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主义的怕和爱——关于《受活》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受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故事的荒诞与精神的真实
梁：看了《受活》，估计每一个读者都会被小说故事的荒诞性所震惊。受活庄，一个完全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他们在“世界之外”的时候，过着富裕平静的生活。但是，从他们试图“进入世界”之日起，就灾难不断。在经历了一系列非人的遭遇之后，受活庄又不得不回到最初的生活之中。当读完小说后，觉得作者所描述的一切非常非常的荒诞、残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却在思维的深处感觉到，这里面充满着巨大的真实。
阎：其实，写作就是对可能性的挑战。像你刚才说我的小说《受活》，写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我觉得让读者有这种感觉，是我的叙述不到位的缘故，我希望的是读者一开始进入我的小说就抛开对可能性的探求，不会想到它是否合理，而是去顺着小说思考别的东西。
文：连科的《受活》可以说用他超凡奇诡的想象，在小说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贫困乡村向“现代化”迈进中的荒诞却又真实的图景，同时，也用他犀利的笔锋，戳穿了种种美丽光环之下的虚幻，并且揭示了这一“现代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受活庄”的历史，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迈向“现代性”的缩影。说到可能性，我觉得其实这个小说一开始就是一种超现实的写法，我们一般不会太去追求它的合理性。一个完全残废人的村庄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它的情节的发生和推进，读者都不会用一种合理性去要求它。
阎：《受活》一开始我就特别注意，写夏天落了一场大雪，并且特别细腻地写落雪后的村庄及人的变化和感受，为小说制造了荒诞的气氛，以避免读者去追问后面的发展是否具有合理性。任何对季节、时间敏感的人，一开始就会知道，最初的几句描述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梁：但是，当你看完小说之后，从超现实的意境中得出的又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现实性的感受和对社会的理解。应该说，凡是有点文化素养的人在看完这部小说后都会明白作者在说什么，这也正应了作者在篇首写的“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的含义。传统的现实主义要求细节的真实、事件和经验的真实，讲究“反映”真实，但是，《受活》这部小说起码说明了用超现实的东西同样能反映出真实来，并且，这种真实比所谓的“反映”出来的真实更让人震惊，也更能震憾人。
阎：这可能是故事的荒诞和精神的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看小说时，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故事百分百是真的，但整体的精神却是虚假的。但是一旦放弃故事的可能性和真实性，而只抓住精神的真实，就一切都是真的了，其它都没有真假可言。
不打破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无法发展和创新
梁：我有一种感觉，你一直在试图摆脱现实主义，或者说摆脱传统的现实主义对中国作家的巨大束缚。
阎：是这样。我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和尝试。
文：就这一部作品而言，要想完全达到这个目标，恐怕不太可能。但以此提出质疑和挑战是可能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其实，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是想摆脱当时的僵化教条的束缚，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摆脱现实主义对文学的束缚。应该说，那时候，一批新锐作家们对现实主义的清理和反省应该是相当深刻和到位的，并且还成功创作了一批很优秀的作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到了9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回归”，给人的印象好像是80年代的创作，曾经走了“弯路”，后来又拐回来了。
梁：但是，先锋派的写作的确没有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希望。它对于当代作家的作用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启示，让大家突然明白了形式对于小说的巨大意义，而他们的创作本身却没有说服力。因此，才有90年代的回归现实主义之说。这里其实有一种两难的境地，像阎老师，经历过各种文学的浪潮，最后还是觉得既离不开现实主义，同时，又必须摆脱它的束缚。
阎：对于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传统的真实就是经验和发生。事实恰恰相反，每个人心中的真实是完全不同的。巫婆眼里的真实和小孩儿眼里的真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巫婆能看见鬼魂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与人共处，与人对话与做事。我们说这是假的，可巫婆认为这是真的。小孩子看见天空的云彩变成了狗，狗还在狂吠乱叫，变成了牛，牛还在吃草耕田，我们说那是云变，小孩认为事实就是云狗和云牛。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意识到，生活千变万化，历史千变万化，而真实也是千变万化。真实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像1 + 1 = 2那么简单。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认为的真实，只有那些平庸的写作者，他才认为他的真实就是大家的真实，是和真实一样的真实。我在努力摆脱这种真实，创造我自己的真实。就是说，现实主义的真实，在我眼里，不是大家说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真实。
梁：其实，从先锋派之后，有意识的作家对现实主义都有一种警惕，只是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而张平等人的创作可能跟市场联系得更紧密一点，与文学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
阎：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而现在恰恰是有一种对现实主义的共识束缚了作家的创作，束缚了理论界对创作的思考，不打破这样的僵局，文学就几乎无法发展与创新。
作家有拔高和提升读者的义务
文：我的看法是，阎连科之所以这样地反现实主义，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现在的读者仍要求在作家作品中找到与现实相对应的东西，这种东西对作者是一种很大的制约。而连科的《受活》，就是要颠覆读者的这种要求。它里面的情节与读者的日常经验根本不能叠合。反过来说，假若一部小说所提供的只是读者在生活中经验到的事情，那文学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小说、作家写小说又有什么用呢?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足够了。
梁：实际上，现在的文学阶段处于：在创作实践中，作家没有完全能超越庸俗现实主义的范畴，而读者的阅读经验，也没有超出现实主义所提供的审美方式。这种阅读思维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思维模式的结果。
文：80年代以来的高校教育有一个非常失败的地方，就是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培养出一批新的文学读者。他们的要求还是原来的要求，对文学还没有形成新的判断和审美。
梁：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该做的，不是去一味地迎合读者，不是用读者数量来衡量自己作品的价值，而是应该对读者有所拔高。
阎：也许作者应该有拔高和提升读者的义务，但是，提升需要环境，需要文化背景。为什么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创新运动，有那么多的作品，却没有那么多的读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那场创新运动，和传统决裂得太彻底，太决绝，使我们的传统读者一下子没有回过神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回归”。“现实主义回归”和80年代末的创新运动，都应该给我们留下思考，我们应从与传统彻底决裂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也要从“回归”之后盛行的庸俗现实主义中汲取教训。我想，每一个有头脑的作家，都会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