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世界观及其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限性论文,世界观论文,伦理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9)06-0005-05
作为两种重要的政治社会思潮，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1992年社会党国际19大将这一名称改回到“社会民主主义”，为叙述方便，本文仍采用传统叫法)，迄今已并存发展了百余年，尽管二者同宗、同根，但出发点和价值观并不相同。社会民主党人始终将伦理原则视为判断政治现实的准则、衡量社会价值的尺度、进行实践活动的指南，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以自由、公正、互助等为内涵的基本价值观中，也从其资本主义观、社会主义观、历史观、国家观等方面表现出来。因此，要深入了解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考察其伦理世界观；要搞清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差异就更离不开对其伦理原则的梳理和评判。
一、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内涵及主要渊源
在对基本价值的理解上，各国社会党(含社会民主党、工党)不尽相同，各有侧重。英国工党较为重视公正，德国社民党看重自由，奥地利社会党则更强调爱心、同情心和道德使命感等。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一般来说，各国党都接受自由、公正、互助(或团结)为其基本价值。德国社民党在其《1975-1985经济政治大纲》中明确写道，社会主义是“根植于建立在共同的道德的基本价值之上的同一政治目标。这些基本价值即是自由、公正和互助。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基本要求是从对上述基本价值做出拥护的决断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对这些价值又是如何阐述的呢？
遍览各国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及文献，我们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一般包括三点：其一，自由是人的尊严的体现，也就是人类普遍应当享有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自决权，它是人的自然权利；其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和独特的自我；其三，自由不是无拘无束，而是在公正和互助所规定的限度内体现。因为只有“通过彼此承担义务的行为，在我们的社会里争取尽可能多的公正，才能与需求更可能多的个人自由协调一致”[2]101。总之，作为价值观意义的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并有可能在公正、互助要求所规定的限度内，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3]362。
民主社会主义理解的公正则是“通过在新社会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而实现着每个人的自由”[3]363。具体讲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平等；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平等；在收入、财产和权利分配上有更大的平等；在接受教育、培训和文化方面有更大的平等。在民主社会主义看来，公正意味着为个人爱好和能力并进而为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提供更多的发展条件和展示、实现的可能性，而不能只体现着最初的机遇均等，也不以平均主义为目标。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对此曾有明晰的阐释，他说：“我们的目标不仅局限于最初的机遇均等，因为这样其他一切都可以愈加无所顾忌地置于‘每个人都是他们命运主人’的流言之下。公正的基本价值不以平均主义为目的，而是以均等总能实现为目的，也就是说，在于生活机遇的平等所能实现的程度。”[2]103
互助(或团结)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中也占据重要地位。社会党人认为，“互助表达了这样一种经验和认识，即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在意识到彼此间负有责任并相互帮助的情况下，才能友好的相处”。[3]363互助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于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中所形成的必要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及其有益的联合行动。因此，互助有一种人类普遍友爱的意义，不受时空和国界的限制。作为一种人道态度，互助的约束力并非建立在盲目相信权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由人的自觉和赞同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发自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互助不能强加于人。
对三种基本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党人也作了详尽的说明。他们认为，在这三种基本价值中，自由具有首要意义，构成了这个价值体系的思想基点。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又都成为他人自由的界限和条件，这就需要公正来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以保证每个人的自主自决性能得以实现。而自由和公正的实现既要靠制度保证，又需要人们共同的责任感。因此，互助就成为公正形成和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构成一个逻辑整体。
在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形成中，多种思潮或思想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印记，但细加分析不难发现，两种思潮影响最大：一个是作为直接来源的新康德主义；一个是作为间接来源的天赋人权论。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因反对社会主义而出现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柯·亨。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社会历史的进步不是新旧社会的更替，而是取决于道德观念的进步，只有道德原则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纯粹是一种道德原则上的差别，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康德的伦理学，其目的是建立道德人的交往团体，在那里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种目的的实现只能靠个人道德上的完善。因此，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伦理的社会主义，创造者是康德而非马克思，因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原则已经包含了近代和将来全部历史的道德纲领。各国社会党人对此深以为然，连伯恩施坦也认为民主社会党人需要一个康德。二战后，这种伦理化的倾向进一步在各国党的纲领和政策中得到加强和体现，并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一种普遍选择。
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运动中出现的天赋人权说对社会党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其自由、公正、互助的基本价值观与天赋人权说的自由、平等、博爱如出一辙，继承关系一目了然。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对此毫不避讳，他明确承认：“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这三个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2]103
二、作为基本价值观的伦理原则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民主社会主义的整个社会政治理想和模式是建立在基本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这从社会党人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和态度上明确表现了出来。
1.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各国社会党还是社会党国际均是如此。社会党国际“一大”成立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也造成了许多方面的弊病：如在经济上造成浪费，不能使广大人民普遍享受到物质利益；无法避免周期性、灾难性的危机和大批失业；产生了贫富对立和不稳定；凭借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使国家和民族间的冲突更加激烈等。《奥斯陆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更进一步。它指出，经济力量的集中和垄断资本不受控制地增长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产生了新的经济阶级，这些人拥有很大的权力，而在行使权力时却用不着对集体负责；投资往往是为了资本家摄取眼前的利润而不是有计划地增强经济基础，或解决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急需；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仍然是十分不平等，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社会仍然按照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不同分化为不同的阶级，等等。民主社会主义对此及其造成的一系列不合理状况采取了比较明确的批判态度。但在探寻资本主义种种弊端产生的根源时，社会党人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即从私有制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却将之归结为人类理性、伦理原则未能充分实现；归结为是由于资产阶级背叛了人类的道德感和正义观念，以及资产阶级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等。显然，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要把被资本主义颠倒了的人类理性和正义恢复过来。由此可见，这种批判实际上只是一种道德批判、伦理批判，归根到底只是一种现象批判。
民主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对现存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也大加鞭挞。《法兰克福声明》宣称，社会党人目的在于消灭剥削以实现自由和公正，而共产党人则为了建立一党专政而企图使这种分化加剧。在社会党人看来，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取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因此社会党人反对共产党人的独裁，主张为通过民主的手段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各国社会党普遍认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社会主义的价值没有发展的余地，平等和自由都被窒息了；在这种社会里，人不是活生生的自我尊严、自我目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主体，而是被动的材料和客体，人被当成手段而非目的等等。鉴于此，社会党人得出结论，未来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坚持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既与过时的、不人道的资本主义不同又有别于损害自由的极权的共产主义的道路”。只有在这种社会里，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获得人作为人的全部意义。[4]
2.历史观和社会主义观
以伦理原则作指导，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人类理性和道德责任感，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党人认为，人类理性、伦理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和源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自由、公正和互助等价值实现的过程；历史发展并无规律可言，不存在可认识和科学考证的客观目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分析和论证不过是历史的乌托邦。因为在民主社会主义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只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人则成了被动的角色，历史也仅仅被当成经济史。事实上，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是自由理性和道德的驱动；与其说是经济的必然性，不如说是道德的必然性，也即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的逐步实现。基于对历史的这种认识，民主社会主义断言，社会主义决不是源于一种经济的必然性，而是一种源于主体伦理要求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实现并非必然，而是所有信仰者作出个人贡献或全面积极参与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和领导人艾希勒在1953年德国工人福利大会的演讲中把道德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作出了对立而明确的区分。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的必然性，它是否成为历史上的事实，取决于它的追随者的决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重要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在阐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时也强调指出：“选择和献身于社会主义原则及创造性思想都决不单纯是科学的行动，而是人民的利益和正义感的结果。”[5]
与此相联系，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便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解释为一种伦理的规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项任务，即通过对社会实行民主化、加大对社会经济改革来实现自由、公正和互助的社会理想。法国社会党前领袖密特朗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权力的新概念，它是在一种其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道德和伦理之上，是在尊重基本价值之上建立起来的。他明确指出，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忠于1789年的《人权宣言》，坚持维护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第三十二大通过的政治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伦理和理性，社会主义同时也是道德观念发展的动力和合乎情理的行动。伦理是我们生存和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6]370这样，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就把社会主义和伦理原则画上了等号。比利时社会党认为：“建立人道的社会，赋予社会主义的前景，不是恢复过去的图腾和禁区，而是要恢复道德标准。”[6]326奥地利社会党人则同意社会主义主要表现为同情心、爱心，使所有人像基督徒那样有效地实现其基本价值。上述各党的表述和提法尽管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伦理原则的一个逐步实现过程。由此也可看出，民主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的社会主义，这一点也使它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3.国家观及社会主义实现途径
与其历史观和社会主义观相联系，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家观上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区别。概括起来，其国家观包含这样几个内容：第一，现存资本主义国家是“人民权利的共同体”，它在民主、法治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措施体现了社会党人的基本价值观，因此是代表全体人民“普遍利益”的“自由民主的法制国家”；第二，“人的生命、尊严和良心是高于国家之上的”。[7]在社会党人看来，人的尊严是其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是每个人有权要求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条件的依据。为此，他们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使之不能超越人的尊严和良心，而应为人的尊严和良心服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6年纲领中明确申明，其政治目标是实现人的权利，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使人成为国家权力或权力集团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第三，面对垄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控制国家以及非人道行为存在的社会现实，社会党人主张使国家人性化，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互助来代替建立在经济势力和官僚主义势力基础上的对人的统治。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国家观与新康德主义如出一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伦理国家观。由于认为国家是权利共同体，因而社会党人否认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主张对资本主义国家无需打破，而是应该努力使其改变；实现社会主义不应以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办法来完成，而应努力“驯化”资本主义，使之“文明化”，“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在社会党人看来，由于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中间阶层的增加，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已越来越不可能；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在于自由、公正和互助等价值目标的实现，所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每个步骤都必须是这些因素的增加；建立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作为政治范畴的革命已失去任何意义。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违背道义原则的、粗野的、会引起社会震荡的阶级斗争，强调通过加强国家与社会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利用民主方法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既是民主社会党人基本价值观的自然体现，也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民主社会主义伦理世界观的局限性
客观而言，民主社会主义以基本价值为基础形成的伦理世界观有其积极的一面。首先，民主社会主义以人为中心，其思想观念表现出对人的命运和社会生活的深度关切。重视人这一思想既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也为马克思主义所认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了社会主体而谈社会客体，离开了人的生活需要和权利而谈社会建设，漠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谈社会发展，这样的社会终将为人类和社会发展所否定。可以说，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的高扬人的价值和作用的思想既是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压制人权、以技术价值取代人的价值的抗争，也是对传统僵化社会主义模式以社会性压制个性、以客体价值取代主体价值的一种反叛，这种抗争和反叛对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其次，伦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因此对社会主义进行道德论证是必须的。作为一种生活现象，伦理道德帮助人们解决交往中的各种矛盾，促进团结和社会和谐。特别是，在当今人类面临核战争、人口、生态、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题的情况下，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不仅必须承认诸如和平、安全等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且必须遵守同情、人道、互助等其他社会伦理规范，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但若深入分析，民主社会主义伦理世界观的局限性也明显存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民主社会主义伦理世界观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缺乏对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抽象的人性论离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来考察人、认识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东西，永远、到处都是一样的。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伦理世界观也只着眼于人的类特性和天然需要，而忽略了价值观存在和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事实上，价值观不仅有其人类学基础，而且还有其社会历史本质的一面，有其深刻的社会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人是什么样的，是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一致的，社会生产力、资金和交往形式是人的现实基础。[8]40-45在依然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伦理价值观念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不同的阶级对各种价值观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抛开历史和阶级来论证自由、公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固然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9]325
第二，以基本价值观做指导，民主社会主义把理性、伦理原则作为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是标准的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运动的终极原因在于生产方式的变迁，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恩格斯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8]425资本主义之所以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并不是说资本主义违背了人类的理性和正义原则，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才造成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很显然，民主社会主义则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把属于上层建筑的基本价值范畴当作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源泉，完全回避和抹杀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不可否认，人的意识、理性、伦理观念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先进的意识、观念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可以起到促进作用，但是，“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8]12意识、观念、权利等只能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因素，而不能将其抬高、扩大为决定一切的要素。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第三，从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出发，民主社会主义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认为国家具有全面的、超阶级的性质，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国家观既与现实根本不符，也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恩格斯指出：“由于国家是从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就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0]432尽管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但不能由此断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就消失了。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国家的经济和管理职能具有双重性，即：“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0]432在现代社会中，由于阶级的存在，这种管理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为此，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机器，理想的总资本家。”[8]318
第四，从其国家观出发，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上也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相区别。由于各国社会党人在国家观上的一致性，所以依据价值观的推论，在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和方式上主张通过民主化手段来进行，反对粗暴的、引起流血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种民主化的手段就是人们心灵的觉醒和道德责任的逐步增加：“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具有社会觉悟并且随时准备分担责任，在一个工业社会中，自由和民主才是可以想象的。”[3]361随着这些因素的逐步增加，资本主义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样，民主社会主义便从天赋人权走向康德的绝对命令，在理论上完成了一个循环，在实践上却走进了一个怪圈。正如恩格斯揭示的那样：“‘正义’、‘人道’、‘自由’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9]325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从伦理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论证有其积极和合理的一面，但立足抽象人性、抛弃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只能导致其科学性的丧失，也使其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标签：民主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哲学家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