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密利本德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认同的一个视角
吴建永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 密利本德将意识形态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认同中的作用定义为政治的社会化和合法化过程。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生活中，不仅政治上的保守党，甚至左翼工人政党都在制造大量“民众政治”的幻象。宗教、民族主义、大众传播和文化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手段，在确保资本主义政治正确和参与危机管理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与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密利本德对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认同策略的研究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密利本德；意识形态；政治认同
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是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代表人物，被誉为“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密利本德一生致力于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框架出发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职能与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从经验论的立场出发，观察、收集与分析了大量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意识形态手段塑造其合法统治外观的案例，对于意识形态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认同和阶级统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有力论证。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密利本德的研究不仅对于今天我们透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且对于我们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作用：为阶级统治合法化“正名”的主要途径
密利本德将意识形态在阶级统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定义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化过程。意识形态的关键作用与重要意义就在于它通过不间断的鼓吹和教化，在潜移默化之间为阶级统治和国家权力塑造了一幅合法性的外观。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保证资产阶级在国家权力的宝座上高枕无忧、千秋万代；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中的反对力量心甘情愿接受被统治的现实，甚至将这种现实看作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自然现象，最终将社会生活保持在“合理秩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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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密利本德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阶级的政党宣称自己代表人口中最大多数的、最受剥削的群众阶层。但是，为什么在政党大选和竞争中，往往那些代表政治上的保守势力、经济上的垄断阶级政党更能获得民众支持呢？以往人们对此的解释要么着眼于国家所采取的强制和镇压手段的胁迫，要么着眼于“改良主义”工人领袖的叛变和出卖，但问题在于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强制和镇压往往并不是其首要或频繁诉诸之手段。更何况伴随着工人阶级发展壮大，他们又怎能忍受自己的领袖经常且公然地出卖自己呢？有鉴于此，密利本德指出，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不算错，但它们却需要被糅合到一个更广泛的关于统治的理论中去，这就是意识形态理论。密利本德称之为“既定秩序取得合法地位的途径”“政治的社会化过程”或者“合法化过程”。在今天，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不仅只是一种思想的表达方式，而且更是获得了实体性存在的外观。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机构无一不在行使着意识形态塑造的功能。密利本德指出：“阶级权力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保卫其对‘公民社会’的优势地位而行使的普遍的渗透的权力。阶级权力是通过许多机构和代理机构来行使。有些机构就是为这一目的而设置的，如统治阶级的政党、利益集团等。其他机构可能不是专为这一目的设置的，但也可为此目的服务，如教堂、学校、家庭等。不管是不是为此目的而设置的，它们都是统治阶级企图借以确保其‘统治地位’的机构和代理机构。”[1]60
作曲家唐学咏（1900—1991）和李树化一样，也是里昂音乐院的毕业生，他于1930年谱写了一首钢琴曲《流星》。这是一首表现中国底层杂耍艺人卖艺活动的乐曲。《流星》和《劳动舞曲》这两首作品，共同的特点是都表现了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切和同情，饱含着非常可贵的人文关爱情怀。
二、保守党及其“民众政治”转向：维持现有“秩序”的压舱石
在密利本德看来，任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或两个在所有政党中最大、最牢固和最“优秀”的执政党。与之相比，其他政党组织尤其是左翼政党，往往围绕在其周围，很少能获得执政组阁的机会或者取得政府中的重要职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执政的保守党无论就其成员或政策而言，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完全由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来构成，也不可能完全是这一阶级的工具。事实上，关于执政的保守党的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它们在适应“民众政治”的需要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以“开放社会”自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面对政治竞争时刻在传播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无论是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影还是戏剧，通常来说并非往往被占统治地位的政权所垄断，并非单纯只是官方政治的舆论工具，而是诸多思想观念甚至是反对、戏谑当今政权和领导人的混杂的阵地。然而，在密利本德看来，这些看似多元竞争与自由表达只是一种肤浅的幻象。大众传媒尽管表达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这些也无疑成为资本主义立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们主要起着一种功能性作用，最终必然有利于占优势地位的统治权力与特权制度。
其次，资产阶级政党一般来讲比它们的工人阶级对手掌握着更多的资金与财富，这些资金与财富不仅可以保证它们比其他的竞争者参加更多的职业化选举，而且有助于加强宣传攻势、广告营销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基层组织。而与之相比，工人阶级政党只能在工作之余利用较少时间进行宣传活动，相应地在基层机构与影响手段方面也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虽然普选权的广泛实施看上去会使工人政党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但事实却是，由于工人阶级无论在觉悟还是组织上都不够成熟，这部分选票很容易就会被资产阶级用一些小恩小惠收买过去，从而增强保守主义的力量。因此，密利本德说：“‘均等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幻想。选举法是极其浩大的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正如我曾论述过的，影响的明显不均等是其特征。集中表现在选举法本身的形式上的平等，有助于隐藏不平等，而且起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合法化作用。”[2]197
方法一：在冬春季挖山松土后，竹林内隔3～5 m纵横开育笋带，深度为30～50 cm，宽度约50 cm，清除沟内老、病、弱鞭及石块，埋入有机肥如厩肥、稻草、杂草或林下剩余物，粉碎发酵后覆土。夏秋季就可以拨开沟内有机物，采收鞭笋。鞭笋采收后复原，并视鞭笋情况，适时追加少量配方肥。若遇干旱，可以在沟内浇水灌溉，加速鞭笋萌发，提高鞭笋产量。
范·弗拉森将其自己的观点称为“新图景”，他对科学理论的建构首先是刻画一组模型，即结构的族；其次是对模型的特定部分加以细致刻画，以其作为对可观察对象的表征候选；再次，在实验测量报告中对表象加以结构观察，如果一个理论的部分模型实现了其实验测量报告中的表象与加以细致刻画的模型的特定部分同构，那么这个理论便是适当的。［7］64-65范·弗拉森将模型类看作理论的载体，当该模型的部分子集同经验世界同构时，就将抽象的模型世界或结构与经验内容统一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其科学理论观。
三、宗教、民族主义与大众传媒：身披“开放”“多元”外衣的虚假观念
事实上，大众传媒要受到来自背后的多方力量的压力。第一种压力来自于大众传媒的所有者，这些传媒机构一部分归国家所有，但更多的则是归私人企业所有，而且往往是被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所控制。这些所有者往往思想倾向于保守甚至是反动，他们自身的政治倾向不仅影响了报纸的观点和方针，而且进行消极干预，删除那些表达敌对观点的文章或报道，为保守的偏见服务，从而将报纸变成表达个人态度的工具。第二种压力来自于广告商，他们的财政支持无疑是一份报纸或者一部电台存活下去的关键因素。因而，大众媒介在同它们的衣食父母，即广告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尤其胆小慎微，丝毫不敢忤逆对方的利益甚至思想。最后一种力量来自政府机构的行政干预。马克思早年对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至今仍然深入人心，而在这一方面，现代国家的表现也丝毫并不逊色，它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信息管理”的过程中，尤其是遇到明显不利于统治集团利益的时候。而且，事情的规律往往是，危机越大，信息的管理、封锁及欺骗报道就越有意义。
除了宗教，民族主义也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阶级统治的一项重要的宣传工具，并在此意义上成为凝聚民族共识的一股重要力量。虽然民族主义的情感在当代一系列政治冲突与国家独立的浪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一种挑战既有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威的破坏性力量。但总体而言，民族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是一种具有代表意义的保守力量，在保卫现存秩序以及防止左翼斗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最后，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左翼政党作为政治武器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代理人，也深受其自身局限影响而表现得软弱无力。事实上，在今天作为所谓左翼政党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往往是由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反对派领袖领导的，它们不仅经常在国内外追随和支持反对派，在社会崩溃时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从而为自身积累政治资本，而且它们在表达自己的意图时，往往比保守党的竞争者更为谨慎和含糊，既不敢公开反对后者，也不会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这一情况造成了这些党派的领袖与其内部激进的少数分子之间存在明显的隔阂与紧张，并由此带来政党内部的争斗与分裂。不仅如此，意识形态上的先天缺陷使这部分政党既不敢公开呼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纲领。如果足够幸运获得执政与组阁机会的话，也只能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进行小修小补、拆东墙补西墙，无法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任务。
从图13可以看出，由斜拱加载引起的围护桩桩身水平位移增量随斜拱加载时基坑开挖深度Z的增大而减小。斜拱加载引起的围护桩桩身水平位移增量最大值出现部位随斜拱加载时基坑开挖深度的增大逐渐下移，最大值出现部位集中在围护桩中上部，所以当基坑开挖较浅时要及时架设支撑，防止围护桩变形过大。
以往的观念认为，教育、学校和教师一般说来总是试图避免过分的政治偏见，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政治立场。然而，密利本德告诉我们，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学校都无法避免“政治社会化”的倾向。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层次的教育机构作为灌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无疑都具有鲜明的保守性质。这是因为，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来组织和控制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过程在本质上——怎样付费、寻求达到什么目标、谁有控制权、什么教科书被通过、谁做得好与不好，等等——都是政治性的，因而，作为政治机构的一部分，教育机构经常处于这些重要斗争的中心。密利本德说：“各层次的教育机构大都履行重要的保守任务，在它们的社会并为它们的社会作为合法的机构起或大或小的作用。”[2]223
首先，政党的首要目的无疑是保持现有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对任何国家而言，概莫能外。因此，虽然保守党中的多数成员来自于经济实力雄厚的上等实业家阶层，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从属阶级的成员：一方面作为积极分子，为其呐喊鼓吹，以至现身说法；另一方面，又被其安排到一些非关键性岗位上，以制造民族政党的假象。此外，任何政党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都不会拒绝一切改革的措施与企图。在这方面，保守党也不例外，亦即无论维护既定秩序与利益的目的有多么强烈，它们也不会断然否定所有的改革措施。相反，以现存的权力和特权结构尽可能小的牺牲为代价承认和传播改革，并以此生存下去，是它们亘古不变的追求。密利本德说：“它们(笔者注：保守党)真正聚合起来的是统治阶级不同的利益。严格地说，后者(笔者注：保守党)并不是凝固的社会经济集团，它们需要和解、调整、融合它们的利益，是既表达它们共同的意向，又表达它们各自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民众政治的时代，这些意向和利益也要求提供适合于政治竞争的意识形态的外衣；保守主义政党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要提供这种必须的外衣。”[2]190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部分报纸具有严厉的特征，而这种严厉多数是对于左翼势力的反对与斥责，维护保守势力的利益，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性与优越性，并将私人企业看作是经济繁荣、社会福利和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同时，虽然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报纸也很注意传播反对派的意见和观点，但这些观点往往并不触及问题的要害，而只是传播一些改革、发展的信号，并且装模作样地给出一些完全无益的诊断与处方。密利本德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报纸完全可以被称作是独立的起着重要的看家狗的作用。然而，这种主张视而不见的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这就是这些看家狗通常对左派凶猛地狂吠，它们所首先保护的是现状。”[2]225除了报纸以外，广播和电视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主要扮演着一种“守法者”的角色，虽然它们常常因为文化贫乏、娱乐至死、充满暴力或者渲染色情被指责，然而这并不影响其在思想内涵上与现行的意识形态或主流价值保持一致和同步，并且通过轻松诙谐的手法将这些价值观念渗入人心。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教会无疑是制造和传播鸦片的工具和手段。不可否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世俗化过程，宗教在决定人民的政治选择和道德抉择时的影响也大不如前，但是密利本德告诉我们，教会看似表面上处于一种中立地位，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保卫现有秩序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密利本德说：“简而言之，某些国家中有组织的教会总是愿意或是置身保守党一方反对左翼或是在另一些国家工人政党内部站在右翼一派反对左翼派别。它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可能比在另一些国家要大些，但它不是在什么地方都无足轻重。”[2]206有组织的宗教体系在当今任何国家中对占优势的社会力量都起着一种功能整合与保卫秩序的作用。以英国国教会为例，虽然它总是极力避免与两种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保持政治一致，虽然它被公认为是中立的和无党派的，但是所有的主教、牧师在其就任和任职前，首先必须宣誓效忠国王和国家，而事实上这样的国家并没有处于国王的有效控制之下，而毋宁说是统治阶级的占有物。至于宗教与政府当局保持一致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于国家的民主性质，而主要在于二者之间一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倾向，即对传统与秩序的维护。正是这种一致性保证了二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并且能够在关键时刻互相支持。
四、文化教育与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重要手段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教育和文化机构是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重要手段，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是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密利本德说：“它们既是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表现，又是增强这种制度的一种手段。”[2]223
具体来说，统治阶级往往倾向于将自己包装成“民族观念”与“民族利益”的代言人，特别是在面对来自下层挑战力量的时候。以“民族利益”为至高无上的目的，那么从属阶级所提出的任何局部性的要求，任何试图挑战现有社会秩序的企图和行动，比如集会、游行、罢工、暴动等，无疑损害的并不仅仅是雇主或资本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可能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与统治阶级对于国家的“无私奉献”以及“民族感情”相比，从属阶级任何抗争性行为都被污蔑为非爱国主义的、狭隘的、短视的自私行为。不仅如此，时刻以“整个民族”和“民族利益”代言人自居的国家领袖和政府首脑很容易就会装扮出一副“无党派”和“非政治”的姿态，提及的也永远只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并以此掩盖背后那些不可告人的阶级特权与集团秘密。密利本德说：“在‘政治社会化’的领域内，国家和其他机构能够使用证明是有魅力的观念和信条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其中民族的或帝国的历史甚至被赋予更大的权威。这样，对于过去斗争集体的回忆以及不顾及场合和原因对过去的牺牲行为和英雄业绩持续不断地赞美，大都不会计较，而是鼓励用鲜血换来的社会秩序的特别批评意见。甚至死亡在这里还是再次被召唤为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合法政权而奉献。同样，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也通过多种象征手法和一系列与过去的牺牲和斗争相联系的种种仪式和礼仪，进一步激荡起来。所有这些，在一个主要表现为适应性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2]212
建立企业国际化绩效评价体系的出发点，是使人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的变化，能够确定企业目前所处的国际化阶段和国际化发展趋势。通过构建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能够让我国企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国际化发展的现状，扬长避短，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下一步的研究应对所提出的国际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检验，不断加以完善。
美国教育学者迈克尔·阿普尔在《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一书中指出：“官方知识的政治就是妥协和折中的政治。它们的进行一般不是强行的，而是暗示统治集团想要创造怎样的形式，那么妥协就在那一点上对其产生倾斜。这些妥协出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语篇的层面上，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在学校中传授的知识的层面上，在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的日常活动的层面上，以及我们怎样理解这一切的层面上。”[3]具体来说，教育担负的履行“合法化过程”和维护现状的任务分为三个主要的层次。第一，就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儿童而言，教育起着重要的阶级整合的作用。国家当然需要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或者选拔一批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员加入自己的阵营，以消弭明显的阶级意味，扩大民主的群众基础；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的作用在于使大部分的下层青年接受自己的命运和角色，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命运并不是社会体系造成的，而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不幸运以及天生的本质使然。第二，教育具有一种灌输异质文化和价值观的作用，将上层社会的观念有意地强加于工人阶级子弟身上，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社会秩序当中，为聪明之人打通向上流动的通道，其余的人则被教育必须安然接受现状。第三，价值观的灌输是与特定的、既有的、上层阶级的社会观和世界观的灌输同步进行的，并且主要采取了强烈的思想和政治形式。
在国家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密利本德尤其强调大学在传播意识形态以及维护现有秩序方面的保守功能。在他看来，与初级的学校教育相比，大学无疑是整个教育过程中履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最重要机构，是实现国家意图与实业界利益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这是因为“大学是知识、思想和政治分化的中心，它们的学生主要受旨在帮助接受与‘传统智慧’一致，而不是与这种智慧离经叛道的思想、概念、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2]258
首先，国家无疑是对大学造成影响最为重要的机构，除了一些私立的高等学术机构，各个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任务的经费大都来自国家的资助与拨付，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上掌握着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与主动权，所谓的学术自由与思想独立不过成了贻笑大方的遮羞布。既然国家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方向，反过来大学自然而然也要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要求，在“服务于国家”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密利本德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大学丧失独立精神，完全屈从于国家的目的。不仅如此，面对学生和教师中的左翼极端分子的时候，大学往往能够很好地贯彻国家的意图，对这些人处理起来毫不手软。由此，大学必然丧失其对国家生活的批评权利以及对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争议问题发表独立见解的自由。
其次，国家以外，对大学造成影响最为严重的当属实业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上。第一，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以顾问的角色进入资本主义实业界，他们不但同实业界保持密切关系，甚至按照实业界的期望旗帜鲜明地来“客观”评价私人企业的目的和价值。第二，虽然私营高等学术机构主要依赖于实业界和公司社团的资助，但现今即使公立大学也频繁地接受来自企业财团的资金捐助和支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凸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回报社会的高尚动机，另一方面亦可弥补学校经费方面的不足与负担。然而，对于大学而言，某项捐赠的活动往往并不是无需任何附加条件的，只要接受了捐赠，它们就不可能对提供捐助的对方保持某种批评性的客观独立的学术态度。第三，实业界的领导者大都兼任大学董事，并凭借强大的财政实力控制和支配着大学的评议委员会和董事会。
最后，除了实业家集团，公司企业的发展也会对大学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伴随着传统学科和基础性学科的备受冷落，工业管理系、商学院之类的爆发与火热，无疑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有鉴于此，密利本德说到：“我们必须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的作用。在任用大学教师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确实仍拥有广泛正式和实际的自主权，只不过不是绝对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是在深深地影响各大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实行的。”[2]254
虽然大学教师都是知识分子。但什么是知识分子？或者说谁是知识分子？对于这个问题一直缺乏统一的确定标准。无论是戈德法布还是萨义德都倾向于将积极正面的形象赋予这一群体，在他们看来，构成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既非葛兰西意义上诸如白领、专家、顾问等经济界专业人士，也不是教士、官吏、教师这样的政界人士和学者，而是一批具有特定理想、目的和追求的专业人员。戈德法布说：“知识分子是某些特殊类型的陌生人，特别注重自身的批判能力，独立于权力中心自主行动。”[4]萨义德同样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5]
与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界定不同，密利本德更加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既不是什么卓越知识的代表人，也非不食人间烟火、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王，而是当代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是“正统事物的监护人”，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编造幻想以用来监护、巩固和促进现有社会秩序的正统性。密利本德说：“马克思主义的估计是更为真实的。这种估计认为，大多数在资本主义社会能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是知识分子的人都是他们社会‘正统事物的监护人’，更不用说这个或那个行业的专门家、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医生、科学家，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履行这一使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担当这一角色。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宣传、而且充分参与编造普遍性的幻想，这种幻象更早时被描绘为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或是任何阶级的‘虚假意识’，它有意无意地用普遍原则、神圣和永恒真理、国家利益等等来掩盖自己的局部利益。”[1]65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以其心力为统治阶级提供权威，在获取巨额利益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虽然只是次一级的组成部分。但这样的说法并不排除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欣赏，而他自己显然也属于这样的一个群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到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刻，资产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会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成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为工人战斗提供理论指导。密利本德指出，马克思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紧张点。而正是这一点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最重要的原因。
本文提出了改进的六维力传感器解耦算法,并通过实际标定数据的验证,得到了如下结论:同时通过单维加载和多维加载进行标定,之后使用BP神经网络训练的方法进行解耦运算,可以有效地减小6个方向的最大误差,提高传感器的标定精度,能够同时解决Stewart六维力传感器的维间耦合问题和多维方向加载问题。
五、结语
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密利本德倾其一生，不停地寻找大量经验证据，力图拨开多元民主与福利国家的假象，重新阐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剥削本质，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在促进政治合法化、政治认同性过程中的作用无疑与日俱增，成为资本主义阶级统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与手段。
作为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密利本德本身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中一系列新变化、新动向进行的研究，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前，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使人们呈现出思想差异化、认知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西方意识形态及其变种裹挟着各类错误思潮伺机冒头、粉墨登场，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则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必须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好文化强国的同时，加快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艺术创作导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时，必须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旗帜鲜明地反击各类错误思潮，坚决杜绝金钱交换原则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侵蚀，为凝聚人心、共同奋斗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M].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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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迈克尔·阿普尔.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M].曲囡囡，刘明堂，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4] 杰弗里·C·戈德法布.“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M].杨信彰，周恒，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42.
[5]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6.
Ideology ：a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by Miliband
WU Jian -yo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 Miliband defined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political identity as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In the life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countries， not only the conservative parties but also the left-wing parties are creating a large number of illusions of “popular politics”. Religions， nationalism， mass media and education are the main means of ideological penetration.They play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ensuring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of capitalism and crisis management，and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class rule. Miliband’s study on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ountries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 Miliband； ideology； political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 D033.3
文献标志码： A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意识形态专项)(TJKSZDWT1903-06)
作者简介： 吴建永(1986-)，男，河北枣强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9)04-0056-07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9.04.010
(责任编校：李秀荣)
标签：密利本德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政治认同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