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参政妇女群体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群体论文,妇女论文,原因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妇女参政走过了波澜起伏、曲折发展的道路。其中，参政妇女群体的结构（主要指参政妇女本人的经历、身份）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有研究者描述妇女参政的历史变化为：50年代“革命家型”、60年代“劳模型”、70年代“红色尖兵型”、80年代“知识型”、90年代“专家型”。那么，各个时期，参政妇女群体结构的实际状况究竟怎样？引起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参政妇女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妇女参政的进程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简略分析。
一、革命家与先进妇女的参与——50年代初妇女参政在高层与基层双向启动
妇女参政是指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高层次的权力参与，主要指妇女担任领导干部，参与决策；另一方面是民主参与，指妇女享有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妇女参政的基础层面。
50年代，中国妇女参政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走向高层次权力机构，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二是行使公民的民主权力和在基层政权担任领导者。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产生了当时新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180人，常务委员51人，其中女委员12人，占委员总数的6.6%。女常委4人，占常委总数的8%。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63人组成，女委员2人，占委员总数的3.1%。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中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为500名，其中有20名女性，分别担任26个职务，占总数约4%。
建国初期，在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等机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女性领导者绝大多数都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领袖，确实可以称为“革命家型”。
建国之初，这些女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妇女领袖走向高层领导岗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历史原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是个双向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妇女的主动行为。中国革命需要妇女的参与，“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中国共产党倡导男女平等，重视妇女的力量，组织动员妇女参加革命；同时，中国妇女寻求解放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因而她们选择了跟着共产党走的道路，把妇女解放纳入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之中。在悠悠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最深重，一些妇女的反抗也最强烈，她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出生入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洗礼，革命成功以后，就自然地被选进了各级权力机构、政府部门。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其次，是政治机遇。50年代初，正值全国解放，百废待兴，新中国开始政权建设，许多领导岗位虚位以待，为那些卓越的妇女人物走向高层领导岗位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再次，是她们的才能、贡献与声望。这些女性领导者具有优秀的品格、卓越的才能，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就被人民选进了高层领导岗位。
建国初期，这些女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妇女领袖的参政，开启了新中国妇女高层次权力参与的先河，成为新中国妇女参政史上第一个辉煌，为后来的妇女参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女领导者是民主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人才，人才难得，这就使得新中国妇女参政经过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难以逾越这一辉煌。
50年代初，参政妇女的群体结构除了“革命家型”这一显著特征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基层政权中，首先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先进妇女的参政议政。当时在农村，农民协会、农民代表会是行使行政权力的代行机构，其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女会员、女代表，有的地方达到30%（注：《新中国妇女》，1954.1。）。在1953年普选运动中，女选民参加选举的占84.01%，在基层选举中，全国共选出人民代表5,669，144人，女代表98万余人，占全国代表总数的17.3%。（注：《新中国妇女》，1954.2。）在城市基层政权中，活跃着一大批女代表，当时的《新中国妇女》杂志曾有许多报道，例如，“人民代表赵大妈”、“女工代表真顶事”、“妇女群众的代言人”等，反映基层女代表参政议政的事迹。
开国之初，新中国的政权首先是自上而下的建立，又经过自下而上的健全。中央政权建立以后，是地方政权建设，即始于1952年的民主建政，这是自上而下的。1953年普选，到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过程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建政和普选运动，启发了基层妇女群众的民主意识，同时也为她们在基层政权中的参与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其次，解放前后的历次民主运动，诸如土地改革、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启发了妇女的觉悟，一向紧锁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女得以从家庭走向社会，其中，一些首先觉醒的妇女捷足先行，成为妇女群众中的骨干力量和先进分子，在基层政权中参政议政。再次，建国初期，刚刚获得解放的妇女，有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和朴素的报恩思想，她们把参政议政作为自己当家做主的行动，并以此表示对新社会、新国家的热爱与维护。还有一个原因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环境。当时新中国投入兵力130余万人，男子在前线作战，妇女在后方生产，自然成为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力量。
这些先进妇女的参政议政，对广大妇女群众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的启蒙，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从而带动了广大妇女的参与，使建国初期妇女参政在基础层面开始运作。
二、劳模型——始于50年代中后期的基层女干部参政群体
一般以为，“劳模型”是60年代中国参政妇女群体结构的特征，其实，劳模参政始于50年代中后期，主要分布在两个领域，一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女社长、副社长）；二是城市小型民办企业（女厂长）。1956年底，全国有1,756,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70%-80%都有女（副）社长，约计50余万人，（注：《新中国妇女》，1956.12。）这些女社长许多都是劳动模范。1958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全国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陈淑贞、李开玲、郭淑珍、申纪兰、张秋香、沈凤英、杨玉翠7位人民公社女社长，与她们共进晚餐，合影留念。
当时的《新中国妇女》对城市女劳模参政有许多报道，例如：“从家庭妇女到厂长”，介绍长沙第一个民办棉织厂厂长林淑华的事迹。“白手起家”介绍河南省特等劳动模范，郑州市南关外国营豆腐制造厂厂长李素琴的事迹，等等。
50年代中后期，女劳模走向领导岗位、主要是基层领导岗位，与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组织结构、妇女运动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首先是与全社会中心工作的转移有关。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社会的中心工作由建国初的政权建设转入经济建设，全党全民动员，大干苦干，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劳动模范，受到社会的赞誉。其次，这期间，在农村出现了新兴的社会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即是经济单位，又带有社会主义政治特点，广大妇女参与其中，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们的利益也必须在这个组织中得到维护。同时，这一新生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妇女的支持。因此，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关于合作社女副社长和高级社的名称等问题的通知》中，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配备女干部做了具体规定，要求“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社长是由男子担任的，应当配备一个女副社长。同样，每一个乡，如果是男子担任乡长的，也应当配备一个女副乡长”。这一规定，在当时来说，显然为基层女性参政议政提供了政策性保障。此外，女劳模走向基层领导岗位，还与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状况有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妇女就已经走向社会，到了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90%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涌现出了大批劳动模范，1960年，全国妇联表彰的“三八红旗手”有10,002名。妇女大规模走向社会及女劳模的涌现，使女劳模走向基层领导岗位成为可能。
女劳模走向基层领导岗位，对妇女参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突破了1953年普选运动以来，基层妇女参政着重于行使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公民参与基础层面。开始在基层政权中直接参与，在参与程度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其次，是参政主体力量的扩大。50年代初，民主建政时期，基层政权中的女性主要是农民协会中的女会员和城市里的人民代表。女社长和女厂长的出现，扩大了基层妇女参政的力量。其三，劳模走向基层领导岗位，使妇女参政从经济参与切入，从而进入政治参与。女劳模是在生产中做出突出贡献者，或者说，有一定的技术专长，或在生产中扎实苦干、劳动成果显著的女性，更有可能被提拔重用，成为领导者，即由劳动者成为领导者。其中一些人的文化素质偏低，从整体上看发展后劲不足。后来，其中更有培养前途的人，被送进高等院校学习，成为更高层次的领导者，直到七、八十年代乃至今日仍有一些劳模出身的女领导干部活跃在各级领导岗位。
三、革命委员会中的“红色尖兵”——文革期间妇女参政的主体力量受到挫伤
文化大革命10年中，中国妇女参政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参政妇女的群体结构来看，出现了“大换班”，老干部被打倒，“靠边站”，甚至有的人被迫害致死；“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的女将“冲”上来，当时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都有一名女干部，从数字上看，一时出现了妇女参政的“虚假繁荣”，其实隐含着严重的危机。危机表现在：其一，妇女参政的主要力量受到损害。一些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女干部被批倒批臭，自反古斗争至文革期间，民主党派妇女的政治热情受到伤害和打击，而这些人正是妇女高层次参政的主要力量；其二，延误了年轻女干部的培养与成熟。当时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红卫兵小将”，有的是别有用心，做了一些坏事、错事，也有的人被糊里糊涂地裹胁进来，还有的人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被蒙骗进来，文革结束后，有的人被调整出去，少数人被留下来。这期间本可以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女干部成长起来，却由于文革的原因被打击，被延误。这就使妇女参政的行程出现断裂，为80年代的“冲击波”埋下了隐患。
四、从知识型到专家型——80年代到90年代的妇女参政群体
80年代，在中国妇女参政的行程中，出现了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知识妇女。知识妇女参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一些大学讲师、教授、研究人员、工厂企业的科技人员走向领导岗位。其次是原本在领导岗位的知识女性被提拔重用；再次是在职女干部的知识化，在岗或离岗学习，取得较高的学历和学位。
当时全国的报刊杂志接连不断地报道：《菌种皇后当选为自治区副主席》、《女沙漠学家当副省长》、《女工程师当副厂长》、《优秀班主任当局长》等等。80年代末，全国一半以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选拔了女高级知识分子进入领导班子。
到了90年代，更多的女博士、女专家相继走向高层领导岗位。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组织联络部1995年编纂的《今日女部长》一书所介绍的女部长和当时的女性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分析，女部长中知识分子、专家占34%，劳动模范占16%，资历较深的革命干部占50%。国家领导人中，政治家占20%，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占20%，水电专家、医学家、教育家占60%。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社会的中心工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成为了硬任务。形成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局面，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知识女性参政的社会大氛围。此外，党和政府对干部政策进行了调整，培养选拔干部的标准在过去又红又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为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政策保证。其三是妇女理论的呼吁。80年代中国妇女参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首先是1983年机构改革，许多妇女干部被精减，然后是1987年县乡换届，差额选举，许多女干部被“差”下来，还有，党的十三大政治局没有女委员，被称为“尖端缺损”，这一切引起了妇女界的深思，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中国妇女》和《中国妇女报》等报刊都对妇女参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妇女参政的理论讨论会也此起彼伏。妇女参政一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在讨论与思考中，有对来自社会的传统的性别意识与角色定型的挑战，有妇女自身的反思。舆论上的呼吁，为知识妇女参政起到了“催生助产”的作用。
知识分子参政改变了中国参政妇女的群体结构，使其力量更加雄厚。同时，影响了妇女们的参与意识。知识女性具有自觉的参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由过去残存的要我参与的被动状态，而变为我要参与的主动行为。知识分子、专家的参政适应了中国社会转型、经济改革的大潮，预示着中国妇女参政的未来趋势。其实，每一个时期参政妇女的结构都是综合型，即由各种经历的妇女共同构成，以上的描述，突出了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交替变换。
新中国参政妇女群众结构的变化，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对中国妇女参政的进程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参政主体力量的转换带来的断层，或者说，使参政主体力量的成长缺乏连续性、承接与递进。50年代的革命家型，是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与建设孕育的人才，脱颖而出的结果，因而一时群星璀灿；继之而起的劳模参政，扩大了妇女参政的主体力量，但起步于基层，成长缓慢；文革十年，损害了妇女高层次参与的主要力量，延误了新生力量的成长，“红色尖兵”犹如昙花一现，表现上轰轰烈烈，其实整个行程出现断裂，主体力量气息奄奄。直至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女干部得到平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以及女性知识分子的崛起，壮大了参政妇女群体的力量。90年代，高层次女性领导群体基本由革命家、资历深厚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专家等组成，力量比较雄厚，孕育着新的发展生机。但是，几十年主体结构的转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一时难以消除，还须做出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