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格和他的理论的关系——纪念毛泽东逝世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周年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纪念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大历史功绩：第一，领导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第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治制度，实现了对我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的改造，从极其落后的起点出发，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综合国力的强大国家，为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腾飞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第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毛泽东之所以能发生这样巨大的作用，固然不能忽视历史的需要和历史准备的条件，但是，也有必要对毛泽东所以能够影响中国历史的主观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这种主观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因素，二是人格因素，这对于国内外所有承认毛泽东历史作用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这里讲到的“政治远见”、“科学思想”无疑是属于理论因素，“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伟大的品格”则明确地包含着人格因素。那么毛泽东的理论和人格是什么关系呢？这两者在形成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呢？它们在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晚年失误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毛泽东人格和理论的特征
人格，是一个涉及多种学科，有多种含义的概念。在研究毛泽东人格的功能意义时，主要可从两种意义上进行分析，一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它主要指人品，即人的道德层次；一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它主要指人的个性特征，包括人在气质、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他人不同的特点。毛泽东的人格，无论从伦理的还是从心理的角度看，都有丰富的内容，是他成就伟大事业必不可少的主体条件之一。理论则是知识的体系。毛泽东的理论，也就是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既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同时又有其独到的机制和指导实践的强大功能，是中国现代历史特定时期中，民族精神和民族思维的最高成果。它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步方向，并提供了有效推进历史前进的方法，毛泽东的理论是毛泽东成就三大历史功绩的思想前提。
在论及毛泽东的人格和理论的关系之前，理应先将毛泽东的人格特征和理论特征作一概括的论述。毛泽东的人格特征，可用高大、丰富和有机三个词汇概括。所谓高大，是说他在品德、智慧、情感和志（包括志向、意志和雄心）四个方面都极其高尚博大。他在品德方面超越了自我，达到了与人民根本利益、与人类进步要求融合为一；他的鲜明的不加掩饰的情感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宽广的范围；他的智慧，主要是以娴熟的哲学能力作基础的大智慧，他具有从全局上把握战略时机，通过对多种矛盾并存的复杂情况的分析，找出主要矛盾和在主要矛盾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方面，提纲挈领的独到功夫；他的志由高远的推动人类进步的志向，顽强不屈的意志和彻底改造旧世界的雄心综合而成，真可谓是壮志雄心。所谓丰富，是说毛泽东的性格具有多方面统一的特点。在他身上，浪漫超脱与务实求真兼备；以斗争为乐的挑战性格与谦虚谨慎的修养并存；乐观豪迈的自信与清醒冷静的自知相辅；不受外来压力束缚的高度自主与严于解剖和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度自律相成；只争朝夕惜时如金的态度与扎实奋斗创造条件的耐心兼容；坚强的意志与真挚的情感互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豪放与超凡的政治敏感共生。毛泽东自己曾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说明毛泽东也承认自己的性格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所谓有机，是说毛泽东带有强烈个性的人格却有着很合理的结构。在理性、意志与情感这三种主要精神活动中，毛泽东的理性占居主导地位，对情感和意志起着支配的作用，而强烈的情感与坚韧的意志，又成为其理性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情感与意志之间又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从而形成毛泽东深邃的理智、钢铁般的意志和如火的激情有机统一的人格。这有机的人格结构使毛泽东不但深刻，而且潇洒，既能够举轻若重，更能够举重若轻；使毛泽东在中国现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在领导艰难、复杂、曲折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能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毛泽东的理论特征可概括为四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普遍性与具体实践中实际操作性有机统一，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通俗易懂的表达形式有机统一。这一特点不但使他能够把握时机，在历史转折的时刻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而且使他能够把握群众，说服群众，使他们弄懂马克思主义的深邃内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东方古老的土地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二是，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华民族要求解放振兴的民族精神，把爱国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有机统一起来。特别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以激进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民主革命和振兴经济中，发扬光大起来，大大地缩小了中国与世界的时代差距。三是，他特别强调主观能动性。在物质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在革命力量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信念、意志、道德、热情等精神力量，使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始终带有崇高、不朽、超越时空的感召力。四是，他特别重视普通的劳动群众。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作为原则落实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他特别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目不识丁的穷苦农民培养成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培养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无私的献身精神、遵守统一纪律的革命战士。这些毛泽东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人格和理论的关系
人格与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比如，人品的层次，主要体现为道德的修养，而道德修养又与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选择密不可分，而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自觉选择又离不开对其内容的理论把握。在人品与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理性认识之间，区别就在于人品是付诸实际行动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对于价值观、人生观的理性认识则属于认识范畴。毛泽东的人品是有坚实而自觉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作为理性基础的，但是，毛泽东不是坐而论道的伦理学家、道德学家，而是他所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身体力行者。他的人品，从他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上体现出来：从他以创造为乐，以奉献为荣，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体现出来。至于智慧与理论的关系。智慧不是知识，而是驾驭知识、进行创造的能力，所以智慧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智慧层次高的人，在思维方式上，一般能做到辩证地思维，能够把握发展变化着的事物的规律，能够在认识事物规律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创造。而智慧层次低的人，在思维方式上，则僵化封闭，只能模仿守成，不能创新开拓。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智慧与理论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哲学理论，其本身就是关于如何形成、如何提高智慧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集人类思想史辩证思维之大成。因此，掌握哲学理论，一方面要求具有相当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使智慧的层次大大提高。人的感情，所爱所恨，虽有非理性因素存在，但在相当程度上，受价值观的制约。人的意志坚定与否，不但与其情感深度成正比，而且也受对事物认知程度的影响，在理性上坚信其具有可行性的事，在价值上肯定其有积极意义的事，意志才能坚定不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从人格与理论的静态关系看，一个人的人格与他所信奉的价值理论和哲学理论（世界观及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统一，在毛泽东身上也毫不例外。
在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中，他的人格与理论还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毛泽东和所有人一样，人格的形成早于理性认识的形成。因为，人格中所包含的个性特征，有些得自于遗传，有些得自于早期乃至童年环境的影响。毛泽东从两个月的襁褓时期，就被母亲带到外祖母家抚养，直到八岁。在他返回韶山冲父母家时，已经具有一定的“见识”和一定性格倾向了。之后又受到其父母的影响。早期形成的人格倾向为毛泽东后来理性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随着毛泽东年龄的增长，对于中国雅文化的涉猎日深，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学，中国近代思想家对国家兴亡问题的关注，随着“西学”东渐，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提倡的“个人价值”至上的价值观，都对毛泽东的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能力发生深刻影响。这些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又推动了毛泽东对于自我人格塑造的自觉。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后期（1917—1918年），毛泽东已经明确了要把自己的人生与中国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的事业融为一体。为了能胜任这一十分艰难的事业，他有意识地从思想水平、组织能力、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等各个方面锻炼自己。此后，他的人格的成长与理性认识的发展相互促进。追求真理，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使他不断在理论认识上超越已经达到的阶段；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勇气使他能够在跌倒的地方顽强地爬起来，开辟新路，继续前进。理论上向马克思主义的接近又使他的价值方向更为明确，改造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认识社会事物和各种社会关系实质的大智慧不断增进，奉献自己于人民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品德更加自觉，胸怀和眼光更加宽广。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之后，在中国革命实践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经历了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革命战争等丰富的实践；亲自处理过与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新旧军阀等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的不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经受了包括敌人白色恐怖、血腥屠杀、武装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超过人的生理极限的极度的饥饿、寒冷、伤病、劳累到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酷打击等等各种考验，他的人格成熟了。与此同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在理论上也成熟了。他越来越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是他走向真理，走向伟大的重要条件；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又是他的人格得以升华，将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导向成功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人格和理论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的人格对于他所起的历史作用的影响，从其绝对值看，是巨大的，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无人可以比拟的。但是相对于理论指导作用来看，他的人格作用又是第二位的，是从属的。这是由于：一、在毛泽东的人格结构中，理性是被置于支配地位的。他有顽强的意志，但并不任由意志主宰，他有外露的情感，但不让自己感情用事。他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强调战术上重视敌人；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理性支配的实质就是理论指导。二、人格，无论是伦理的意义，还是心理的意义，都是对个体的，或对单个主体的规定性；而理论则是凝聚着阶级群体，政党群体的经验，体现着时代高度的认识，在领导几个阶级进行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显然，理论的指导作用是更大的。三、理论可以通过形成路线、方针、政策对实践进行指导，而人格的作用，当然也可以某种方式渗透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但是在这个渗透的过程中，它本身就已经被理论化了。
在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中，理论指导的作用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理论层次，表现在价值取向和哲学方法论上的指导。在价值取向上，毛泽东思想从实质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原则，并将其表述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或“出发点”，毛泽东还从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任务出发，将人民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起来。哲学方法论是一个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由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多层次构成的从抽象概括到实际操作，从指导认识到指导实践，功能齐备的体系。这个认识体系与鲜明的价值取向相统一，后来几乎成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意识。它既是毛泽东在理论的最基本层次上思考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作出整体战略决策的方法，又渗透到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毛泽东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关于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无一不带有鲜明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又无一不具有在对不同领域的矛盾关系进行具体分析，获得实质性认识的基础上，推动矛盾向着有利于人民方向转化的重要机能。二是对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指导。当历史发展到根本性转变的关头，甚至在转变之前，毛泽东的理论就对将要发生的转变作出预测，由此制定出指导未来实践发展的整体战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将要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解放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军队仍对我进行重点进攻时，就开始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将我军由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由此奠定南渡长江、攻克南京，进而解放全中国的基础；新中国诞生前夕，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进行革命战争到进行和平建设，在对中国社会实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领导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事业时应当实行的特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之时，就开始提出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这些理论是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的，然而其依据却植根于当时的现实之中，因此既可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又引导历史向前发展。三是在关系全局的局部问题上进行重点指导。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土地政策的调整，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阐发；新中国诞生之初，领导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十大关系”的论述；对于指导我国文艺科学发展的“双百方针”和对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论证等。
毛泽东的人格对于他的历史功绩有五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中国人的智慧”的力量。毛泽东的智慧类型，属于“中国人的大聪明”，它能敏锐地区 分本末，抓住根本，把握全局，透视未来可能有的变化，作出事关大局、事关未来发展趋势的正确决断；它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从实际中获得真理的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使现实变得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它不为概念牺牲现实，也不为感性欲望牺牲良知，它强调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要求克制自发的冲动，使人的行为高度理智。在与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战胜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这种“中国人的智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征。二是信念与意志的力量。中国要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走上独立统一富强之路，需要克服极大的阻力。在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此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中，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他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豪迈，他的“愚公移山”的顽强意志，对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成为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三是品德与情感的力量。毛泽东一生没有以权谋过私，他鄙视享乐，在生活中始终保持着中国农民的质朴与勤俭。他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他与人民同甘共苦，努力把对人民和民族的深厚感情通过政策体现出来，通过对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体现出来。毛泽东唤醒了中华民族这头睡狮，感染了习惯于知足常乐、听天由命的中国人民，使他们乐于与他一起去追求生命的崇高与不朽。四是知识、修养和胸怀的力量。毛泽东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深入人心的超凡能力和平易近人的风格，使他几乎能把握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对象的心理。从外国国家最高首脑到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从中国陕北的老农到著名大学的一流教授；从过去的敌人到政见不同的民主人士；从拥护自己的人到反对过自己的人，毛泽东都能与之沟通，都能理解，都能团结。他那犹如汇纳百川的大海般宽广胸怀，把目标原本不同的人，团结到一个共同的事业之中。五是艺术创造的力量。毛泽东的艺术主要属语言艺术。他的文章、他的诗词、他的演讲、他的书法，都具有独到的艺术魅力。他的人格，他的思想通过体现着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统一的诗词，通过他的深入浅出的语言，使人折服，使人感奋，使人升华。毛泽东不愧为塑造人的心灵的艺术大师。
毛泽东人格和理论与晚年错误
毛泽东晚年的历史失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大跃进时期违背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二是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生产力水平变革生产关系；三是以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中国社会发展战略上离开了经济建设的中心，走上了夸大阶级斗争的歧途，造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是这些历史性的失误，主要还是由毛泽东理论上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一是，中国要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尽快地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只争朝夕”就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因此在许多方面自然就会试用和搬用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比如强调人的革命热情、革命意志、革命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人的物质利益的满足；运用群众运动、革命战争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二是，他以变革生产关系为加速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动力，这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思想基础；又把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当作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把是否拥护这一革命看作区分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立场的标准，因此把党内外出现的要求根据生产力水平调整生产关系的呼声看作是敌对阶级利益的反映。三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制度，毛泽东认为仅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防止“修正主义”上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沿着这条思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归结为人格问题，这种见解是肤浅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良好愿望出发，但是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认识有偏误，因此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实践必然与初衷背道而驰。这正是毛泽东晚年悲剧的症结所在。毛泽东晚年的悲剧，还由于他人格的伟大，使这悲剧的色彩更加浓重。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崇高威望，他的不谋私利的高尚人品，他的“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意志力和向各种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精神，他从全局上驾驭多种矛盾的战略决策能力，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对辩证方法的娴熟运用，他感染和说服人的天才，他的高度的自主与自信……这一切人格特质，既是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贯彻的强大力量，也是使他的错误理论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毛泽东的人格力量对于他晚年的错误理论转化成亿万中国人的实践确实是起了这样作用。这种作用是中国当时任何人都无法抵御的。
今天我们一致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尽管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始终展示给我们一种伟大的人格。这种人格典范，是世界上所有想成就一番有利于人类进步伟大事业的人自我塑造的镜子和尺度，更是一代代中国青年应当吸取的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