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伦理在18—20世纪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正教论文,俄国论文,伦理论文,效应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3-0280-08
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人们开始更加深入和广泛地探讨制约和影响现代化的多种因素，以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向更高层次发展。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作为传统因素——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从总体上说，它影响到世界上各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但影响的程度、维度、持续的长度不同。目前学术界在探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现代化成功的经验时都充分肯定新教所起的积极作用。就俄罗斯民族来说，它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861年改革，而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确立为国教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东正教，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拟探悉东正教伦理在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功能和所发挥的作用。
宗教自产生之日起，就开始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履行其社会功能。它通过教规教义和组织活动来影响人，确定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对由人建立的社会和国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统一的基督教会也就分裂为西方天主教会和东方正教会。与此相适应，也就出现了西方天主教伦理学和东方正教伦理学。东正教伦理学承袭了东派教会的道德神学思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和“新的世界基督教中心”，东正教伦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发展。
东正教伦理学思想是以地缘政治、村社传统制度为存在基础的。一方面在地理环境上，俄国缺乏西欧环境的多样化，单调的平原必然使东斯拉夫居民从事单调的职业，容易造成习俗、道德风尚和信仰的一致，特别是俄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天然的防御屏障，易受外族人侵袭，加上俄罗斯统治者为争夺出海口而进行的多次对外战争，使俄国人产生了一种极易受伤害的心理和紧张情绪，这样，专制统治成为管理人民的最佳方式、绝对服从成为俄国社会生活的常规。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也就自然是具有保守传统和中央集权的国家。基于这种特殊地缘政治基础上的俄国成为一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国家，“它注定要进行文明的选择，并由此而产生社会历史不稳定性这种危险。为了克服这种不稳定性，俄国往往需要超强的整合机制，它们要么以意识形态形式出现，要么以帝国的形式出现，目的都是为了战胜离心作用力”[1](第9页)。另一方面，俄国土地公有私耕的村社传统以及农民对救世主和好沙皇的期盼，使东正教适应了俄国农民的精神需要。从15世纪起俄国农民一直被称为“крестьянин”，它源之于“христианин”(基督徒)。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凭智慧理解俄国不行，对她不能用一般尺寸，只有信仰赋予她生存”[2](第284页)。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探悉东正教伦理学思想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体现。
一、“第三罗马”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使命——救世主观念
救世主观念即弥赛亚说：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神即宇宙精神。东正教自命为基督教之正统，因而理应成为普世教会之中心。俄罗斯东正教会在1888年纪念皈依东正教900年时，曾在致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信中说道：“只有东正教才能把上帝的话那甜蜜的源泉供给那来到东正教目前的人饮用，因为只有东正教保有了它所接收的神圣教义，并且将保持其不变，直到一切时代的终结，决不作些微的增加或删减，因为它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上帝的灵长驻在它体内，保持它不犯错误。”[3](第84页)自15世纪以来，俄罗斯东正教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并努力营造新的东正教中心。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也的确成为所有东正教的核心。这一事实表明，一方面，“第三罗马”学说开始使俄国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大家庭，但它又使俄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独立性，即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怀疑与排斥，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习性成为基督教真理的标准。“应该祈祷和信仰，不假思索地继承先辈的传统。它不再需要向别人学习，在信仰方面再也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借鉴，而只是小心翼翼地保持已接受的宝贵财富。谁爱几何学，在上帝面前就是亵渎了上帝。不传播希腊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读天文学家的空泛谈论，不同聪明哲学家在一起，不把哲学放在眼里；学习神赐的法律书籍，尽可能清除我有罪心灵的罪孽。”[4](第2卷，第292页)这种观念使得俄罗斯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持怀疑、恐惧乃至抗拒的心理，俄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都由国家军事防御力量的落后而迫切需要西方技术改进所诱发，但许多改革的结果只是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而无深层次政治制度方面的根本变革，如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只是“俄国的贵族逐渐习惯了使用欧洲的制成品及奢侈品。俄国进入舞场较晚，也就不会很快走出来。蔓延40年的奢侈之风使帝国农业凋敝、为数不多的制造厂和工场沦于萧条，一蹶不振。”[5](第535页)18世纪以后，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使命的驱使下，形成了知识分子意识中强烈的特殊历史使命感。俄国知识分子不断探寻着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万恶的农奴制是应当消灭的，但是，资本主义也是罪恶的，资本主义也不能实现正义。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历史的发展的独特性在于东正教和村社的永恒存在。“俄罗斯民族负有实现社会真理、人类友好情谊的使命。所有的人都指望俄罗斯避免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恶，绕过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甚至所有的人都想：俄罗斯的落后状态恰恰是它的优势。俄罗斯人在农奴制政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竟然能够成为社会主义。”[6](第245-246页)从十二月党人、恰达耶夫的历史哲学、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运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在探寻俄罗斯发展的特殊道路，热烈宣传和推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式的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即消灭农奴制，又避免资本主义；它是世上千年王国的实施；它是人类未来的共同道路。
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三罗马”的学说成为莫斯科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思想基础，“莫斯科王朝是打着救世主旗帜汇集形成的。归顺沙俄取决于对真理的东正教的信仰。”[7](第22页)即由东正教俄罗斯的政治成就和东正教东方的政治不幸造就了俄罗斯人傲慢、自负情绪：东正教俄罗斯是世界上基督教真理、纯正东正教的惟一体现者和捍卫者，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俄罗斯帝国的强大才能使基督教复兴，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光大。再加上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与俄国的殖民扩张同步进行，国家与教会的紧密结合，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俄罗斯人等同于东正教徒。这样，使俄罗斯民族的宗教特殊使命便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起来，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意义联系起来。这种观念神化了俄罗斯帝国和俄罗斯帝王，神化了俄罗斯帝国的强盛意志，这直接导致了大俄罗斯主义的产生。历届沙皇(伊凡四世、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二世等)无不怀有这种意识并充分利用这种意识，把东正教作为帝国强盛的旗帜。他们扩张领土、穷兵黩武、干预欧洲革命、追求世界霸权，都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如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则以正教的姿态训斥信奉新教的欧洲，“都应皈依希腊正教，以防卫非宗教的、不道德的、无政府主义的、卑鄙的、恶魔般的瘟疫”[8](第372页)。在18世纪的北方战争时，彼得大帝为俄国夺得了出海口，仍不忘这是“东正教的赐予”，“要感谢万能的上帝，感谢他赐予我们同瑞典之间实现了有益的和持久的和平。”[9](第272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出于自保和防止战火东延的需要建立的“东方战线”，以及在冷战时期，苏联为了抗衡美国，从热核竞争走向宇宙空间，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和“监护人”。诚然，它在一定时期和在一定程度上对华沙成员国起了保护和支持作用，但是，“从‘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王国，以后变成为帝国，最后则变成为第三国际”[6](第9页)。“这些过去的残余和流毒像重锤一样挂在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的身上，存在于他们本身意识中和部分苏联人的思维中，妨碍他们从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中摆脱出来，使他们不能有效地同‘冷战’、同军备竞赛和实力对抗政策作斗争”[10](第231页)。苏联从其血液中固有的东正教的“救世主”意识和“大俄罗斯主义”精神去干涉、控制，甚至镇压不听指挥的成员国(苏南冲突、中苏冲突)，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对苏联模式的强制培植，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特别是为了保持在核军备竞赛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实行赶超型的军事经济体制，俄罗斯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可见，十月革命产生的“救世主”说，把一个民族抬高、使之高居其他民族之上的民族主义的“救世主”情结，不仅来源于苏联统治集团的信仰和对此信仰的宣传，而且来源于苏联国内接受并拥护革命的那部分居民的思想状态，苏联人们某种深层的、已经变得及其稳定的感情和情绪。
二、王权凌驾于教权之上
西欧的教权与王权是二元化的，东正教的教权却一直处于王权的支配之下。1395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安敦尼在给俄罗斯大公瓦西里的信中说：“这个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具有至高的地位，……教会和皇帝具有一种伟大的统一性，同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不可能被相互分隔开来看来。”[11](第111页)教会与皇帝的这种“伟大的统一性”就体现在教权服从于王权，其后果是教会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而且在人们精神上培养了这样一种观念：东正教无限专制君主制是多民族的俄罗斯最合理的国家政体形式，是惟一能够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及冲突的体制。“东正教沙皇是被上帝抹过圣油的人，沙皇的言辞是绝对正确的法律规范”[12](第77页)，“对上帝的祈祷转变为对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沙皇的祈祷。而获取沙皇赐予圣物以及对神赐圣物(后来世俗化为勋章、武器和有价值的赠品)的顶礼膜拜是俄罗斯国民对上帝最虔诚的信仰。”[13](第8页)这种主张与村社农民的“沙皇是公社之父”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在俄国形成了“沙皇不仅要管理国家，而且要拯救灵魂”以及“专制制度、东正教和民主性”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此格局使俄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没有触及到沙皇专制这一牢固的政体基石，改革由于沙皇的坚决不让步而走向了反改革，反改革的结果终于引发动乱或革命，最终的结局还是更加强化了专制的沙皇政权，所以俄国在20世纪初还保持着欧洲惟一的绝对君主制政体。
就东正教本身的改革来看：在俄国东正教始终是沙皇政府特殊关爱的对象，基本上是一直处于沙皇政权的控制之下的。由于俄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政权与东正教会之间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和谐关系。虽然东正教内部实行以神法为基础的独立管理体制，但教会事物的最高决策者仍是世俗当权者。它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改革，但始终是在沙皇授意下或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俄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教会改革有：伊凡四世时期的“百章议会”、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尼康的教会改革、彼得一世的教会改革和彼得三世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的教产还俗、1861年“大改革”时期的教会改革、20世纪的教会革新运动。
与16世纪初西欧的宗教改革相比较，俄国的教会改革的排他性、保守性更为明显：一是自上而下、在沙皇政府控制下进行，而未像西欧国家那样，宗教改革是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并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发展成为一场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二是没有社会观念和意识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仅仅注重了外在的教会机构管理的变革，俄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教会大学，俄国东正教也不会发展任何研究世俗学问的机构，东正教会没有出现西方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新阐释的经院哲学家(像托马斯·阿奎那)，俄国东正教会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保存，而不是发展或寻找真理。俄国东正教神学家的研究目的仅限于发挥保护基督教教义和礼仪的功能，以防止发生任何可能的革新。改革后的官方东正教虽然用一定的宗教宽容代替了对民间教派发展的不能容忍，但在观念上不像西欧宗教改革中提出的“因信称义”和“先定学说”那样鼓舞人心、具有理性化的倾向，东正教会仍然恪守古老的教规禁锢人们的思想，扼杀进步势力。三是俄国的宗教改革仅仅是国内的事情，对周边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并没有影响。四是从发展趋势上，俄国历史上的教会改革，主要有三大内容：统一宗教仪式、剥夺教会产地以及把教会纳入王权控制的轨道。俄国的宗教改革注重宗教的管理形式化，力图通过对各种宗教仪式的严格规定和整齐划一，把教徒的精神重心从繁琐的圣事转移到对《圣经》的信仰上来，从而不断强化教徒的宗教生活，解体后的俄国东正教教堂内的祈祷仪式和教规依旧繁杂和落后，显然与俄国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帝国长期从信仰这个生命之泉获得力量，这是一种反击外部敌人的非同寻常的力量；这具衰朽的躯体长时期地与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南方好战的宗教狂和中亚的野蛮民族进行斗争；但它却无法为迎接新生活而重整旗鼓和巩固自己，因为古代的那些僵硬的形式难以全面采纳基督教学说。”[1](第29页)而西欧宗教改革则强调宗教的理性化倾向。
这种观念渗入民族意识之中，形成了人民尤其是农民中顽固的“好皇上坏领主”的思想。天真的农业社会主义永远是俄罗斯人民所固有的。人民对救世主的期盼常常变成对好皇上的期盼。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常常以被废黜的帝王为旗帜来号召农民。1670年的拉辛起义就谎称已去世的皇太子和被贬的牧首尼康都在他的起义军中。1773年，普加乔夫领导农民起义时，自称彼得三世。这种“伪王”现象的出现恰恰是俄国农民心理的写照。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宗教心理在苏联时期演变为对既具有政治才能，又具圣洁高尚品德和精神力量的全知全能领袖的期盼。“一个在沙皇的皇冠荫蔽下度过了几百年的国家，很遗憾，不可能在革命后的几年内像抛弃别的专制垃圾那样轻而易举地抛弃旧的思维方式的重负。沙皇、王朝、沙皇象征物在国内已被扫除，但那种把强者、把最高统治者奉若神明的思维方式却遗留下来了。”[14](第491页)可以说在苏联时期形成的斯大林主义，过高估计个人作用，吹捧个人功绩，把斯大林的任何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一个主意赋予充满特殊、独创、无与伦比的神秘的救世主思想形式。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在苏联发行近4300万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通篇都是对斯大林“天才”、“英明”、“高瞻远瞩”的赞美。20年代苏联所有地区的行政的、生产的、文化的单位或机构都以斯大林的名字来命名。“苏联成为一个由集体决定的国家，又是一个一切事情由个人决定的国家。此做法不仅仅是神化领导人，而且是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侮辱，即人们抛弃了天上的神明后，又在地上造就神明。”[14](第396页)苏联长期存在的斯大林现象(严重的个人崇拜)无疑是俄罗斯人民多少个世纪以来闭塞、愚昧东正教信仰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上劣根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对身在首都的统治者无所不能的非理性的信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加以选择的原理(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奉为经典，然后得出我们今天坚决谴责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恺撒主义的变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反常现象[14](第1308页)。“很难推动我们，而一旦我们动起来了，我们就会在善良与罪恶、真理与谎言、民智与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到极端。”[14](第1418页)此结果最终导致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践踏，农村集体化运动强制性的推行，1938——1939年血腥大清洗的出现。
三、东正教伦理造就了俄罗斯人逆境中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和群体意识
东正教比西方基督教世界更加重视普遍的修道生活。在俄国，很早就流行着一种习惯：人在暮年或临终前要落发为僧。古代罗斯的君主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临终前落发当修士。“壮年时打家劫舍，现在该拯救灵魂”——为超度灵魂而作捐献是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最为神圣的义务[4](第3卷，第264页)。最为普遍的圣徒是苦行僧、“圣愚”(如20世纪初俄国的“普拉斯廷现象”)。教徒通过修道生活，一方面可以缅怀昔日的殉道者，使教徒保持着自我牺牲精神的活力；另一方面，可以在修道院通过祈祷，以追求完善境界来帮助社会，使人人得救，培养教徒的群体意识。这样与俄罗斯村社制度培养出来的集体主义心理——“人人为大家”相吻合。俄国斯拉夫派的代表阿·霍米亚科夫把它称之为“共同性”(聚合性)原则：“是教徒们在共同理解真理和共同探索拯救之路的事业中以教会为基础的自由统一，是以对基督和神规的共同之爱为基础的统一。东正教的教规教义应由教会的所有成员共同维护。”[15](第55页)“共同性”(俄语中教会собор即聚合性)原则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哲学的核心因素，成为俄罗斯民族群体意识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
历史的实践证明，一方面群体意识有助于俄罗斯民族凝集力的加强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许多东正教徒自发地组成“忘我精神小组”，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在俄国开发西伯利亚的东部拓殖运动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且在此精神感召下，19世纪被称之为“在精神上自由、六根清净、永无休歇地寻找未知之城的孤云野鹤、云游派教徒式的”[1](第31页)。俄国知识分子发动了“民粹派运动”，由于脱离俄国现实而失败，但他们到农村去，希冀教育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的精神永世流传。尤其是纵观俄罗斯科技发展的历程，从彼得大帝时的战舰到苏联的航天航空工业和核技术的发展，苏联仅用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一二百年的历程，在数学、核动力学、天文学等基础理论学科，以及在航天航空工业、可控热核聚变技术方面的世界先进水平，无不闪烁着俄罗斯科学家的艰苦探索精神和竞争图强的集体主义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人民的忍耐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反映在30年斯大林极权统治下，“斯大林滥用权力造成的一幕幕悲剧没有使社会主义理想完全失去吸引力。”[14](第26页)只拥有最起码、维持生计必需品的苏联人民仍然以前所未有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性的劳动英雄主义(如斯达汉洛夫运动)、对1917年所选择道路的正确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坚信不移。“他们那种能征服一切的忘我精神和高尚的公民责任感，虽然往往带着个人迷信的色彩，但却正是十月革命和对正义事业和美好未来的信念所培育出来的巨大社会潜力。”[14](第411页)30年代末苏联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工厂、道路、城市、文化宫、疗养院、医院、学校、实验室，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苏联从一个只有木犁的国家变成了拥有原子弹的强国”[14](第692页)40年代，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发扬了难以置信的、近似奇迹的自我牺牲精神(如苏联劳改营里的囚犯专家在18天内研制了Д—1型152毫米榴弹炮，在18个月设计出了76毫米大炮)[14](第776页)，全力以赴，浴血奋战，内迁了1523个工业企业[14](第910页)，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一方面，形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缺乏个性的集体性，个性在机械的集体中到处受到扼杀。在这种具有女性化、生物集体体温的宗教信仰中，“俄罗斯民族大多数懒于在宗教方面攀升，它的宗教信仰像平原，而不像高山；较之个人的宗教历练，较之牺牲民族自然生活的温暖和舒适，集体的约束会让它感到轻松些。这就是使俄国宗教民族化的民族土壤。”[1](第268-269页)这种群体意识，排斥科学、理性和个性，排斥世俗功利主义行为和竞争意识，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改革活动持否定态度，形成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鄙视和严重的轻商抑商传统，并由此产生了俄罗斯人的反犹和排犹情绪。尤其是在苏联时期，所谓的“民主”机制长期无视个人利益，谈论具体个人的利益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共同的事业完全吞没了每个人。一个工人尽管搞成功一项能够创造上百万利润的发明，但是可以不发给他几千奖金，惟一的原因是这给一个人“太多了”。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使国民养成了依赖国家和等待任务的被动心理，缺少刺激机制的平均主义原则无法激起人们的创新欲望，这样使俄罗斯民族在苏联解体后极不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致使俄罗斯经济体制的转规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步履艰难。难怪西方学者认为：“许多俄罗斯人在其社会主义崩溃后开始把宗教作为替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选择，但他们因接触到保守的正教观念又感到失望”。他们把俄罗斯东正教称为“反现代主义的宗教”[16](第17页)。
这种群体意识还体现在东正教伦理学主张对内和平，对外反对侵略。每遭外敌入侵，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人信仰的载体在国民意识中就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在对内和平上，在罗斯封建割据时期，教会人员是各内讧王公的调停人，他们把维护社会安定当做自己的天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家经济不景气，人民生活困苦的条件下，东正教所倡导的以温、良、恭、俭、让基督教美学道德依然是信仰东正教俄国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依然被东正教徒视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道德准则。如东正教谴责吸毒、贩毒、酗酒、卖淫及嫖娼等社会丑恶行为；东正教还设立专门的慈善机构，管理全国的慈善事务。在当今医疗服务商业化的形势下，莫斯科牧首区附属中心医院仍是一个提供免费诊断和医疗的机构。1993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总统和议会的矛盾冲突中，发挥着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和事佬的作用。1995—1996年在车臣问题上，东正教会主张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为。这些美德对于净化俄罗斯国民的心灵、道德水平和安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此赢得了广大下层教徒和非教徒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对外反对侵略上，东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成为俄罗斯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蒙古鞑靼人长达240年的统治时期，东正教神职人员积极与王公共商国事，并通过布道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还将勇抗侵略者的将领——诺夫哥罗德王公“涅瓦王”亚历山大和莫斯科大公“顿河王”季米特里列为“圣人”，由此强化了罗斯人的民族凝聚力。在历次对外战争中，许多军团中的东正教神甫不仅用“为基督而战”的祈祷仪式在战壕中号召士兵勇敢杀敌，而且身先士卒、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在1812年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中死伤了约50名神甫，在克里米亚战争和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死伤了约30名神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了约2000名神甫[13](第144页)。许多修道院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慷慨捐资，有的还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堡垒。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爆发的当天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谢尔吉就发表了告全国东正教徒书，号召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拿起武器，为保卫祖国而战斗。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作战队和“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参加了敌后游击队或为游击队提供后勤援助[17](第57页)。可见，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东正教信仰是作为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力量出现的。
四、博爱和人道主义的色彩
东正教较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上帝之爱和人道主义传统，特别是植根于俄罗斯村社特殊土壤中的东正教对上帝救赎人类和“爱上帝、爱邻人、甚至爱你的仇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皆为兄弟”的精神，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者的同情和怜悯等，这与俄罗斯村社农民的人道主义吻合为一，它们都是一种泛爱主义。这些在乡村广大低级神职人员的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处于农奴制压榨下的贫苦农民很容易接受这种带有原始基督教特色的东正教。此外，由于俄罗斯村社实行“连环保”，国家征税“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东正教教导教徒爱上帝、爱邻人，“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村社的农民甚至可以为公社的犯罪人代为承担他承担不起的罚款，这两种泛爱主义的结合，使得俄罗斯人把“苦难”、“不幸”与“罪”混为一谈，这样对统治者来说便于统治，但这种平均主义思想使俄国农民的分化过程很慢，这自然压抑了生产力的提高。
再者，东正教伦理造就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诞生于18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也不是特别有知识的，而是“如同僧团或者宗教流派，有自己独特而有偏执的道德标准，有乐善好施的人生观，有特殊的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甚至还有特殊的外貌，是一种思想体系上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6](第8页)。他们是俄罗斯文化的奠基者，东正教会是俄罗斯史学、文学的组织者，修道院是最早的修史中心，教士和修士是最早的史学、文学、戏剧、游记和艺术理论的创立者和传播者，教堂建筑是俄罗斯艺术的集中体现。俄国的知识分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被一种东正教的社会伦理思想联合起来，“与现实不和、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是知识分子的特点。”[6](第26页)东正教的伦理使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思想充满了神圣感，他们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视为上帝的感召，并从而产生出坚忍不拔的精神；远离充满恶的世界、禁欲主义、勇于牺牲和忍受苦难。从拉季舍夫开始反对农奴制，到十二月党人起义，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探索俄国的前途命运，到以赫尔岑、别林斯基等革命民粹主义者追求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这些被称之为“俄罗斯土地上的伟大漂泊者”的知识分子都是纯情的单相思者，他们虽然充满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爱恋，但却经常遭到来自上层专制君主国家的镇压和来自于底层广大农民的冷漠和拒绝，但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满怀着对俄罗斯人民的爱恋，赴汤蹈火，至死不渝。失败之后，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转向了文学与思考，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洛维约夫，他们的作品从宗教情绪出发，放弃为个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改造的现实主义道路，为俄罗斯寻找一条沉浸于宗教集体主义和村社精神的乌托邦之路，这样由悲观主义、神秘主义而导致了俄罗斯文学作品浪漫主义有余，理性主义不足，近代俄国文学上群星灿烂，享誉世界，而罕有伟大的哲学家。“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性的，俄罗斯文学的苦难性和人性为全世界所震惊”[18](第217页)。正如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一文中所言：“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只是由于俄罗斯历史的特殊性，使这份恋情失去了应有的缘分，肩负着东正教伦理所赋予“救世”使命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长期论战，并未给俄国寻找到一条符合俄国国情、超越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赫尔岑曾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视为具有两副面孔的、朝着不同的方向的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他们共有一颗心脏，其中涌动的是对俄罗斯的爱[19](第190页)。而且应当指出，由于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后贵族知识分子的出现，俄国社会文化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一个是建立在世袭领地基础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的统治阶级的贵族文化；另一个是建立在家长制、国家主义、肤浅的功利主义、社会乌托邦和世界末日论基础之上的社会下层的农民村社文化。文化的分裂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价值观的极端化和对抗，其结果引发了社会的多次动荡[16](第270页)。
五、结论
综上所述，俄罗斯人民的心灵是东正教会培育出来的，俄罗斯人也是带着这个传统因素去开始他们的现代化进程的。俄国地域上的东西方(欧亚大陆Евразия)矛盾和东正教伦理的双重效应，似乎形成一个十字交叉，使俄罗斯民族永远背负着这一沉重的十字架，俄罗斯民族始终有一种文化上无归属的困惑。这种双重效应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上体现为：他们既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的民族(巴牯宁的无政府主义)，也是最崇尚专制国家的民族；他们既是最富有自由、漫游本性的民族，也是最富集体主义的民族；他们既是勤奋坚强的民族，也是最有依赖性和惰性的民族。而且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负有“救世主”历史使命感的俄罗斯民族大胆尝试，为人类社会创建了一个崭新和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俄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根植于东正教伦理道德之上的落后、保守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传统性与现代性较量中始终据于优势，东正教伦理道德的劣根性作为一种负面因素延缓了俄国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再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借鉴性、不成熟性，最终使俄国现代化道路步履艰辛，俄罗斯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层次对苏联的解体一种阐释。
收稿日期：200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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