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与中国中东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剧变论文,中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4-0003-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一、西亚北非动荡将出现长期化趋势
西亚北非动荡历时一年多，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权更迭，并迅速扩展到叙利亚。叙危机已成为这场动荡旋涡的中心。叙地处中东心脏，战略地位敏感，是该地区各种矛盾的交汇点。由于外来势力特别是美欧插手，叙内外矛盾相互叠加，已演变成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地区大国沙特、土耳其与伊朗的较量，以及美国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博弈。经过一年多的较量，巴沙尔政权对内控制力较强，得到多数民众支持，国际上拥有俄罗斯、伊朗等国相助；而反对派各自为政，力量分散，难成气候。中俄在安理会否决了美欧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提出的隐含军事干预和政权更迭的议案，使美在叙复制“利比亚模式”的企图难有道义支撑。联合国特使安南的斡旋努力正在进行之中，但难度很大。推翻巴沙尔政权是美国的既定政策，也符合沙特、土耳其等国利益，美继续扶植反对派，加紧对叙经济制裁，进一步孤立巴沙尔政权，迫其就范。叙危机进一步恶化，其溢出效应将冲击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已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进入后动荡时期，但其政治、社会危机并未消退。面对繁重而艰巨的经济和政治重建任务，又将进入一个新的矛盾高发期，这是因为：
第一，这场动荡从性质上看，尽管是内生性的政治社会运动，但带有“无领袖、无组织、无纲领”的特征，各种势力混杂，各种思潮并存，在反对旧政权的旗帜下，暂时进行联合。传统伊斯兰势力、亲西方势力及民族主义势力必将展开博弈，填补旧政权留下的政治真空。埃及出现了50多个政党，突尼斯合法政党多达114个，各政党相互争斗，局势难以稳定。
第二，多数国家政权变更，并非通过和平方式，而是以暴力甚至引入外部势力，以内战的方式实现。战争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遭到破坏。2011年，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旅游业收入降至90亿美元，仅为上年的2/3，而物价上涨超过10％，阿拉伯国家遭受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利比亚在卡扎菲执政期间，约有4000多人失踪，而在2011年2～10月的内战中，高达2.5万人失踪。推翻卡扎菲后，利执政当局迫害前政权人士，使利陷于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联合国安理会已敦促利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冤冤相报的血腥复仇。①
第三，推翻强人统治，在广义看，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但不少阿拉伯国家尚未完成现代国家所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构，教派和部落组织是社会的基本形态。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中东，国家一向软弱无力，比家庭、宗教团体和统治阶级还要弱。②因此，强人统治往往是维系这些国家内部部落和教派的重要纽带。强人统治被推翻，而重建需要稳定，稳定则需要权威，这些国家要确立多数民众所接受的权威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因而其部落和教派矛盾可能再次被激活。在埃及，除派系斗争外，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间的矛盾激化，民众游行示威司空见惯。在利比亚，近150个部落各有诉求，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毫无权威，利东部要求自治，南部塞卜哈发生骚乱，西部地区发生部落武装冲突，凸显了严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国家面临分裂危险。也门未因萨利赫总统“全身而退”而使国内政治危机化解，各派围绕权力分配激烈博弈，前景充满变数。总之，阿拉伯国家后动荡时期的政治、经济重建困难重重，将进入持续动荡的新时期，在动荡中谋变革，在变革中求稳定，是其主要特征。
二、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成为中东转型国家面临的严峻课题
在这次动荡中，一直被压制的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借势而起，经历了从观望、跟进到积极参与的过程。从已完成议会选举的国家看，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埃及议会选举结果显示，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自由和正义党”赢得36.6％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11年10月，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获41％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并出面组阁。2011年12月，摩洛哥伊斯兰政党“正义发展党”在新议会395个议席中获107席，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利比亚数月后也将进行大选，过渡委主席表示，伊斯兰教法将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在推翻卡扎菲的战争中，伊斯兰武装力量发挥了主要作用，在今后的政治舞台上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③但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并不能代表阿拉伯世界再次被伊斯兰化，也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现，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伊斯兰思潮仍处于演变中。在经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斯复兴运动失败、“9·11”事件和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抹黑后，不少伊斯兰学者和组织展开反思，主张对伊斯兰教义重新诠释，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伊斯兰“中间主义”的出现，是这种反思最重要的成果。所谓伊斯兰中间主义，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由伊斯兰教学者优素福·盖尔达维倡导一种新思潮，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极端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公正和谐；必须以对话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反对诉诸暴力和通过外部力量施压；倡导教法创新，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对抵御西方的“伊斯兰威胁”论和伊斯兰世界内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重塑伊斯兰形象，具有积极意义。④2005年6月，在也门举行的第32届伊斯兰会议组织外长会议通过《萨那宣言》，肯定了伊斯兰中间主义对伊斯兰国家应对各种内外挑战、实现自我革新和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在阿拉伯国家中得到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为伊斯兰教自我革新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第二，为适应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伊斯兰势力正在进行自我改造，出现了温和化、政党化和民族化倾向。所谓温和化，是指其主张日趋温和与理性，排斥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激进道路，转而注重走参与选举的和平渐进道路；其在对待西方态度上，也趋于理性，改变过去一味排斥的立场。所谓政党化，是指为打破某些中东国家对伊斯兰组织直接参政在法律上的限制，这些组织将通过组建政党的方式参与政治。所谓民族化，是指承认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将关注重点转移到民主和民生问题上来。⑤伊斯兰中间主义的传播，伊斯兰势力温和化、政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伊斯兰势力的主流，正在摒弃极端和僵化的原教旨主义，这有可能为阿拉伯国家探寻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新思路。
第三，世俗体制已在埃及、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存在半个多世纪，基础深厚，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世俗民族主义政党拥有较强实力，这对伊斯兰政党的发展构成有力牵制。伊斯兰政党无论单独执政，抑或与世俗政党联合执政，都不可能摒弃世俗体制，走伊朗式政教合一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动荡也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等激进组织，利用动荡带来的混乱壮大力量。这些激进势力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为西方国家所不容，不可能成为参政力量，但其破坏能量不可小视。
二战结束以来，阿拉伯国家获得独立后，陆续推进国家现代化战略。然而，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全盘西化的选择、抑或是激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都不能使阿拉伯国家走上民主、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相反，阿拉伯国家面临的内外矛盾更加突出，阿拉伯世界在全球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明显，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人心思变。这次动荡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双重夹击下，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是广大民众继续探寻强国富民道路的新尝试。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阿拉伯国家任何变革都将伴随宗教和世俗两股势力的斗争，只有在碰撞中求得妥协，寻求世俗与宗教的平衡，寻求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实现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平衡，阿拉伯国家才能走上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打破所谓“威权主义的松动，释放出神权政治的‘魔鬼’，民主化改革指向非民主前景”的“民主悖论”。⑥但这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三、西亚北非动荡的主要影响
旨在促进阿拉伯各国团结与合作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应对此轮动荡中反应迟缓，态度摇摆，难以形成统一意见，特别是围绕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成员国意见严重分歧，致使本应在2011年3日召开的阿盟峰会推迟一年。2012年3月，阿盟巴格达峰会讨论叙利亚危机等问题，虽呼吁政治解决叙危机，支持安南的斡旋努力，但沙特、卡塔尔等国对叙政府仍持强硬立场。22个成员国仅有10国家元首与会，海合会成员国仅派大使级官员参加，成为阿盟成立以来与会级别最低的一次峰会。历来在阿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埃及，囿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无力他顾，在阿盟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下降，短期内难以恢复。除海合会成员国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自顾不暇。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内聚力正在下降，分歧难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但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却异常活跃。它们凭借财力和海合会安全互助体系，发放就业和民生补贴，稳定国内局势，并出兵镇压巴林什叶派反政府骚乱，暂时渡过此轮危机，同时它们还介入他国危机，扩大影响，如海合会多次调解也门危机，催促萨利赫和平交权；卡塔尔利用半岛电视台制造舆论，支持动荡国家反对派，包括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扶植叙利亚反对派，要求巴沙尔下台等。海合会曾于2011年5月在利雅得召开首脑会议，宣布吸收摩洛哥和约旦为新成员，此次扩员囊括了阿拉伯世界所有的君主制国家，表明这些国家希望“抱团取暖”，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表明该组织已打破地域界限，将其势力范围扩充至地中海东岸和北非，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坚力量，阿拉伯世界的重心明显转移。
与此同时，本地区三个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则不断调整政策，以图争取主动，扩大影响。其中以土耳其最为突出。土耳其正义发展党自2002年上台后，调整对外政策，从“重欧轻亚”转变到“欧亚并重”，利用其联结欧亚大陆的特殊战略地位，在欧亚两端发挥作用，扩大影响力。土利用西亚北非形势的剧变，加强中东外交，力图填补地缘政治真空，充当该地区领导者。土总理埃尔多安多次表示，土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有效的角色，并为中东地区的权利、公正、自由和民主而努力。中东地区动荡伊始，土即高调介入。埃及民众起事次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即与安尔多安总理通话，要求土提供全面合作，协助尽快稳定局势。土正义发展党利用与穆斯林兄弟会的特殊关系，警告埃及穆兄会不要向国家军事和政权机构挑衅，不要诉诸武力。土正义发展党以中东各国穆兄会监护者自居，推广“土耳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形势的发展。在利比亚问题上，土不仅参与了北约对利军事行动，率先承认班加西过渡委，埃尔多安总理还专程访问班加西，表示对反卡扎菲力量的支持。叙利亚局势动荡加剧后，土紧跟美国等西方国家，宣布巴沙尔政权“非法”，打压叙现政权，叙反对派“全国委员会”等境外反对派组织均安身在土耳其，土成为叙反对派的主要基地。⑦
伊朗在此次动荡中处境比较复杂：一方面，地区动荡转移了西方的注意力，有利于伊发展核计划、增强在本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伊核问题凸显，伊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和战争威胁，经济日趋困难，民生日益艰困，加上叙利亚巴沙尔什叶派政权能否保住已成问题，这些因素都将压缩伊朗战略回旋空间。
中东地区形势动荡，尤其是伊斯兰势力的崛起，使以色列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总体来看，以采取“战略沉默”，以静制动，利用海湾国家对伊朗恐惧心理，渲染伊核问题，把国际舆论引至伊朗身上，从而改变其被动处境。土耳其、沙特等国影响力上升，使本地区格局朝着多元驱动的方向发展。上述国家的强势干预，打破了传统的激进与温和国家的界线，使地区国家关系更趋复杂。同时，在西方的煽动下，伊核问题正取代巴以争端，成为地区主要热点问题。
四、美国调整中东政策并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
美国利用地区动荡，推出以“价值观外交”为核心、以“新干涉主义”为手段的奥巴马中东政策，旨在维护对中东的主导权，并为其战略重心东移扫清障碍。应该承认，西亚北非动荡为美始料未及，中东国家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使美处境尴尬，很难果断出手，也打乱了此前奥巴马政府在中东的战略部署。奥巴马经过近半年的观察和评估后，于2011年5月19日发表演讲，表示美将采取多重措施加速推进中东民主改造，并称阿拉伯世界迎来了历史机遇，美国外交由此翻开新篇章。⑧透析奥巴马这篇外交文告，联系到一年多来美在中东的外交实践，可看到美国在中东所进行的如下调整：
第一，推行价值观外交。奥巴马承诺将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原则推广到中东地区，将埃及和突尼斯作为民主过渡样板，为此决定免除埃及10亿美元债务，并以借贷形式帮助埃及从全球资本市场筹集1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创造就业机会。美促成八国峰会“多国银行”承诺提供200亿美元援助，支持埃、突两国社会经济改革进程，以期在整个中东地区产生示范效应。⑨
第二，稳定海湾诸国，强化它们的军事实力，构建针对伊朗的海湾多边安全联盟。沙特等海湾国家是美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和遏制伊朗的前沿阵地，美第五舰队司令部就设在巴林。这些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原油的主要供应地，关乎世界经济的命脉，因而在西亚北非动荡伊始，美将稳定海湾各国作为中东新战略的重要环节。美不仅默许沙特等国出兵平息巴林什叶派民众骚乱，而且帮助沙特等国稳定局势，以缓解地区动荡带来的冲击波。2011年12月，美宣布与沙特达成军售协议，向沙特出售价值300亿美元的F-15战斗机，并允未来10年内向沙特出售600亿美元武器。白宫副新闻秘书乔舒亚·欧内斯特表示，协议强化了美沙关系，展现了美国对沙特增强国防能力这一地区安全要素的承诺。协议与对抗伊朗的潜在威胁有关。⑩
第三，借口“人道主义干预”，推行“新干涉主义”，推动反美政权的更迭。美借口“避免无辜民众惨遭杀戮，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对利比亚进行狂轰滥炸，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制造了在“人道主义干涉”旗帜下实施新干涉主义的“利比亚模式”。利比亚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共同点都源自所谓“保护的责任”，不同点则是美策动利比亚战争的做法更巧妙，明显打上了奥巴马印记，即主要以多边行动替代单边行动，牵头并力推法、英等国合作；强调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参与的重要性，游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为对利行动披上合法外衣；改由法、英等国充当先锋，发挥领导作用，美退居后台，担当后援；实施“以利制利”，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美这种以巧实力打一场低成本、有限度的战争，反映了在当前国际体系加速转型、力量对比日趋不利于西方的背景下，美已无力直接出兵发动一场新的战争。
第四，加大遏制伊朗力度，压伊放弃核计划，进而改变伊政权，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伊拉克什叶派上台后，在中东形成了起于伊朗，经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什叶派弧形地带。伊叙结盟不仅威胁美战略盟友以色列的安全，也使逊尼派掌政的沙特等海湾盟国深感不安。美遏制叙利亚，力压巴沙尔政权下台，目的是打碎这一什叶派弧形地带，进一步孤立伊朗。美除采取外交孤立、军事威慑以及网络信息传播等手段外，重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系统实施最严厉制裁，美伊博弈进入新时期，伊面临更严峻形势。
第五，巴以问题是美绕不开的难点。奥巴马重申美将推进巴以和平，甚至提出以1967年边界线为基础划分巴以边界。美重视以巴问题，目的是改善美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系，重塑形象，维护美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但美“雷声大、雨点小”，并未采取重大实质性步骤，巴以问题僵局难破，尤其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形势下，这一问题将被进一步边缘化。
美国高调宣示重返亚太，是从全局出发、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调整。从这一层面观察，美中东政策的调整，既是应因地区形势动荡而采取的措施，更是为全面实施战略东移进行必要准备和安排。可以说，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是其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这次动荡中，公开干涉别国内政，推行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引发了多数阿拉伯国家民众的反感。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不同程度对美有两面性，既离不开美国，又憎恨美国的霸权行径。经过此轮动荡，伊斯兰势力在不少国家崛起，即使是温和派，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亦与美国中东政策格格不入。因此，阿拉伯国家政府未来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配合美国。总的来看，美国不会离开中东，仍将掌握中东的主导权，但影响力正明显下降。
五、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肯定
面对西亚北非变局，中国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多做“促谈劝和”工作的原则。中国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维护地区稳定符合国际和地区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地区国家民众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应当得到尊重，但中国不赞成以暴力相威胁，甚至引进外部军事力量，强行改变国家政权。这绝不是尊重和维护民众诉求的正当方式。相反，它有可能使整个国家滑向内战，使国家经济建设成果毁于一旦，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更大的损失，也殃及地区和平与稳定。
二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思想和理念的最重要原则，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在半个多世纪中，中国恪守这一原则，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赢得该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尊敬和赞扬。在当前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中国更应坚持这一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外来干涉，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这样才能保持主动，创造和扩大做好各派力量工作，进一步发展与各国的务实合作。
三是积极“有所作为”，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1)积极推动中东地区形势走向缓和与稳定。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治过渡进程中，中方一直发挥着“劝和促谈”的作用，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支持有关地区组织的调解努力。当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新政权产生后，中国及时与之建立联系，并根据它们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在当地产生了良好反应；(2)努力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安理会讨论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决议案时，中方根据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坚持不投赞成票，同时考虑到阿盟和非盟的要求，并着眼于保护无辜平民生命安全，投了弃权票。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这一决议对利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使利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对此中国坚决反对。2012年初，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口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加紧扶植叙反对派，向其输出武器装备，企图推翻巴沙尔政权。2012年2月4日，安理会就涉叙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由于该草案隐含强行更迭叙现政府的内容，并为日后进行军事干预埋下伏笔，中俄投了否决票，议案未能通过。此后，中方提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并派遣中国政府特使、中国外长代表等三下中东，做叙政府和各派工作，向有关阿拉伯国家阐明立场，沟通情况，强调中国行使否决权，并不意味在叙危机中偏袒任何一方。中国一直呼吁叙各方全面配合阿盟调解努力，中国反对武力解决及强推政权更迭等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做法。正是得益于中俄的正义立场，安理会于2012年3月21日一致通过主席声明，支持安南的韩旋努力(11)；(3)关注人道主义问题。中国先后向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人民提供了首批共计500万美元和3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今后将视情继续提供。
四是践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利益。这次动荡发生后，中国迅速动用海空力量，先后从埃及和利比亚撤回2000和35860名中国公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体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也受到国际社会称赞。(12)
五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中东地区形势动荡并未使中国与中东国家双边关系受到影响，相反呈现持续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先后访问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土耳其。与此同时，苏丹总统、毛里塔里亚总统、伊拉克总理、土耳其总理、南苏丹总统以及十多位中东国家外长和特使相继访华。2011年，中国与中东国家贸易额超过268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6.5％(13)，双方在人文、教育、新闻领域的合作精彩纷呈，充分展示双方在发展彼此关系上强烈意愿和巨大潜力。
总的来看，中国应对中东动荡的政策是正确的，措施是恰当的。中国改变以往被动应付较多、主动介入较少的局面。中国以坚持原则的立场和灵活务实的态度，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肯定，显示了中国的中东政策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也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正日益发挥建设性的重要作用。
六、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应对措施
中东变局对中国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中东动荡将趋于长期化、常态化，并有可能进一步扩散，中国西部将面临一个不稳定的地带。中东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关乎我安全、能源以及市场等重大利益。2011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1.49亿吨，占总进口量的58.8％，同年中国与中东贸易总量已达2689亿美元。中国对中东原油依存度逐年提高，中东形势动荡不仅使油价飙升，推动物价上升，更严重的是，一旦原油供应受阻，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二是美借口“人道主义干涉”，制造所谓“利比亚模式”，开创极为恶劣的先例，严重冲击当前国际关系中“不干涉内政”原则。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不排除在其他地区，甚至在中国周边复制“利比亚模式”的可能。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将遇到新的挑战。
三是中东变局引发的各种势力消长过程中，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动向值得关注。由于中东各国高压统治出现松动，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有可能出现新的相对活跃期，这可能直接或间接促使我境内外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的活动加剧。同时，中东变局助推了土耳其的进一步崛起，土现政权泛突厥思潮严重，对其境内的“东突”组织采取宽容政策，这也加大了我打击三股势力的难度。
四是中东国家统治者两面性明显发展，尤其在涉及安全防务事务上对美国依赖性上升，在处理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与中国观点发生冲撞，中国处理地区热点问题难度增大。
但总的来看，中东变局没有改变该地区国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格局，原因在于：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厚的传统友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大和国际影响日增，使该地区国家各派不可能偏离对华友好的基本方针。中东变局不会根本改变这些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中东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安全等方面还会有求于美国，但对美不满情绪也在发展。在当前大的国际形势下，“向东看”仍是中东国家的政策取向。这次动荡虽不会改变美国的战略东移，但也打乱了其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步伐，这在全局上有利于中国。
中东地区各种矛盾相互交错，构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面对这一形势，为做好地区工作，中国似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要妥善处理稳定中东局势和不为美国解套、牵制美战略东移之间的关系。维护中东和平与稳定，强调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分歧，尽快把中东局势稳定下来，这不仅有利于中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有利确保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因此，中国中东战略的基本取向，应是努力维护中东和平与稳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东地区一定程度的动荡，将分散美精力，对美国战略东移构成一定牵制，因此，中国也无必要为美国解套。
二是要兼顾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维护中国在中东重大利益的关系。如同前述，中国在中东有着重大利益，对危及中国重大利益的事件，不能任其发展，要积极参与，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大原则基础上，应通过“说理引导、劝和促谈”以及其他有效手段，使事态得以控制。当前各国利益相互交织，一方面，要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和西方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对该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在外交理论和实践上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处理得比较成功，其经验值得总结。
三是要妥善处理保持与有关国家现政权的友好关系和尊重这些国家人民革新求变的诉求的关系。应该承认，这次动荡尽管掺杂部落和教派斗争的因素，大国的干涉又使局势更为复杂，但就本质而言，这是一场广大民众“求变革、谋发展”的社会运动，理应得到尊重和支持。在和现政权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应不失时机与反对派开展接触与对话，才能使中国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四是要妥善处理中东地区大国间的矛盾和争斗。沙特、土耳其和伊朗围绕扩大自己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争斗明显，中国既要本着“以我为主”的态度，做好上述国家工作，发展与它们的双边关系，也应适当注意平衡，顾及它们彼此的舒适度。
五是要妥善处理中国与美国在中东政策上斗争与合作的关系。既要坚持原则，反对美霸权主义行径，但也注意避免与美迎头相撞，在一定领域内可寻求与美国利益的交汇点，扩大合作，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要处理好以上关系，笔者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强化中东地区在中国全球战略地位中的定位。中东作为发展中国家中重要而又特殊的板块，在政治上是中国的重要的战略依托；经济上是中国海外油气供应、商品出口和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市场；安全上，是中国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国际关系中，是中国运筹大国关系，扩大国际影响力重要舞台。因此，应从这一定位制定中国的中东外交规划。
第二，把发展双边关系置于中国对中东工作的重心。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区别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夯实双边关系。对已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重点支持它们的政治经济重建；在普遍发展中东国家双边关系的同时，重点做好埃及、阿尔及利亚、以色列、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大国的工作。要充实中国与埃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阿联酋等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内涵，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要大力发展我与海湾诸国的关系，继续推动与海合会建立自贸区的工作。
经贸关系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杠杆。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面临艰巨的经济重建任务，伊拉克、南苏丹，以及其他国家也急需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这是加速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历史机遇。为此，应认真考虑设立由国家主导、企业运作的“中东国家发展基金”，帮助中国企业参与中东国家交通、电讯、能源、矿产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在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时，既要规避风险，又要积极进取，可采用与当地有实力的企业或其他第三方合作开拓市场，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市场换资源”、“基础设施换资源”等经贸政策。要把评估有关国家社会政治风险放在重要位置。为此，有必要由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建立针对中东地区的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机制，提出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供企业参考。
要加强中国与沙特等国在油气领域的战略合作，确保中国获得长期稳定的油气供应。从长远看，鉴于中东形势不确定性增多，中国对中东原油依存度过高，存在不小风险，同时考虑到目前全球能源格局的新变化，应通盘研究中国的长期能源战略，把重点转移到节能和发展新能源、进一步推进油气来源多样化和大力增加油气的国家和商业储备上来，以逐步减少对中东油气的依赖。
第三，积极稳妥参与中东热点的调解，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确保重大利益。除巴以争端外，近期应着重应对叙利亚危机、伊朗核问题和苏丹与南苏丹武装冲突三大热点问题。对叙利亚危机，应保持中国政策的连续性，支持安南调解努力，早日启动各派政治对话，实现叙危机的软着陆。对伊朗核问题，要做好伊工作，促使伊采取灵活务实态度，对美危及中国利益举措应予以必要斗争，尽可能保持伊核问题谈判势头，力争使局势不失控，并尽量减少对中国利益的损害。加大“促谈劝和”力度，推动苏丹与南苏丹通过谈判，公正合理解决悬而未决问题，避免两国战火重现，确保中国在两国的油气和其他利益。
第四，中东变局将改变有关国家的权力结构，催生新的政治生态，要努力做好各派工作，与新生政权建立友好互信关系。伊斯兰势力强势崛起，在不少国家中已成不争事实，要与已取得合法地位的穆兄会等伊斯兰组织取得联系，多做它们的工作。
第五，中东国家面临社会转型问题，如何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使社会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是它们必须解决的课题。可加强同这些国家在此方面的交流，鼓励它们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些工作，除政府部门外，还可通过政党、立法部门甚至民间智库进行，以增强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软实力。
第六，加强与中东国家在人文领域内的交往，以及青年、妇女等民间组织的互访，夯实发展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要认真了解中东国家民众和新上台领导层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应根据不同情况，搭建适当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尤其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培养“知华派”和“亲华派”，使双边友好关系持续发展。此项工作可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人文领域交流计划中予以实施。
标签：沙特论文; 利比亚战争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中东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土耳其总统论文; 叙利亚反对派论文; 伊朗政治论文; 伊朗石油论文; 伊朗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