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性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权力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早有运用，只是缺乏系统的研究。我们之所以关注经济权力，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经济不断强大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权力理论的深入研究。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引资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全球第六，是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①在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经济实力也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来源。②但是实力不能等同于权力，如何将这些经济实力作为一种权力来使用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问题。另外，从理论上来看，经济权力有着不同于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的特殊性。众所周知，约瑟夫·奈把权力分为硬权力(hard power)和软权力(soft power)，其中硬权力包括军事和经济。③而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奈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他认为军事权力通常被称为锋利权力(sharp power)，任何与权力对抗的人都会有如芒刺在背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们朝着他们必须去的方向改变；而经济权力却是一种粘性权力(sticky power)，它包含一系列经济制度和政策以吸引(attract)他者进入，进而将其困(trap)在其中。④米德从作用方式上区分了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然而这种区分不免过于片面，似乎军事权力就是一种强制力，而经济权力就是一种吸引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军事和经济都既可以发挥吸引性的作用，也可以发挥强制性的作用。⑤ 由此看来，经济权力可以分为强制性经济权力和吸引性经济权力。那么，本文之所以侧重于研究吸引性经济权力，是因为在已有的考察经济权力的文献中，经济制裁的研究已非常丰富，而经济吸引的研究却很匮乏。⑥正如鲍德温在《权力的悖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关于积极利诱⑦(positive sanctions)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不是政治科学家们说错了什么，而是他们什么都没说。”⑧另外，谈及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吸引性经济权力无疑更符合中国和平外交的传统理念，也更有助于中国塑造和平的国家形象。因此，本文试图厘清经济权力和吸引性经济权力的概念，分析吸引性经济权力的作用方式，给出吸引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运用的案例，探究中国吸引性经济权力运用的特点等。 一、吸引性经济权力的概念界定 吸引性经济权力的概念界定以经济权力的概念为基础，而经济权力的概念又是从它与经济外交、经济治国术等概念的比较中得出的。因此，本文这一部分将层层递进给出吸引性经济权力的概念界定，并分析吸引性经济权力的理论创新之处。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经济外交(economic diplomacy)的研究非常丰富。从1993年谢益显最早提出“经济外交”这一概念以来，不断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经济外交并给出自己的概念界定。⑨西方学者杰夫·贝里奇和艾伦·詹姆斯认为，经济外交既是“处理经济政策问题的外交”，又是“使用经济资源的外交”。⑩而对“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研究最深入的学者当属戴维·鲍德温，他认为经济治国术是指依赖市场等经济资源来发挥影响力的尝试。(11)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的概念虽然比较模糊，但是不少学者还是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约瑟夫·奈认为，“经济权力将成为世界政治中成功的关键。胡萝卜日益比大棒重要”。(12)克劳斯·诺尔则认为，经济权力是“一国使用经济或金融政策手段，通过打击或威胁使用打击，给予好处或承诺给予好处的方法从经济上削弱或增强他国，以此来使自身获益的能力”。(13)另外，也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经济权力的各个侧面，如贸易权力、金融权力、货币权力等。(14)从这些概念比较可以看出，经济外交侧重于以经济为手段或目的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济治国术提供了可供实施的具体经济手段，那么，经济权力则研究如何将经济资源整合成一种权力发挥影响。至于在何种向度上对经济权力加以运用，根据《权力的资源与运用》一文中对权力按照资源维度与运用维度的分类，(15)本文将从运用的维度来理解经济权力，把经济权力看做国家或者国家联合体通过对经济资源的运用来影响其他外部行为体的行为或政策的能力。 在给出吸引性经济权力的概念之前，首先梳理一下以往研究中相似的分类和概念。如表-1、表-2所示，鲍德温把经济治国术区分为消极制裁(negative sanctions)和积极利诱(positive sanctions)两大类，并列出了奖惩的具体手段。(16)琼－马克·F.布兰查德等人把经济治国术的手段分为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和经济诱导(economic inducements)，认为经济制裁是指“发起国干预目标国的经济，以强迫目标国服从自己的意愿的行为”，经济诱导是“发起国为了获得目标国的服从或者改变目标国的行为而给予好处”。(17)与之相似的是，格里科和伊肯伯里把外交中的经济手段分为经济制裁和经济激励(economic incentive)，认为经济制裁是指“实施国为达到迫使目标国满足某种政治需要之目的而威胁中断或实际中断与目标国经济联系的行为”，而经济激励是指“实施国承诺或实际给予目标国经济利益以换取其服从实施国政治要求的行动”。(18)
总体来看，虽然每位学者对两种经济手段的定义有差异，但其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他们都从吸引和强制两个方面来研究经济权力的使用，并且把给予经济利益的手段视为吸引，把撤回经济利益的手段视为制裁。这种两分法虽然简洁，但过于笼统，因为他们忽略了在运用经济权力过程中的复杂性。比如，在我们看来，如果是撤回实际给予的存量利益，这算作制裁不存在争议；如果撤回的是允诺但实际并未给予的增量利益，这种撤回、暂停或者延缓允诺的利益并未给对象国造成实际的损失，而只是让对象国暂时失去一部分预期的增量利益，这可以促使对象国为了获得这些预期增量利益而考虑是否改变自己的行为，因而可以更恰当地将其视为一种施压(即施压型经济激励，下文将详细阐述)，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制裁。 本文对经济权力运用方式的分类包含三个维度，皆是围绕利益展开。第一个维度仍然是传统的区分方法，即本国如何使用经济利益：是给予还是撤回；第二个维度看本国给予或者撤回的经济利益的性质：是允诺的利益还是实际的利益；第三个维度看对象国拥有和获得经济利益的性质：是固有利益、存量获益还是增量获益。根据这种区分方法，凡是给予经济利益的手段，不管是给予允诺的利益还是实际的利益均属于经济激励；而撤回允诺利益的手段属于施压型经济激励，撤回实际利益的手段属于制裁，如表-3。也就是说，相对于以往研究把给予经济利益视为吸引、把撤回经济利益视为制裁而言，本文分类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从原有的制裁中分离出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吸引手段，即施压型经济激励。这里需要界定的是，固有利益指对象国本身已拥有的非本国给予的利益，存量获益指对象国已获得的由本国给予的利益，增量获益指本国允诺或实际给予对象国的额外利益。
根据以上分类，本文认为，吸引性经济权力是指国家或者国家联合体使用激励的方式，通过利用存量利益格局中其他国际行为体对本国的经济依赖，以及通过允诺或实际给予其增量经济利益或者撤回利益允诺来发挥影响力的一种权力形式，其目的在于影响自身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一般关系，或仅仅为了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特定政策与行为。在这里，激励的含义等同于吸引(attract)，指行为主体运用经济权力的方式是拉(pull)而不是推(push)。当然，激励也包括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作用方式，如结构型经济激励、扩散型经济激励和指向型经济激励就属于正向激励，而施压型经济激励则属于反向激励。尽管每种激励方式的作用路径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方向和目的却是一致的，都是朝着“吸”和“拉”的方向努力，而不是相反。 二、吸引性经济权力的运用方式 如表-4所示，根据作用领域、作用对象、作用目的和作用手段的不同，吸引性经济权力的运用可分为结构型经济激励、扩散型经济激励、指向型经济激励和施压型经济激励四种。其中，结构型经济激励、扩散型经济激励和指向型经济激励均属于正向激励，而施压型经济激励属于反向激励。具体来看，结构型经济激励指利用存量利益格局中对象国对本国的经济依赖，使对象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主动选择对本国有利的政策和行为；扩散型经济激励指通过给予对象国广泛的增量经济利益来提升国家形象、发展对外关系，其目的不是影响对象国在特定领域的政策和行为；指向型经济激励针对特定对象国，通过有选择地给予其特定的增量经济利益来影响对象国在特定领域的政策和行为；施压型经济激励则针对特定对象国，通过撤回或延缓给予其特定的增量经济利益来影响对象国在特定领域的政策和行为。
根据以上对吸引性经济权力四种作用方式的理论探讨，下面将运用波音为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游说、中国对非洲援助、好莱坞迎合中国电影市场、中欧航空碳税争端四个案例，分别说明中国如何使用结构型经济激励、扩散型经济激励、指向型经济激励和施压型经济激励发挥吸引性经济权力的作用。 (一)结构型经济激励 结构型经济激励旨在运用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在经济上依赖的态势来发挥诱导作用。与其他三种经济激励方式不同，结构型经济激励是静态的，而其他三种经济激励方式是动态的。根据结构型经济激励，只要他方对本方存在依赖的状态，那么他方都会为自己在本方的存量利益作谋划，都会主动地去维护和增加这种存量利益，因此，这种影响力是自然形成、客观存在的，而其他三种经济激励方式则需要权力主体通过增减经济利益的方式来实现。 以中美关系为例。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存在不断积累的巨大存量利益，许多美国跨国公司才会主动游说国会和政府，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促成美国对华合作政策。以波音公司为例，前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曾撰文指出，在中美关系的每一步发展中，都有波音从中“推波助澜”。(19)波音在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发展两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事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1995年起，波音发起并领导了与中国贸易正常化运动。2000年，在众议院对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进行投票前，波音聘请了30个专业工作室处理媒体事件，CEO亲自参与了这场公关战役。波音公司以11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购买2/3版的广告篇幅，标题分别是“美国将会丧失多少机会”、“我们愿意失去多少经济增长”。(20)据“公民”组织(Public Citizen)2000年发表的报告显示，在争取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过程中，仅最主要的公司和工商业协会在游说和广告上的费用就达1.131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出动CEO最多的一次游说活动。(21)为什么美国大大小小的公司、各种商会为了中国的贸易地位如此“大动干戈”呢？据美国海关统计，198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177.7亿美元，1993年就猛增为400亿美元，1996年更达到635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22)面对中国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潜力巨大的市场，美国企业不能无动于衷，而是要积极行动。当波音CEO菲利普·康迪特得知众议院将正式对永久正常贸易法案进行表决后高兴地说：我们相信国会不会把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拱手让给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个决定完全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企业界将尽全力使之顺利通过。”(23) 中国入世十年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更加对称化的格局。在贸易上，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3853.4亿美元，是1979年中美建交时的150多倍。2010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4)中美交流基金会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报告称，2022年中美两国将成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5)虽然中国在贸易上对美有大量顺差，但美国企业赢得了主要利润。在金融上，美国因中国持有最多美国国债而依赖于中国，其巨大财政赤字要靠中国持有的国债来弥补，当然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价值也因此受制于美元币值。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逐渐出现对称性变化的趋势。(26)相互依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对称化，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具有更为巨大的存量经济利益，这些利益将制约美国的对华遏制冲动，使其寻求稳定的中美关系来维护和增加这些经济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时曾形象地表示，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27)揭示了这种结构型经济激励对中美关系的稳定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总之，相互依赖这种无形的力量将中美两个国家捆绑在一起，这种相互依赖的态势一旦形成则很难撼动，并且其渗透力会愈发强大。美国在中国的存量利益越大，两国之间越容易形成利益共存结构，双方在做出政治决策时就会越多地加入经济思考。当这种经济依赖的态势促使对方政治外交行为朝着更符合己方利益的方向改变时，结构型经济激励便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二)扩散型经济激励 扩散型经济激励与指向型经济激励同属导向型经济激励，但是其作用对象和目的不同。从作用对象的区分上来看，扩散型经济激励是一对多的关系，而指向型经济激励是一对一的关系。从作用目的来看，扩散型经济激励用于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而指向型经济激励则旨在引导对象国在特定领域的政策和立场。 扩散型经济激励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非洲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援助。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的对非援助又有了显著增长。据美国全球发展中心和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共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十年间中国对非洲50个国家1673个项目共援助750亿美元。(28)近年来，西方和中国国内均对中国援助非洲有不同程度的批评和质疑。西方批评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破坏非洲自然环境、违反劳工标准、支持无赖国家、做形象工程等。(29)国内则质疑中国对非援助是否值得。但是援非并不只是简单的经济利益问题。首先，从历史上看，中非之间有着传统友谊；其次，援助非洲是我们塑造国家形象、增强软权力的手段；再次，援助非洲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战略选择。(30) 作为一种扩散型的经济激励，对非经济援助的目标主要不是影响对象国特定领域的政策，而是发展友好的总体关系，其作用是长期的，其结果是日积月累的。因此，并非所有的经济权力运用都剑有所指、锋芒毕露，经济权力可硬可软。吸引性经济权力就是经济权力的软使用，正如有学者指出，软权力不是指权力资源的性质(nature)，而是指使用软性的方式培育(nurture)国家间关系。(31)本文认为，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正是经济权力运用中的一种战略选择，关注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长远利益，注重的不只是经济利益更有外交考量。以下数据或许能够更清晰地展示中国对非援助的效用所在。如表-5所示，本文选取2010年至2013年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国家影响力的民意调查，其中当被问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时，非洲国家持积极态度最为明显，远高于中国的邻国等其他地区。(32)
扩散型经济激励与其他三种经济激励方式的显著不同在于，其他三种激励方式的效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因此易于判断其是否有效。而扩散型经济激励本身旨在培养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以在关键时刻为我所用，所以它的作用效果在短期内也许并不显著。但是，即便是这样，扩散型经济激励仍然有其存在的巨大价值。我们仍然以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为例，除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非洲国家将我们“抬进联合国”之外，在其他涉华国际斗争以及中国在国际组织的竞选中，非洲国家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如1990年以来中国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打掉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1993年以来中国连续16次挫败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1997年以来连续12次挫败台湾当局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图谋。(33)另外，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这些都离不开以受援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的鼎力相助。非洲已成为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支点。(34) 扩散型经济激励主要是通过中国不附加条件的对外援助来进行，其对象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推进，中国也开始对这些转型国家提供优惠贷款，支持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可被视为扩散型经济激励手段的运用。 (三)指向型经济激励 指向型经济激励有明确的作用对象和作用目的，因此，相对于扩散型经济激励而言，它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而相对于施压型经济激励而言，其突出特点是通过给予额外的经济利益引导行为变化，而不是以压促变。 巨大的市场是中国经济权力的一大来源。以电影市场为例，中国有权力选择开放多大的市场以及对谁开放市场，而选择的标准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1994年，国家电影局批复中影公司每年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35)随后，《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等好莱坞大片开始进入中国。2001年中国加入wT0后进口影片配额增加到20部。经过对国内电影的10年保护期，2012年2月18日，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中国将增加14部外国电影，以3D和IMAX电影为主，美国电影票房分账比例也从13％提高到25％。(36)外国电影公司早已看中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中国电影市场的开放为外国电影公司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机会。据BBC报道，2012年中国票房收入比上年增长36％，达27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37) 中国电影市场对美国好莱坞制片公司不断开放市场，给这些公司带来新的和不断扩大的增量经济利益。在给予这些增量利益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对引进影片和合拍片的内容设定了一系列规则，以引导有关电影公司在影片中消除对中国的丑化现象，推动塑造中国积极的形象。同样，为了让本公司的电影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好莱坞各家公司在影片制作过程中明显减少了中国的负面形象。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骆思典在《电影的公共外交》一文中指出，“好莱坞一直非常谨慎地力争使其电影对中国表现友好，过往的经验让他们学到，如果违背这一条，他们将会受到惩罚：要么他们的电影会惹怒中国观众而失去票房，要么将遭到中国官方的完全禁映。”(38)为了获取中国市场，好莱坞会通过增加或删改其影片内容来迎合中国市场，《2012》和《赤色黎明》两部影片便是正反两个例子。电影《2012》里出现了在全球即将毁灭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拯救地球的剧情。而《赤色黎明》则在电影完成后，由于担心得罪中国，最后不得不用技术手段抹掉片中的中国国旗和中国军队的标志，也把剧中的“坏蛋”由中国人变成了对美国钱袋子毫无影响的北朝鲜人。《洛杉矶时报》就此评论道，“北京一语不发，米高梅就把《赤色黎明》里的‘坏蛋’换成北朝鲜人”，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市场对美国电影公司有多重要。(39) 虽然我们应该客观分析、冷静应对好莱坞电影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但是这种趋势是积极的。按照约瑟夫·奈的定义，文化属于软权力，但是殊不知软权力也能发挥硬作用，“抹黑”和“妖魔化”就是宣传战中经常用到的手段。(40)所以，中国利用手中的经济牌对进入其市场的企业进行监管，且不论它们能为中国作出多少正面积极的贡献，至少这些公司将因经济利益的考虑减少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 (四)施压型经济激励 施压型经济激励在以上三种手段的基础上，为吸引性经济权力的运用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与其他三种手段相比，施压型经济激励的特殊性在于它通过撤回、延缓、暂停或者冻结给予对象国的增量利益来发挥作用。但是施压只是手段，激励才是目的。外交应当因势利导、张弛有度，而施压型经济激励正是体现了吸引性经济权力运用中的现实性和灵活性。 2012年1月1日欧盟开始对所有入境的航空公司征收碳排放税。据估算，欧盟征收航空碳税的做法将使国际航空业每年增加34亿欧元成本，更重要的是，欧盟将进出欧洲机场所有航班的全程排放纳入征税范围，是一种侵害其他国家主权的治外法权行为。欧盟单方面强征碳税的做法自然遭到欧盟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一致反对。2012年3月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欧盟和中国航空碳税之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搁置了价值120亿美元的空客订单，其中包括35架A330和10架A380客机。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总裁路易斯·加洛瓦称，“(空客)已经成为北京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人质。”(41)同一天BBC也评论道，“这是迄今在欧盟及其反对国关于征收航空碳税的斗争中最重型的武器。”(42)3月12日，空客与业界八大公司联名致信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理菲永、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停止因推行碳排放交易机制而引发的贸易争端。九家企业一致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欧洲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43)空客公司客户事务首席运营官雷义也表示，在反对欧盟航空碳税的问题上，空客公司与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认为欧盟在这方面的做法是错误的。(44) 2012年11月12日，承受重重压力的欧盟不得不做出妥协，决定于2013年秋天之前暂停对进出欧盟国家的民用航班征收航空碳税。四天之后，空客CEO法布里斯·布利叶致函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我希望空客(在航空碳税问题上)已经清楚表达了我们对中国航空业的支持。”“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确保了中国航空公司不会受到(碳税征收)计划原本会带来的不公平对待。”(45)欧盟改变政策后，中国陆续解冻了有关空客的订单。 欧盟在2014年3月初又决定在2016年之前将不再对使用欧洲境内机场的外国航班征收碳排放税。(46)在3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中法签订了价值180亿欧元的大订单，其中就包括一份以100亿美元购买70架空客飞机的新订单。总之，围绕中欧之间关于航空碳税的争端，中国无疑将施压型经济激励手段运用得恰到好处，中国看似不动声色地搁置空客订单，实则对欧盟的外交决策起到了巨大的触动作用。中国以搁置允诺的增量利益为杠杆，有效地促使欧盟改变了原来的航空碳税政策。 三、吸引性经济权力与中国外交 不论国际关系环境如何变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吸引终究比强制更能够被他国所接受，如果吸引性经济手段能够达到政策目标，就没有必要通过经济制裁来实现。下面，本文将从中国当前吸引性经济权力的合目的性、吸引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组合作用、经济权力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三方面进行总结性探讨。 第一，吸引性经济权力是中国一种理想和有效的外交手段。吴心伯教授在《构建中国外交的“和力”》一文中提出，“‘和力’不仅仅指力量(硬实力和软实力)本身，更包括对这些力量的指向性运用，也就是力量的使用方式。”(47)以此为理念，他倡导中国外交应朝向和平、合作、和谐方向发展。同样，国外学者在看待中国的权力时也认识到，“认知中国的角色，不仅要看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力资源(尽管这一部分非常重要)，也要看中国用自己的权力来做什么。”(48)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实力是经济权力之源，运用方式则如同引水之渠，好的渠道能够润泽土地而不至于洪水泛滥。 那么中国是如何构建其权力之渠的呢？从实践来看，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路线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发展等外交原则对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对外政策目标起到了指导与限制作用”。(49)另外，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推行的是“防御性外交”，一国“是否是国际社会威胁的关键不在于力量大小，而在于如何运用”，“中国外交所要主张的这种实力不是扩张型而是内聚型，它崇尚的是‘吸引’，属‘魅力型’的力量”。(50)所以，不管从理想还是实践来看，吸引性经济权力的运用更符合现阶段中国外交的诉求，更符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定位。 第二，吸引性经济权力的四种表现形式起着相辅相成的组合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以及他国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加深，我们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可资利用的结构型经济权力，这可以看做经济激励的静态表现形式。从动态表现形式上看，扩散型经济激励、指向型经济激励、施压型经济激励体现了我们运用经济激励的主动性和灵巧性。例如，扩散型经济激励可以帮助我们发展友好关系，广交朋友，而“朋友是我们构建大国外交的基础，有了朋友就有了良好的国际环境”。(51)因此，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经济权力当被积极地用作中国外交的正能量。 当然，吸引性经济权力也可以在特定领域对特定行为进行引导和干预。为了摆脱中国外交“撞击—反射”的被动反应模式，王逸舟教授提出“创造性介入”这一概念，以“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52)吸引并不是一味地给予。当对象国的行为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相冲突时，我们也可以使用吸引性经济权力加以引导或者选择性干预，如采取指向型经济激励或施压型经济激励。中国可以通过设置市场准入规则，广泛运用指向型经济激励。例如，中国作为利益提供者可以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进行引导，促使这些企业的行为朝着更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方向发展。当中国的经贸伙伴采取有损我国利益的政策和行为时，中国也可以通过施压型经济激励的手段以压促变。与经济制裁不同的是，施压型经济激励并不是完全剥夺他国利益的惩罚手段，而是暂停给予其更多增量经济利益予以警示，促使对方改变政策。这是一种灵巧的施压，既不严重破坏现有的经济关系，又可利用中国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来影响对方的行为。20l0年10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随后中国取消了与挪威的高层交往，2011年挪威三文鱼对华出口相比2010年降幅达65％。(53)虽然这些措施属于制裁之列，但中国总体上还是采取了施压型激励的做法：搁置与挪威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减少了对发展中挪经贸关系的政治支持。其结果是，虽然2010—2013年中挪贸易没有减少，但相对可比照的国家，中挪贸易的发展大大滞后，挪威失去了巨大的经贸机遇。在2010—2013年间，挪威对华贸易仅增加了2.3％，但后来与中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冰岛和瑞士的对华贸易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冰岛增加了98％，瑞士则增长了197％。(54)目前，中挪关系仍然没有恢复正常，鉴于失去的宝贵经济机遇，挪威各界应该认真反思其对华政策的取向。 施压型经济激励不是经济制裁，归根结底仍然落脚于激励和吸引，其宗旨仍然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正如原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所言，“斗争和妥协都不是外交的目的，也不是评判外交好坏的标准，而只是实现外交目标的方式和选项，这就要求我们该斗争的斗争，该合作的合作，该周旋的周旋。”(55) 第三，经济权力运用效果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经济资源整合成经济权力。其实，我们对经济权力运用方式的研究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丰富的经济资源(economic resources)是一国经济实力(economic capability)的基础，而经济实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并在对外交往中加以使用。(56)但这一假设却并非总是成立的，正如奈所言，“具有丰富实力禀赋的国家，并不总能得到它想要的结果。”(57)这意味着，经济实力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等量的经济权力。对于中国来说，无法充分运用经济实力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经济实力运用过程中的国内损耗和实力资源跨部门流动受阻。(58)对此，张晓通等给出了相应的措施，如明确国家利益、制定战略、做好内部协调、加强对外沟通。(59)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吸引性经济权力不仅能够发展友好关系，也能够改变他国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吸引性经济权力，但是并不否认强制性经济权力即经济制裁的作用。当权力双方利益严重冲突，使用吸引性经济手段或其他外交手段都无济于事时，经济制裁或其他强制性手段也不失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种理性选择。理想的经济权力运用策略应是吸引与强制两种手段因时因地变换组合。即便是吸引性经济权力运用本身，也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 对于中国而言，吸引性经济权力与中国和平、合作的外交取向更为一致。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60)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吸引性经济手段的运用也在日益得到强化。中国已经在战略层面上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外交新倡议。随着这些经济倡议的不断落实，中国经济权力中蕴含的吸引、和平的因子将缓缓和不断地释放出来。当然，吸引性经济权力的运用并不局限于中国，凡是具有经济实力并且愿意将其用作吸引力的国家都可以加以使用。 注释： ①张晓通、王宏禹、赵柯：《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问题》，《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1期，第94页。 ②根据《环球时报》的“中国人看世界”第8次年度民意调查，中国民众在被问及“中国已具备世界性强国的哪些条件”时，“经济实力”的提及率最高，为51.2％；其次是“政治及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提及率分别为36.2％和34.5％；“文化影响力”的提及率仅为27.1％。参见马晴燕：《中国人如何看世界，钓鱼岛是最受关注国际事件》，《环球时报》，2013年12月31日。 ③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p.5-15. ④Walter Russell Mead,"America's Sticky Power",Foreign Policy,No.141,March-April 2004,p.48. ⑤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5—11页。 ⑥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和“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中，1980—2013年间，在社会科学(政治、军事、法律)和经济与管理科学两个学科领域目录下，题名中含有“经济制裁”的期刊文章有119篇，博硕士论文有13篇；题名中含有“经济吸引”的期刊文章有7篇，博硕士论文为0篇，并且这7篇关于经济吸引的期刊文章皆为经济学研究。 ⑦也即吸引性经济权力。 ⑧David A.Baldwin,Paradoxes of Power,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9,pp.58-59. ⑨相关研究参见周永生：《经济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10—13页。 ⑩［英］杰夫·贝里奇、艾伦·詹姆斯：《外交辞典》，高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11)David A.Baldwin,Economic Statecraf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13-14. (12)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p.51. (13)Klaus Knorr,The Power of N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75,p.79. (14)相关研究参见 Albert O.Hirschman,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5; Marc Levinson,Guide to Financial Markets,London:Profile Books,2000; David 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William L.Baldwin,Market Power,Competition,and Antitrust Policy,Illinois:Richard D.Irwin,Inc,1987; ［美］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15)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第5—11页。 (16)David A.Baldwin,Economic Statecraft,pp.40-42. (17)Jean-Marc F.Blanchard,et al.,eds.,Power and the Purse:Economic Statecraft,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London:Frank Cass,2000,p.3. (18)［美］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王展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19)王建民：《波音构建牢固政府关系》，《国际公关》，2005年第6期，第27页。 (20)"Boeing Advertisements",The Washington Post,May 16 and May 24,2000. (21)Public Citizen's Global Trade Watch,"Purchasing Power:The Corporate-White House Alliance to Pass the China Trade Bill over the Will of American People",October 2000,pp.i,11. (22)王勇：《试论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以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为例》，《美国研究》，1998年第2期，第69页。 (23)John Schachter,"The Business Roundtable Welcomes Announcement of China PNTR Vote",BRT Press Release,April 5,2000,http://lobby.la.psu.edu/040_PNTR/Organizational_Statements/BRTable/Welcomes.htm. (24)数据来源：《投资美国指南》，第二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2年2月13日。 (25)《学者称中美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财新网，2013年5月23日，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3-05-23/100531546.html。 (26)雷达、赵勇：《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非对称性与对称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经济基础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2期，第31—33页。 (27)李伟红：《习近平会见美总统特别代表：经济是中美关系“压舱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3月20日。 (28)Austin Strange,et al.,"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to Africa:A Media-Based Approach to Data Collection",Working Paper,No.323,Washington,D.C.: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April 2013,p.23. (29)Ibid.,pp.5-12. (30)王晨燕：《中国对非援助：新形势下战略选择》，《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10期。 (31)Mingjiang Li,"Soft Power:Nurture Not Nature",in Mingjiang Li,ed.,Soft Power:China's Emerging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anham:Lexington Books,2009,p.3. (32)参见BBC的一系列调查报告：BBC World Service Poll,"Global Views of United States Improve While Other Countries Decline",April 18,2010,p.7,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pipa/pdf/apr10/BBCViews_Apr10_rpt.pdf; "Views of US Continue to Improve in 2011 BBC Country Rating Poll",March 7,2011,p.9,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pdf/mar11/BBCEvalsUS_Mar11_rpt.pdf; "Views of Europe Slide Sharply in Global Poll,While Views of China Improve",May 10,2012,p.9,http://www.globescan.com/images/images/pressreleases/bbc2012_country_ratings/2012_bbc_country％20rating％20final％20080512.pdf;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Slide While UK's Rating Climb:Global Poll",May 22,2013,p.7,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2013％20Country％20Rating％20Poll.pdf。 (33)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50—2010)》，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34)刘鸿武：《中非关系30年：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支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81页。 (35)周文萍：《当今美国电影里的中国资源与中国形象》，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5页。 (36)"China to Give Studios More Access",Los Angeles Times,February 18,2012,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2/feb/18/local/la-me-O218-chinese-jinping-20120218. (37)"China Becomes World's Second-biggest Movie Market",BBC News,March 22,2013,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21891631. (38)骆思典：《电影的公共外交：为何好莱坞对中国的宣传要比其自己的电影更有效？》，张爱华译，《电影艺术》，2012年第3期，第14页。 (39)"Reel China:Hollywood Tries to Stay on China's Good Side",Los Angeles Times,March 16,2011,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mar/16/entertainment/la-et-china-red-dawn-20110316. (40)关于“硬性软权力”概念，参见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第11页。 (41)"EU-China Battle Stalls Sales of Airbus Jets",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8,2012,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603004577268592676060690.html. (42)"China 'Blocks' Airbus Deals in EU Carbon Levy Spat",BBC News,March 8,2012,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7298117. (43)《空客等联名致信欧洲四国政府停止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人民网，2012年3月1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7363445.html。 (44)《空客重申与中国一致反对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新华网，2012年6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air/2012-06/13/c_123273908.htm。 (45)"Exclusive-Airbus to China:We Support You,Please Buy Our Jets",Reuters,May 12,2013,http:// news.yahoo.com/exclusive-airbus-china-support-please-buy-jets-O00414050.html. (46)《欧盟2016年前暂不对外国航班征碳税》，新华网，2014年3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09/c_126240009.htm。 (47)吴心伯：《构建中国外交的“和力”》，《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6页。 (48)Nadine Godehardt：《我眼中的中国及其权力》，怀畅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17日，第16版。 (49)阎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第21页。 (50)陈松川：《中国外交需要彰显文化内涵》，《当代世界》，2013年第7期，第73—75页。 (51)《中国可以不结盟但不能不交友》，《国际先驱导报》，新华网，2010年12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15/c_12881547.htm。 (52)王逸舟：《国际大选年的中国应对——谈“创造性介入”的中国外交战略》，《人民论坛》，2012年第10期，第38—39页。 (53)《2011年挪威三文鱼对华出口大幅下降6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204/20120408065366.shtml。 (54)根据海关统计资讯网的贸易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chinacustomsstat.com。 (55)乐玉成：《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6页。 (56)在中文国际关系文献中，“power”可被翻译为权力、实力、力量等。对权力概念的理解有资源和运用两个维度，本文中的“权力”采用运用维度，即把权力理解为影响力，而从资源维度界定的权力，在本文中被称为“实力”。参见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第5—11页。 (57)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Power,p.8. (58)张晓通、王宏禹、赵柯：《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问题》，第94—97页。 (59)同上，第97—98页。 (60)《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15/c_1110712488.htm。
标签：经济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赤色黎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