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话剧的创作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话剧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现实主义话剧是现代现实主义话剧在中国当代历史阶段的继续发展。现代现实主义话剧形成于二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被作为透视社会罪恶的“X光镜”和推动社会前进的“轮子”，担负了揭露黑暗现实、促进社会变革的重任，发挥了巨大的现实批判力量和思想宣传作用。在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话剧积极参与和反映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的战斗历程，并在复杂的斗争风云中成长壮大，最终形成了独特鲜明的历史特征：即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突出的政治宣传性和战斗性，以及强调较高真实性的写实主义艺术风格。这种特征作为传统被当代现实主义话剧继承下来。但是，由于当代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所以，现实主义话剧传统在被继承的同时，也相应地发生了嬗变。
本文将通过对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创作历程及其历史特征的考察，概要分析其基本成就、经验及缺陷，以粗略把握现实主义话剧在中国当代历史中的具体生存状态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建国初期
多年战乱后成立的新中国使大多数中国人获得了“换了人间”的彻底解放感，全身心地投入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和建设之中。这种热情也深深感染着新中国的艺术家，于是反映新的人民生活与精神面貌的作品大量被创作出来。这批作品在内容上反映出剧作家们关心社会变化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主要倾向在于对新生活的赞美以及对党、人民政府、英雄和先进人物的歌颂，是一批“颂歌”型的剧品。如老舍的《方珍珠》和《龙须沟》表现了新社会对人的命运的改变，对人的情感和思想的巨大影响，由衷地歌颂了新的人民民主制度。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则从再现革命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的角度，显示了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表现了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应该说，这些作品对建国初期的新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生活的描绘是真诚而且真实的。但由于历史和作家的局限性，使多数剧作的内容呈现为对生活现象的浮光掠影式的描画和渲染，而对历史转折时期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人的观念意识及内在心理的复杂变化，缺少全面的关注和冷静的思考，影响了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因而，也影响了更高层次的真实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进步的思想观念、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尚的社会品德成了人物的主要性格，使得人物形象有概念化、类型化的特征。除《龙须沟》外，大多数剧作的人物缺乏个性或典型性，因而缺乏艺术魅力。
老舍先生的《龙须沟》有着那个时代的共同主题：对新社会的歌颂。而这一主题是通过对具体生活内容及其变化的艺术性的描绘来实现的，倾向从自然真实的生活场面中流露出来，没有说教意味和空洞感。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龙须沟》取得了很大成功。老舍自己说过：“假如《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①]剧中的程疯子，塑造得尤为出色。这位落魄的艺人仇恨恶势力，同情被压迫者。但他具有既善良纯洁又胆小怕事，不甘屈辱又无力反抗的复杂个性，内心情感日益扭曲而失去常态，疯疯傻傻的。新社会改造了他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改变了他的精神面貌。他由过去的那个忍气吞声的可怜虫，变成了性格开朗、充满热情和朝气的生活主人。这一形象性格具体、鲜明、真实，而且有变化、有发展；外部动作清晰生动，内在心理及活动历历在目，是一个很成功的艺术形象。另外，《龙须沟》那朴实、生动、个性化且具有地道北京味儿的语音，也为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增色添彩。《龙须沟》的成功是老舍先生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品格与他步入新中国后的政治激情的有机结合，其思想和艺术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使人们对当代现实主义话剧的创作前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二、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
经过建国以后的发展，国民经济体制已基本完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步入其发展时期。现实生活日益表现出其丰富多采和复杂多变的本质。作家们对生活本质、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1956年春，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为文艺包括现实主义话剧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这段时期，话剧创作出现新的特征。一、题材范围更加广阔。二、许多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和深刻性明显加强。特别是一批“第四种剧本”[②]突出地表现出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及对主题的深入开掘。这些剧本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真实地反映生活本质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严峻性。如海默的《洞箫横吹》真实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后农村工作的某些负面存在，揭露了某些干部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显示出生活变革的复杂性。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揭示了封建残余意识和私有观念对新时代的家庭生活、爱情、人际关系的影响和危害。王少燕的《葡萄烂了》则谴责了官僚主义行为的巨大危害。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这些剧作大胆地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深入剖析人的丰富多采、复杂深刻的内心世界。如岳野的《同甘共苦》就是通过对主人公孟莳荆复杂的生活经历和他与妻子、前妻及孩子的关系的深入描写，细致入微地再现了人物间微妙的性格冲突和复杂的感情纠葛，表现了这位高级干部同时又是一位普通人的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
上述剧目所取得的成就是“双百”方针指引下的现实主义话剧创作的重要突破，但突破本身也显露了缺憾和不足。如这些作品大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但在表现这些问题和矛盾时，却很少对其进行深入的开掘，制约了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但这批新剧目毕竟在题材、主题及人物塑造方面，显示了现实主义深入发展的趋势。因此，这批剧目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然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却使这批新作受到粗暴批判。剧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热情受到严重损伤。于是50年代末期不少现实题材剧作大多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倒是一批有经验的老剧作家，在此特殊时期，巧妙地避开现实，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历史剧，如《关汉卿》、《蔡文姬》、《茶馆》等。这些作品以广阔复杂的历史生活、性格生动的人物，表现出了现实主义剧作的无穷魅力。特别是老舍先生，他以其深邃的现实主义笔力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话剧树立起了一座丰碑——《茶馆》。
《茶馆》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50年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反映和出色描绘，埋葬了三个可诅咒的黑暗时代。作品通过一批出入茶馆的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的变迁，特别是对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等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揭示说明：这些人的悲剧首先是时代造成的，是专制统治对人性和正气的摧残造成的。《茶馆》还通过对各阶层不同人物的性格刻划，深入地剖析了特定时代中的国民心态。特别是对一些八旗子弟和几对子承父业的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地揭示出普通国民欺弱怕强、麻木自私、盲从落后的劣根性。以此说明，这些劣根性的孳生和发展，正是专制政权得以延续的温床。这使作品既表现出内涵深刻的政治主题，又显示了要求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文化反思主题；既包蕴着深刻的思想，又有浓厚的文化意味，达到了建国以来话剧创作从未有过的思想深度。
《茶馆》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这部剧中，70多个人物个个生动真实，主要人物有血有肉、光彩熠熠。人物语言生动、洗炼、个性化，又具有北京方言的醇厚韵味。在结构上更是匠心独具，剧作写的是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但却没有一条纵向的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线索。作者巧妙地采用“切面式”结构，把众多的人物、事件、细节组织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戏剧场面中，自然地透露时代动态和社会变化。三幕戏便是三个时代的横切面，组合起来便是一部时代生活的画卷。这部剧作，被西方人誉为“东方戏剧的奇迹”。是当代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典范之作。
进入60年代以后，党中央开始调整国民经济和文艺政策，戏剧界也开始纠正“左”倾错误，重新肯定了《同甘共苦》、《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等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和价值。随着作家们的创作积极性的重新被调动，一批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新剧目涌现出来。如：《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李双双》等。这些作品大多能从生活的真实出发，选择新颖的视角，较深刻地反映生活本质，而且通过对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写出了生活的真实性、复杂性。在人物塑造上也开始逐渐消除那种单一化、概念化的倾向，塑造出一些血肉丰满的形象。这些剧目在艺术手法上也有了新的探索和突破。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对电影“画外音”、“闪回”、“特写”、“分镜头”等技巧的吸收和借鉴，便为扩大剧本反映生活的容量、打破舞台时空的局限及深切自如地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总之，这时期的剧作又恢复了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艺术上有了开拓和可喜收获。
从总体上看，建国以来至60年代初的话剧创作，显示出如下历史特征：
第一，大多数作品在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表现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继承了现实主义话剧的优秀传统。在艺术上也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写实剧情节集中、结构严谨、人物语言生动的优点。第二，由于中国话剧具有为政治、为社会斗争服务的历史传统，以及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由于“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以及作家自身创作观念的局限，使建国以来的话剧创作除《茶馆》等外，大多数作品未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第三，正是在当代话剧走过的曲折历程中，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的顽强生命力。建国初期《龙须沟》的成功，50年代“第四种剧本”的出现，特别是《茶馆》的傲然出世，充分证明了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现实主义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使我国文艺事业遭受空间浩劫。一直存在并几次兴风作浪的极左思潮发展到了极致，现实主义活剧创作进入了空白期。
三、复苏、振兴和创新的新时期
十年动乱结束后，文艺界迎来了春天。话剧，如一支突起的异军，率先吹响了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号角。一批敏锐地反映现实变革，揭示现实矛盾，及时倾诉人民呼声的话剧新作脱颖而出。这批新作的突出价值，表现在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强烈追求：
（一）发扬与深化了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并开始有了一个大的跨度：突破了颂歌式地描写现实的方式，积极干预生活，反映社会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50年代中期的水平。《于无声处》作者宗福先以可贵的责任感和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早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前，就在剧作中恢复了伟大的“四五”运动的历史真面目。邢益勋的《权与法》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权力和法律的问题。《谁是强者》揭露了生活中的积弊和不正之风。类似的问题剧敏锐地提出并回答了人民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为民说话，为党分忧，为改革扫除障碍，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
（二）摆脱了形形色色“左”的观念的影响与束缚，大范围地突破禁区，开拓新的题材。出现了如历史剧：《大风歌》、《秦王李世民》、《唐太宗与魏征》，现实题材的《血，总是热的》等，“领袖题材”的《西安事变》、《陈毅市长》等，特别是《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祸起萧墙》、《曙光》等悲剧，承认并反映了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现实，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这些剧作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们大多仍旧是从政治的角度审视生活和反映生活，仍旧表现出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极大重视，这便使这批作品同样暴露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话剧一直存在着的缺陷：即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和穿透历史与现实表层来剖析民族文化心理的笔力，缺乏对人及其完整生命状态的关注和研究。所以，当这些剧作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已得到解决，或所反映的生活现象已不再新鲜，这类话剧便逐渐失去了观众。
众所周知，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话剧出现了困境和危机。危机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话剧自身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某些问题，日益清晰可见：戏剧的主要功能始终被局限在狭隘的政治功利上；对艺术个性的严重忽视；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类型化等积弊没能彻底地解决。在日新月异的改革时代，带着这些痼疾的现实主义当代话剧受到冷落是必然的。所以，在1983年前后的“戏剧观”的大讨论中，引发了新时期空前活跃的体现话剧艺术新观念、新形式的“探索戏剧”的问世。这次探索活动对现实主义的话剧创作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首先，在“探索”的气氛中，现实主义开始去伪存真，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独立个性和真正的本质特征。有的作者自觉地向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如《茶馆》等学习，创作出一批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好作品。如，《左邻右舍》、《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等。这些作品不仅继承了话剧关注时代变化及社会本质的优秀传统；而且，也象《茶馆》一样，着重揭示了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对人的生活、命运的巨大制约和影响，因而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哲理内涵。在艺术方面，这些作品又具有《茶馆》式的现实主义风格和特点。因此，有的被誉为《茶馆》的“续篇”。这些剧作在话剧危机时期，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再次证明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巨大魅力。
其次，随着各种戏剧观念和手法的深入探索和实践，现实主义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丰富和更新，体现出对现实主义自身的超越。现实主义的笔触开始从主要重视社会本质开始转向同时注重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整体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创作追求体现了作家对人类深层意识、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独特思考，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伴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所开始呈现出的整体内审趋势。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主要通过外聘店掌柜卢孟实与少东家似隐实显的矛盾冲突对经营兴衰的影响，深刻地揭示出消极的传统文化心理对人的精神及创造力的钳制和扼杀，从而揭示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通过对农民群体生存状态，特别是对其生命意识和命运悲剧的把握，发掘和剖析了阻碍生活发展的愚弱国民性，并以强烈的当代意识予以批判，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其思想震撼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社会问题剧。在人物塑造方面，这些剧作大多能够对人物的深层意识予以真实而细致的审视，而且融入作者对人物深层心理与特定社会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独特思考，使所描绘的人物深层意识不仅清晰、深刻而且表现出浓郁的理性色彩和哲理意味。《狗儿爷涅盘》中对狗儿爷这一形象的深层心理的刻画，有惊人的独创性和深刻性。狗儿爷对土地的强烈欲望，使他始终在灵魂深处与曾经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攀比争斗。而他占有土地的欲望与其难以实现之间的矛盾，正是他的悲剧性命运的心理基础。在艺术手法，特别是在结构上，传统话剧以事件发展为主线的情节结构方式被具有极大自由的，以人物心理变化、意识流动为主线的心理结构方式所取代，体现出鲜明新颖的审美特征。
总之，新时期现实主义话剧虽然身处“困境”，但却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观念和艺术方法各方面，获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和发展。这正昭示出现实主义话剧创作的未来境界是光明的。
注释：
①老舍《〈龙须沟〉的写作经过》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
②黎弘《第四种剧本》，《南京日报》1957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