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问题研究与唯物史观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12-0024-0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正处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自身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自身发展并解决实际问题才有生命力、影响力、说服力和战斗力，才能对现实发挥解释、批判、规范、指导等理论功能。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方式和哲学形态上表现、引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目前中国哲学界历史性任务和努力方向。结合学界使命反观“中国化”研究的状况，正可谓成绩与问题并存，信心与压力同在。笔者认为，在充分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和理论实质的基础上，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应该遵循现实问题—哲学问题—哲学形态的研究理路，因为“问题”中蕴含着哲学和时代精神，是连接现实与哲学、理论与实践的纽带。“问题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也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诉求。同时，“问题研究”要运用、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因为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历史观、世界观，就其理论功能而言，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因而对发现和研究问题意义重大。
“中国化”研究现状使“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从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来看，相当一部分成果都在为理论发展与创新做着奠基性、服务性工作。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探讨中国化课题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可能性、必要性)，意义问题(内涵、本质、价值)，方法论问题(路径、方法、视野、研究方向、研究范式等)，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问题(全球化、实践基础与理论基础、中国哲学和其他思潮等)，以及对目前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的反思，这几个层面都在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奠定前提性的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历史进程、理论形态等层面，旨在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时代与理论背景、理论内涵、实质和精髓等各个层面。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化”进程中存在着实践和理论脱节的趋向和问题。“中国化”作为一场现实运动包含了实践和理论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两个层面，表现为一场整体性的、复杂的、多元化的思想运动和现实活动。相应地，学者的相关研究存在着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前者主要研究“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要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重点是与中国和世界现实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相结合，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解读和宣传。在学术层面，“中国化”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建为主要目标，侧重于新形态哲学在中国各种思潮的整合作用，特别是侧重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关系处理问题，主要任务是批判、改造和汲取中国传统哲学，将其精华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两者是相互促进和渗透的，前者包含后者的某些内容，推动后者发展，并为后者提供动力、实践基础、实际经验和良好的社会环境。[1]但显然，这两种各有侧重、相对独立的研究路径还不能胜任建构哲学新形态的历史性任务。
问题研究对推动哲学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哲学源于具备思考和反思能力的人类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哲学是从理论上提炼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经验和感受并进行审视与反思，形成了所谓的“哲学问题”。哲学问题是哲学的生命线。对“问题”的关注使哲学本身始终处在不断深化、拓展、超越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之中，永远不会有一个终结。哲学不会终结，是因为问题永远存在。哲学研究不仅要研究以往哲学形态中蕴含的哲学问题，关注人类永恒的、普世性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方式，而且要研究时代发展和人类生存面临的新问题。
问题是展开比较哲学研究的基础。比较研究可以使两种哲学形态之间在对比中发现各自的特点，相互补充、相互启发，从而实现各自的进一步发展。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源于哲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指任何哲学都产生于特定民族的生活实践，都来自一个民族对自身生存方式的认识、理解和体验，因此在观念形态、话语方式和所关注的生存问题上具有民族特色。世界性是指哲学要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回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问题。[2]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世界的哲学，哲学要世界化。哲学所关注的普遍性的人类问题正是不同民族的哲学文化得以对话、交流、沟通和融合的基础。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解释才形成了哲学的世界性，而世界性又必然通过民族的特殊性表达方式体现出来。问题的解决方式、重点、范畴概念、论证方法以及语言风格都具有民族特点。各种哲学思想都是以民族性的形式揭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问题研究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内在要求。解决“中国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功能。能否解决问题是“中国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和判断标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一般始于问题，因为问题蕴含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题。“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3]理论随着时代而发展。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共产党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4]，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出现了新情况，形成了新特点，并认为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决定停止《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股份制的形成和发展使恩格斯在1891年认识到，由股份制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这实际上是恩格斯对原来观点的重要修正。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之时就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并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创造新理论。[5]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6]
问题研究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诉求。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发现现实生活中人的不平等及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因为“物质利益的烦恼”而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由此逐渐发现人的异化现象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总结和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律及其制度的不合理性。马克思还发现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类历史的本质关系并用之去解释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其中蕴含的理论问题的分析、概括和总结，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理论，实现了哲学变革。这种变革对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了有益启示。那就是马克思无意于构建哲学体系，而是从时代问题出发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之整体，哲学创新不应局限于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下的哲学学科，而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出发，用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本真精神就是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建构新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同时更注重改变世界。
综上所述，重视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目前，人们对研究现实问题存在三种顾虑：认为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怕研究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7]此外，问题研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分工细化的学术体制也导致了客观上存在“不会研究”的情形。这几种倾向都不利于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在中国的具体化、时代化、大众化、民族化，就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实际”既包括中国国情、革命实践、现代化建设，也包括传统文化等因素。因此要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研究中国模式、探索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从问题出发是途径，解决问题是目的。
推进“中国化”进程需要区分两类问题：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这大致对应于学者所区分的“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前者是指“属于哲学研究范围的问题，这是一些按其性质和问题都不同于科学和现实具体问题的问题”，是作为真正形而上学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后者“不是直接的哲学问题，而是形而下的问题，是需要哲学家从中捕捉的问题”。[8]哲学研究以既有的思想即哲学问题为对象，也以现实问题为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源自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和吸收，更源自对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哲学理论往往以概念的方式表现出来，是人类对现实和理想的“观念”的表达。概念逻辑的背后蕴含的是现实的逻辑。“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9]“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哲学是思想、观念和意识的集中体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哲学背后表达的是历史的、现实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现实蕴含着哲学。“现实”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现实则会形成不同形态、不同内容的哲学，也可以形成其他学科。因此，“现实”是人类现有知识体系的真正母体。“现实”的变化将对现有的学科体系带来挑战，将会推进既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兴起。
重视“现实问题”研究是因为“现实”之中蕴含着“哲学”，“现实”需要“哲学”。“现实”是处于历史进程之中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一体。统一体的发展变化包含了诸多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或大或小的问题群，对这些问题的解读需要有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但不需要“理论教条”来左右对问题的认识。事实上，对“问题”的阐释需要相当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知识背景，找出“问题”之间固有的而不是臆想的规律性，进而总结出一种哲学观或哲学形态。对最重大的时代问题的解答形成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其他问题往往以此为核心，是对该问题的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反映。哲学与现实之关系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另一种体现。变化发展的“现实”对原有的哲学提出挑战，但也提供该哲学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历史机遇。哲学如果要发挥对“现实”的真切的指导作用和实际影响，就要认真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哲学如果要发挥对“现实”的引领和批判作用，就要对“现实”的未来前景做出前瞻性的概括，发挥理念先导作用。马克思曾经阐释了现实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1]不仅如此，离开现实的哲学也是无意义的。“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2]。
现实问题有主次之分。在问题研究时要抓住反映时代状况和时代特征的主要问题，因为其中蕴含着作为新形态哲学的主题。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它“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3]。哲学主题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内含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深层脉络。“中国化”要研究现实中的问题，但不是琐碎的、短暂性的、次要的问题，而是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和历史发展向度，从生活、实践和民族命运的“现实”中引出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现实问题”形成了“一体多元”的格局。“一体”即是指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一项系统的、持久的、足以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民族复兴运动。从哲学而言，可以称之为一个变动的实体。“多元”是在这个运动有机体中的重要问题，如人的生存方式、社会和谐发展问题、生态与环境问题、道德与伦理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包含了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可能的和现实的等一切因素。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生活出现多样化趋势，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社会阶层的分化更趋复杂性和多元化。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实际问题。
重视“哲学问题”研究是建构哲学新形态的直接要求。哲学问题是表征哲学相对独立性和学科特点的问题。“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它对人们生活中已经存在但习以为常或从未研究过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具有重要地位的哲学体系的创立，总是与它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相联系。哲学体系的建立和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审视和个性化的解答有关。哲学的时代性表现在哲学家立足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之中。……问题的概括和论述结晶为基本的哲学范畴。对问题解决的系统的逻辑论证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独特的哲学体系。”[14]从哲学史分析总结出来的哲学问题有：本体论问题(对世界本源和现象之本质的追问)，价值论问题(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认识论问题(对人认识能力、认识结构的追问)，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要解答的主要问题(只不过分类有主次，论述有详略)。注重“问题研究”催生出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如生存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等，都是以核心哲学问题为主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
哲学新形态的创建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从“现实”到“哲学”的提升，“如何”从具体的一系列问题中发现、捕捉、提炼、总结那些包含哲学问题和时代主题的要素和材料，进行理论抽象，升华为一种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对现代化实践提供理念前导和发挥引领、规范作用。这个“如何”就意味着对“方法”的理论诉求。
在“中国化”问题研究进程中，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方法”的理论功能应该被充分运用和发展。一方面，从其作为一种世界观来看，唯物史观是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变迁原因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各种历史现象之普遍性规律的高度概括。由此而言，唯物史观既是世界观又可称为方法论，因为它提供了看问题因而也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的根源与依据，换言之，它提供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一般方法。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5]另一方面，从发现问题的过程看，问题存在于客观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之中。客观存在的只是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内在矛盾、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方向等。善于把这些矛盾变为主观意识中的问题并从中揭示其哲学意蕴，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和哲学思维过程。提出问题的人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式和价值观念，拥有先前获得的知识和论断。这种先于问题而为主体所拥有的“观念”，可以阻碍也可以帮助问题的发现，而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观念”。唯物史观更为根本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发现”问题，而且是在于“研究”问题时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
从理论实质而言，唯物史观既是方法论，又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特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群众史观等，都表达了一种理解和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进路。任何研究都需要一个“进路”或者说“方法”。“方法”不仅仅具有“工具理性”的价值或内涵，在客观考察研究工作或实践行为时体现了工具的一面，而在主观运用的层面反映了个人的致思过程。“方法”若从一种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而言，可以称为“方式”。在汉语世界里“方法”一词更多具有临时性、可变性的内涵，而“方式”一词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两者可以在宽泛的意义上通用。“方法”体现了人们如何去行动、去思维，因而在长期的行动与思维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中反映一个人的世界观。哲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稳定性和常态性，广义上说，“方法”即是代表了经过实践、选择、思考的一种行动原则、规范和思维方式。在心灵活动的层面，它折射出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追求内容；在行为方面，它反映着这种植根于心灵习惯的方式具有“集体无意识”性，因为“方法”不是单个哲学家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世代积累的基础上由行动着和思维着的群体所凝聚而来的。
唯物史观的一体性及其方法论特性使其可以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唯物史观的内容具有一贯的整体性，故可以从“范式”的角度去理解。库恩的范式概念源自于对科技领域的考察，而其内涵却可以延伸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范式”必须体现一套话语体系、问题模式和解决方式，它必须几乎完整性地贯穿于该理论体系的各个层面之中。思维方式、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本质属性，都源于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世界观的特性。它的基本内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正如“世界是运动变化和普遍联系的”这样的自然规律一样，成为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论基础，因而奠基了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但是，我们还要强调发挥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主导作用，就要充分重视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无论是精神因素还是物质因素，在它们单独存在没有结合的时候，它们只是必要条件，是潜在力量；只有它们的相互作用，才成为改造世界的充分条件，才能转化为实践活动的现实力量。
唯物史观要实现自身发展必须和问题研究结合起来，这根源于唯物史观作为一种规律的特性。一方面，规律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永恒性，规律的实现方式可以且必然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情境下进行。尽管情境各异，但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形式和过程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规律本身是历史的、发展的、具体的。某些规律的客观性和适用性只存在于特殊的情景中。换言之，规律的普适性有程度高下之分，规律具有层次性。环境变换不能影响最高层次规律的存在及作用，但却可能使具体规律形式和内容发生改变。离开过程和变化发展，规律就无从表现、无所依托，从而不复存在。正因为不同过程和不同事物中存在不同规律，所以具体问题就成为唯物史观发展的条件和基础。
正因如此，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灵魂，为这个普遍性的形式加入特色鲜明的中国内容。这不仅是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是双方高度契合、有机统一的理性诉求，也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作为最高层次的社会历史的规律，唯物史观已经抽象化为一种理论形式或理论符号，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都已经作为认识社会的基本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言“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16]。世界观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一种体现思维方式的方法论。恩格斯还提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7]按照恩格斯所言，唯物史观相对于日益深入发展的各门社会科学而言，其理论形态及其功能就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特性上。“现代中国”为唯物史观这个理论形式提供了检验和发展自身的鲜活的、特殊的载体。除了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在发现和研究问题中的指导意义以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反映“中国”新环境的特殊的、多层次的、系统化的具体规律，考察具体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唯物史观这个基本规律的关联，并且提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新的表述形态，它要既能体现唯物史观特点又能反映中国特性。基本规律已经抽象化为客观的理论形式和主观的思维方式，因而它不具有指导现实的实际作用，而只是作为一种认识背景或理论资源而存在，具有表征事物和理论类型的象征性功能，真正地对实践发生作用的是具体规律或规律的特殊性方面。基本规律和特殊规律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问题因其地域、文化传统、时代环境等各个要素的综合作用，使唯物史观必然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表现方式，抓住了这个特殊性，就掌握了中国特色，就能建立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理论形态的建构和建设不仅仅需要一个基本架构，更需要内容具体的、现实指导性强的和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证与表述。
在新形势下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要注重两方面的基础研究。其一是全球化问题。在全球化初现端倪之时，马克思就做出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交往理论、国际分工理论、世界市场理论的天才设想。现在，全球化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进行的一场深刻变革，已经并将继续对各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也产生了许多需要重新加以关注和解答的时代问题。这要求我们在提出问题时需要全球化观念和世界视野，把问题纳入到全球性的整体格局和总体进程中去关照和理解，分析问题产生的时代性、复杂性及未来走向，形成新的意见和判断从而达到一种立体式的、全面性的认识。[18]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地研究全球化如何现实地影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运作机制，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的改变。其二是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曾经在一种近乎彻底和完全的意义上使工业生产取代了农业生产方式而成为经济的主导模式。新近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运作模式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需要特别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为此，创建哲学新形态要充分利用人类现有知识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状况的研究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所提供的方法及知识，要做好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知识储备，而贯穿这一切过程的核心应该是唯物史观研究范式，以唯物史观的本真精神、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特点来研究中国问题及其自身在当代中国的新体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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