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四个重要修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社会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大体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几篇重要文献为标志，这在党史学界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在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具体内容方面则存在许多见仁见智的理解。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由于各研究者理解的视角、出发点、水平和能力都不一样；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有人以《毛泽东选集》，也即修改以后的文章作为研究基础，而有的人则以修改前的原文为研究基础。我个人认为，在收进《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对某些文章中的某些提法作出修改是允许的，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于作出重要修改以至于影响其原意的文章，还是以毛泽东最初发表的原文为好。因为这才符合历史事实，也符合理论的发展变化规律。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出的四个方面的重要修改。这四个方面的修改不仅改变或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从“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
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标志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诞生的重要篇章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也就是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毛泽东认为，虽然中国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周刊第98、99合期。）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区别点。
既然是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领导权的问题。虽然5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涉及领导权的地方都加上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字样，但在最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他又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者，主要的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进去了。”（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周刊第98、99合期。）这就表明，毛泽东所设想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不应当由资产阶级单独领导，而应当有“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因为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正面战场连战连败，但它毕竟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是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人民群众当中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必须认识到，“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而且毛泽东认为两党在“战争中的合作决定着战争后的合作”（注：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的最初设想中，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应该是这样：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口号和奋斗目标。然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平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努力。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各阶级在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地位。
众所周知，“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的一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准确地说，它也是毛泽东所主张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实践。历史证明，“三三制”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仍主张保留“三三制”，因为他认为“解放区的状况与抗战时民主改革已经深入了的根据地的状况基本相同，因此，中间分子、党外进步分子还应该吸收进政权来”（注：《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但是随着战争胜负的天平倒向我方以及共产党实力的大大增强，“三三制”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共产党在革命中和政府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时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注：《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从表面上看， 虽然只是放弃了“三三制”的提法，但它隐含的意义则是此时毛泽东已开始改变对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的主张，并寻找新的更符合历史条件的表述。最终，毛泽东找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的范畴。
最早将“人民民主”和“专政”联在一起并作为一个完整概念提出来，可能是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前言》写道：“列宁在本书中所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的历史区别，就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推翻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注：《人民日报》1948年6月16日。 ）“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全新的概念被提出以后，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正式确认了这种提法。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一个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一个是“人民民主专政”，它们二者的区别在于：首先，“人民民主专政”强调了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而且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与原来所设想的“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是一个重要区别。其次，农民阶级的地位被强调。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认为“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再次，资产阶级的地位被削弱。不但“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尽管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很大的重要性。
无疑地，在官僚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仍兼具两面性，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为增强并即将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重新界定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是必要的。它既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它不但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二、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要任务是解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束缚和破坏到“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经典文献中，在论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方针时，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之所以“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周刊第98、99合期。）。他又说：“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与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结合着中国的实际，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这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任务的极其清楚的表述。而主要任务是由主要矛盾规定的。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进入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发达的生产力与中国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矛盾。应当说，这一判断是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的。
但是毛泽东的看法却随着战争局势的明朗而发生了变化。在将官僚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之后，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这种认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写道：“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应当说，这时党并没有改变让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一个适当发展的主张，毛泽东甚至强调“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它“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但是无论如何，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给人的感觉是发展生产力的地位下降了，阶级斗争的地位被提升了。与其前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任务的论述相比，区别还是明显的。
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完成后，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界定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应当说，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它反映了中国阶级矛盾的变化，明确了中国阶级斗争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回过头去看，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出发，又必须承认，作出这种判断与中国对资本主义主要是从批判的层面去认识，而对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现代化的一般特征缺乏深刻的把握有关。在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具有某种必然与必要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利用这种积极性来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换言之，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第一位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点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准备，使全党在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用来指导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生产力还极为低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肯定的成果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和吸收时，就匆忙地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变革生产关系，那么无疑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我想，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完成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遭遇的挫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三、从“新资本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一般而言，某个社会的性质总是与某个特定国家的性质相联系的。因此，在毛泽东对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作出修正的同时，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注：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虽然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但这里的民主共和国无疑就是后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1943年8月，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并认为“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注：《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1944年3月，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作了某些修改，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在这里， 毛泽东首次将新资本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并提，表明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问题认识上的深化。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也是这么提，他说：“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时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与建立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时，使用了多种提法，其含义也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是“新资本主义”的。
对“新资本主义”的说法提出明确批评是在1948年9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既然我们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仍叫“新资本主义”就显然是不妥当的。毛泽东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这虽然是仅就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来讲的，但我认为它实际上也代表了整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正如毛泽东紧接着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这样，“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就被“新民主主义”的提法完全取代了。
在与旧资本主义相区别这一点上，“新资本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并无不同。但在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取得领导地位指日可待，社会主义前途更加清晰的情况下，再用“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就难以突出社会主义因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在表明社会主义因素的质和量及社会主义前途上，“新民主主义”无疑是对“新资本主义”的一种完善和发展，包含着更多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创造。
四、从“让私人资本经济获得广大的发展的便利”到“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决定的。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相区别，它必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决不能让“少数人所得而私”，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上就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即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周刊第98、99合期。）。另一方面，从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认为：“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由此，“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的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一边是“节制资本”，不允许大资本“操纵国民生计”；另一边是要让私人资本经济有一个大的或广大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点。在这里，毛泽东既没有区分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也没有提到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明确区分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并将官僚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击的对象是在1947年12月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报告中。毛泽东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对于民族资本经济，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5页。）。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在逐步深入。同时，尽管毛泽东仍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存在的必要性，但不难感觉到毛泽东已经开始从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大的或广大发展的立场上后退。
到1948年下半年，战争的局势愈加明朗。如何制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已经成为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10月，毛泽东在一封给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从不得“操纵国民生计”到必须“有益于国计民生”，从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大的或广大的发展到“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表明此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经济消极和不利的一面，与其前期主要从肯定和积极的一面来看待资本主义相比，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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