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新发展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以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的非凡胆略和创造精神，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如何建设这样一个执政党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党的思想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倾注了极大精力，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建设理论。
第一，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科学概括，为政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引导全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率先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页，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强调用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批判“两个凡是”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他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而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是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才得以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在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基础上，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更主要的是获得了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国社会“历史方位”的确定，为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而党的政治路线的确立，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实现这一任务的根本保证与必由之路，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方向，同时也使党的建设有了遵循——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开展自身建设，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不走样。
第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大贡献。在我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如何夺取革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新时期的伟大社会实践必须要有新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为统一全党思想、加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而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引向了胜利的征途。
第三，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党和政府愈实行各项经济改革的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十多年来， 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理，作了创造性的新发展，对我们党在新的严峻考验面前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和共产主义纯洁性，担负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二
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邓小平提出，新时期的建党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坚强核心，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
第一，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如何建设一个坚决贯彻这条路线、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领导重任的党，便尖锐地提到了全党面前。而建设一个好的党，首要的问题，就是党的建设目标和指导思想问题。
党的建设的目标是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正因为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从而把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建党目标，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国之后，执政党建党目标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文化大革命”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指引下，总是把党的建设同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系，把“五十字建党大纲”作为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方针。因为这个建党大纲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违背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违背了时代的要求，因此它在实践中，不仅未能加强党的建设，反而使党的建设各个方面遭到了削弱和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1980年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 要求全党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重大问题。十二大以后，当党完成了拨乱反正，确立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总任务后，1983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 ）从而正确回答和解决了党在新时期建设目标上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政党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准确地鲜明地确立了执政党的建设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邓小平在确立党的建设目标的同时，还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即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他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页。）“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内在联系。按照这一指导思想，要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作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形成“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新格局，党建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必须以基本路线的精神改革党建工作中不适应的地方，并以贯彻基本路线的成效来检验党建工作。
第二，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
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中心是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和思考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既经历了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也经历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深刻批判。在这一系列具有关键意义的历程中，党内外都曾出现过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和思潮。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268页，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且领导全党同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了把坚持党的领导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主张削弱党的作用、淡化党的领导的错误，坚持和巩固了党的领导。
鉴于十年内乱给党留下的严重创伤，并根据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全新的事业，邓小平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着力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任务。1980年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崭新概念。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后的十多年中，邓小平就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对新时期党建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邓小平关于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思想：（1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即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活动必须遵循和依照法令和法规行事。（2 ）正确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改进和完善党对国家的领导内容、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3）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4）建设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党员队伍， 发挥广大党员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邓小平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创造性的贡献。
第三，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增强党内团结的新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理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科学分析党内矛盾的性质，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解决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针对我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他指出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解决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正因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不仅坚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特别重视纠正“左”的错误，保证了全党认识和行动的一致，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
在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正确思路，要求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的干部队伍。
干部队伍建设是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关键。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第一，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是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党的组织建设的重大贡献。针对当时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知识和专业结构不合理，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状况，邓小平在1980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组织上迫切需要培养、发现、提拨、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制度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对干部“四化”方针的内容作出了完整的概括和表述。他说：“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要革命化，所以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634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二，邓小平强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把人民公认、执行基本路线、有政绩这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用人标准，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统一。是对党的用人标准和干部路线的新发展，为新时期选拔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制定了一条新的正确的路线。
第三，邓小平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主张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并率先垂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干部队伍老化和青黄不接的现象，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过渡性的措施，创造性地提出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1 ）建立了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机制；（2）建立了顾问制度；（3）建立了退休制度。同时，邓小平以实际行动带头破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和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四
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提出了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党风建设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以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奢侈浪费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逐步滋长蔓延开来。惩治腐败，就成为新时期邓小平党风建设思想的主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就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歪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讲了十多年，抓了十多年， 结合斗争实践，阐述了克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方针、原则、方法和途径等，形成了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思想体系。
第一，消除腐败现象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消除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他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我相信，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
第二，惩治腐败，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党风和廉政建设，惩治腐败，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坚持”和“持久”的方针。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既要抓紧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把夺取阶段性成果与长期作战相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第四，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要使群众拥有和掌握实行监督的形式和渠道，惩治腐败透明度要高。加强权力监督的一个根本措施，是依靠领导制度建设：其一是权力划分监督，明确地划分权力，并加以限制，是权力制约的前提；其二是权力使用监督，从制度上加强对权力滥用的监督。同时还要加强反腐败教育，“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
五
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密切相关，成为新形势下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相适应的党的建设的一条新路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借鉴历史经验，结合新的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提出了制度问题对于全党来说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崭新思想。
重视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建党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遭到削弱和破坏的教训，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
第一，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必须坚持和健全。
第二，深刻揭示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三，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思想。强调必须坚持“四个服从”，而“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四，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避免决策失误，克服决策报告过程中无人负责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还提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途径，即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使其制度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的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防止十年内乱重演的办法，防止党内个人专断现象出现的办法，不应该仅仅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中去找，而应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中去找。制度问题不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一切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强调要注意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化、规范化。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级党委的民主科学制度，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制度、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紧紧把握住了时代特征，认清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制定了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路线，使党的建设的思路与时代脉搏、与中国实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在为党的总任务服务的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得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为我们展现了研究新时期党的建设的观点和方法：立足于从新时期党的任务特点出发，立足于从执政党特点出发。通过对国际环境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和机遇的透彻分析，通过对建国40多年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通过对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的展望，思考出党的建设理论的新路子，创造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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