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转喻视阈下语篇连贯的认知机制研究
——以《雷雨》语篇片段为例分析讨论
马瑞洁
（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 连贯不仅是语篇分析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是语篇使用者认知过程的产物。转喻是人们认知思维的反映手段之一，在语篇的生成和动态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言语行为转喻过程中，增/损益度、权势关系、礼貌度和选择自由度等语用参数不可或缺。将语用参数有机融入到言语行为转喻的事态场景推理模式中，分析其在语篇连贯中的作用，有助于为语篇中的语用推理提供较为完整的认知解释方案，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力量。
关键词： 言语行为；转喻；语篇连贯；语用参数
转喻不仅仅是用一个实体来代替另一个实体的修辞手段，更多的是一种源域中的概念表征为目标域的概念表征提供认知上的心理可及，在话语的生成和推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受到神经学、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语用学研究的重点关注。美国学者Lakoff&Johnson视转喻为认知的基本特征之一，甚至认为其认知基础比隐喻还要突显[1]。Kōvecses提出转喻是基于同一个认知域或理想化认知模式的认知过程，转喻是思维和行为的认知工具[2]。这一点已达成广泛共识，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引起国际学者们的重视[3]。 Panther&Thornburg将认知和语用结合，提出了言语行为转喻理论[4]，为转喻的认知功能提供了理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也为言语行为中的转喻现象提供了佐证，大脑里储存的信息可以被看作一个各个节点交互连接的网络模型，只要一个节点被激活，与之相关的图式就可以同时被激活[5]。李秀娟等分析了建议类言外构式中的转喻操作，发现其间接和规约程度呈等级性特征[6]。
经搜索和分析前沿文献，发现以往关于转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词汇和句法层面，很少触及语篇层，转喻的语篇效应值得认知语言学的关注，虽然这几乎已经完成[7]。语篇的连贯性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心理表征，是交际者进行社交活动时在特定的认知语境下心理互动的结果。Al-Sharafi于2004年出版专著《语篇转喻——符号学方法》[8]。王寅从体验和认知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语篇连贯问题[9]。因为连贯概念比较复杂，对其探讨涉及到语义、心理和社会等多种现象，从认知层面来探讨语篇连贯是一个新的研究路径，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10]。因此本文将在Panther&Thomburg的言语行为转喻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在话语的生成理解和明示推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权势关系、增/损益度、礼貌度和选择自由度等语用参数，选取著名戏剧《雷雨》中的语篇片段，尝试分析言语行为转喻的表达，研究其对语篇连贯的诠释及其在意义构建和语用推理中的功用。
一、言语行为转喻
转喻是同一认知域中的认知突显，用范畴中的某个成员来理解整个范畴和解释原型效应的认知方法[11]，对于实施言语行为和语用推理具有重要作用[12]。Panther&Thornburg将语用和认知结合，用转喻的思维模式来研究言语行为，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转喻”这一概念[4]，用以推动对语用推理和语言理解的研究。言语行为遵循转喻认知规律，说话人不需要将某件事情全部交代清楚，而是只需要用行为脚本中的任何一个事态场景部分去转喻性地激活另一个场景部分或整个事态场景，就足以达到交际目的。所谓场景，即“由特定语言输入激活的源于长期记忆的信息网络”[13]，许多心理学实验也表明，当某些行为没有被明说时，人们可以自动地演绎出与场景相关的行为。
一个言语行为场景主要分为事态前段、事态核心及结果段、事态后段。事态前段指实施言语行为的必备条件与动机；事态核心及结果段指行为本身的区别性特征，即行为所表现的真实状态及实施后的及时结果；事态后段则指行为预期或非预期的结果。以上场景中各成分与核心成分的概念距离不同，激活能力或转喻强度也不一[7]。转喻强度指转喻源始域与目标域的联系强度，它取决于在概念上两者的紧密程度[14]。两者概念距离越近，越容易激活，转喻度就越强，反之亦然。同时，核心成分的激活能力最强，离其距离越近，转喻性越强，反之越弱。
例1 我向你保证会待在家里等你回来。
言语行为事态场景中各部分的转喻功能是人们的普遍认知规律使然，符合基本的转喻规则。例1是用事态后段来代整个行为事件，包含潜在性代现实性的概念转喻关系，说话人作了这样的表达，将来就会执行，从概念距离上看，这句话接近于事态结果“说话人将会做某事”，转喻功能较强。由是观之，转喻是完成言语行为整个事态场景的工具，很多言语行为及其所蕴含的意义均可看作转喻运作的结果[15]。
二、语用参数的补充
Panther和Thornburg所提出的言语行为转喻事态场景的认知语用分析更好地解释了交际双方如何迅速推理出对方的交际意图，却忽视了诸如交际双方的权势关系、言语的礼貌程度、增/损益度和听话人自己的选择自由程度等社会交际和语用问题[16]。鉴于此，转喻事态场景必须加以细化，与语用参数结合拓展为言外ICM（理想认识模式），进而扩大场景知识的范围，拥有更强的解释力，以便更充分地揭示言语行为的语义特征。话语的行为脚本实质上是一个存储于大脑情景中的理想化认知模式，若单纯从该模式的角度出发，无法充分诠释交际中话语的明示和推理，因此必须考虑增/损益度、礼貌度、选择自由度和权势关系等这些参数。如例1中的行为“待在家里”对听话人有益，说话人的选择自由度较高，说话人的权势比听话人高，因为说话人自己可以决定是否留下。
言外ICM中的语用参数是在转喻场境推理形式的基础上进行认知运作的，不同类别的言外行为由这些参数的不同组合来决定[17]。在言外ICM中，这些语用参数对于分析语篇连贯非常必要，交际双方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在不同的认知语境下被激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语言运用不只是文本信息的传递，还涉及人际关系的维持，将语用参数融入到言语行为转喻的研究中可以更有效地阐释其在语篇连贯中的特殊效应及言语行为的实施。
三、语篇连贯的转喻机制
作为语篇的重要特性之一，连贯是话语成分在意义或功能上的连续，是一种靠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不断调和以达到相互理解的主观行为[18]。转喻不仅是词汇项的符号，也是语篇层的表征延伸，是语篇连贯的主要因素[8]。语篇连贯或语篇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语言符号背后的概念大厦，概念转喻就是理解语篇意图的重要思维模式，是人们用于指称人、事件和情景的重要方法之一。语篇连贯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完全可以被纳入言语行为范畴内进行分析和研究[19]。
例2 A：你迟到了。
超长混凝土结构是指伸缩缝间距超过相关规范规定的最大间距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或伸缩缝间距虽然未超过规范限值，但结构温差变化较大、混凝土收缩较大、结构竖向抗侧构件对楼屋盖约束较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超长结构一般工程条件较为复杂，施工技术要求较高。除必须满足强度、刚度、整体性、耐久性等要求，还存在超长结构的裂缝控制、地下室不均匀沉降等问题。建筑结构基础的不均匀沉降对框架结构的房屋会产生很大的危害，轻则引起房屋墙体开裂，重则引起房屋整体或局部倾斜或倒塌，因此，设计人员要对此高度重视。
在这个对话中，两句陈述看似毫无衔接，实则A的话语是用事态前段“A希望B作出迟到的解释”来激活了事态效果——B有责任和义务进行解释，并激活事态后段——B将作出解释，从而替代整个事态场景构成了一个“要求”的言语行为转喻。由于A的权势高于B，B的选择自由度低，因此B的回答用事态核心段转喻“我可以解释”来完成事态场景。在整个认知过程中，是言语行为转喻将前后语篇串联起来。
除了语言方式，语篇连贯更是一个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明示与推理范畴，因为社会交往中话语的连贯与交际者自身的认知语境和所处的社会文化情景有着无法割裂的深层意义上的语用关联。要想把握言语行为中的语篇连贯，就必须根据交际者的权势关系、话语的增/损益度、礼貌度以及听话人的选择自由度等语用参数对说话人的话语作出判断和推导。
四、分析与讨论
语篇连贯的研究离不开分析此中所涵盖的概念转喻及其对语篇意义构建的影响。在实际使用中，言语行为转喻的类型不是一成不变，通常是多种类型交织使用，共同促成语篇连贯。我们运用事态场景模式来分析《雷雨》第一幕“喝药”片断中的言语行为转喻，因为这是人物矛盾突然激化、人物权势关系充分暴露的关键场面。这一片段主要涵盖了指令类、承诺类和表达类言语行为转喻的事态场景，损益度、可选择性和权势关系也发生一些变化。为了讨论方便，下面的片段标出了话轮（T）顺序。
B：我的车胎没气了。
T1周朴园：（向四凤）倒了来。
在墨西哥，竹建筑的发展可以缓解土著群体所遭受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尽管几百年来遭受欧洲的殖民统治，但他们依然保持着用竹的传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进一步发展。墨西哥拥有丰富的竹子资源，但是由于缺乏联邦政府的支持而没有发展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与中国类似，墨西哥大多数农村社区(主要是土著人)都分布在竹资源丰富的地方，一旦竹产业发展起来，土著群体受压迫的现象就可能结束。墨西哥竹产业发展的潜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墨西哥加入INBAR的政治意愿，从而可以获得来自中国的技术转移。由于2018年墨西哥政权的更迭，新政府更多地关注于土著群体的发展和生态恢复项目，在未来6～12年竹产业将会有很大的推进。
在目前的建筑施工中，基础施工非常重要，是建筑施工中的基础。对于建筑基础施工，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可以为基础施工提供良好的质量保障，同时为后续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一般包括以下类型。
T2周繁漪：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板涧河调蓄水库大坝、溢洪道、泄洪隧洞、补水泵站和连通洞进水塔的土建主体工程全部完成；金属结构设备安装调试已完成；安全监测设备安装埋设基本完成；枢纽区输变电工程尚未完成。
T4周 冲：爸，妈不愿意，您何必这样强迫呢？
T3周朴园：（向四凤，高声）倒了来。
万历八年(1580)徐渭来到北京，以授经为生。“狱事之解，张宫谕元忭力为多，渭心德之，馆其舍旁，甚马雚好。”[1]1295徐渭将家安置在长安街张元忭宅的旁边。
何小勇悉心照料着青瓷，给她洗衣服，给她做饭，他把所有能想到的能讨好她的方法都用尽了。然后有一天就传来王金贵被打的消息，躺在医院里两天才把小命抢救过来。
T5周朴园：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向繁漪低声）你喝了，就会完全好的。（见四凤犹豫，指药）送到太太那里去。
T6周繁漪：好，先放在这儿。
T9周朴园：（忽然厉声地）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
T8周繁漪：（忽然）四凤，你把它拿走。
T7周朴园：（不高兴地）不。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
T11周朴园：周冲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姜汁 鲜姜绞榨去渣，取其汁入药，辛散力强，长于化痰止呕。姜汁为丸，有化痰利窍的功效，呕吐不止者可用姜汁急救。取姜汁敷患处还能缓解疼痛、消肿。它还具有灭菌、消炎、清洁创面、促进食欲等作用。
T10周繁漪：（声颤）我不想喝。
T12周 冲：爸！
T13周朴园：去！
Seminar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的，而这些能力是学生在传统授课式教学中无法获得的，或只能有限获得的，具体包括以下5个方面。
T14周朴园：说，请母亲喝。
T15周 冲：（反抗地）爸，您不要这样。
2.6 课后检验 课后检验也是对前面工作效果好坏的一个科学评价，反馈评价就是完成这一环节的最好方法。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座谈或考试的形式来评价FC教学的设计效果，但不能仅凭成绩来判定最终的结果，因为教育是一个对学生全面培养的过程，以某一门课程的成绩判定学生的好坏会显得有所偏颇，无法评定总体素质。学习兴趣的增加、学习主动性的提高、师生关系的加强都应该是评价FC运用效果的考察因素，这样才能客观、真实地反馈教育效果。只有培养出高素质、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T16周朴园：你说什么？
T19周繁漪：（恳求地）哦，留着我晚上喝不成么？
T18周 冲：（向着母亲）你喝吧，为我喝一点吧，要不然，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
作业成本法是在传统成本法的基础上改进来的，比传统成本法获得的成本信息更加可靠，对各种作业进行归集，按作业中心核算成本，管理层可以更加全面的分析和控制成本，为其提供决策支持。
T17周 萍：（低声）听父亲的话吧，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T20周朴园：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作个服从的榜样。[20]
（一）指令类言语行为
依据上文对言语行为转喻场景的界定和描述，指令类言语行为（主要涵盖命令、请求、建议和祈求等）包括如下事态场景：事态前段——H（听者）有能力做A，S（说者）想要H做A；事态核心段及结果——S使得H承担义务去做A，H有义务去做A；事态后段——H将去做A。
疏蕊幽香，禁不过、晚寒愁绝。那更是、巴东江上，楚山千叠。敧帽闲寻西瀼路，[亸]鞭笑向南枝说。恐使君归去，侍銮坡，孤风月。 清镜里，悲华发。山驿处，溪桥侧。凄然回首处，凤凰城阙。憔悴如今谁领略，飘零已是无颜色。问行厨，何日唤宾僚，犹堪折。
指令类言语行为转喻的语用参数为：行为A有损于H，有利于S；低选择自由度（礼貌度低）；S在权势上高于H。
片段中，周朴园的话语大部分为指令类言语行为转喻，而且都使用了具有强转喻力的事态核心段作为源始域来达到转喻效果，由此可见他在家中绝对控制的权势地位。T1“倒了来”是作为主人的周朴园向丫头四凤发出的命令，行为A为把药倒来，用转喻力度最强的事态核心段 “周朴园使得四凤承担倒药给周繁漪的义务”来转喻整个言语行为脚本。事态核心是以事态前提为基础的，即四凤有能力倒药，周朴园想要四凤倒药。这一核心成分成功激活了事态效果——四凤有义务和责任去倒药，并激活了事态后果——四凤将马上去倒药。这样，这一核心成分便成功激活了整个“要四凤倒药”的命令事态场景。此外，从语用参数的角度看，理据中的行为对说话人有利，对听话人有损害，之所以周朴园不加任何修饰，直接发出命令，是因为他是主人，其社会权势高于听话人，听话人别无他选，低选择自由度降低了话语的礼貌程度，仆人四凤只能去执行主人的命令，使得言语行为顺利实施。T5“你喝了，就会完全好的”使用了事态后段（行为A喝药带来的结果）这一与事态核心距离最远的场景，转喻力度也最弱，虽然在权势上高于听话人，但是对听话人的约束力或强制性较小，听话者的选择自由度相对较高。相应的，礼貌程度也较高。但是在其建议没有被后者采纳后，T7“不。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中周朴园进一步使用了事态核心段代替整体，加大了转喻强度，缩小了受话者的选择范围。
T8“四凤，你把它拿走”是周繁漪对四凤发出的命令，这是她唯一一次选择了事态核心成分来行使这个言语行为，转喻强度最大，对受话者的强制性也最大。显然，作为女主人她有权利对侍女这样，何况，在周朴园的威逼之下她不胜烦恼，却没有直接对抗周朴园的勇气，只好对下人发号施令。与此构成对比的是T19“哦，留着我晚上喝不成么”，此时，听者为周朴园，周繁漪选择了事态前段“S想要H做A”作为源始域，转喻强度降低。此话轮的剧本提示语“恳求地”显示了周繁漪近乎祈求的语气，说明说话人非常迫切，对听话人的约束力小，往往形成不了事态后果[21]。从后文看这个祈求非但没有得到周朴园的回应，反而招致他的严厉指责。
T17和T18都是叠加性的指令类言语行为转喻，T17构成一个建议的事态场景，“（低声）听父亲的话吧”选择了转喻力度强的事态核心，“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则选择了转喻力度较弱的事态后果成分，两者合力完成了这一言语行为，形成了较强的转喻效果。T18构成请求这一言语行为的事态场景，“你喝吧，为我喝一点吧”选择了核心段，第二句“要不然，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则以事态后果作为源始域来完成转喻。在这两个话轮中，第二个源始域的介入，既解释了建议和请求的原委，又增加了转喻力度，加大了对听话人选择自由度的约束。这种两个或多个行为场景共同激活同一个目的域的叠加性言语行为转喻力度强于单一的喻体转喻。
（二）承诺类言语行为转喻
承诺类言语行为转喻的事态场景包括：事态前段——S（说者）能做A，A为H（听者）所欲，S打算做A；事态核心段及结果——S将做A作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事态后段——S将要做A。承诺类言语行为转喻的语用参数为：行为A有利于H，高选择自由度。
T2是周繁漪对于喝药这一行为的否定性承诺，在这一事态场景中，周繁漪选择了事态前段“A为H所欲”，即她不愿吃药作为源始域，以此否定了事态核心（她将喝药作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并进而否定了整个喝药这一行为脚本。事态前提是整个事态的“动机或原因”[4]，缺乏或没有动机，自然意味着事态无法进行。尽管周繁漪是承诺者，对周朴园的命令表达了拒绝态度，执行行为的选择自由度高，但她没有选择具有强转喻力的核心段 “S将做A作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即“我不喝药”，这是因为与周朴园相比，她在家中的权势地位较弱。T10“我不想喝”也是属于承诺性事态场景，周繁漪依然选择了事态前提，使用事态前提中的第二个成分“A为H所欲”激活整个场景，转喻力度较小，尽管周繁漪用的是否定句，但并不坚决，这正是她与丈夫之间不均衡权势关系的反映。
（三）表达类言语行为转喻
表达类言语行为转喻包括以下事态场景：事态前段——有一事实P，S对P有情绪；事态核心段及结果——S表达了对事实P的情绪，S被认为有情绪；事态后段——无普通结果。
社会融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统计检验……………………………………………………郑永兰，迟旭（1，65）
表达类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说话人对某一事实态度及情感的表达，仅仅是对事实的陈述。因此，在表达类言语行为中，语用参数的使用很灵活，完全取决于语境。T4“您何必这样强迫呢”是表达类言语行为转喻。在这个场景中，事态前段为“周冲对周朴园强迫周繁漪喝药这一事实有抵触情绪”，核心段为“周冲表达了自己的情绪”。虽然周朴园的社会权势高于周冲，但是周冲选择了核心段作为源始域来激活整个指责场景，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周朴园强迫周繁漪喝药的反感，是情急之下的直接对抗，转喻力度最大，反抗性也最强。在T15“爸，您不要这样”中，依然选择了指责场景中的核心成分，直接表达了对父亲“这样”的不满。周冲是周家唯一敢于当面反抗周朴园的人，其转喻场景成分的选择与其个性，及其和父亲之间“均衡及间离”的权势关系吻合。
引人瞩目的是，在周朴园的表达性事态场景中，都选择了转喻力度最大的核心段来激活整个场景，直接亮明了自己对于周繁漪不愿喝药这一事件的否定态度。“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表面上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实际上发泄了自己的愠怒，特别是在自己的喝药指令再次遭到拒绝后，周朴园用T9“不要任性”和T20“应当替孩子着想……作个服从的榜样”这两句，用核心段转喻整个言语行为事态场景，强烈表达自己对于周繁漪没有尽到母亲责任的不满。
在以上整个语篇片段中，言语行为转喻承担着连贯功能。读者通过很多言语都可以推测到后面可能发生的剧情。在指令类和表达类言语行为转喻中，事态核心段被多次使用，因为其能迅速直接地表明说话人的交际目的。言语行为场景中的事态成分可以激活部分或整个概念网络，继而转喻全部事态场景，并使语篇连贯。同时增/损益度、权势关系、礼貌和选择自由度等这些语用参数也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处于特定的语境中，这些话语才有意义，才能对语篇起到连贯的作用。
五、结语
从语篇层面研究转喻是转喻理论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分析表明，不同类别的言语行为转喻的交叉使用可以使话题更深入、语篇更连贯。而且会话的生成是由言语行为脚本以及语用参数共同作用而成的，将语用参数融入到言语行为转喻的事态场景中来阐释语篇连贯现象，能够从语篇的形式与内容、说话者交际目标的明示、听话者的认知语境和语用推理等更为完整地研究语篇连贯，使其更有阐释力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Lakoff,G&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39-41.
[2]Kövecses,Z.Metaphor：A Practical Introduc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45.
[3]金胜昔，林正军.国际转喻研究动态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2007—2016[J].外语研究，2017（3）：18-23.
[4]Panther,K.&L.Thornburg.Discourse and Perspectiv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167.
[5]Collins A M.&E F.Loftus.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J].Psychological Review,1988 （6）：126-136.
[6]李秀娟，董艳.建议类言外构式的转喻操作[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1）：90-94；99.
[7]Panther,K.&L.Thornburg.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ferencing in Conversation[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8（6）：755-769.
[8]Al-Shsrafi A G M.Textual Metonymy：A Semiotic Approach[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59.
[9]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14.
[10]魏在江.概念转喻与语篇连贯：认知与语篇的界面研究[J].外国语文，2010 （2）：57-61.
[11]Lakoff,G.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77-90.
[12]卢卫中，路云.转喻的语用性与语用理论的转喻基础[M]//见文旭，徐安泉.认知语言学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49-145.
[13]Sanford,A.&C.Garrod.Understanding Written Language：Explorations in Comprehension Beyond the Sentence[M].Chichester:John Wiley&Sons,1981：57.
[14]Panther,K.&L.Thornburg.Metonymy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2003：6-7.
[15]李勇忠.言语行为转喻与话语的深层连贯[J].外语教学，2004（3）：14-18.
[16]Perez H.&R.Mendoza.Grounding Semantic Motivation and Conceptual Interaction in Indirect Speech Acts[J].Joural of Pragmatics,2002 （3）：259-284.
[17]张辉，卢卫中.认知转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133.
[18]Givón,T.Coherence in Text VS.Coherence in Mind[C]//M.A.Gernsbacher&T.Givón （eds.） Coherence in Spontaneous Text.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95：59-116.
[19]陈海庆，张绍杰.语篇连贯：言语行为理论视角[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6）：420-426；481.
[20]曹禺．雷雨[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52-53.
[21]Ruiz de Mendoza,F.J.&Baicchi，A.Illocutionary constructions：Cognitive motivation and linguistic realization[C]//In Kecskes,I.&Horn,L. （eds.） Explorations in pragmatics：Linguistic,Gognitive,and Intercultural Aspects.Berlin/NewYork：Moutonde Gruyter,2007：131-134.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study on discourse cohere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peech act metonymy based on the discourse segment in Thunderstorm
MA Rui-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 Coherence is not only the core problem for discourse analysis, but also the product of discourse users’ cognitive process. Being one of reflections of people’s cognitive thinking, metonymy is necessary in the process of discourse’s production and dynamic construal.When analyzing speech act metonymy,pragmatic parameters such as the degree of profit and loss,power relationship, the degree of politeness and freedom of choi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ith pragmatic parameters blended organically in the inference model of speech act metonymy, the effects of speech act metonymy in discourse coherence are studied, which is helpful to provide a relatively complete method for the pragmatic inference in discourse and make people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language.
Key words： speech act;metonymy;discourse coherence;pragmatic parameters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823(2019)01－0051-05
doi： 10.3969/j.issn.1673-4823.2019.01.012
[收稿日期] 2018-09-17
[作者简介] 马瑞洁（1993— ），女，河南汝州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
责任编辑：董东明
标签：言语行为论文; 转喻论文; 语篇连贯论文; 语用参数论文;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