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统计改革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与统计，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其实大谬不然。本文试图在阐述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揭示现有统计核算体系的偏失与改进办法。
一、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抉择
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破坏似乎结成了孪生兄弟，它们正在这“二律背反”的“怪圈”中展开赛跑。工业文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经济繁荣表象背后的代价也是十分惨重的——毁灭性的自然资源开采与使用、严重的环境污染、大气臭氧层的急剧减少、温室效应的产生、沙漠化的日趋扩大、物种的消失……然而，人类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终于从鼾睡中惊醒，环保意识、绿色意识、蓝色意、生态意识正在唤醒人们！
近二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加剧是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或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不变革这种传统模式本身，单靠对环境问题采取事后补救性的治理，环境恶化这一顽疾就无法得到根治。因此，人们为寻求一种建立在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基础上的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或模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先后提出了“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协调发展”等构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把经过长达5年研究、经过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e Development）这一新思维。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中心思想是：“人类应既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害子孙后代生存利益。”实际上这只是哲理性的概念，并非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因其涉及的范域和时空广阔，于是人们对它的理解也见仁见智，侧重点各有所不同。《我们共同的未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概念包括三个原则，即公平性原则——如当代人与人、代际之间以及在分配有限资源方面的公平性；持续原则——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以保持发展的持续发展；共同性原则——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因而地球的整体观和人类相互依存则表现为共同性。根据这三个原则，可持续发展要同时满足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即：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要限制人口增长、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要争取地区、国家和代际的公平。
概而言之，可持续发展包涵两大方面内容：一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批判；二是对规范的持续发展模式的理性设计。就后者而言，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工业：“高产低耗”、能源：“清洁利用”、粮食：“保障长期供给”、人口：“与资源相平衡”等诸多方面。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环境保护、工业发展、能源利用、农业供给、城市发展、人口控制、国民教育、国际贸易等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各个方面在内的新的发展战略。因此，对任何国家来说，一旦决定实施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要从现在正在运行的传统模式中，转变到一个与传统发展模式虽然有联系但毕竟有很大变化的新的模式中去。
面对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无疑是经济深刻反思后的全新抉择。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本质的创新，是变过去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为和谐关系，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标。这与传统的单纯以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的模式具有本质的不同。这一改变要求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考虑和变革人类的资源观、价值观、科学观和道德观。
二、非持续发展的统计核算理论的误导
传统经济学和统计核算理论对于非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中自然资源及环境的价值和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两方面的理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认为没有劳动参与的东西就没有价值，没有通过市场交易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因此，资源和环境，特别是自然资源常常是无价或低价的。长期以来，我国矿产资源勘探后无偿提供开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产品高价、原料低价和资源无价的经济价值体系，给掠夺式开发自然资源、肆意破坏和消费方式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粗放型生产方式。工业革命以来，以没有节制地消耗了地球上一大半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大部分物质作为废物污染着地球，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正确的资源观和价值观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整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国民生产总值（GNP），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每年生产的最终物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额。它是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生产实际物品和劳务数量的综合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教育程度，即综合经济实力。
统计方式和统计数字影响人们的观念，进而影响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决策。自从30年代凯恩斯提出经济管理中以GNP来衡量经济增长以来，GNP一直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受到各国的广泛采纳和重视。但度量尺度的广泛使用已经带来了不利反应。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批评者已经出来责难人类以物质利益的态度把注意力集中于事情的数量方面。用一位美国年轻的极端分子引人注意的话来说：“不要向我提供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和美元，你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对我而言，GNP的意思是国民总污染。”
此话虽有言过其实之意，但亦有一定的道理。目前的GNP不正是既包括面包和教育，也包括导弹、核武器和排放硫气的大烟囱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肮脏的空气、拥挤的人口、公民现在享受到的和更多的闲暇时间以及夫妻们在自己的家庭中所提供的劳务等，“这些得失均被政府的统计学家所忽略了”。
就生产成本而言，现行的国民经济帐户是立足于市场性交易活动的会计核算，注重经济收入与支出，没有核算砍伐森林、污染环境、水土流失、资源枯竭和破坏臭氧层的长期负应。GNP并不反映代表经济效益的投入与产出比，不反映所取得的数字中资源与环境的代价，不能全面反映生产力的发展程序，也反映不出生产的调配状况，掩盖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等。因此，现行核算未能反映潜在成本、潜在收益或未来成本、未来收益以及生态社会效益。
就产值来讲，目前的GNP并未包括无工资或无现金收入的劳动，例如：人们普遍从事的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和儿童、自己进行的各种修理、自己生产的蔬菜和粮食、以及自己盖房和装修。据专家估计，美国8700万成年人平均每个星期从事5个多小时的无偿劳动。发展中国家的无偿劳动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在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没有被官方统计在内的劳动产值占GNP的75%。联合国的专家认为，全世界约有一半劳动量没有计入GNP。
此外，目前的GNP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价格扭曲问题。由于冷战的影响和国际贸易的不平等条件，受西方国家左右的国际市场上普遍存在着高估军工产品价格、低估生活用品价格，高估工业制成品价格、低估初级产品价格的现象。
显然，简单用GN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是不够全面的。西方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企业主管、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认为，目前以GNP为基础的经济指标还造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混淆。GNP增长是手段，人类的生存、进步与发展是目的。但许多国家却为了GNP的增长，不顾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影响与破坏、忽略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从长远来说是利弊参半，令人堪忧，或者是欲速则不达。
有的科学家甚至把GNP称为不良“文化基因”，因为它发出的错误信息影响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他们说，如果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人看待，数量增长应当仅仅适用于儿童时期，一但身高、体重达到标准进入成年时期，数量指标应当让位于质量指标，如生活水平、文化水平、科技水平、道德水准、知识面与智慧。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由GNP转向质量指标的时代。
为了探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标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及有关国家的专家已经提出“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国内净产值”、“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国民收入”、“可持续的国民收入”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框架”等新指标。
三、从国民生产总值（GNP）到经济净福利（NEW）
早在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威廉·D·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已认识到GNP核算的不足之处，它们在《成长论过时了吗》一文中指出用经济福利尺度（MEW）来代替GNP指标，并进行了数字测算。此后，萨缪尔森等人又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们认为：“GNP作为经济福利的衡量尺度之所以不很迷人，首先是因为，它包含很多对个人幸福没有明显关系的因素；其次是因为有关福利的关键因素却被忽略掉。简单说来，GNP是衡量一国实际经济福利的一个有缺陷的指标。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萨缪尔森等人通过调整GNP数字来得到一个更有意义的衡量尺度，即“经济净福利”（NEW），其调整方法如下：
首先在GNP中增加一些内容，如闲暇、家庭劳动、地下经济等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既从物品和劳务中也从闲暇中得到更多的精神上的满足，福利日渐改善。很显然，这里必须加上一个正数的纠正量，以便从GNP中得到NEW。
再考虑一下家庭劳动，由于新增价值不是在市场上买卖的，所以它们从来不计入GNP的物品和劳务之中。NEW的估计将需要计入类似的自己干的活的价值。
许多年前，不少经济学者声称已经觉察到地下经济在迅猛增长。地下活动有两种：非法的活动（如毒品贸易或职业杀手等）和合法的却由于逃税而没有计入的活动（如为了得到一百块钱的报酬而替你在夜间建造车库的木匠等）。一般说来，国民收入统计人员在衡量国民产出时把非法活动排除在外——社会舆论认为这些活动是“坏处”而不是“好处”，不断膨胀的可卡因贸易不会计入GNP或NEW。而地下活动的第二来源，即那些生产了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但可能被国民产出统计人员遗漏的大批木匠、医生、保姆和农人。
其次应该从GNP中减去对环境的破坏、现代城市化的不舒适等。核算GNP中的一些偏高数量是比较困难的，除了加上“好处”（例如，空调所带来的舒适等）以外，还应调整GNP，以便减去“坏处”（例如，空调要烧煤发电，从而造成了空气和水污染、财产损失以及不利于健康环境等）。即当这些活动的社会成本不反映在市场产出或价格上时，应当减去这些“坏处”的经济成本。
例如，市郊居民使用1000万千瓦小时的电力，每千瓦小时向电力公司付0.5元。这500万元偿付劳动成本、工厂成本、石油——煤炭——核能——水力发电的燃料。但是，假设该公司对于它在环境上所造成的公害——煤和石油释放出的硫、水中的油膜、放射性溢漏，等等——没有付出任何货币成本。
因为这种情况涉及“外部经济效果”——一种没有被厂商或电力使用者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假设除了直接成本0.50元以外，周围住户还受到每千瓦小时0.10元的环境污染。这个成本电力公司没有支付。这样，“外部”总成本就是100万元。为了纠正这些隐蔽成本，在计算NEW时必须从500万元“电力好处”流量中减去100万元的“污染坏处”。
另一个主要的修正是要减去政府中间物品和对城市人口拥挤所作的调节。
闲暇方面的调整会使人均NEW的增长快于人均GNP的增长。但是，现代城市化的不愉快之处（污染增大等等）使NEW的增长放慢。美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NEW增长比GNP慢。在一个人口越来越稠密，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电厂或复杂的有机化合物的世界中，这种差别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依靠像NEW这样的更加全面的国民产出衡量尺度，社会就能够更加清楚地考虑它应优先解决的问题。社会并不需要被束缚于单纯的物质增长之中，除非它愿意这样做。经济可以追求更广泛的目标，为工作与闲暇之间的适当平衡，或更好地利用资源以保护我们的环境——如果这些都被人们认为是很重要的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