫，嫁时众女子治具送之，吹萧数日为乐。蜀中有此，毋乃神女之遗风乎？〔74〕
作者虽然没有交待其结婚步骤的全部，但已不妨碍判断：该程式中存在正规的出嫁，否则也不必有送嫁一举。这种情形与唐宋时期大异其趣，显然此时的习俗已更加靠近儒家礼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9601008 ）及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成果。
附注：
〔1〕《石湖居士诗集》卷16《归州竹枝词二首》之一。
〔2〕《入蜀记》卷6载，作者曾遇上一帮峡江妇人，“颇白皙”。这当然是一份随机的抽样。
〔3〕《全唐诗》卷47张九龄《登古阳云台》。
〔4〕《全唐诗》卷221《负薪行》。
〔5〕《紫微集》卷5《过屈平昭君故宅》。
〔6〕《全唐诗》卷434。
〔7〕《梅溪后集》卷15《昭君村》。
〔8〕《东斋记事》卷5。
〔9〕见徐一青、张鹤仙著《信念的活史：文身世界》第43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笔者认为，其第一、二、四说实际上都是图腾说的变相。
〔10〕《淡斋集》卷8《新滩三首》其二。
〔11〕《剑南诗稿》卷30《三峡歌》。
〔12〕《入蜀记》。
〔13〕《石湖居士诗集》卷16《夔州竹枝歌九首》之四。
〔14〕《栾城集》卷1《竹枝歌》。 此“顶”字当为“颈”字之讹。
〔15〕《居士集》卷11《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
〔16〕《剑南诗稿》卷2《黄牛峡庙》。
〔17〕《夔州竹枝歌九首》之五。
〔18〕《石湖居士诗集》卷15《大丫隘》。
〔19〕《入蜀记》。
〔20〕《剑南诗稿》卷2《将赴官夔府书怀》。
〔21〕《剑南诗稿》卷2《蹋碛》。
〔22〕《石湖居士诗集》卷16《昭君台》。
〔23〕《跨鳌集》卷1。
〔24〕《全唐诗》卷125《林园即事寄紞》。
〔25〕《江湖长翁集》卷15《次韵言怀》。
〔26〕《方舆胜览》夔州“义泉”条引王龟龄诗。
〔27〕《吴船录》卷下。
〔28〕《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地方病防治”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29〕《全唐诗》卷127《晓行巴峡》。
〔30〕《全唐诗》卷222《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
〔32〕如《益部谈资》卷下载：“夔城无井，官府军民咸取汲于江”。
〔33〕《全唐诗》卷221杜甫《信行远修水筒》。
〔34〕《方舆胜览》夔州“义泉”条引王龟龄诗。
〔35〕《全唐诗》卷365《竹枝词》之九。
〔36〕《剑南诗稿》卷10《峡口夜坐》。
〔37〕《剑南诗稿》卷2《新安驿》。
〔38〕《全唐诗》卷221杜甫《雨》。
〔39〕《西庵集》卷4《次归州》。
〔40〕《入蜀记》。
〔41〕《夔州竹枝歌九首》之五。
〔42〕《剑南诗稿》卷2《黄牛峡庙》。
〔43〕《剑南诗稿》卷2。
〔44〕《方舆胜览》归州风俗引《荆州记》。
〔45〕《夔州竹枝歌九首》之四。
〔46〕《剑南诗稿》卷30。
〔47〕《石湖居士诗集》卷19《夔门即事》注。
〔48〕《剑南诗稿》卷2《过夷陵……》。
〔49〕《入蜀记》。
〔50〕《夔州竹枝歌九首》之一。
〔51〕《入蜀记》，《剑南诗稿》卷2《黄牛峡庙》。
〔52〕《夔州竹枝歌九首》之九。万里桥在成都。
〔53〕《剑南诗稿》卷19。
〔54〕《全唐诗》卷300《江陵即事》。
〔55〕《全唐诗》卷519李远《听王氏话归州昭君庙》。
〔56〕《居士集》卷11《初至夷陵答子美见寄》。
〔57〕《居士集》卷11《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
〔58〕《方舆胜览》夔州风俗引王梅溪诗。
〔59〕《居士集》卷11《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
〔60〕《全唐诗》卷365《竹枝词引》。
〔61〕例如孙琴安《刘禹锡〈竹枝词〉的音调、形式、内容和影响》一文对此就有所论及，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编《民间文艺集刊》第五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62〕《栾城集》卷1《竹枝歌》。
〔63〕《剑南诗稿》卷2《踏碛》。
〔64〕《全唐诗》卷441《竹枝词四首》之二。
〔65〕《栾城集》卷1《竹枝歌》。
〔66〕《全唐诗》卷441《竹枝歌四首》之四。
〔67〕《东坡续集》卷3《竹枝歌》序。
〔68〕《栾城集》卷1《竹枝歌》。
〔69〕《栾城集》卷1《竹枝歌》。
〔70〕《方舆胜览》归州风俗引晏殊《类要》。
〔71〕参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一文，笔者所见为抽印本。
〔72〕《栾城集》卷1《竹枝歌》。
〔73〕《益部谈资》卷下。
〔74〕《益部谈资》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