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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扩大内需政策提出已经3个月有余。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外因下，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转变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而通过提振国民消费来促发展。长期以来，在中国“最大顺差国”的帽子下，掩盖的是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来达成的高强度劳动、低收益水平和环境恶化模式。如今，这一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还在于人口红利逐渐枯竭。
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条标准是诸多判断老龄化标准中最直接、最重要的一条。
据统计，2004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中国已经悄悄地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是以世界上唯一一个60岁以上人口超1亿的人口大国身份。在普通人尚未意识到这种转变时，政府、学界却不能消极等待。
长寿之国的日本是人口老龄化的代表国家之一。专门研究日本事务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资深评论员黄彬华认为：“高龄少子化”是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阻碍了其“第三次崛起”。依据日本2006年版的《高龄社会白（皮）书》，现在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这意味着高昂的社会养老成本。另一方面，如果维持其2005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1.26个孩子的低生育水平，到2025年将出现高龄者和劳动人口2比1的状况。人口红利消失殆尽，转而需要为不合理减少的人口买单。日本已经惊觉：人口萎缩等于国力萎缩。
人口大国的日本如此，刚进入老龄化社会不久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更应以此为鉴。预则立，不预则废，老龄化问题被提上了议程。日前，第四届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论坛的主题即老龄问题与中国道路。
困境一：“多”“少”“老”“穷”之象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是人口数量问题，21世纪是人口结构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耿琴的开篇致辞以一组数字描绘了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动态：“十一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今后20年，老年人口将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
在这一判断中，我们看到了老龄化社会的历史渊源。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解振明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将成为今后老龄化社会关注的重点人群。”这批出生于新中国第一次生育高峰中的人们也是当代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有一个顺口溜这样描写他们：“长身体时是困难时期，读书时是文化大革命，工作时是上山下乡，结婚时是晚婚，生孩子时是计划生育。”如今，他们又即将迎来老龄期，并且是在中国经济尚不发达、现代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匆匆步入。
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前都已经是富国，即“先富后老”。比如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为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8000美元，而中国2003年人均GDP刚突破1000美元，2004年就已经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甚至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1999年就已经是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成为中国迎接未来老龄化社会必须应对的最大难题。
看起来更糟糕的是：中国的老龄化不仅仅是“多”，而且是“多”、“少”、“老”并重，即人口总量多、工作年龄人口少、老龄化中高龄化问题突出。
近日，相关部门酝酿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消息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撇去各种关于医疗保障、养老金缺口、经济危机中与年轻人争岗位等说法不谈，仅从人口老龄化这一角度看，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认为，推迟退休年龄也是一种客观趋势。他认为，目前，虽然某些城市表面上还有很多富余劳动力，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已经迅速进入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社会，预计再过十多年，就会比较明显地显现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为了应对届时的“工作年龄人口少”，延迟退休有必要适时地提上议程。
至于老龄化中高龄化显著这一问题，此次论坛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环境健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新明教授指出：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72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整整多出10岁。比起简单地对这延长的10岁欣喜，细致研究多出来的10年中老年人是处于安享晚年的健康状态还是病魔缠身的非健康状态，显然更有现实意义。依据他的研究，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仍然是处于疾病扩张阶段，由于医疗保障等制度的不完善，有病不能医的情况也常有发生；但是否到达了“疾病扩张而严重程度已减轻”的动态平衡阶段，现有的资料仍不足以证明，也将是今后需要继续探讨并对症下药的问题。
除此之外，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娟还提到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指出对于老年人的关怀，送餐比送药更重要。
困境二：“四”“二”“一”家庭之责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句话在未来的实践难度将越来越大，因为自己家的老人都照顾不过来了。
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人口学会顾问田雪原忧心忡忡地说：今日中国，具有“四二一”这种代际关系的亚家庭结构普及，使传统的孝道养老模式成为一个重担。所谓“四二一”结构，即一对夫妇有两双父母，并育有一个孩子。这种“倒金字塔”形的家庭结构可以追溯自1980年国家号召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始。
1980年3～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专门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来研究讨论“只生一个”的政策是否可行。要改变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阻力很大，但三年困难时期后人口的井喷式增长使中国在1962～1970年间多了1.6亿人，相当于2004年俄罗斯一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在1970年，平均一对夫妇生育了5个孩子。计划生育的政策迫在眉睫。
这五次座谈会后，“只生一个”的决策被确定下来。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然而，据田雪原回忆，当时的会上就有有远见的人提出若干年后会出现的“四二一家庭”问题；并且《公开信》倡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搞一刀切，强调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主要是未来二三十年的事，是本世纪的事。”
这句话的意义之深远在21世纪的今天可以得到更好的解读。因为四二一家庭如期而至，20世纪过后，该考虑对生育政策作一个调整，以避免长期“四二一”结构带来的独生子女养老重责。田雪原说。事实上，现行的生育政策已经不是一胎政策，其中有一条规定：在城市，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已经普遍实行。
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养老问题堪忧，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齐晓春提出的“谁应该是养老责任主体”这一议题则更尖锐和直接。他认为，政府提倡的家庭养老建立在传统美德与子女众多两个基础上。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夫妻有“只生一个”的义务。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他们也有权利获得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而且数据展示的现实已经越来越严峻：2000年，65～69岁老年人与其子女之比是1:2.5，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1:1.2，而到2030年，每一个65～69岁老人将只对应0.9个子女。齐晓春说：“可以说，在不远的将来，家庭养老这一传统美德将会消失。不是子女没有这样的愿望，而是没有条件和能力。”
因此，他提出政府应该挺身而出，把养老作为责任，体现以人为本。以政府主导为主，家庭养老为辅是未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必由之路。
之道：化养老重担为人口红利
老龄化不只是个问题，老年人也依然蕴藏着老当益壮的精神和老马识途的智慧。歌德完成不朽名作《浮士德》时已是83岁高龄；哈兰·山德士上校66岁之际才开始开着他的福特老车周游美国贩卖他的炸鸡配方，成就了今日风靡全球的肯德基。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会长李深在论坛上呼吁社会应该更多地宣传老年人的积极面、并发展老年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时60岁以上仍就业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7.5％，老年人仍然以其技术和经验贡献于社会。全国老龄委组织2003年发起的“银龄行动”正是旨在挖掘老年人的聪明才智，实现老有所为。如今，这项行动已在各省市启动，为西部开发输送老年志愿者、组建“银龄医疗团”开展巡回义诊等，为老年人发光发热提供了便利。
适度保证老年人的再就业、提高退休年龄上限，亦是在延长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历史上看，我们的邻国如日本、韩国等都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完成经济的高速发展。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出现“婴儿热”。这些孩子成为日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日本在这一时期开始狠抓国民素质，使得人力资本在量与质上都积累了优质的储备。于是，日本战后一代成长为劳动力的1955年到1973年，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相吻合，使它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中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据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按照这个推断，中国将在未来20～30年内结束“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的老龄化社会。
而老年人再就业某种程度上是化养老重担为人口红利。它既能减轻财政负担、弥补养老金缺口、降低制度赡养率，而且能减轻年轻人的负担，使“孝道”养老这一载体不至于因为“四二一”家庭结构太沉重。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所长姜向群鼓励老人打破“只有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资源”的界限，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但出强调普遍实施老年人就业还是不合时宜，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毕业生就业成为一大难题，诸如延迟退休一类的政策很有可能被指“抢年轻人饭碗”。
除此之外，还可以瞄准老年人市场，勘探商机。李深说：“老年产业是朝阳产业，还未形成热量。”对于老年人来说，从传统的敬老院到休闲养老、旅居养老，其中有商机；发展老年医疗技术、培养专业的老年看护和疗养手段，其中有商机。而加大对老龄化社会支柱产业如科技、教育、电信、物流等中国亦需要从日本等先进国家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