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滞后的八大弊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弊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依存、同步发展，是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过高，不仅同农业增加值在GDP中日益降低的比重不成比例， 而且同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也不成比例。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十分明显。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已降至18.3%，农业从业人员比例首次降至50%以下（49.9%），但是年末乡村人口仍高达86637万，占社会总人口的70.1%， 即农村人口比重高于农业劳动力比重20个百分点。放眼世界，目前中低收入国家组的城市化率平均为52%（张道根，1999），高于我国22个百分点。考虑到我国刚步入这一国家组，农村人口一般略高于农业劳动力比例，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也至少在10个百分点以上。城市化滞后达到如此程度，不能简单归因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它说明人们对其消极影响尚未有足够的认识。本文力陈城市化滞后产生的八大弊端，以此印证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意义。
第一，城市化滞后抑制消费需求增长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远低于城市居民是不争的事实。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即三个农民还抵不上一个市民。若以现金消费而言，五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市民。如此大的差距不能完全归因于城乡收入差别。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1998）认为，农民家庭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高于城市家庭——这是一个在许多国家都明显存在的现象。我国统计资料也表明，不仅城乡居民家用电器普及率存在很大差异，即使就同一收入层次城乡居民的家电普及率来看，农村依然显著低于城镇。如1997年江苏省农户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城镇的低收入居民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接近，分别为3270元和3223元，但家电普及率除电扇以外，江苏农户均低于全国城镇的低收入户，其中电冰箱低47个百分点，彩电低56个百分点，洗衣机低42个百分点。这种状况甚至在上海也不例外。该市农户彩电和洗衣机的普及率分别低于城镇最低收入户22个百分点和11个百分点（刘建国，1999）。这种现象发生在发达地区当然不能归因于农村缺电。实事上，除了农村社会保障薄弱之外，城乡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环境和消费心理都存在巨大差异，它们是农村消费率远低于城镇的主要原因。因为消费不仅是一种生理需求，而且是一种社会心理需求。城市化滞后对消费需求增长的抑制，实质是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和分散、封闭的消费环境对消费需求的抑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已有上亿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他们的收入明显提高，相当一部分人已超过城镇一般工薪者。可是由于他们未能移居城镇，因此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仍然属于乡村型。不少地区还因赌博、迷信活动引发严重社会问题。至于城镇送货下乡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局部改善，刺激农民消费的作用极有限，因为影响农村消费的社会因素依然存在。只有适时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已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口向城镇转移，实现村民消费向市民消费升级换代，才能推进城乡消费需求质和量的全面增长，有效解决工业化过程中过早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
第二，城市化滞后阻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着其劳动生产率与户均耕地数量直接相关。多年来我国农村人口不断增长，而耕地不断减少，使户均耕地日益减少。1995年农村户均耕地已降至0.41公顷，只及超小经营的日本农户经营耕地的一半。规模不经济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有时甚至绝对下降。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二元经济格局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边际生产力等于零。其实，城市化滞后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人多地少地区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甚至低于零。因为剩余劳动力过多在农村积聚，影响农业的科学化和机械化进程，降低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农业生产水平，一旦部分劳动力向外转移，农业产出不仅不减，反而因技术进步而得以迅速增长。因此，城市化滞后引发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成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深层梗阻。
城市化过程不仅是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转移过程，而且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引发劳动生产率突变和提升的过程。因为在二元经济格局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所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劳动生产率可比其先前提高4—5倍。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都与城市化直接相关。如韩国从6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经济高速发展，同期农业劳动比重从60%降至20%以下。据统计，发达国家在1820—1950年间，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关系数高达+0.997。战后这一趋势仍然十分明显。在1950—1980年间， 随着各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由28.4%提高到41.3%，其中发达国家由51.8%提高到70.7%，可是同期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一直徘徊在19%上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肖灼基，1992）。这是当时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很大程度得益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包括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和90年代的民工潮。虽然因户籍制度障碍，城市化未完全到位，但是2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无疑是我国这一期间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实践证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不仅是劳动者自身技能的提高过程，而且是劳动者在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过程。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恰恰在这方面起着相反的作用。
第三，城市化滞后妨碍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石。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内靠农业专业人才和资本积累，外靠市场需求不断扩展，城市化滞后对此也起着相反的作用。从农村内部看，过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导致农业副业化，农业专业人才极难产生。即使培养出来，也缺乏用武之地。农户经营规模狭小，资本积累缺乏源泉。即使拥有较多资本，受农地规模限制，也不可能有较高效益。从外部看，城镇人口比重过低，农产品市场扩展困难。就如现在那样，三个农民供应一个市民，农产品需求相对狭小。农业一丰收就难卖，一歉收缺口却很大。农民“既盼丰收，又怕丰收”；政府则老是处于“因歉收而担忧，因丰收而尴尬”的境地。因此，用大视野审视农业问题，只有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扩大农产品需求市场，农业产业化才有光明的前景。
第四，城市化滞后阻碍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
各国城市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建设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毫无疑问，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会产生城市就业、住房、治安、环境等诸多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简新华，1997）。从某种角度看，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也就是这些问题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阻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建设就缺乏动力和压力。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建设普遍停滞不前，就与阻碍农民进城直接相关。表面上看，这是减轻城市负担，其实是扼制城市发展。因为城市只有达到相当规模，才能产生积聚效应，对周边地区有较大的辐射功能。除了少数特大城市，一般城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随其规模增长而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城市数量已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目前的668个，小城镇已由1978年的4600个增加到目前的18400个，城市经济繁荣，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很大程度得益于外来人口、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渗入。实践证明，以开放和发展的观点对待农村人口转移，是城市建设跨上新台阶的必要前提，对外开放只有与对内开放（城市向农村开放）相配套，才能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第五，城市化滞后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发展
城乡人口比例是一、二、三产业运营比例的基础。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30%稍多，低于同收入组别国家近20个百分点， 很大程度是由城市化滞后造成的。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仅为第三产业提供了市场，而且为其发展提供了劳动者和经营者。不少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能被现代工业部门吸纳的数量越来越少，大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以商业、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这些行业市场需求广，资本和技术要求低，易于进入（哈特，1971）。因此，城市化滞后必然使第三产业发展也滞后。这种双重滞后的事实提醒我们，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仅仅局限在城市范围，而必须与城乡人口结构调整联合部署。这样既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又能促进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预言，扭转城市化滞后局面之日，才是第三产业大发展之时。
第六，城市化滞后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
国民素质是决定国力强弱的主要因素。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素质有了明显进步，但是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据统计，目前我国国民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尚不足5年， 全国文盲半文盲总数在2亿人以上，其中12—15岁的青少年中10.2%是文盲，15—19 岁人口中有一半没有受过初中教育（赵红光，1998）。这种状况显然与城市化滞后导致农村人口比重过大相关。因为农村的教育、文化、信息、医疗、保健和娱乐等公共服务系统明显不如城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到44%，小学文化程度占37.2%，相比之下，城市已基本普及9 年制义务教育。城市化滞后在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同时，使这部分人难以分享城市公共服务，其素质自然难以达到城市的水准。
毋庸置疑，我国提高国民素质的战略重点在农村，但是难点也在农村。如1995年，我国仍有30.5%的村庄未通电，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在短期内难有根本改观。加快城市化进程则不同，允许并鼓励已从事非农产业、有可靠收入的农村居民及其家属移居城镇，使他们分享城市文明，并不要国家多少投入，而人们的素质包括他们子女的教育，却可以因环境的变化得到迅速的改善。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七，城市化滞后影响环境保护和治理
防治环境污染是各国工业化面临的共同课题。我国政府重视环保工作，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大气污染居高不下，水质污染明显加重，工业废渣与日俱增，噪音污染日益扩大，环境质量整体还在恶化，趋势令人担忧。城市化滞后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农民进厂不进城”，乡镇企业布局分散，防治污染成本相对较高，这些企业防污治污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又相对较低，环保监管也难以到位，所以客观上给防污治污增加了难度。据环保部门统计，近两年关闭的6.5 万家治理污染无望的企业大多数是乡镇企业。加快城市化进程，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工业小区集中，有利于加强对企业排污的监督，有效防止和控制污染，同时还能通过集中治污，降低企业治污成本，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行不悖。
第八，城市化滞后影响建设用地的集约使用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1.59亩，相当于世界人均3.75亩的42%，节约使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城市化滞后却阻碍着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使用。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建设用地逐步扩大，农村人口若未相应向城镇转移，必然导致城市建设用地粗放使用。如从1986年至1996 年，我国平均每年净减耕地750万亩，城镇建设用地从3266.7平方公里增加到4905.1平方公里，即建设用地增加了50.2%，但是同期城市人口比重提高缓慢，因此目前城镇人均用地已突破国家规定的120平方米上限，达到133平方米，城市容积率仅为0.3左右，40%以上土地属于低效使用，5%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周永康，1999）。1997年全国商品房闲置面积达7038万平方米，1998年底又增加到8000多万平方米，这些都与城市人口控制过严相关。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因村民居住分散，人均居住用地大大高于城镇（现已达到182平方米），导致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居高不下。 乡镇企业布局分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土地利用率也明显不如城市企业。总之，城市化过程既是城市规模扩大过程，也是建设用地使用的集约化过程，从切实保护耕地，节约使用每寸土地出发，必须使城市化与工业化相适应。
综上所述，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种种消极影响。当前我国在生产、消费、人口、环境和土地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无不与城市化滞后相关。当务之急是明确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巨大战略意义，通过制度创新，尽快扭转城市化滞后局面，以此为枢纽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定将使城乡建设在世纪之交出现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