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时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人文精神大讨论说起
前几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当代文学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然而也可以说是比较不得要领的一件事。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见出：
第一，究竟什么叫“人文精神”？讨论的双方始终不能给出一个明白的定义。主张重建人文精神者说，人文精神是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一个人往往一生都找不到。因此，这种关怀，经常体现为迷惘、焦灼的痛苦，但也往往以此体现了人的精神主动性——这正是伟大艺术的源泉。”（王晓明）反对者反唇相讥说：“中国压根就没有人文精神，你失落什么呀？又何须重建呢？你既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也没有美国惠特曼时期力倡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那么你到底要“重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王蒙）
第二，尽管双方在人文精神概念上根本不能达成对话，然而一涉及这场讨论的背景，却是异常的一致（这也是讨论能够轰轰烈烈地持续好几年的原因）。双方一致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应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
区别在于，重建论者认为市场经济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沦丧，因此主张在精神上要超越市场经济；而反驳者认为人文精神就是对于人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包括了对于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因此与其说市场经济造成人文精神失落，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符合人文精神。
第三，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为。重建论者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抵抗物质引诱，坚守精神家园。然而既然整个社会都已变得高度物质化，这种坚守便只能远离社会，处于非常边缘的状态。
反对者则理直气壮得多，既然市场经济的来临具有历史必然性，那么知识分子那一套不能吃不能穿的什么精神，便应该趁早收起。如据说在一场谈话中，李泽厚就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百无一用，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厂长经理们；而王蒙则说，吃饱饭再谈人文精神，知识分子作用只能排在党和政府及企业家之下。
于是下面这些话语便代表了他们的一致意见：
“一个粗鄙化的时代已来临。……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
“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个人的经验领域之内。……对于经济技术社会的改造，人文学科已丧失其能力，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从类似职能中退出”；
“知识分子必须回到自己的领域获得自我确证，在自己有限的但又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展开人生，并与现实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二、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说这场人文精神讨论不得要领，并不是指讨论各方各执一词，达不成共识，反倒是他们过于一致的方面，即关于这场讨论的历史背景的认证，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二是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
这就发生了一个疑问，这场讨论的背景究竟是“第二次浪潮”，还是“第三次浪潮”？
固然，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商业大潮，但是这只是历史表层所呈现的迹象，带有补课的性质，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在世界潮流的裹挟下，匆匆跨进知识经济的门槛。对此，除了那些自我封闭的文人外，几乎从上到下的人们都强烈感受到了。1988年，邓小平在两次讲话中分别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变化。……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而1989年，在北京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普通市民中57.4%的人，而知识分子中有67.6%的人都同意“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命题。
当时，我的文学研究工作也忽然溢出了固有的领域，写下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字。1992年，我在《什么是文学的当代意识？》一文中指出：要知道什么是文学的当代意识，就必先考察当代社会的性质——
今天的时代已来到社会历史形态转折的伟大关头。……从有阶级以来的社会发展史料看，一种社会形态的内部通常包含有两大对立阶级，它们间的阶级斗争推动了这一社会形态的发展——然而却不改变这一社会形态的性质。社会形态的根本演进有待于新的阶级产生，在奴隶社会末期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末期是爆发的资产阶级。问题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是否仍适用这一推论？我以为是适用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形态上属于同一历史阶段。承认这一点，有助于克服那种认为中国缺乏资本主义阶段因而需要“补课”的思想混乱，就不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现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便大惊失色，乃至一国两制之类的思想，都可在顺理成章之中。问题是现在有没有来到产生第三阶级以转变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这就需要考察是否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于是问题便十分明了：随着科技力量的飞速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中国，科学技术也正在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中国第一个科技百万元户的出现，其意义正不亚于春秋时代的“初税亩”。
如果上说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结论说：第三阶级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社会形态中两大阶级对立的格局，这就是“当代性”问题最敏感的区域，而社会的当代意识，实质上也正是这第三阶级的意识，在今天，便是科技的意识，知识的意识——这就是所谓“文学的当代意识”的社会学基础。
概言之，文学的当代意识便是当代先进生产关系的意识，便是知识意识和科技意识，中国的当代文学就是要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由“毛”向“皮”转化的客观过程，表现他们由“独善其身”向“兼济天下”转化的心理过程，表现这两个进程中上演的全部历史悲喜剧。
（《文艺评论》1992年第6期）
1996年，我在一则题为《中国社会形态和文学》的随笔中又简要阐述了这一看法：
文学，是一种社会存在，故研究中国的文学现象，不能不先考察中国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有多种划分办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划法；按生产力水平和阶级对立关系，划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亦是一法。改革开放的时代，少争论姓社姓资问题，因为从生产力水平和主要阶级构成看，两者原本属于同一经济形态。这就是中国现代派文学“横向移植”的社会基础，本不存在“伪”不“伪”的问题。
这现代派文学具有先锋和精英意识，不能满足商品社会中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于是通俗文学的鹊起也是顺理成章了。文化雅俗，实质上是共时结构中的层次关系，不应闹到对立的地步。不过在今日中国，这“雅”字，还被赋予了“主旋律”的意思，即社会主义的。因为管理阶级构成相同，但彼此力量的消长，终究是不能不论的，所以不妨再作一下位划分。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也划为主旋律，似难讲通，因为这样一来，港台的《霍元甲》、《戏说乾隆》之类岂非成了主旋律？所以不应作等位的理解，江泽民同志说得对，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
与政治权力的转移不同，经济形态的转换是渐进的，因而往往呈现交叉渗透情状，单一纯粹的经济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反倒少见。所以今日之中国尚残留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与意识形态，便不足为奇。邓小平同志曾列举出“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地区割据”、“专制主义”、“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等等，我看还要补充一句：天下（中国）安危，系于一人之身（这是帝王戏源源不绝的根源）。因此，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便有其充分的依据了。
讲到这里，尚未涉及最重要的（尽管暂时还不是最主要的）内容，即科技社会、信息社会的来临，对人类社会以往生产力水平和阶级关系的双重超越，才是进入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一个世纪以来的较量，至此也就成了科技力量的较量，也就要看谁的知识分子问题解决得好。“落后了要挨打”仍然是一句用得着的老话，不同形态的社会之间是根本难以抗衡的。
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产生新的文化，新的文学，然而这种文学在今日中国尚不清晰，这需要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努力，更需要科技知识分子的积蓄实力，为新文学提供存在的依据。
结论：现代派文学、市民文学、封建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知识文学，在今日中国都有其存在的依据，我们除了标举政治上的“主旋律”文学外，还要致力于一种社会形态意义上的新文学。
（《文艺评论》1997年第4期）
1998年，胆子再大一点，写成《知识经济与社会经济形态》一文——其实应该说是编辑先生胆子大了一些，因为初稿1993年便投出了。
三、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学
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学（或者说知识经济时代的主旋律文学），自然应该就是知识分子文学。由于我国文学界对于知识经济问题的隔膜，这种文学基本上属于滞后与发育不良，更不用说文学本应该负有超越社会发展的责任。下面是一些达成共识的评价：
“从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的嬗变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在很大程度由慷慨悲歌、忧国忧民的主人公正在转换为迂腐萎缩、斤斤计较的平庸之人。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中国出现并迅速上升。这个阶层就是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文化的衰落与市民文化的上升，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两条重要线索。”（陈刚《历史与当下——中国当代的两种文化》）
“目前来看，（中国）小说家还处于对以往意识形态化的精神体系作反抗的水平，还达不到正面描写知识者的处境及其自我超越的可能。这些作家本身就是一群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即使想表达某个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的生存问题，也不愿意或无力把叙述主体写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也许说明知识分子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充当小说的主要说话人的程度，即使不算‘缺席者’，也未能进入小说的话语中心和意识中心。”（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道统、学统与政统》）
事实上，我们所能读到的一些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能发生《围城》、《废都》这样影响的，也确实少有，而《围城》不是发生在知识经济时代，《废都》则与当时的人文精神讨论一样，完全忽略知识经济背景。当然，近年来也有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环境意识的作品，这在将来，或许可能成为知识分子文学的一条主线，但是今天，在社会转型的严重关头，重要的是表现知识分子作为“第三阶级”的崛起，即表现“人与人”的斗争，至于“人与自然”，暂时恐怕还是一个有点奢侈的话题。
我觉得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学，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正面表现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中国绝不像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是一个平庸的时代，文学家无所作为的时代。相反，从来也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动荡与精彩，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转型，这样几百年上千年才能完成的重大历史进程，统统浓缩在本世纪末10年的短暂时间里。传统的价值系统崩溃，重建，不等重建又是新的崩溃，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极像是刚刚打扫完抗日战场又开打国内战争，或者是发动十月革命来巩固并推翻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不！这些比喻都是牵强的，这些政治革命和政权转换，放在社会经济形态的高度看，真不过如儿戏，知识经济的浪潮将上演更加精彩的历史活剧。这是属于文学家的一个绝妙时代，以往需要以几代人的家族史的长度才得以展开的主题，现在只要放在10年的时段中就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长篇小说，甚至中、短篇小说，甚至散文都可以展现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题材。
尽管目前中国的知识经济从整体上来说，还很薄弱，但是中国的作家如果能对于目前已有的知识经济萌芽（例如科技创新园区）仔细观察，同时能具有世界的和前瞻的眼光，一定能够展示出知识经济时代的宏伟历史画卷。
2.表现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这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从来在历史上就是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阶级，不但有“40个世纪前”播下的“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生取义、义不容辞”等等高贵的种子（张承志语），而且在近现代也有非常革命的表现，更不必说自“五四”以来始终充当着革命先锋的作用。这就为知识分子形象提供了厚实的历史感。至于一个时期内知识分子的软弱、幼稚、不成熟，那是真实折射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他们经济实力的不足（正如中国民族工业不发达时代，中国工人的不成熟，有些还沦为流氓无产阶级为资产者所利用——有什么好指责的呢？）所以，假如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种种毛病，那也是反映着中国知识经济的不发达，文学不应当简单地嘲笑他们身上的毛病，而应当探讨一下他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揭露造成这种环境的人为因素。比如前些年曾广为流传的“导弹与茶叶蛋”的调侃，今天，当北约导弹呼啸着向我使馆袭来的时候，这些曾经是轻飘飘的调侃，便立即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
在社会转型的急剧关头，也许文学的思考会跟不上，正如鲁迅说的，现实发生的事，往往比文学中我们能够竭尽想像的更加深刻。形象常常会大于思想。那么，在一定时期里，如实记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这也是近年来纪实文学特别发展的原因。关键是作家要提高自己的品位，避免让纪实堕回到近代的黑幕小说。其实中国的读者并非只懂得玩赏权贵大款妓女名优，前面讲过，在北京的那次问卷调查中，普通市民中57.4%的人，知识分子中67.6%的人都同意“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命题，而更早一些，在80年代，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曾经发生过怎样的轰动效应啊！
知识分子文学又不一定要写知识分子，关键是认同知识分子的观察视角，比如工人下岗的问题，应该给予知识经济背景的解释。我觉得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在中国和在美国是同样巨大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工人阶级失掉了他们的身份，大批地转化为白领；中国的工人阶级则大批地失掉了他们的岗位。所以，描写工人的下岗，重新学习，再就业，描写劳动人民知识化，工人阶级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这些自然也属于知识分子文学的范畴。
3.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学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这就是科幻。对于农业经济时代，对于工业经济时代，科幻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算是神话，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幻文学才有了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星球大战、赛博文化，这些刚刚还是科幻文学的题目，转瞬便成为现实。科幻文学其实还是对于其他文学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可以方便地帮助知识经济文学切入到大众文化，同时也预展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另一个重要话题：人与自然。必须警惕的是不要丢失科幻文学的科学品位，使之沦为旧时代的鬼话仙话大话和歪理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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